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中產階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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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軍：「國有制」的喜宴艾葳：2007年中國股市是屬於散戶的年代【來源：南方人物周刊】有人預測，未來10年，中國有中等收入的群體將達4億人之多，但有人質疑這是一串泡沫——街上的小妞全變成了格格——走近中國中產階層·中產者標本：要物質也要精神當代中國對於中產階層尚無一個明確的定義，至於什麼樣的人才能算中產階層可能更無從定論，但是周先生之所以被當作中產階層的「活標本」，在分析者看來，可能是因為他的收入、職位、消費、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符合當前媒體對於中產階層的期待。

「不僅有較好的物質生活，還有豐富的精神文化。他們是社會的減震器，也是一個穩定閥。」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張宛麗說。·中產者的心理世界：痛並快樂著在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中產者們活得也並不輕鬆。「中產階層的心理壓力很大，很多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心理疾病，需要治療。但嚴重的是許多中產者並不知道自己心理上存在疾病，也沒有意識到需要心理治療。如『過勞死』就是心理壓力長時間得不到宣洩的結果。」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直接受益者。有恆產就有恆心，有了不動產需要保護。所以中產者都希望和諧，不希望有大起大落。部分人覺得可以追求生活情調，但不承認有錢，這可能和他們過去發家的背景、自身素質有關，最主要的還是因為在整個社會大背景下，他們內心的衝突和矛盾很厲害。魏城的中國「中產階級」調查兩年前，魏城供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他向主編申請選題：「中國中產階級調查」。但調查的「隱含前提」——中國存在中產階級——受到主編的質疑。主編的第一反應是：中國有中產階級嗎？半年後，魏城來到《金融時報》，再次向主編申請這個選題。今年5月起，《金融時報》中文網記者魏城在中國大陸跑了一個多月，去了北京、上海、重慶、青島、濟南等幾個大中城市，專事調查「中國的中產階級問題」。在和50多位屬於「中產」的白領、金領和雜領做了深入訪談後，魏城得到了完全相反的兩種答案。近一半的受訪者告訴魏城：我是中產！中產怎麼了？另一半的回答則是：我怎麼能算中產？「中國的中產階級」是個偽命題。魏城的另一個感受，是絕大多數受訪者對「中產話題」有著超出他預想的熱情。魏城發表在中文網上的系列訪談引發熱烈討論。隨之而來的，是對「基尼係數」(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差異的指標，越大越「不平等」)和「劫富濟貧」的熱議。在魏城看來，這是「順理成章的」，也是必然的。「中國基尼係數增長速度已經創了世界紀錄，」中國社科院的唐鈞引用世界銀行的報告說，「在有可比數據的所有國家中，中國基尼係數的增幅是迄今最大的，如此巨大的變化是不同尋常的。」唐鈞在接受採訪時說，這些忠告是明智、理性、「里程碑式」的，「(基尼係數)是嚴重影響中國發展的大問題」。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認為「一些基尼係數專家」在「編故事」、「蓄意說事」，炮製「中國基尼係數國際警戒線論」——「基尼係數高一點，會怎樣？低一點，又會怎樣？危言聳聽地製造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危機，給『劫富濟貧』的再分配政策尋找依據。」5月26日，魏城結束調查回英國的同一天，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和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其核心思路被總結為六個字：提低、擴中、調高，其中「擴中」即擴大「中間階層」)。回英國後，魏城常被他的《金融時報》同事問及：調查和發表調查的時機是否有意選擇？魏城解釋說，「完全巧合」。但他認為，半年來，貧富懸殊問題一直是大眾、傳媒，甚至決策者關注的焦點，並非巧合。據其觀察，「中國的基尼係數確實太大了」，而且，「貧富懸殊已經成了個大問題」。支持其判斷的直觀觀察之一，是中國大城市的各類住宅小區、大院，都有隔絕外界的圍牆，都有保安守門，而在新開樓盤的廣告上，保安監控系統更是不可或缺、必須一提的內容，富人居住的「高尚小區」，是「散落在普通民居海洋中的封閉式的座座孤島」，是「現代化的城堡」，而中國富人，則是「縮在現代化城堡里的富人」，「森嚴的大門和門口的警衛，是中國社會分層的徵兆，這無疑對中國的城市布局產生決定性影響」。魏城認為，決策者非常擔心、并力圖避免的是『財富一極』和『貧困一極』直接面對面，沒有中產階級這個緩衝地帶、穩定器。魏城承認自己是「基尼係數」、「貧富懸殊」的持續關注者，但他說，「『基尼係數』、『貧富懸殊』、『窮人富人』的討論，最後都要回到『中產階級』的討論上來。」由此，魏城說自己的調查，是「歪打正著」地選擇了一個最合適時機。魏城的看法得到學者趙人偉的支持。因研究收入分配製度而獲得過「孫冶方獎」的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前所長趙人偉，最近頻繁地穿梭於國家發改委、國務院研究室、中央政研室等高層部門，反覆力陳自己的觀點。今年73歲的趙人偉希望「決策部門在制定分配製度前，多聽取群眾聲音」，「對掠奪性、腐敗性、欺詐性、壟斷性的不合理甚至非法收入進行嚴厲打擊」，「抑制基尼係數」，「壯大中產階層」。趙人偉的意思，是中國即將開始一個新的分配製度，「而現在的確是討論『中產』的時機」。中國式中產魏城老家山東，1986年畢業於上海一所大學，後分配到全國人大。1992年，「在下海和留洋潮里」，赴加拿大學習國際關係。他對中產問題的關注，源自其近15年的域外生活和國際關係的學習背景，他在電話里自問自答，「為什麼拉美持續動蕩？因為他們沒有數量龐大的中間階層。」7月27日。深圳新聞大廈。28歲的深圳海文公司副總經理張辛在了解記者的採訪意圖後問，「什麼叫中產？」張辛2000年大學畢業從青海來深圳，經過6年打拚，現在已經有房、有車，年收入近百萬。坐在張辛邊上，他的26歲的妻子薛文接過話茬，「古代，『學而優則仕』的，算中產；解放後，當上政府官員、進入國營工廠的，算中產；現在，誰是中產？」南開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關信平教授，曾是費孝通的學生，在回答「您是中產嗎？」時哈哈大笑，「教授不是中產，那就麻煩了。」中產的職業特徵，是學者們的興趣點之一。據關信平介紹，當前的中產，主要是行政型、技術科研型和管理經營型。事實上，2003年前後，媒體曾有過對「中產」的討論熱潮。對「中國式中產」的定義也大致在那個時段完成：他們大多從事腦力勞動，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一般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專業知識和較強的職業能力及相應的家庭消費能力；有一定的閑暇，追求生活質量，對其勞動、工作對象一般也擁有一定的管理權和支配權。同時，他們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識及相應修養。換言之，從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和社會文化地位上看，他們均居於現階段社會的中間水平。——無論哪個角度，張辛都是典型的「中國式中產」。但這個面目模糊的定義幾乎在第一時間遭到張辛的質疑，「中產階級不見得要從經濟收入上劃分，安於現狀的、尊重既有社會等級和道德規範的，都可在觀念上列入中產階級。」 張辛說，「中產首先是觀念上的，而非經濟指標上的。」按張辛的說法，中國最大數量的中產階級應該出現在留守農村的幾億安分守己的農民中間，而「眾所周知，中國的大多數農民，現在首先要解決的不是是否『中產』，而是是否溫飽」。張辛提醒記者，「富人」、「窮人」、「階級」是「特別敏感的詞兒」。他建議，在記者的報道里，把「階級」改成「階層」，因為「認同階層的人要比認同階級的人多得多」。張辛的看法和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的周曉虹不謀而合。此前，周曉虹在接受魏城採訪時說，「中國的白領可以自稱『小資』，但並不認同『中產階級』。你要說他是 『中產階級』，他要跟你急！」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周曉虹領導的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等大城市進行了中國中產階層的大型調查。調查結果顯示，85.5%的中國城市居民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層」。周曉虹認為，「中層意識」已經是中國社會的主流，也就是說，多數中國人認為自己處於社會結構的中層，但在中國人心目中，「中層」 和「中產階級」並不等同。中國社科院學者陸學藝發表於2002年底的《當代中國社會各階層研究報告》，諱言「中產階級」，但「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為標準」，將當代中國劃分為十大社會階層。以旁觀者眼光看，中國式中產，至少包括十大階層里的高層領導幹部、部分大企業經理人員、部分大私營企業主、中低層領導幹部、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等。據說，美國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產階級國家。早在1940 年，《財富》雜誌作過一項調查，有 80%的受訪者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全球經濟自由化的危機》的作者理查德·隆沃思說：「這些聲稱自己是中產階級的人不一定擁有相當的財富……餐廳服務員、工廠工人、企業主管、股票經紀人等都坦然以中產階級自居。」周曉虹告訴記者，大部分美國人將自己定位為中產階級。在美國，「中產階級」是「普通族」的同義詞，相當於中國人說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可中國人心目中的「中產階級」，卻絕對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幾乎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階層，大致上是「大款」、「富人」的同義詞。「如果具有強烈『中間意識』的85.5%中國城市居民，都把『中產階級』這個詞甩給了少數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險的事？」魏城說。周曉虹曾告訴魏城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開會，討論中印中產階級的對比。赴印度的飛機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報紙，稱印度中產階級陣容龐大，成員有7億之眾，他吃了一驚。會議結束後，他去孟買，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飲酒，大概出於職業好奇，隨口詢問一位酒吧侍者：你是中產階級嗎？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脫口而出：當然！隨後，這位侍者又頗為自豪地說：印度是一個中產階級國家！「印度是個英語國家，」周曉虹後來告訴魏城，「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譯，是『中間階層』，沒有『產』字，但我們沿用的譯法，卻加了個『產』字。問題就出在這個『產』字上。」引發最大爭議的，未必是「中產階級」這個稱謂的意識形態歧義，而是到底年收入多少才算得上「中國式中產」呢？國家統計局去年曾把中產階級家庭年收入標準定為6萬元到50萬元人民幣。張辛說，「年收入6萬，在青海，所有人都會認可你是中產，但在深圳，絕對沒有人認可。」張辛夫婦隨同記者在深圳福田區的上步南路做隨機採訪。10位受訪者均認為年收入15萬以上，才算「中產」，而他們心目中「理想中產年收入」的平均值，是43萬。來自青海農村的張辛說，「我的青海親戚，沒一個符合(這個標準)。」誰妨礙了你中產？覃珩，10位隨機受訪者之一，羅湖區天慧外貿進出口公司中層，他心目中「理想中產年收入」是「60萬」。在發給記者的郵件里，他為自己解釋——實際上，一個深圳的中位收入者，一年的開銷6萬左右就夠了，但在認同感普遍缺失的深圳，「60萬」是最低限度的心理保障。覃珩最後說，利率、匯率一天一變，房價不斷上升，你實際上不清楚這「60萬」縮水後是多少？覃珩稱之為「改制國家中產的普遍特徵」。記者在採訪過程中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對中國式中產的未來，官方、學者比民間樂觀得多。這也是魏城在調查里的最重要感受。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標準，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將由2005年的5.04%擴大到45%。而早在2001年，中國國家信息中心的報告預測，未來5年內，中國將有2億人進入中產階級消費群(「擁有穩定的收入，有能力自己買房買車，能夠將收入用於旅遊、教育等消費的人群」)；同一年，原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龍永圖新聞,龍永圖說吧)在新加坡預測，未來10年，中國具有中等收入的群體將達4億人之多。有學者懷疑數據的可靠，形象比喻為「預期紊亂」，是「官方、學術圈吐出的一連串好看的泡沫」。「路邊的小飯館全變成了宮庭宴，街上的小妞全變成了格格。」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曾於2002年6月底公布調查報告——我國城市居民家庭財產戶均總值22.83萬元——這已經是個相當驚人的數字，但更為驚人的數字出現在2003年2月，北京市統計局公布，北京城鎮居民平均家產達47.5萬元，是全國城鎮居民平均水平的兩倍多。——當記者把這一數據提供給覃珩時，他在MSN上回的第一話是：農村的平均家產呢？也有學者預測，目前中國的中產階層佔總就業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產階層每年1%的增長速度，20年內中產階層可以達到總就業人口的40%。這一數據和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美國美林公司的預測大致吻合。法國巴黎百富勤公司的報告稱，到2010年，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總數將達到1億戶；美國美林公司預測，未來10年內，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將達到3.5億人。——西方的商業機構總津津樂道於預測中國中產階級未來的規模和可能的消費能力。最新加入預測大軍的是美國的麥肯錫諮詢公司。該公司最新的報告說，中國中產階級將經歷兩波發展潮：第一波是下層中產階級的壯大，到2011年，下層中產階級人數將增至2.9億人，並在2015年增至峰頂；第二波是上層中產階級的擴張，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層中產階級的成員，到2025年，上層中產階級陣容將高達5.2億人，超過到時中國城市人口的一半。採訪中，部分專家想擠出樂觀情緒里的泡沫。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組首席科學家牛文元就表達了相反的看法。「中國的中產階級還是條晃晃悠悠的船」，雖然「想上船的人不少」。牛文元提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形成足夠大的中產階層的五條標準。「城市化率是否達到七成以上」、「白領是否多於或至少持平於藍領」、「人均受教育年限是否達到12年以上」，等等。以此為準，上述預期數字大打折扣。牛文元認為，中產的壯大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醫療、住房、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其二是對私有產權的有效保護。而這兩點，政府做得遠為不夠。「中產階級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成為熱門話題，是因為，這個階層在轉型中有非常重要的社會功能。」社科院的張宛麗說。在張宛麗看來，這個最重要的社會功能是，緩衝貧富分化——預留政策調整的空間，緩解上、下兩層的矛盾衝突。「政治後衛」與「消費前衛」是更為普遍和生動的一對說辭。「中產階級不僅具有緩衝貧富分化的社會功能，而且具有拉動消費、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在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內需不足的中國，這種功能尤為珍貴。」而「凡是中產階級弱小、窮人眾多的國家，如拉美、非洲，不僅社會不穩定，經濟也不穩定。」麥肯錫的《2006年中國新消費者特別報告》說，中國能夠逃脫諸多發展中國家的宿命：「我們的預測表明，中國將避免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的『啞鈴經濟』：龐大的窮人階層、人數不多的富豪階層和人數同樣稀少的中產階層。甚至在極貧和極富之間的絕對差距繼續擴大之際，中國城市所有階層的收入仍將全線上升。」這多半要歸功於壯大的中產階級。經濟學家說他們是「中國穩定的核心」；社會學家說他們是「公民社會的基礎」；政治家怕他們長得太快、胃口太大；行政官員吃、拿、卡想捏住他們；民工們恨不得「滅」了他們，再來一次均貧富。如果我們了解這個階級生存的外部環境，我們可能會得出結論，一旦中產形成他們的利益表達渠道，將深刻影響這個國家的未來格局。因為「一個時代的道德本質，其實是這個時代中產階級的全部自覺意識」。 (來源：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吳為 實習記者胡遠志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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