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博士《讀論語》講座文字實錄之四

07-28

何帆研究札記微信號：hefancass

********************************************

何帆博士《讀論語》講座文字實錄之四

學習（下）

以上談的是診斷。接下來談開出來的藥方。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分Positivelist和negative list來講。先說positive list，這個思路就是強調，你應該做什麼，把該做的事情一一列出來。Firstthing first。我們應該做的是：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首先要關心自己身邊的親人。《詩經》里的第一首詩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什麼意思？夫妻之間的人倫是所有倫理里最重要的。所以先把這個事做好，再說別的。這裡又一定要通過外在的禮來維護內在的義。古代講究夫妻之間「舉案齊眉」，就是妻子做了飯之後給老公端上來的時候，要舉到眉毛以上。現在老婆也可以按同樣的規格要求老公去做。兩個人已經好到老夫老妻的程度了，幹嗎在日常生活中還要這種儀式性的東西？這就是儒家強調的，要是用外在的東西來強化倫理秩序。這跟西方天主教的婚禮一樣的。為什麼不能隨隨便便去結婚，為什麼要到上帝的面前去宣誓？它也是用一種外在的東西來強化內在感受到的這種秩序。

再說negative list。我覺得大家最應該下功夫去體會的不是Positive list，而是Negative list。「Negative list」講的是哪些是我不能做的。從「positive list」去求仁義，有時候會過猶不及。比如孝道，做到最後，到了「二十四孝」的地步，就會做成偽道學。人的成熟來自於對分寸感的把握，也就是說，你知道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或是在什麼情況下是不能做的。《論語》里最高深的智慧就在於對「negativelist」的把握。隨便舉幾個例子。比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如果是君子的話，要更多地考慮義，而不要去考慮利。拉羅什富科說過：「過度的精明是愚蠢的表現」。如果想追求長期的利益，一定是要堅持義才能得到利，如果老想得到利，最後利也得不到，義就更得不到了。又比如，「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這句話是說，凡事不要主觀刻意地去想，不能總是說我必須要怎麼樣，不能固執，不能以自我為中心。一個朋友跟我說：「Don"t rush，don"t push，don"t wish」，也是人生的至理名言。再比如，「君子慎獨」。有別人監督的話，不做壞事很容易，只剩你一個人了，也沒有攝像頭，你還能保持本色，那是真正修鍊到家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國的觀念跟西方的觀念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是說，如果你自己不願意的話就不要強加給別人。西方人總是覺得，我要覺得這個東西好的話，你可能也會覺得這個東西好，我就是要把我認為的好東西給你，比如上帝，比如民主，比如自由貿易，比如性解放。

我們講了從《論語》推出來的社會秩序，強調了這種倫理觀的科學基礎。但我們還要看得，《論語》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有很多是和現代社會接不上的地方。比如什麼呢？中國的倫理里沒有自由的概念，中文辭彙中沒有liberty。當年嚴復在翻譯liberty的時候就很發愁，找不到恰當的中文。他琢磨來琢磨去，翻譯為：「群己權界」。他還把社會學翻譯成「群學」。一大群人和一個人之間的界限，這在原來儒家的語境里是沒有的。我們沒有社會的概念，也就談不上社會和個體的界限如何區分。中國人的思路是從家庭往外擴展。那麼，社會是什麼？社會是大家按照共同遵守的規則來處理公共事務。我們為什麼沒有社會的概念？因為儒家認為人只能在具體的情境中才能生存。儒家無法理解社會成員是什麼意思。你是誰？你的身份證號碼不代表你的存在，只有當你明白，你是誰的孩子，是誰的老公，是誰的父親，你才有了存在的價值，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儒家講，我這一套好處大著呢。先修身，後齊家，齊家之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這套帝王學的思想是不是儒家裡最根本的？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是《大學》里說的，而《大學》是朱熹格外看重的。在《論語》里，我們看到更多地是修身和齊家，孔子並沒有說一定要把學生培養成君王。《大學》講的是帝王學，我覺得這是儒家要忽悠皇上的。作為臣子，想去約束皇上，就得搬出這套理論。只有這樣，臣子才能告訴皇上，你要聽我的，我知道該怎麼做。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里不是講到，皇上其實也不自由，官員們老是對皇帝的戀愛自由指手畫腳。我們從歷史書里能讀到，大臣們最感興趣的事情是摻和皇上的家事。皇帝娶誰當皇后，誰當太子，甚至誰當他爹，都得儒家說了算。儒家說了，因為我知道怎麼修身、齊家，我知道什麼是名教，所以得我來指點你。人最愛做自己最熟悉、最順手的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

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有時候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儒家講究中庸之道，就是要去權衡。中庸不是鄉愿，孔子最討厭的就是鄉愿。最好是中庸，如果不能中庸的話，孔子喜歡狂狷。孔子說紫色很討厭，因為它跟朱（紅色）很近，可以亂朱。金庸小說里的阿朱、阿紫的名字就是從這兒來的。為什麼我說儒家比道家要難，難就難在這裡。道家是加減法，該減的時候減掉就行。儒家講到中庸之道，就求到「二階導」了，不僅要看變化，還要看變化中的變化。

儒家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底色，但也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局限。儒家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它講憂患，但追求的是從憂到樂。從體會到憂患，到解決了難題，最後達到樂的境界。我們的文化中有憂患意識，但沒有負罪感。負罪感是基督教里的東西。《聖經》說人是有罪的，而且這個罪是原罪。因為你認為自己從出生起就有原罪，才能夠帶來一種徹徹底底的謙卑，中國文化里沒有這個。由於你認為自己有罪，而且你的罪是洗不清的，你就得不斷拷問自己的靈魂，中國文化里也沒有這個。李澤厚說，中國的文化叫「樂感文化」，日本的文化是「羞恥文化」，西方的文化則是「負罪文化」。中國人嚮往的是在陽光明媚的日子，三五好友喝個茶，講究的是生活的境界，不願意活得那麼沉重。不過，有利必有弊，基督教有一種對世人的悲憫，這在中國文化里沒有。我個人的愚見是，中國出不了好的文學作品，部分原因就在這。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格調都很低，都是皇上怎麼還不讓我當官哪，昨天晚上在哪兒又喝醉酒了，隔壁的小紅怎麼看不上我啊這些東西。中國傳統文學裡，沒有那種一層一層把皮扒下來的靈魂拷問，也很難看到那種對人類最深情的悲憫。

儒家還有一點是我有點受不了的，就是它有時候氣勢很壯。《孟子》這本書就很壯。「吾善養浩然之氣」，這當然沒問題。不過孟子老先生脾氣特別大，你一句話說不對他就發脾氣。《論語》里倒是平和得多。我讀《論語》，只有在讀到「殺身成仁」這句話的時候暗自一驚。我自己問自己的問題是，人到了什麼樣的時候，必須面臨這樣艱難的選擇？我經常會想，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你不害人，自己就沒有辦法過關，該怎麼辦？我想我會選擇自殺。這是那種不得不做出選擇，不得不殺身成仁的時候。但是這樣的情況並不多。有時候，沒有到生死抉擇的時候，儒家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宋朝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張載，他說的一句話經常被新儒家掛在嘴邊，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聽到這句話就很不舒服。誰給你的權力？怎麼為天地立心？你連一個邏輯上自洽的世界觀都提不出來。為生民立命？有民主制度嗎？你怎麼知道自己代表了民意？為往聖繼絕學，你考據的功夫都沒有到家，典籍的真偽都說不清楚，怎麼繼？為萬世開太平，也沒見你開出來什麼啊。我實在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自豪感。我是一個天生的懷疑論者。我推崇的是羅素的態度。羅素說，我是不會為我的信仰犧牲的，因為我信仰的可能是錯的。要隨時保持這種懷疑態度。

聲明：

此微信公共號主要推送中國社科院何帆博士自己的研究成果。歡迎轉載，但轉載的時候請註明「轉自何帆研究札記微信號（hefancass）」，感謝支持！

如果您喜歡本文，可點擊右上角，分享到朋友圈。

關注「何帆研究札記」，您可添加公眾微信號「hefancass」，或掃描下方二維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