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否找到自己的模式？

　　當代世界最為成功的發展模式當屬西歐和美國，當然在亞洲也有日本。但即便是成功的模式，都永遠面臨著不斷進行自我調整的任務。而其中的核心課題，就是在經濟效益與社會公平之間尋求相對的平衡。

　　西歐和美國都是資本主義社會，但在發展模式上還是有所區別。政治學家們把西歐稱為「社會市場經濟」，因為其福利體系比較完整，政府在財富重新分配方面扮演較大角色；而美國被稱為「自由市場經濟」，因為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較少，社會保障體系不如西歐。至於孰優孰劣，歐美政經界曾有過熱烈討論，至今還在持續。

　　美國和西歐都曾以自己的模式為驕傲。依賴於戰後經濟發展「黃金時代」的深厚奠基，西歐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的補貼，使貧富差距大大縮小；而就業機制的制約功能，也保證了勞務市場的公平性。

　　美國經濟的高效益也是有目共睹，而經濟運行中較少的政府干預，更是獲得了經濟學家和其他國家政治領袖的推崇。上世紀80年代，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英國就曾以相當激進的姿態擁抱美國模式，與愛爾蘭一起成為西歐僅有的兩個美式經濟體。

歐美模式的優劣比較

　　但到了90年代中期前後，美國模式的光彩有所褪色。當時，柯林頓領導的民主黨政府、布萊爾領導的工黨政府以及施羅德的社會黨政府，開始對歐美髮展模式進行反思，並共同提出了著名的「第三條道路」，誓言要使無情的資本主義展現出「人性的面孔」。也就是說，在追求經濟增長和商業利潤的同時，必須同樣重視社會的平等與公平。

　　可是，隨著柯林頓任期的結束，以及德英兩國社會遇到諸多困難，「第三條道路」無疾而終。儘管如此，三位領袖提出的「第三條道路」的口號，其本身就已經表明，即使是比較成功的發展模式也必須求新求變。

　　至於日本，它在戰後的經濟起飛，連美國都極感興趣，甚至還有些美國人議論要借鑒日本模式。可是，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破裂之後，這個模式便逐漸被人淡忘。

　　如今，在全球化背景下，歐洲和日本都面臨著經濟和社會轉型的抉擇。由於經濟長期低迷，人口加速老化，失業率增加，西歐一些國家龐大的社會福利制度，成為越來越難以承受的負擔。再加上一體化進程遇到障礙，社會騷亂事件常有發生，歐洲國家自信心因而受到傷害，對原本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產生了懷疑。

貧富差距已近國際警戒線

　　大致來看，美國模式似乎一枝獨秀。但實際上，美國同樣沒有解決效益與公平之間的矛盾。從70年代末直到90年代，美國低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其實一直在縮水，貧富差距在擴大。90年代中期柯林頓執政時，雖然就業率增幅較快，貧富差距拉大的趨勢被遏止，但社會不公平現象並沒有好轉。因此，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特別是歷次選舉中，效益與不平等這一難以調和的矛盾，始終是一個核心課題。

　　在發達國家最近25年來經濟低迷、貧富差距擴大的同時，中國經濟卻是超高速成長，但貧富差距同樣在迅速擴大。中國社科院近日發表年度調查報告指出，中國收入差距的嚴重程度，正在接近拉美國家的水平。其中最令人擔憂的是，昂貴的醫療費正在把剛剛脫貧的人口，重新推回到貧困狀態中。

　　除了社科院之外，中國一些主要媒體最近也就貧富差距問題做了抽樣調查，結果同樣令人擔憂。《中國青年報》和新浪網本月26日發表的調查結果表明，90％的受訪者都認為現在的貧富差距太大。而世界銀行也指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到了國際警戒水平。

　　胡溫體制執政以來，中國政府對原有的發展模式進行了全面反思，包括對經濟優先於社會公平的國策進行了調整。執政黨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都是重新思考的結果。

　　而此後宣布的一些措施，包括取消農業稅，對農村建設加大政府投入，改善城鄉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免去1億5000萬農村兒童的學費等等，都旨在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以便減少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的和諧。

　　在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裡，以發展經濟為優先的政策，使得數以千萬計的人口脫離了貧困狀態，也使相當一部分人口實現了財富積累。這個成就本身證明，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經濟優先」固然有其偏失，但總體上卻是必要的發展戰略。

　　但是，中國現在的國情已經改變。貧富差距形勢的惡化，財富分配的不公，對農村人口的歧視政策，不僅對經濟改革構成了巨大障礙，而且還有可能動搖社會穩定的根本。中國的當政者再也不可能心無旁鶩地只盯著經濟數據，而必須站在經濟效益和社會平等之間，發揮關鍵的仲裁和調和作用。

政府急需發揮調和角色

　　近期以來，中國政府和媒體在貧富差距問題上顯得很透明，很開誠布公，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它雖然意味著胡溫體制構建「和諧社會」的政治工程十分艱巨，但也同時預示著，這將形成巨大的政治壓力，使政府部門必須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資源，展開更大規模的社會公平計劃。

　　經濟效益和社會公平之所以是西方民主體制中的焦點課題，是因為它直接影響著選民的投票意向和政權的穩定。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為少數人創造了大量財富，製造了貧富不均，但民主選舉制度卻有可能迫使政府對財富進行重新分配。中國人的手上沒有選票，絕大部分無權無勢的人口都無法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而只能指望有一個公正、無私和賢明的領袖為他們做主。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龐大，收入差距和分配不公確實難以避免，但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和手段，去縮小貧富「兩個中國」之間的鴻溝。即便因此而減少了經濟效益，那也依然是功在千秋的歷史偉業。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潘圖森（Jonas Pontusson）在其著作《不平等與繁榮》中作出的結論說，在福利體系龐大的國家，其經濟和收入的總體水平，與福利少的國家，完全可以相提並論。換言之，政府為公平社會而實施的政策和措施，並不一定就會降低經濟效益。

　　中國正在探索新的發展模式，矢志要建立「和諧社會」，說到底就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間尋求平衡。對此，也許潘圖森的結論能夠起到一點啟示作用。

·作者是《聯合早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