朱東安: 從三份歷史文件看庚子之戰的性質與起因1

　　摘要:這裡所說的三份歷史文件，主要是指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清政府發給各省督撫的關於和戰問題的《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總理衙門送交各國駐華使館的《照會》和此前一天同文館教習丁韙良送交各國公使「核覽」的《條陳》，對它們進行辨析和考察清歷光緒二十六年即公元1900年，以中國干支紀年為庚子年。這一年西方列強組成八國聯軍打進中國，義和團與清朝軍隊進行了堅決抵抗，表現出中國人民不畏強暴、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和永不屈服於異族壓迫的偉大精神，迫使帝國主義不得不放棄瓜分中國的圖謀，繼續維持清王朝太后訓政的政治體制和中國的半獨立地位。對於這些問題，中國大多數史學學者似乎已基本沒有太大的分歧，但對於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具體問題，如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根本政治原因與具體時間、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目的等，還仍存在著不同見解和含混不清之處，尚須進一步加以考辨。這裡所說的三份歷史文件，主要是指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清政府發給各省督撫的關於和戰問題的《上諭》、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總理衙門送交各國駐華使館的《照會》和此前一天同文館教習丁韙良送交各國公使「核覽」的《條陳》，對它們進行辨析和考察，有利於弄清上述一些尚存歧見的具體問題。

　　一

　　最近閱讀有關義和團運動的一些著作、論文、資料，尤其牟安世先生的《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林華國教授的《義和團史事考》與《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大有茅塞頓開之感，不僅許多史實為筆者所未見未聞，其中的許多道理以前也未曾想過。但遺憾的是，他們都認定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發布的「宣戰詔書」是其對外宣戰的標誌，只是在發布這一詔書的原因上存在分歧，卻都忽視了清政府此前發出的兩份重要文件，即前面提到的《上諭》和《照會》。為使《上諭》和《照會》與「宣戰詔書」格式一律，以下就把它們簡稱為「和戰詔書」和「宣戰照會」。「和戰詔書」說明了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根本政治原因，而「宣戰照會」則說明了清政府對外宣戰的具體時間。「宣戰照會」和「宣戰詔書」所申述的理由均具共同點，那就是列強海軍強索大沽炮台，而只是在發布時間和對象上，有先後內外之分。

　　先來討論《照會》與宣戰時間的問題。《庚子使館被圍記》的作者朴笛南姆威爾稱這封《照會》為「哀的美敦書」，「由總理衙門遞來」，「共十二封，由中國政府之差役匆匆分送十一國使館與關稅處，其先尚秘不示人，然不久人人皆知」。並評論道：「觀此是海軍之要求，中國必已拒絕，史統領與天津租界必已遭難，故有此舉。今戰爭已開，從此非拳匪之事，而為政府之事矣。」[1]各國公使曾要求清政府展延撤離期限，清政府不許，還因此發生親赴總理衙門交涉此事的德國公使克林德歸途被清軍殺死之事。迨及限期已過，即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下午，原來奉命保衛各國使館的清朝中央警衛部隊，榮祿親自統帶之武衛中軍與董福祥統帶之武衛後軍，就開始對之發動圍攻。可見，無論從事實上還是使館人員的認識上，都說明這個《照會》是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正式文件。

　　從《照會》的內容看也是如此。《照會》稱：「為照會事：現據直隸總督奏報，稱本月二十一日，法國總領事杜士蘭照會內稱，各國水師提督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將大沽口各炮台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即當以力佔據，等語。聞之殊為駭異。中國與各國向來和好，乃各水師提督遽有佔據炮台之說，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現在京城拳會紛起，人情浮動，貴使臣及眷屬人等在此使館情形危險，中國實有保護難周之勢，應請於二十四點鐘之內，帶同護館弁兵等，妥為約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以免疏虞。除派撥隊伍沿途保護並知會地方官放行外，相應照會貴大臣查照可也。」[2]

　　張海鵬教授曾從國際法的角度，對此《照會》進行過專門研究並發表文章，認為「這個《照會》被廣泛解釋為宣戰書與最後通諜」，清政府「把各國佔領大沽的行動理解為對中國的宣戰是符合國際法有關戰爭法條款的」。至於書寫不甚規範，沒有通常宣戰書中「斷交、逐使」之說，則是由中外力量的懸殊和清政府的畏外心理所致。如果懷疑其宣戰書資格的話，而「宣戰詔書」就更不能作為對外宣戰的標誌。因為它「只是對內的，並未送達各國，而且荒唐到未指明何國為宣戰對象，從而成為一個奇怪的宣戰文件」[3]。

　　不過，有一點他沒有提及，那就是「宣戰詔書」比「宣戰照會」在時間上晚了兩天。所以，即使把它們一起算作宣戰文件的話，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時間也應從「宣戰照會」送達各國使館的時間算起，確定為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而不是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至於中外開戰的實際時間與「宣戰照會」的書寫格式不甚合乎國際規範的其他原因，則涉及這場戰爭爆發的根本政治原因與參戰雙方的目的，而這正是本文下面所要討論的問題。

　　牟、林二先生在清政府對外宣戰的時間上是沒有分歧的，且都認定「宣戰詔書」是其標誌，他們所爭論的只是導致清政府發布這一詔書的原因。林華國教授在《義和團史事考》中提出，外國駐華使館不斷增兵，西摩爾率數千洋兵由天津向北京進軍，尤其外國海軍攻佔大沽炮台，是西太后對外態度「轉向強硬」並「決定對外宣戰的主要原因」[4] 。牟安世教授的《義和團抵抗列強瓜分史》則認為，促使慈禧太后決定對外宣戰的主要原因是列強關於如何瓜分中國的四條意見，尤其中「勒令太后歸政」一條。這四條意見源於《丁教習韙良條陳》，是受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委託擬定的，並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交各國駐華使節審定，以使各國對華政策協調一致。不料，在丁韙良擬制過程中走露消息，被江蘇糧道羅嘉傑得知其內容，於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夜間遣其子密報榮祿，並由榮祿於次日晨送呈慈禧太后[5]。至於羅嘉傑究竟怎樣搞到的這份如此重要的政治情報，以及究竟是《條陳》的草稿、底稿、抄件還是經人轉述的內容大意，惲毓鼎沒有講，牟先生也沒有提。胡思敬《國聞備乘》稱：「康黨既敗，太后再出垂簾，外人頗有違言，上海各國領事因欲聯盟逼太后歸政。江蘇糧道羅嘉傑聞其謀，密告政府。」[6]好像是說羅嘉傑獲取情報的途徑不是北京的丁韙良而是上海的領事館，似乎向歷史事實靠近了一步，然究屬傳聞，難以稽考，且好像說的又不是一碼事。林教授不能接受此說，在其修訂再版本的《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一書中對牟說予以反駁，認為此說源於范文瀾《中國近代史》，牟書雖又找到丁韙良的條陳，亦仍不能成立，因為他不能證明二者是一碼事。還有一個理由林教授沒有說，不過從行文中可以看得出，那就是，為什麼西太后看到羅嘉傑的密報沒有立即宣戰？因那時還沒有接到直隸總督裕祿關於大沽炮台失陷的奏報。「6月21日，慈禧接到奏報後，立即把事先準備好的『宣戰詔書』正式發布」[7]。也就是說，洋兵是否已經攻佔大沽炮台，是決定慈禧太后是否對外宣戰的關鍵。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這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天，純屬時間上的巧合，慈禧太后在此前一天急切追問「究竟大沽炮台曾否開仗強佔」，也僅是對戰爭實際進展情況的關注，並非急等著這一信息拍定戰和決策。因為，第一，前此兩天總理衙門已經照會十一國駐華使館，限令其二十四小時內撤離北京，前此一天慈禧太后的親信榮錄就已經開始對使館的圍攻。第二，這也是林教授所知道的，「宣戰詔書」中「只提及洋兵強索大沽炮台而未提及大沽開仗」，僅用「因此詔系事先擬就」這一理由是難以解釋其中的原因的。倘若真像林教授設想的那樣，詔書中對外宣戰的理由就應鎖定在「攻佔大沽炮台」這一點上，事先擬定，專等奏報，根本不會有「只提及洋兵強索大沽炮台而未提及大沽開仗」之事。而既然發生這樣的事，那就只有一種解釋：清政府並不看重此事，作為對外宣戰的理由，「強索」與「攻佔」之間沒有原則區別。否則，即使事先寫好亦應立即改正，事關國家存亡與個人身家性命，用時間匆忙或經辦人員粗心大意不負責任，都是無法解釋的。

　　不過，我這樣講也並不表明就是站在牟先生一邊，根本不同意林教授的觀點。其實，二位講的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總的說雙方的注意點不在一個層次上，所爭論的問題雖有聯繫但卻並不完全是一回事。具體而言，就是促使慈禧太后對外宣戰的決定性因素有兩個方面，一位學者側重於政治原因，一位學者側重於軍事原因，但說的都是引發戰爭的導火線，即究竟是什麼事觸到慈禧太后的痛處，使事態的發展達到她預先設定的底線。因為，就近處說，早在慈禧太后看到羅嘉傑的密報之前一天，即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日，她就已經嚴令駐防天津的軍政官員裕祿、聶士成、羅榮光 「力阻洋兵」進京，「以符張翼等與杜士蘭約定原議。如各國不肯踐言，則釁自彼開」[8]，亮出了軍事上對外開戰的底線。因為裕祿等人已詳細奏明，洋兵蠻橫不聽勸阻，若以兵力阻禁必致中外開釁，苦苦哀求千萬不要這樣做。此時，慈禧太后已經認為這場戰爭勢不可免，故立即召開御前會議，進行戰爭動員和調整對義和團的政策，以抓緊時間在政治上做好切實準備。因而，慈禧太后召開御前會議時主意已定，只是需要在內部統一思想，讓大臣們跟著自己走，事後也好分攤責任。試想，自她掌權以來，舉行重大決策之際什麼時候聽過別人的意見？肅順、奕訢尚不在她眼中，何論他人？所以，林教授沒有錯，慈禧太后對戰和之機的把握全在各國大量調兵進京的問題上，一接到洋兵強索大沽炮台的奏報就立即決定對外宣戰，只是對是否已經「開仗佔據」一事，沒有看得十分認真，並未將之視為最後拍定和戰大計的關鍵。

　　二

　　上述分析，畢竟只是戰爭的表象，只能說明戰爭過程的正式開始，不能說明參戰雙方的真正目的，即戰爭背後起支配作用的根本原因。牟教授的看法觸到了戰爭背後的根本政治原因，但亦屬其引爆點，即慈禧太后事先劃定的政治底線。因為外國欲「勒令太后歸政」的傳說由來已久，西太后不惜一戰的決心也不是這時候才下定的。實際上，早在此半年之前，慈禧已經下定不惜對外一戰的決心，划出了政治上與軍事上的底線，即「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與「斷無釁自我開之理」，並通令各省督撫，讓他們在思想上與政治上作好充分準備，還要即時回奏，表示態度。

　　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慈禧太后在上諭中稱：「現在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爭先入我堂奧。以中國目下財力兵力而論，斷無釁自我開之理。惟是事變之來，實逼處此，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亦唯有理直氣壯，敵愾同讎，勝敗情形非所逆計也。近來各省督撫，，每遇中外交涉重大事件，往往預梗一個和字於胸中，遂至臨時毫無準備。此等錮習，實為辜恩負國之尤。茲特嚴行申諭：嗣後倘遇萬不得已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如業經宣戰，萬無即行議和之理。各省督撫必須同心協力，不分畛域，督飭將士，殺敵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於口，並且不可存諸心。以中國地大物博，幅員數萬里，人丁數萬萬，苟能各矢忠君愛國之誠，又何強敵之可懼？正不必化干戈為玉帛，專恃折衝樽俎也。將此通諭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9]

　　這個上諭非常重要，曾引起過義和團運動研究者的廣泛注意，只是未見牟、林二教授提起。通過它我們可以明白很多道理，識辨長期以來各種學術爭議中的是是非非。

　　很顯然，上諭中的所謂「萬不能允之事」，「萬不得已」、「非戰不能結局」之事，以及辛丑和談時慈禧太后殷殷下詢於全權大臣奕劻、李鴻章之外國所索條款中「有無萬不能行之事」[10]，也就是她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所諱而不言的「勒令太后歸政」一事。應該說，這是庚子之戰的根本政治原因。西方列強要「勒令太后歸政」，而慈禧太后則一反常態，堅決抵抗。對慈禧太后來說，外國要求諸事皆可退讓忍耐，唯獨此事「萬不能允」。而中國是個主權國家，「勒令太后歸政」又絕非通過外交談判可以解決，故唯一的辦法就是動用武力。上諭中所謂「脅我」二字，即指此而言。所以，我在前面所說，牟、林二教授所言皆有道理，惟所爭者卻不在一個層次上：一個在說軍事方面，即戰爭過程的起點；一個在說戰爭背後的政治動機。而他們各自的不足之處，則是林教授的說法避開了帝國主義入侵中國的根本政治目的，要以「勒令太后歸政」的形式推翻清政府，以瓜分豆剖的方式滅亡中國。而牟教授揭示出這一實質問題，但沒有說清楚「勒令太后歸政」一事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致成孤證難立之勢，令對方提出種種質疑，藉機推翻原議。就是說，庚子之戰的原因錯綜複雜，既有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也有宮廷內部因「廢立」而引起的宮廷矛盾、因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而引起的西方列強與皇太后的矛盾。應該說，帝國主義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的，它既包括帝國主義同義和團為代表的中國人民的矛盾，也包括西方列強同慈禧太后為代表的清政府的矛盾。而前一點決定了這場戰爭最後的政治結局，沒有義和團的積極參戰，沒有關鍵性的廊坊之戰，就不可能形成軍民聯合抗戰的局面和震懾敵膽巨大威力，也就不可能挫敗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然主導這場戰爭的卻是雙方政府，其調兵、宣戰、談判、簽約都是由他們決定的，所以，在這場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西方列強與慈禧太后清政府的矛盾，而且西方列強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他蓄謀已久，步步緊逼，迫使慈禧太后忍無可忍，退無可退，不得不作困獸之鬥。但歸根到底還是屬於中華民族與帝國主義的矛盾和鬥爭。因為垂簾聽政或太后訓政都是當時中國的政治體制，慈禧太后就是清政府，清政府就是當時的中國政府。所以，無論慈禧太后多麼可惡，垂簾聽政多麼荒謬，封建專制制度多麼不合理，那都是中國的內政，都是中國人自己的事，只有中國人民才有權推翻它、打倒她，外國無權干涉。倘若西方列強以勒令歸政或打倒篡權者為名發兵進攻中國，那就是侵略，那就是跟中國人民為敵，中國人民就要堅決反對。道理很簡單，變法不能輸出，革命也不能輸出，無產階級革命不能輸出，資產階級民主也不能輸出。中國人民推翻清政府，那是革命，那是歷史的進步；而帝國主義推翻清政府，那就是中國的滅亡，中國的被瓜分，不管是直接瓜分還是在偽滿洲國、汪偽政府形式下的瓜分。所以，不管慈禧太后出於什麼動機，也不管時間多麼短暫，當帝國主義以勒令歸政為名藉機滅亡中國的時候，她的個人利益與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是相一致的，她堅決抵抗的態度與做法，也是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因而，她此前此後的賣國是真的，在此期間的堅決抵抗也是真的。道理很簡單，她可以出賣國家主權、民族利益而保權保位，但卻不能出賣自己，一旦危及其自身權位，她就會拚命抵抗。這雖然大出洋人所料，卻極為合乎其一貫為人與行事邏輯。

　　三

　　自辛酉年政變上台以來，慈禧太后就牢固地控制了清朝的皇權，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女皇，直到光緒三十四年病死，在中國近代史上統治了47年。此後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發，中國帝王專制制度，也就隨著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滅亡而永遠地終結了。何況，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呂后與武曌兩位女皇，所以，她前有古人後無來者，只能算作末代女皇。不過，她這個末代女皇與末代皇帝溥儀不同，雖無其名卻有其實，牢牢控制著清政府的最高決策權，而同治與光緒皇帝則從未執掌過這一權力，始終都是傀儡。

　　咸豐十一年奕詝去世時，葉赫那拉氏只是個26歲的年青寡婦，獨霸朝綱的肅順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結果，大意失荊州，竟被她叔嫂勾結、一舉政變成功，殺掉肅順等人，推翻咸豐帝臨終安排的大臣贊襄政務體制，建立起太后垂簾聽政與親王議政相結合的政治體制。同治四年清王朝對太平天國的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太后又故伎重施，對恭親王奕訢閃電一擊，取消其議政王封號，奪回相權，廢除聽政、議政體制，從而將垂簾聽政制度鞏固下來。同治帝去世時，從清朝的利益出發，本來該立長君，按序當由道光皇帝的長房長孫繼位。而慈禧太后出於一己私念，硬拉其妹之子載湉入宮稱帝，以便繼續掌握皇權。從此，垂簾聽政成為清王朝牢不可破的政治體制。

　　清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個人專製程度最甚的兩個王朝之一。明代以前雖行專制體制，然皇帝之下尚有宰相充任政府首腦，掌管著很大權力。故呂后、武則天行政、用人多依賴宰相，社會穩定，經濟發展，但其權力也受到一定限制。而明清以來皇帝吞併相權，以國家元首兼政府首腦，直接掌管六部，權力更大，專制更甚，國務操勞亦更重。所以，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咸豐帝面對生死存亡的壓力，不勝繁勞，不得不分出手中的相權，使肅順成為無名有實的當朝宰相，任由他專橫跋扈，揮斥一切。慈禧太后之所以要政變殺人，就是因為肅順等人反對她垂簾聽政。然奕訢上台後位更尊、權更重，更是名副其實的宰相。對此她看在眼裡，恨在心中，但因戰爭期間尚有賴於奕訢替她辦事，不得不強自忍耐。而當戰爭一旦告一段落，便立刻動手，奪回相權，恢復舊制，使自己成為一個擁有全權的皇帝。所以，她的為人可用四個字來加以概括，那就是「嗜權如命」。

　　不過，慈禧太后也有一個難題，那就是小皇帝會一天天長大，一旦成年、大婚之後，就要親政。到那時，雖不願交出大權，也只能暗中操縱，不可過分明目張胆。而小皇帝往往也想掙脫羈絆，有所作為，或過把皇帝癮。這樣，真假皇帝、後帝母子之間的摩擦，也就成為不可避免之事。倘一旦發生政治分歧，事關皇朝命運，也就不僅會有爭權奪利的鬥爭，還可能反目成仇，勢不兩立。同治帝與慈禧太后畢竟親生母子，況親政時間太短，無所作為，故未見他們之間在政治上鬧出什麼大的風波。而光緒皇帝就有些不同了。他4歲入宮，16歲親政，面對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勢，更有師傅翁同龢忠心輔佐，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以逃脫「亡國之君」 的命運。而在慈禧太后眼裡，他不過是自己腳邊的一隻小貓，乖乖聽話是正經，懂什麼治理國家？所以，甲午和戰之爭也就算了，而支持康梁變法則必將「動搖國本」，豈容他「任意胡鬧」？況又隨之扯出皇帝「密詔」和意欲囚禁太后之事。因而，變法百日，慈禧太后即乘機出擊，搜捕康、梁，殺掉六君子，囚禁光緒皇帝，並開始醞釀廢立問題。不料，這一下可惹出了大麻煩，不僅握有軍政實權的地方疆吏反對，洋人也插手干預。

　　四

　　自戊戌政變以來，慈禧太后曾先後兩次欲行廢立之舉，並為此進行了一系列準備活動。請看《清實錄》與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中有關廢立問題的記載：

　　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六日（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宣布自即日起臨朝訓政。

　　同年九月九日（10月29日）世間傳言，太后擬行廢立，以慶親王奕劻之子繼位，榮祿等力持不可。

　　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899年1月9日）清廷宣布，光緒皇帝因病停止年內及明年正月應行升殿及一切筵宴活動。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1月22日）清廷宣布，光緒皇帝因病未愈，派奕劻代享太廟。

　　同月十七日（28日）慈禧太后連日召見溥字輩幼童十餘人，為選立大阿哥作準備。

　　光緒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2月22日）光緒皇帝因病未愈，停止各國公使請覲賀年。

　　同年二月九日（3月20日）慈禧太后賜武勝新隊名曰「虎神營」。

　　同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光緒皇帝將病狀諭知劉坤一，謂身軟氣弱，有時眩暈。

　　同年五月一日（6月8日）以虎神營訓練五年，著有成效，予端郡王載漪及剛毅等議敘有差。

　　同年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清政府通諭各省督撫，時勢日艱，各國虎視眈眈，萬一強敵憑陵，脅我以萬不能允之事，非戰不能結局者，必須同心協力，殺敵致果，不可預存和心。

　　同年十二月一日（1900年1月1日）光緒皇帝稱病，命所有年內及明年正月應行升殿及一切筵宴，均著停止。

　　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月23日）慈禧太后命恭親王溥偉，貝勒載濂、載瀅、載潤及大學士、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部院滿漢尚書等，次日等候召見。

　　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4日）慈禧太后封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大阿哥），繼承同治皇帝為子，派崇綺為師傅授讀，並派徐桐常川照料。諭旨稱：

　　朕以沖齡入繼大統，仰承皇太后垂簾聽政，殷勤教誨，鉅細無遺。迨親政後復際時艱，亟宜振奮圖治，敬報慈恩，即以仰副穆宗皇帝付託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繁，時虞叢脞，惟念宗社至重，是以吁懇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郊壇宗社諸大祀，弗克親行。值滋時事艱難，仰見深宮宵旰憂勞，不惶暇逸，撫躬循省，寢饋難安，敬念祖宗締造之艱，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艱於誕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所關，至為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懇聖慈於近支宗室中慎簡元良，為穆宗毅皇帝之嗣，以為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承繼穆宗毅皇帝之子。欽承懿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儁為皇子，以綿統緒。將此通諭知之。」[11]據傳，擬於庚子年實行廢立，改元「保慶」。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己亥建儲」[12]。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慈禧的廢立活動可以說是兩起兩落：其始可謂緊鑼密鼓，一個月內就作好了輿論準備與人事準備，但很快就停了下來；事隔一年重謀廢立，且事前下定不惜一戰的決心，臨事做好了一切準備，只待庚子新年一過，即付諸實施。結果又停了下來。是什麼力量使這位至高無上的女皇嘎然而止，暫停自己早已決定的行動呢？其時議論紛紛，而流傳至今的說法大致有以下三種：

　　其一，由於劉坤一等強力疆臣的反對。據傳，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堅欲廢除光緒，另立新君，一些頑固派大臣聞風而動，糾合滿洲二三大老聯名奏請速行大事。榮祿諫阻不聽，恐負惡名，因獻策以私意試探地方大吏的意向，慈禧許之。江督劉坤一得電，約張之洞合疏諫爭。張之洞始諾而中悔，折已發出，竟追折弁於中途返回，削其名而無與其事。劉坤一遂挺身獨任，電復榮祿，中有「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之語，一時轟動政壇。榮祿以劉坤一電入奏，慈禧「懼而止」[13]。

　　其二，由於外國的干預。據說，戊戌變法失敗後，「太后再出垂簾，外人頗有違言」，太后聞而「大惡之，噤不敢發。及己亥謀廢立，英公使私探其情於李鴻章。鴻章力辨其誣，因留之飲酒，徐試之曰：『頃所言，仆實毫無所聞。設不幸中國果有此事，亦內政耳，豈有鄰好而肯幹人內政乎？』英使曰：『鄰國固無干與之權，然遇有交涉，我英認定光緒二字，他非所知。鴻章以告榮祿，為太后所知，益恨之刺骨」[14]。

　　其三，由於李鴻章的警告。據陳夔龍《夢焦亭雜記》載，己亥冬間慈禧再謀廢立，囑榮祿從速辦理。榮祿諫阻無效，憂懼成疾，遂求計於李鴻章。李鴻章認為，「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 ？因建議榮祿，「在君造膝之際，委曲密陳成敗利鈍」以阻止之。榮祿「聞之悚然若失」，翼日以李鴻章語「密奏，幸回天聰」。[15]

　　然求之他證，這些說法有的似乎可信，有的則不可信。

　　劉坤一反對慈禧的廢立之舉應是確實的。筆者曾查閱《劉忠誠公遺集》，雖未找到「君臣之義至重，中外之口難防」之語，但卻找到一封內容類似的電報，標題為「寄榮仲華中堂，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電文稱：「自我皇太后訓政，於變法各事應辦者仍辦，停者即停，措置合宜，天下欣然望治，我皇上恭己以聽。仰見兩宮慈孝相孚，始終無間，我公與禮邸、慶邸從中調護，永保安全，外議紛紜，無可借口。是皆社稷之福，始得有此轉機。現聞康逆監禁香港獄中，似可將其惡跡宣布各國，照會英使，交犯懲辦。伏祈卓裁，並候電復。」[16]從內容上看，所標時間顯然有誤，而劉坤一反對廢除光緒皇帝一事卻是可以肯定的。迨其再次欲行廢立之時，為了說服劉坤一，慈禧太后還特地將之召至京師「詢廢立事」，並進而導致剛毅的彈劾和慈禧太后更換江督人選的決定，後因再次停止廢立之舉方才作罷[17]。同時，慈禧太后初謀廢立，因劉坤一的反對「懼而止」的說法也是可信的。因劉坤一不是孤立的，實際上張之洞、李鴻章等雖未聲張，但亦持有同樣態度。李鴻章之所以被調任兩廣總督，其重要原因就是「鴻章反對廢立，慈禧不願其留京」[18]。他們三人早已聯為一體，不僅自身握有地方軍政大權，且為漢員督撫的首領，具有很大的政治影響。更何況還有西方列強為他們撐腰，這就不能不使慈禧太后有所顧忌。而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初十日（1899年月21日）光緒皇帝陪同慈禧太后在儀鸞殿接見「比國使臣費葛」[19] ，則標誌著第一次廢立活動的結束。因為既然能夠接見外國使臣，也就不能以病體難支為由廢除光緒皇帝了。

　　那麼，慈禧太后的第二次廢立之謀，為什麼事到臨頭又再次停了下來呢？對於胡思敬、陳夔龍的說法卻要打點折扣，做些補充，因此說不甚準確、不甚全面。據《李鴻章（日）年譜》載，光緒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榮祿訪鴻章，鴻章托其向慈禧請委以職。榮祿談廢立，鴻章持不可。」十一月十七日榮祿請慈禧以李鴻章取代譚鍾麟，出任兩廣總督，「慈禧允之」。二十四日「榮祿托鴻章詢外使對慈禧之廢立意見，外使俱關心光緒情況」[20]。由此可見，上面所說的兩條原因雖然從總體上說是對的，慈禧太后再次中途停止其廢立活動，的確是由於西方列強與強力疆臣的反對，但與李鴻章的傳話和警告沒有直接關係。因為慈禧立溥儁為大阿哥，是此後一個月的事。所以，即使上面這些說法全屬事實，也沒有產生如此巨大的威力。故稱此說不甚準確。而所以說它不甚全面，則因為它遺漏了更為直接、更為重要的情況。據《李鴻章（日）年譜》載，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即慈禧立溥儁為大阿哥的第四天，西方列強就開始以不同方式，向清政府發出警告。「日使告總署，若為擇嗣，彼將無辭。若為廢光緒，則日本將干涉。各國公使商共同行動，要求於元旦依例覲見光緒，德、奧、意三國向總署表示關心光緒退位，慈禧托法使疏通。」三十日「劉坤一再電慈禧，『君臣之分已定，舉國之心難平』，請不廢光緒。慈禧自是展緩廢立」。[21]又據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載，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海紳商經元善、章太炎、唐才常、蔡元培、黃炎培等1200人聯名致電總署反對慈禧廢立，謂「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此時，李鴻章已抵廣州，接任兩廣總督。這樣，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三人聯手，加上南方紳商的支持和「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就足可形成李鴻章所說的「此事若果舉行，危險萬狀。各國駐京使臣首先抗議，各省疆臣更有仗義聲討者，無端動天下之兵，為害曷可勝言」的局面，不能不使慈禧太后知難而止。如果一兩個月之前她對李鴻章的警告尚有懷疑的話，時至今日也就深信不疑了。

　　那麼，慈禧太后究竟何時決定停止廢立之舉的呢。大概是光緒二十六年一月中旬。這年一月二十日，光緒皇帝在勤政殿接見英、德、美、俄、意、法、日等各國使臣十人[22]，說明他「久病」初愈可以「勉強」辦公，也就不用以「健康原因」將之廢除了。當然，慈禧太后所以最後下定這個決心，原因不只一端，北方有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南方形勢不穩，也在其考慮之列。正月二十六日，康有為致電警告總署，「廢光緒，將引起革命」。正月五日鹿傳霖密奏，「湘人憤然不平，請劉坤一回任兩江，或另派湘人為總督」。正月十一日「英、美、德、意、法五國公使請本國派海軍來直隸灣」[23]，準備隨時入侵，實施武力干預。凡此種種所形成的巨大政治壓力，都對慈禧改變這一既定決策，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條，還是害怕帝國主義的武力干預，為避免廢除光緒一事成為列強各國調兵入侵、乘機瓜分中國的借口，只好停止廢立之舉。

　　然西方列強並沒有就此放過慈禧為首的清政府，不僅很快找到調兵入侵的新借口，而且仍在慈禧太后再出「訓政」的問題上大做政治文章，終於在此基礎上制訂出一個瓜分中國的方案，以混淆視聽，矇騙國人，爭取洋務派與維新派的支持或中立，從而分化清朝官紳階層，讓中國在愚昧與內部紛爭中淪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