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在《牟宜之詩》學術懇談會的發言（加按語） 【原創文學】

王康在《牟宜之詩》學術懇談會的發言 老曹按語：為捍衛讀書時間，我極少上網更沒玩微博微信，除了寫博客和偶爾瀏覽一下「重要」的狗屁新聞，用朱鎔基老漢的話說是：看看他們胡說八道了什麼。可是世間所有的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所以六年前牟宜之先生的詩在網上流傳，我卻不知，更沒看過王康先生這篇汪洋恣肆大氣磅礴、犀利深刻而文采斐然的發言。這些年，我一直思考一個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社會到底有多少合理性？如果合理，又怎樣解釋偉大的鄧小平先生領導的改革開放？怎麼看待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改革開放不就是回到1949年以前嗎？今天，你能設想把王健林的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馬雲的阿里巴巴集團、王石的萬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宗慶後的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等企業「公私合營」嗎？在今天，你能設想把所有「官僚資本」——即龐大的權貴資本沒收嗎？可是當年打土豪分田地、沒收官僚資本、公私合營民族資本，我們做得多麼心安理得理直氣壯趾高氣揚，瞬間讓人家幾代人積累的財富化為烏有。這和明火執仗的搶劫有何區別？韋君宜先生在傳世之作《思痛錄》里說：要是知道革命以後是這個樣子，我們不會來的。韋君宜先生說出了1937年至1949年參加革命的所有知識分子的心聲，也包括1949年沒有跟隨蔣介石去台灣更沒有到國外的所有知識分子的心聲。1948年底，中國最偉大的學者胡適先生說：美國人來了有麵包也有自由，蘇聯人來了有麵包沒有自由，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但是當時許多人認為胡適是放狗屁，國民黨的腐敗已經讓知識分子徹底失望。其實胡適本人對國民黨的腐敗也深惡痛絕，胡適從走上政治舞台那天起，一直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但這個「狗屁」很快就兌現了，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夫為剛，萬夫為柔」，從萬歲終於走到四個偉大，一人把八億人玩弄於鼓掌之中。同理，憨厚樸實的農民參加「內戰」是為了保衛「分到」的土地，不是為了後來成為人民公社制度的農奴，更不是為了讓自己的爺爺奶奶姥爺姥姥妻子兒女兄弟姐妹餓死。革命的初衷和革命的結果簡直天壤之別。所以，牟宜之先生這樣出身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家庭的人，在民國時期必定是左派，在1949年改朝換代後必然是右派。老曹不啰嗦了，請看王康先生的正文。 注釋：「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崇高其身，一夫為剛，萬夫為柔」。此語出自是清人龔自珍《古史鉤沉論》一文。意為：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怕那些有骨氣的人不願受奴役。於是摧殘人們的廉恥，只有他一個人剛強，讓億萬百姓成為柔順的奴才。 正文 牟宜之先生一代身處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最艱危、最動蕩、最悲愴、最荒誕的歲月，他們經歷和承受的一切空前絕後。其豐富與典型、燦爛與暗淡，遠勝莎士比亞和巴爾扎克筆下的人間活劇。我們正處於「復活」這場多幕歷史劇的序曲之初。除了暴君、流氓、黨棍、小市民、官吏和御用文人外，另有一個極小的群體賦予中國舞台以某種莊嚴的形象和高尚的記憶。他們是革命中的精神貴族、尋道者和詩人。中國革命也許是最後一場由精神貴族發動並遭背叛的歷史運動。馬克思曾以不甚黯淡的心情對他的追隨者說，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似乎看到了在歐洲中世紀結束幾百年後，世界上將出現以他和他的理論名義創設的又一個宗教裁判所。那些成吉思汗和布朗基式的共產主義者將充任紅衣主教和大法官。高尚忠貞之士則淪為異端。二十世紀俄國和中國的革命在相當程度上演飾著這種宗教裁判的慘劇。革命的內在邏輯呈現了一道空前冷酷的歷史鐵則，堅持革命初衷和烏托邦理想的革命者無一例外地承受了異端的全部苦難。他們幾乎都是使革命擁有某種正義合法性甚至神聖感的精神貴族。越過李銳先生「毫不猶豫」揮就的《牟宜之詩》的序文，我看見了牟宜之肖像。那神情、姿態瀰漫的氛圍正是革命中的精神貴族。即使沒有兩百餘首舊體詩，即使沒有蕭華等人「有功豈必書之碑」的文字，甚至沒有「迷途已遠不知返，故已往之何以諫」的苦詞傲句。單憑此照，就可顯現出照中人昂藏的書生意氣、充沛著君子氣象和不可掩飾的貴族派頭。在風雨如晦的年代，他一定會天然的、義無反顧的投身於革命。宜之先生的目光與彼斯特里、雷列耶夫等十二月黨人一樣，擁有同樣對「外在的奴役」和「內心的解放」的激憤和渴慕，擁有同樣「高貴的失望」和「獻身的熱忱」。正是這種目光賦予革命順乎天、應乎人的神聖合法性。提倡的「痞子運動」固然能喚起工農千百萬，但若無為被奴役與被損害者而奮鬥的貴族精神，沒有這種超越了個我家庭乃至塵世幸福的貴族精神，中國革命只不過是又一輪喊殺喊打、以暴易暴的底層造反，是馬克思厭惡不已的東方式的改朝換代而已。 歷史的宿命也正要降臨在宜之先生這樣的精神貴族頭上，稍知1949年以後蒼黃風雨的國人都知道，1957年後的中國社會激變對「心懷高潔誰與信，雨驟風疾若等閑」君子意味著什麼。1793年法國革命者維爾涅在上斷頭台前說了一句兩百年來被反覆地、大規模地坐實的名言：「革命會吞噬掉自己的兒女，一旦度過它的激情巔峰和烏托邦蜜月期，革命就不可避免地出現退潮。這時革命者將發生不可逆轉的分化，一部分人由於與生俱來的貴族精神，矢忠於革命初衷；另一部分現實主義者則轉向謀求無限的權力。前者的命運已經內在地決定於其貴族精神，背叛這種精神形同背叛自己的本質。當他們與後者分道揚鑣時，厄運就成為他們最好的酬勞。」令我驚嘆的是，支撐宜之先生這位精神貴族的內在基礎仍是儒家大丈夫本色的豪傑性情，仍是《詩經》以來屈原、杜甫、蘇軾、顧炎武、龔自珍一類憂患與超邁的詩歌傳統。幸而我們擁有這個偉大的傳統。陳寅恪、聶紺弩、梁漱溟、錢鍾書、李慎之等先生都曾躲進這一堅不可摧的無形屏障，記錄並升華了亘古未有的苦難。 同樣令人黯然神傷的是，由於1949年犁庭掃穴式的文明浩劫，能寫、敢寫古體詩言志抒懷的詩人已寥若晨星，能讀、能誦、能意會這類古體詩的國人同樣寂寞無主。錢鍾書先生晚年有一首七律詩寫到：閱世遷流兩鬢摧，塊然孤喟發群哀。星星未熄焚餘火，寸寸難燃溺後灰。對症亦知須葯換，出新何術得陳推。不圖剩長支離叟，留命桑田又一回。 李慎之先生認為：「相信海內外無論什麼樣的有識之士，對中國命運無論做怎麼的推測與分析，也不會超出錢先生的上述灼見」。但是慎之先生如此推崇的灼見，十數億國人又有幾人能誦、能憶、能轉化為自己的精神生命呢！不過歷史則發現了奇觀，就在這萬馬齊喑的世界，如同驚雷閃現，宜之先生的詩橫空出世。宜之先生不僅是精神貴族，而且是「鏖戰終天日黃昏，愧我歸來暫且存。」「神州哪許陸沉了，投筆從戎事國殤」的豪傑。同經磨難，他在書生本色上平添了一股戰士和殉道者的浩然正氣。宜之先生1971年所作的《詠史》，近四十年後仍有撼天搖地之力：周公王莽事可參，自古由來信史難。世上美名爾享盡，人間壞事君做完。水落石出終有日，雲開霧散見真顏。天道無邪不容欺，評說還須待後年。 牟宜之先生雖然全部採用舊體格律詩，記述和表達他對人生、命運、社會、歷史的感受，但作為被革命吞噬的兒女，他的詩作還擁有另一道精神源頭。在二十世紀特殊的世界性命運中，他無意間不僅充實了中國現代詩歌不可或缺的悲劇成分，而且豐富了共產主義世界的另類詩歌創作。索爾仁尼琴曾斗膽提出一種世界文學的概念：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幾百萬「老練的、成熟的、富有文化的」知識分子永遠地陷於奴隸、囚徒、伐木工和礦工的境地。於是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在這樣規模上使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的經驗融合起來了！只有這樣的精神貴族才最終失去了某種優越性和內疚感，而葆有了革命的真諦。他們完全分擔了人民的厄運，詩人只有現在才能「從裡面」來謳歌忠誠、淳樸、堅強和理想，來抗議包括自身在內的殘暴、謊言和無恥。宜之先生在1958年以後的詩作當然有屈原、杜甫、秋瑾的遺風，但他們同樣的神意地與古拉格群島內外那些留名的和無名的詩人未嘗不具有血親般的精神聯繫。 北大中文系有心者如將宜之先生與勃洛克、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相比較，將《紀念杜少陵》、《野花》、《重陽》、《詠史》、《贈故人》等組詩與雷米佐夫《俄國大地毀滅曲》、愛倫堡《為俄羅斯祈禱》、舒米寥夫《死者的太陽》、普寧《罪惡的歲月》，尤其是阿赫瑪托娃《安魂曲》、茨維塔耶娃《祖國》相比較，定會有令人驚奇的發現。因此，宜之先生的詩作同時具有時間和空間上的雙層意義，它們比時下興起的「國學熱」、「讀經運動」，更早地、更純粹地、更令人感動的以苦難、憂患和希望踐履了中國兩千多年「詩言志、文以載道」的偉大傳統。儒家的精神光芒閃爍在這些「正聲何微茫」的蒼茫詩作中。他們以道成肉身的方式證明中國固有的聖賢氣象、君子之道和貴族品格是抵禦各類現代異化和蛻變的源頭活水，是確保中國堅守道德底線最深厚的本土資源，也是中國詩人可以奉獻給世界和後世的不朽經典。在全球化時代的當下，牟詩記述並傳達了二十世紀特有的悲劇和救贖之聲。這種聲音也同時在阿赫瑪托娃、布洛茨基、哈維爾、柯拉科夫斯基、羅斯特洛波維奇等蘇俄東歐詩人身上激蕩。索爾仁尼琴曾記錄了在集中營里堅持創作，從而無畏地走向冥府的眾多詩人。他預言：「我知道，我並不是唯一這樣做的人，我知道，我已經接觸到了一個偉大的秘密。在古拉格群島分散的一個個小島上，在同我一樣孤獨的胸腔中，這個秘密正在人不知鬼不覺地成長起來，為的是在未來的年代，也許是在我們死後，顯露出它的威容，匯成整個狂濤怒吼般的俄羅斯文學。」這一預言也存在於宜之先生的詩作之中。與俄國一樣，中國也處於「唯有通過詩和文學才能了解自己」的國度。堅持理想、信念、人道主義和古典貴族精神的作品，對於中國的意義，已不止於文學本身。帕斯捷爾納克曾經預言茨維塔耶娃的作品終有一天會在他的祖國出版，那將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和偉大的勝利。那一姍姍來遲的禮物，必將立即充實並一舉震動俄國詩壇。《牟宜之詩》終於出版，如果時間倒流至上世紀80年代，它也會讓無數中國人「噙著眼淚」閱讀朗誦，掀起巨大的時代波濤，並改變中國的精神結構。令人不甚悲涼的是，今天的中國已經喪失了聆聽苦難而高貴的詩歌的能力。權力和金錢輪番掃蕩，從深淵和浩劫中鳳凰涅磐般倖存下來的牟詩已經不能感動中國了。唯其如此，牟詩所記錄、領略、遭逢的那個時代悲劇才在牟詩本身的當代命運中露出它真實的面容；唯其如此，牟詩所蘊含的痛苦、彷徨、覺醒、抗爭和希望才仍然繼續具有特殊的意義。奧斯維辛後還能再寫詩嗎？西方詩人的問題同樣屬於中國。宜之先生做出了回答。這一回答儘管充滿寂寥和喑啞，但卻能通往不朽的詩歌聖殿之路。時間將把中國二十世紀詩歌的荊、桂兩冠贈於宜之先生。因為他代表並充實了中國的詩歌傳統，對一場遭到嚴重背叛的革命實行叛逆。只要人道、靈性和希望在，這一叛逆終將升華為中國詩歌和一切文學藝術的主流正脈。就像俄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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