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霸權的塵上

【摘要】當下，娛樂化已經大眾媒介必不得已的選擇。市場的邏輯在暗中起著作用。似乎大眾媒介也是市場競爭的受害者。但是誰是這一切後果的最終受害者？重重的娛樂化效應加施加到了誰的身上？社會公眾。誰來維護大眾的權益，誰應該為這種集體娛樂化負責？對於民眾的精神權益，轉型期中國的市場化和娛樂化是否是一組「狼狽」，相互促進。本位試圖參考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探討這一邏輯。　　【關鍵字】大眾媒介娛樂化文化批判　　2005年，湖南衛視出盡了風頭。先是《超級女生》一舉拿下娛樂市場第一名，再是《大長今》燒起韓劇獨播權新風暴。而年關的《金枝欲孽》在與央視的《武林外傳》的搏擊中也不落下風。而央視也先以《夢想中國》倉促應戰，而後又請來台灣著名主持人吳宗憲前來助陣。一時間，全國上下娛樂節目「烽火連城」。　　毫無疑問，對於商業性或具有商業化傾向的媒介，市場邏輯成為主宰，發行量、收視率等標誌著受眾群的量的指標，已成為生命線。企業的利潤最大化原則轉化為對受眾群的追逐，而媒介產品生產和銷售也不可避免地執行市場經濟商品的大數原則和通用原則，即什麼商品最好銷，消費群最大，就生產什麼。最典型的例子是央視近幾年的春晚也終於向市場低了頭。2006年春節，央視把花兒樂隊的《嘻唰唰》更是堂而皇之請上了舞台，全然不顧早已引起的抄襲爭議。或許爭議恰恰是該節目入選的一大原因。　　大眾化時代，娛樂產品最容易成為暢銷品。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興趣和觀點以及利益要求各異，但媒介還是找到了最大共通點：娛樂。　　不過，正如五四運動的旗手魯迅的一句名言：「向來如此，便對么？」綜觀國內媒體，似乎娛樂成為大家的共識，都力圖使新聞軟些軟些再軟些，節目煽情些煽情些再煽情些。甚至一些素以觀點紙著稱成的媒體在深入思考的時候也透著娛樂化的氣息。　　後殖民主義理論代表人物艾德華?賽伊德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講到文化的兩個方面的含義：其中一個指一切相對獨立於經濟社會政治領域的活動，就像形形色色描述、傳播和表現的藝術，時常以審美的形式出現，故而他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快感。這即指的是後現代社會的消費文化。傳媒無疑是這一消費文化的有力幫凶之一。馬爾庫塞在1964年出版了《單面人》一書。他提出人原本有真正需求，這是創造的、獨立的、自由的、把握自己命運的、也是實現自我是完善自我的需求。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虛假的需要卻反客為主，有特定的社會利益集團強派下來，施加於個人身上，否定了真正需求，他們不是人的本性。造成人人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成為商業拜物教所支配，日趨成為畸形的單一維度的單面人。　　2005年，不知有多少人為超女而瘋狂，而忙碌，但其中各地的記者是不會少的。全國大小報紙沒有報道過超級女生的恐怕沒有幾家。但深層次講，這是一個新聞傳播與公眾好奇二者惡性循環「怪圈效應」的結果。湖南衛視發起，各地媒體集體跟進，全國人民看個樂呵，蒙牛公司買單，同時酸酸乳熱銷，大家都是盆盈缽滿，不亦樂乎。學界也把「超女事件」當作傳播學的經典案例。現在回頭想想，筆者不禁要問，超女到底算不算新聞？其實我們拿來分析一下，時新性；重要性；異常性，貼近性。我們可以得出，超級女生具有的所謂的新聞價值與它的波及面完全不相稱。比它更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多了。不過隨著媒體的一步步推波助瀾，它逐漸成為公眾眼中最為重要的一則新聞，就是嘛，不重要幹嘛大家都放在頭版，公眾越關注，我們越報道，從而讓公眾越關注，依次遞進。從整體看，源頭是湖南衛視的收視率初衷，結尾是幾位「明星」功成名就，各方都有大筆利潤進帳，從頭至尾沒有一絲新聞性。但等它成為吊起全國人民的胃口時，它的新聞價值這時被完完全全地挖掘出來了——為什麼這麼多人參加？進入門檻低，評委公眾化。報名除性別外基本沒有限制，是歌迷的簡訊而不再僅僅是評委的「獨裁」，新加坡一家媒體更是冠之以「庶民的勝利」為其招魂。既然這麼有新聞價值，這檔節目在前一年播出時，大家為什麼齊喊庸俗，崔永元一句「收視率是萬惡之源」惹來罵聲一片，而現在又集體「投誠」。一句話，這則新聞是媒體一步步捧出來的。是媒體強把超女進程作為信息施加給受眾。娛樂，成為大家的潛規則和暗在邏輯。　　魯迅先生曾說，人的大腦是有限的，這方面想多了，另一方面自然就少了。試想，如果媒體日益把娛樂這種虛假信息強加給大眾，自然會損傷其他需求，從而使人走向異化。虛假需求的滿足，是以犧牲不得滿足的真正需要為代價的。而最為可怕的是我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虛假信息的侵入，我們甚至覺得媒體給我們提供了歡樂，我們在高興之餘得到了身心輕鬆。這裡依稀看到葛蘭西霸權理論的影子，只不過這是傳媒界的娛樂「霸權」。　　葛蘭西說的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通常不是通過直接強迫，而是通過被認可的方式，將權威加諸於其他階級。我們看到，傳媒界正在通過一個惡性循壞來構築自己的娛樂霸權。節目、版面首先向市場低頭，收視率發行量成為末尾淘汰的一道檻。其次，為了迎合市場就必須投放更多的娛樂化內容，包括拳頭產品——新聞也開始娛樂化。而在不斷的議程設置中，受眾心中逐漸確定了娛樂信息的排行榜，從而逼迫傳媒界走向娛樂化的「更高層次」。　　傳媒界以一種溫柔的、體貼的、輕鬆娛樂的面孔「安排」著我們的生活，無限地放大了媒介功能之一的麻醉作用。他們沒有強迫觀眾，卻通過一種集體娛樂，一種市場壟斷的娛樂界來實現自己的市場利益，遙控器上有幾十個頻道，但沒有幾個是在播嚴肅節目。這背後是看不見的市場邏輯。最令人痛心的是霸權將這種娛樂面具常識化了，那些築基於嚴肅節目，致力於做真正新聞的節目在這個娛樂語境反而顯得「不正宗」。而且會被市場份額所邊緣化。　　在這樣消費邏輯引導之下的媒介自然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娛樂化傾向：最初是純娛樂消閑的娛樂性節目和內容的大幅上升，最終則發展到把距離娛樂性最遠的那部分媒介內容——新聞，向娛樂強行拉近，使新聞與娛樂之間的界限變得日益模糊。比如，重慶衛視的《新聞連連看》更大明目張胆地喊出把新聞和「連連看」遊戲的規則聯繫起來，挖掘趣味性和娛樂性，據統計，收視率一路飈升。　　似乎，誰都沒有錯，傳媒界也對，為了市場競爭中的生存；受眾也沒錯，緊張忙碌的現代生活需要娛樂調劑。正如余秋雨在談到中國文物遺產被外國文物販子掠奪時說過的一句話：「每個人都沒有錯，但每個人的正確集合起來卻成了一個民族的罪惡。」在這其中，罪魁禍首自然是文化工業的訴求。媒體應該負更大的責任，因為受眾儘管有一定的理性，有鑒別能力，但引導大眾的是媒體。　　任何現象的出現都不是偶然的，其背後必然隱藏著深刻的社會、經濟、文化原因。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社會「異質」化程度上升，多元性的利益群體產生，社會群體分化和多元的趨勢已相當明顯；社會教育普及程度不高，受眾層次區分度大；這種利益和層次的分化必然導致信息需求的分化和多樣。同時社會各方面包括媒介自身也都呈現出發展差別大的不均衡特點。多元、多層次、不平衡是當代中國受眾群體的基本特點。媒體娛樂化受到各方面因素影響。具體分析，可以歸為以下幾點：　　（一）社會環境及文化因素　　隨著市場經濟進程的加速，我國公眾長期被壓抑的物質享受慾望和消費衝動被極大地激發起來。這種情境使人容易失去理性，變得浮躁起來，就如雅斯貝爾斯所說，人「除了追求一些有實際效用的具體目標外，不想去發掘自己的能力；他沒有耐心去等待事物的成熟，每件事情都必須立即使他滿意，即使是精神生活也必須服務於他的短暫快樂。」在解決了溫飽問題之後，人們有了一定的時間和經濟條件滿足以往受擠壓的文化欲求。對絕大多數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來說，高雅文化距離實際生活較遠。他們更多地關注細小的市井生活，喜愛離奇，暫時放鬆一下生活的重負和社會競爭的壓力。於是，香艷刺激、輕鬆愉快的娛樂節目成了他們放鬆的最佳途徑之一。　　（二）受眾的心理因素　　「現在是信息時代」、「這是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所謂信息爆炸，就是指信息的巨量生產和高速傳播。與信息爆炸伴生出現的是「信息匱乏」。當人們獲得的信息多於他們所能「消化」的時候，他們會覺得似乎消息更加不靈通，作出決策也更加地困難。這種狀況被心理學家稱為「信息超載」。由此，一些學者提出了「墒定律」：發出的信息越多，受眾可吸收、保留和利用的信息就越少。那麼，受眾又如何通過選擇信息來滿足自己的需要呢？施拉姆曾經設計了一個數學公式來說明這一問題。這個公式是：選擇的或然率＝報償的保證÷費力的程度。對於受眾來說，娛樂化節目帶給他們的娛樂過程就是同化的過程，娛樂順應了受眾原有的認知體系，它使人獲得快感而不需要心理上的改變，不用動腦就可以完成；而其他非娛樂消遣功能的節目帶給受眾的常常不是「快樂」，而是要求受眾付出努力的，需要其加入主觀性和能動性的創造，調用受眾原有的經驗、理解、決定和判斷，對新的刺激加以注意、解釋和記憶，這常常是不情願但又必須為之的。　　（三）市場經濟因素　　市場經濟對媒介而言的最大變化是在生產者領域確立了媒體自負盈虧的獨立經營者的地位。因此，我國媒體改革之後，媒介除了擁有上層建築的地位外，它還擁有信息產業的屬性，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方面上從事著商業化的經營。媒介要獨立經營，自負盈虧，這迫使媒體必須執行商品的大多數通用原則，必須遵循市場需求。然而中國傳媒發展歷程短，在計劃經濟時期又由政府「包辦」，在資金、人才、理論研究上都缺乏積累，媒體的迅速擴張造成這類資源更加緊缺。媒介從原來絕對意義上的「引導」受眾轉到「引導」與「迎合」並存，市場理念開始與媒體定位並重甚至超出。在商業化操作的過程中一些矛盾「服務」的對立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娛樂化傾向。　　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到，我國媒介如此熱衷於娛樂化的新聞報道，除了有市場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媒體普遍底氣不足。嚴肅新聞尤其是深度報道的製作需要人才、技術和資金上的高投入，這令許多媒體望而生畏。更深層次的原因無疑是體制問題。事業單位的性質決定了媒體輿論監督的觸角無法伸展。央視和鳳凰衛視爭奪高端市場。地方衛視的出路有兩種模式：一是東方衛視的新聞攻勢。但由於東方衛視的特殊政策在其他地方不具有複製性，第二種——湖南衛士的娛樂立台便成為大家的共識。　　討論之後，我們不難發現，體制是新聞娛樂化的根源。正如霸權理論所言：「機制（國家、法律、教育制度、傳媒和家庭等）一起構成了霸權實施和推廣的大本營。」這就涉及到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中商業台和公共台之爭的話題。自由市場主義者認為，市場能帶來自由，因為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媒體才能更獨立地發言。而新馬克思主義學派則認為市場競爭會造成壟斷，最後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三教合流，結成更大的聯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兩種爭論都不太適合中國語境。中國有自己的商業台和公共台之爭的原因。我們更多地體現在社會責任和商業化方面。這一點上，有中國轉型期的獨特背景，這些爭議有著更加深層和廣泛的社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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