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的長輩工學結合的學生時代談起

——鎮江女子職業學校給我們的啟迪

蔣乃平

中華職教社1927年與鎮江地方人士冷遹合辦了鎮江女子職業學校，距今己有80年，但其辦學理念和教育、教學方面的具體措施，至今仍能讓我們從中受到啟迪。我的幾位長輩，得益於這所工學結合的職業學校，改變了弱勢人生，也讓我從青年時代就開始關注職業教育。

以當地經濟特色為依據設置專業

江蘇省是中國4大蠶區之一。早在殷商時代已養蠶繅絲。東晉之後，蘇南太湖流域的蠶桑生產已很發達。明、清以來，以蘇州為中心的蠶桑生產十分興旺，20世紀30年代初為興盛時期。成立於1927年的鎮江女子職業學校，針對當地經濟特點，首先設立了蠶桑科，後來又陸續開設師範、會計等科。照片1攝於1935年，是我姑母蔣佩芳所教的蠶桑科第七屆學生在蘇州虎丘的合影。

鎮江女職專業設置緊扣當地經濟發展需要，學制依專業特點而定，以實際需要確定修學時期，畢業生就業率高。師範科畢業生少數升學，多數任小學教員。蠶桑科畢業生任蠶桑制種場技術員或蠶業指導所指導員。自1927年至1937年歷屆畢業生1168人，多數對口就業，幾乎沒有失業的。

我的姑姑等多位上輩，經鎮江女子職業學校的學習，進入了職業婦女行列，改變了弱勢人生，以一技之長養家，度過了三十年代因我祖父早逝而失去經濟來源的艱難困苦，熬過了淪陷敵後、生活困頓的年月。

以半工半讀的形式向弱勢群體傾斜

學而優則士是上千年形成的積澱，「五四」運動後興起的現代職業教育亦必須面對此類問題，即有錢、有勢的人，其子女一般不進職業學校。此外，20世紀20、30年代，「女子無才便是德」仍有強大慣性。教育是改變人生的重要途徑，處於弱勢的女性受教育難，貧困家庭的女子受教育更難。中華職教社創始人黃炎培主張「男女教育機會應該均等」，他認為「解放必先自立，必先能治生」。女子職業教育，培養女子「獨立自治之道」，而且「由個人之能力而發展社會之能力」。當時的中華職業教育社辦事部副主任楊衛玉指出「要改變生產落後的中國，就要打破女子安坐而食的習慣，而成為直接或間接生產的女子。如此，女子職業教育應是一種重要的方法」。重視女子職業教育，改變弱勢群體地位，是中華職教社立社之初的重要指導思想。

職業教育相對於普通教育，是一種高成本的教育，而願意接受職業教育的人往往支付能力很低。既要幫助弱勢群體子女接受職業教育，又要保證學校良性運轉，是職業學校必須面對的問題。

半工半讀是部分時間勞動、部分時間學習的辦學形式，也是學生參加一定勞動、掙錢讀書的求學方式，是勤工儉學的形式之一。世界許多國家曾實行半工半讀，其目的和方式不盡相同，但在發展教育事業，減輕國家特別是學生家庭經濟負擔方面，其作用是一致的。我國「五四」運動以前，吳稚輝等人宣傳過半工半讀。1919年12月，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17人在為北京工讀互助團募捐的啟示中，提出了「實行半工半讀主義，庶兒可以達教育與職業合一」的宗旨。此後，陶行知、黃炎培等又積極倡導、身體力行。鎮江女子職業學校作為當時江蘇省會所在地唯一的女子職業學校，通過半工半讀、工學交替招收貧困家庭女生，設繅絲班免費短期培訓繅絲廠女工。無論半工半讀，還是免費培訓，都是實實在在的為貧困女子服務，做到了中華職教社辦學「舉例示人」的作用。

我的祖父在上海英年早逝，祖母和我未成年的父輩們，失去經濟來源，回到鎮江老家，家徒四壁、一貧如洗。我的姑姑們有幸陸續進入鎮江女子職業學校，通過半工半讀，不但自力更生地學到一技之長，而且「半工」所得的收入，在支付上學用費之後，還能資助家用。

攝於1941年的照片2，後排的4位女士均為鎮江女子職業學校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以來陸續畢業的學生。從右至左分別是我的姑姑蔣佩芳和我家世交張世芬、我的伯母董匯瑜和姑姑蔣佩蘭。蔣佩芳、張世芬於30年代初蠶桑科畢業後留校任教，拍照之時已負些領導責任，是我國從事現代職業教育的先行者。解放後，張世芬仍在江蘇准陰地區從事蠶桑職業教育。照片3是張世芬送給蔣佩芳的單人照片後面的題字，字裡行間飽含老一輩職教工作者對事業的深情。董匯瑜為會計科畢業生，一直在銀行和保險公司從業，2003年還被揚州市政府評選為健康老人，上了電視。蔣佩蘭為師範科畢業生，終生從教。照片前排是我的奶奶和堂兄，一老一小依靠後排4位女士從業的微薄收入度過了淪陷時期的艱苦歲月。堂兄蔣乃明於196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系，為三峽大壩的修建效力，他亦間接得益於「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的職業教育。

以工學結合的形式強化實踐教學

2005年頒布的《國務院關於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要求「大力推行工學結合、校企合作的培養模式」，強調「高度重視實踐和實訓環節教學」，明確了有別於普通教育的，具有職業教育特點的人才培養模式。

半工半讀著力於掙錢讀書，是一種求學方式，其「工」不一定與所學專業有關。工學結合著力於「結合」，是一種培養模式，其「工」必須與所學專業一致。鎮江女子職業學校附設小學、幼稚園，供師範科學生實習。蠶桑科則有大片農場和百餘畝桑園，除供實習外，還育制「金山牌」優良蠶種對外銷售，受到廣大蠶農的歡迎。蠶桑科實訓場地既為工學結合提供了保證，又為半工半讀創造了條件，還推廣了先進技術，通過產、教、研的結合拉動了當地蠶桑業發展。

照片4、5攝於1935年10月，是署名鳳翔和家玉的兩位蠶桑科學生送給她們的老師和學姐蔣佩芳、張世芬的。她們身穿統一的工作服，戴著斗笠，背著竹簍，正在採桑葉。鳳翔還在照片背後用秀麗的字寫上了情感豐富的「甜樂的精神，滿簍的鮮葉」，抒發了她對所學專業的愛，呈現了她對即將從事的職業的情。

工學結合要有相應的課程為基礎。鎮江女子職業學校蠶桑科的專業課有栽桑學、養蠶法、蠶病學、制種學、細菌學、氣象學等。除課堂教學外，學生在校期間必須參加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實訓內容包括栽桑、採桑、養蠶（育蠶種、孵化、作繭）、繅絲等蠶桑生產的所有環節。種桑、養蠶、加工的季節性、時間性極強，蠶桑科教學過程完全按蠶桑生產的節奏安排，閑時進課堂，忙時進桑園、蠶房或繅絲車間，有時天不亮就起床，有時深夜還在蠶房。在教學方法上，鎮江女子職業學校注重自學輔導，強調「以求由行致知，由個性之發展，而獲得服務社會之知識」。如果用現在的辭彙表述，即教學採用能力本位的任務驅動法，重視學生主體能動性調動，講究學以致用。鎮江女子職業學校的課程，即教學內容、教學安排、教學方法，具有典型工學結合的特徵，既突出了職業學校教育注重實踐教學的特點，又與繅絲等單一技術的職業短訓有明顯區別。

以養成教育入手注重人格修養

鎮江女子職業學校的辦學宗旨是：培育女子有一技之長，從事有益於社會的生產事業，藉以求適當之生活，同時注重人格之修養，身體之健康。學校校風好，學生衣著樸素，守紀律，有禮貌。

學校推進人格修養，從養成教育入手，注重實行，不尚空談。學校制定品德修養標準，定期檢查，如學生缺乏某一方面修養，在中心訓練周進行專門訓練。養蠶要熬夜、栽桑要下田，忠於職守、吃苦耐勞、敬業愛崗的訓練是每個學生的必修課。服裝一律，夏季穿白布褂、黑布裙，冬季穿藍色旗袍，春、秋季和實習時，也有特定服裝。學生一律短髮，穿布鞋，而且鞋必須由學生自己動手做。

分別攝於1933年夏和1932年冬的照片6、7，既是鎮江女子職業學校學生夏、冬兩季著裝的真實寫照，又生動地反映了富有青春活力的姑娘們在學校沒有太多限制的頭飾和圍巾上，張揚個性，突破了「一律」。更有意思的是可以在照片6上看到的女生穿的布鞋。由於鞋必須由學生自己做，更給了她們表現自我的天地。有人用深色鞋面、淺色繡花，有人用淺色鞋面、深色繡花，在花形上就更變化多端了。

照片2右側的蔣佩芳、張世芬拍照之時已經在鎮江女子職業學校任教多年，亦穿統一教師服，和學生一起生活，並參加所有實訓。兩人均為植桑、養蠶、繅絲能手，是能文能武、技藝全面的「雙師型教師」，在工學結合的教學和生活中，與學生日夜相處，以身作則，深受學生愛戴。我幼年時，曾看見姑姑蔣佩芳用她那略顯粗糙的大手擺弄養蠶用具，我成年後，年事已高的姑姑談起養蠶和教學，仍是喜笑顏開、津津樂道。

我的一家與職業教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除了四位畢業於鎮江女子職業學校的前輩外，我大姨王大光、三姨王明光均為助產士學校畢業生。我母親王榮顯曾於抗戰後擔任河南大學醫學院附屬高級助產士學校校長，既為學生講課，又帶學生實訓。這所中等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在解放後成為許多醫院婦產科的骨幹。

我的父親蔣方正，曾為1951年建成的「山西榆次經緯紡織機械廠技工學校」出過力。此技校是廠辦技校，後升格為中專和高校。其前身是解放前的「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公司」在上海周家橋辦的「經緯技工訓練班」。我幼年時代就曾隨父母在周家橋居住過，技工訓練班及其實訓場地是我常去的地方。此技校，於1955年轉為中專，改名「榆次經緯紡織機械工業學校」。後遷鄭州，改稱「鄭州紡織機電學校」。1980年，學校升格為「鄭州紡織機電專科學校」，1987年又升格為「鄭州紡織工學院」，2000年更名為「中原工學院」。

榆次經緯紡織機械廠是新中國誕生後建成的第一座大型機械製造廠，1951年動工興建，1954年建成投產，是國家「一五」期間156項重點工程之一。其主要設備均為美國40年代末的最新產品，在解放初期是我國技術水平最先進的工廠之一。經緯紡織機械廠的前身是「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公司」，是1941年由資本家黃朴奇、李升伯、錢新之，通過國民黨交通銀行、經濟部工礦調整處、花紗布局，集資舊法幣500萬元設立的。廠址最初在廣西柳州，後遷重慶。抗戰勝利後，「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公司」遷至上海，通過交通銀行再次融資，在美國定購了設備，準備在杭州建新廠。

我父親1941年起在交通銀行工作，1948年任交通銀行駐「上海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公司」代表，併兼任「上海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公司」會計科和秘書科科長，掌握著公司定購美國機床設備的全部資料和備用金。在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攻打上海前，我父親拒絕了撒往台灣的命令，放棄了去香港的機會，冒著諸多風險守護資料，等待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後，陳毅以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名義，下令接管國民黨的官僚資本企業——「上海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公司」。軍代表進駐公司的第一天，等候己久的我的父親，就把全部資料交給了軍代表。我父親在政府支持下，通過自己的「人脈」，發揮英語和財政金融方面的專長，經過與美國繁瑣、艱難的交涉，使這批機器沒有運往台灣，而是繞道香港進入大陸，成為新中國建立後第一家大型紡織機器製造廠——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廠的基礎。陳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長時，為工廠題寫了「經緯」二字。

1950年，由於上海、杭州經常遭受國民黨飛機襲擾，國家決定「上海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廠」整體搬遷到山西榆次。我父親從大都市上海來到山西榆次，參加了建廠全過程，並為經緯紡織機械廠技工學校的建設籌款。此學校邊建設、邊教學，在建廠過程中，同步培養出大批生產人員。學生在上海、青島等地調來的老師傅帶領下，通過設備安裝、調試，在工學結合中學到了真本領，成為解放後成長起來的第一批技術工人骨幹。

1959年5月，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等人的陪同下，專程到榆次經緯紡織機械製造廠，看望他的老部下和從江南水鄉上海來的工人兄弟和技術、管理人員。

我的父親、母親作為老一輩知識分子，對職業教育有很深的感情。在我獲得全國職業教育先進個人時，己入耆耆之年的二老，要我把獲獎銅牌放在他們的寫字檯上，以有一個能為職業教育出力的兒子感到自豪。

上個世紀50年代後期，我在北京二中讀高中時，就曾半天讀書，半天在企業和學校合辦的電機廠、鑄造廠勞動。參加工作後，在農村中學當教師，1964年介入劉少奇主席倡導的半工半讀。後來又在生產隊支持下，帶領學生推廣雜交玉米和小麥良種、土豆夏季育苗、水稻生長素土法製造、科學養豬等先進農業技術，建沼氣池，辦拖拉機培訓班……。浩劫之後，隨著職業教育的再起步，積極興辦農村職業高中。成立實習企業——電力安裝隊，聘請老電工當老師，帶著學生架高壓線、裝變壓器，邊學邊干，培養農村電工，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80年代，成為恢復活動不久的中華職教社的個人社員。

2003年退休後，仍在為職業教育的再次起飛貢獻微薄之力。2007年被中華職教社聘為專家委員會委員，並再次當選為中國職教學會理事和學術委員會委員，擔任中國職教學會德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現以此文，從我的長輩們工學結合的學生時代和幾張老照片說起，談談我家與職業教育以及中華職教社的兩代淵源，希望能從往事的回憶中，理出一些對職業教育深化改革有用的思路。

蔣乃平

2008-1-5

本文部分內容，刊載於《教育與職業》7月上，2007年第19期，P104—105

學問人生-記全國職業教育先進個人蔣乃平

一

祖父早在清朝末年就在上海的十里洋場做外貿生意；外祖父是河南省第一個西醫；父母親在上世紀３０年代矻矻以求於頗有名氣的高等學府……這樣的家庭背景，讓蔣乃平從小就耳濡目染了很多的書墨之香，大家之氣。也正是這樣的家庭背景，讓蔣乃平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不可能擁有更多的想法。

　 １９６０年，從高中畢業的他面臨著人生的一次選擇。在「不多的想法」中他填報了醫科大學的志願。受家族影響，蔣乃平很想成為一名治病救人的醫生。這樣的想法只能成為一種夙願，蔣乃平走進的是師範院校的大門，學習的是自己從未料到的生物專業。

４２年後談起當初的「陰差陽錯」，蔣乃平無奈地笑了笑。

１９６２年，結束大學學業的蔣乃平懷著對教育、對社會的滿腔真誠，來到北京遠郊的通縣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成片成片的玉米地，人煙稀少，破舊的平房，缺燈少電……這樣的環境並沒有讓來自大都市的蔣乃平感到幾許陌生。「生在解放前，長在紅旗下」的他發自內心地感到，像他這樣出身的知識分子應該接受改造。

在農村中學住了不到一年，蔣乃平便把行李卷搬到了生產隊的大場院。「出身不好」一直是蔣乃平心頭沉重的壓力，也成為他奮起的主要動力。每逢周末，蔣乃平就自覺加入到生產隊的勞動行列中，或割麥，或掏糞，或平整菜園。只有在農村這片天地中有作為，才能真正打磨掉自己身上的浮躁與矯情。這是蔣乃平的初衷。勞動帶給他的不僅僅是體力上的鍛煉，還有對農村、農民的真正認識，以及自己人生觀、世界觀的改變。

在泥土中摸爬滾打的蔣乃平並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農民，他的主要身份是農村中學的生物老師。

入其道，親其行。不幹則已，干就一定要全力以付地去干，要干出名堂來。打小養成的性格讓蔣乃平立志要做一名好老師。除了講授生物課外，與生物相關或不相關的許多課程蔣乃平都講授過。他的教研論文也在《生物學通報》等權威刊物發表。農村中學條件簡陋，這給蔣乃平提供了很好的發揮聰明才智的機會。沒有實驗室，建！蔣乃平相繼建起並管理過生物、物理、化學三個實驗室。沒有實驗田，建！當年的棉花和小麥試驗田都獲得了很高的產量。蔣乃平還奔赴上海取回生物疫苗，實驗疫苗接種土法製作。他牽頭搞起的土豆夏季育秧實驗和沼氣池修建實驗也得到了村民的大力支持。沒有校辦工廠，建！一開始，蔣乃平與一家工廠聯繫，負責全北京市冰箱的電機修理。後來，他還組建過針織滌綸、電力安裝等企業，使校辦工廠進一步做大，為學校贏得了不少利潤。

　　當然，那個史無前例的年代帶給蔣乃平的更多是痛楚。出身不好，「愛出風頭」發表學術見解—— 一一成為他難以擺脫的罪責。對於這些，他現在仍然不願意過多提及。即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仍然利用學生串聯的機會，用心地考察了武漢鋼鐵廠、武漢車輛段、中國第二汽車製造廠以及一些化工廠、機械廠等大型企業，對中國的工業經濟狀況有了非常感性的認識。

　　回顧自己的前半生，蔣乃平說，看似雜亂無章，實際上為自己後來所從事的職業教育工作留下了很好的鋪墊。

而生活上的風風雨雨讓步入不惑之年的蔣乃平更為堅強、堅定。

二

　十一屆三中全會，對中華民族是個轉折點，對蔣乃平的人生也是個轉折點。積蓄已久的能力終於有了展示的機會。

在從事過一段普通教育工作後，他即轉入職業教育戰線。一貫對新事物充滿濃厚興趣的蔣乃平開始關注教育學、心理學及電化教育的研究與實踐。北京市朝陽區舉行第一次學術年會，蔣乃平的研究成果即在獲獎之列。他還連年被評為區科技活動先進個人，併當選北京市科技協會常務理事。

從職業指導的角度說，人職匹配是核心，但人也許是因喜歡而從事某一項職業，也許是因從事某一項職業而喜歡。蔣乃平說，自己顯然屬於後者。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蔣乃平的研究開始深入職業教育課程領域。

　　至此，蔣乃平完成了自己人生上的一次轉型。

　　９０年代初，蔣乃平再次面臨選擇。上級希望身任朝陽區職教中心副主任的他能夠另去一校組班子。領導找他談了三次，蔣乃平每次都以自己有很多缺點為由婉言謝絕。最後逼急了，他攤了牌：「我正在研究點東西，剛剛摸出點路子來，它可能失敗，也可能充滿希望。依我的性格，要當一把手，就不可能分出精力來再研究它，扔了我覺得太可惜。」蔣乃平主動切斷了對許多人充滿誘惑的仕途，全神貫注於學術研究之中。時至今日，蔣乃平從未後悔過自己的這次選擇。

　　蔣乃平所說的「東西」就是後來名聞全國的「寬基礎、活模塊」。

三

　　我國職業教育的傳統課程模式是單科分段式，雖然至今仍有其合理的成份，但由於一些學校過分強調「文化課為專業課服務，專業課為技能課服務」，使得培養方向向單一工種偏移，不但失去了學科本位課程的優勢，而且必然出現成千上萬個課程系列，使教學管理難以實施，更何況單一工種的培養方向越來越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

　　「八五」期間，在職業教育課程論和教學論得到普遍重視的同時，我國引進了國際勞工組織的就業技能培訓模塊教學（ＭＥＳ）、北美以能力為基礎的課程開發（ＣＢＥ）以及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課程模式。這些模式的設計不單純從學科出發，而以職業分析為依據，以能力為本位，並具有靈活組合的模塊結構，使正在痴迷課程研究的蔣乃平深受啟發。

　 有著十幾億人口的職教大國為什麼沒有一個符合國情和新時期需要的課程模式？

　　１９９３年，主持北京市「八五」重點課題《模塊式技能培訓在職業學校課程開發和教學過程中的引入和改進》的蔣乃平，首次提出「寬基礎、活模塊」的課程設計思想，在朝陽區有關學校開展了實驗，並成為上海職教研究所黃克孝教授主持的有關職教課程的「八五」國家教育科研重點規劃課題的主要成員。通過學術交流，蔣乃平和的黃克孝教授成了知心朋交。這種知心建立在對職教課程理論研究的追求上，建立在對學術問題的爭論和探討中。只要有機會見面，兩個人總是談至深夜，交談中既常常爭得面紅耳赤，又常常為深入切磋獲得共識而開懷大笑。

　　１９９４年，「寬基礎、活模塊」的理論框架初步形成。蔣乃平應邀在福州召開的一次全國性學術會議上所作的發言引起與會者的極大興趣。為了擴大檢驗範圍，其後的相應研究被作為「九五」國家教育科研重點課題《面向２１世紀的職業學校課程與教材體系改革的研究與實驗》、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立項課程《「寬基礎、活模塊」課程模式的實驗研究》的重要內容，在２３個省區設立了實驗校。

　　１９９９年，由蔣乃平主編的《「寬基礎、活模塊」的理論與實踐》一書面世，標誌著這個學名「集群式模塊課程模式」在理論體系上初步完善。正是在這一年，蔣乃平在北京主持了「職業教育課程改革國際研討會」，這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繼在韓國召開的「第二屆國際職業技術教育大會」後的第一個大型後續性研討會。蔣乃平在會議上作了內容為《職教課程改革應處理好的九大關係》的主題報告。「寬基礎、活模塊」模式受到了與會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和肯定。也是在這一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指出：「努力辦好各級各類職業技術教育，是一篇大文章。」

　　２０００年，蔣乃平赴台介紹了大陸職教課程改革和「寬基礎、活模塊」課程模式，引起當地職教理論界和職業院校的強烈反響。同年，北京市教委決定，以１７所試點校為龍頭，在全市中等職業學校推進課程體系整體改革的實驗。

　　 ２００１年，教育部頒布了83個重點建設專業教學指導方案。其中至少有12個方案在研究與開發報告中明確了使用「寬基礎、活模塊」課程模式。

　　 ……

　　 作為一種正在探究和完善的課程模式，「寬基礎、活模塊」能在短時期內得到理論界的認可和職業學校的歡迎，這與其設計者和指導者蔣乃平教育理念的正確與改革策略的適當是分不開的。

以「職教興旺，匹夫有責」為座佑銘的蔣乃平非常推崇馬克思關於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的學說。他認為，無論是中等職業教育還是高等職業教育，雖然不可能對一個人一生的擇業負責，但決不等同於職業培訓，其必須要「重發展，講後勁」，為青年學生今後漫長的職業道路奠定基礎。他認為：教育是服務，職業教育區別於其它各類教育的本質特徵，是滿足受教育者就業的需要，直接為受教育者就業的需求服務。由職業學校教育和職業培訓構成的職業教育，在學習型社會中發揮著既相互聯繫，又相互區別的作用。職業學校教育既是滿足受教育者就業需求的定向教育，也是為學生畢業後不斷接受定向教育奠定基礎，從而能夠終身學習的教育。職業培訓既是滿足受教育者就業、轉崗、晉陞需求的教育，也是職業學校畢業生終身不斷接受定向教育的重要形式。

正是基於這一點，他主張，「寬基礎」的「寬」不但是面對一個職業群的「寬」，而且也是為受教育者奠定繼續學習基礎的「寬」；「活模塊」的「活」不但是提高就業應用能力的「活」，而且也是及時更新學習內容的「活」。

　　 無論哪種類型教育的課程改革都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其繁重的工作量和複雜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在無捷徑可走的情況下，蔣乃平借鑒ＤＡＣＵＭ方法，對職業能力進行層層分解，以此作為課程開發的基礎，並很注重從課程開發、課程實施、課程管理乃至課程評價的諸領域內都進行不同程度的系列配套改革，使「寬基礎、活模塊」模式具有了衍生出多種變式的可能。

從預期效果看，「寬基礎、活模塊」至少具有六方面的優勢：一是學校既能穩定辦學，又能主動適應市場需求變化；二是能提高畢業生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和今後發展的「後勁」；三是有利於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職教整體優勢形成；四是便於中等職教和高等職教學習內容的銜接；五是有利於調動用人單位與學校合作的積極性；六是有利於加強職業學校教學質量管理。

四

　任何理論創新都必須具有求異思維。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向來是解決問題進而推動理論發展、創新的首要環節。問題的發現和提出，方法和途徑很多，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敢於和善於進行不斷的理論追問，以結合新的情況、新的變化對現有理論予以重新審視和認真反思，看其中哪些需要堅持、保留，哪些需要修正、發展。

　　 這種理論追問帶給一個學者的有快樂，但更多是含辛茹苦，甚至忍辱負重。蔣乃平說，他也有過這樣深切的感受，是自己的性格和親友的支持讓他學會了堅守。

　　 除了建立和完善「寬基礎、活模塊」課程模式外，蔣乃平執著探索於課程研究的其他領域。

　　蔣乃平坦言，自己搞研究，第一注重應用價值，第二注重理論提煉，第三注重實踐檢驗。

　　２０００年，蔣乃平受聘擔任北京市中等職業學校課程體系整體改革專家組組長。他和同事一道，積極推進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的深化，在課程改革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都有了一定突破——

　　宏觀層面，在有關學校原有工作的基礎上，提煉出面向世界、有推廣價值的四種課程模式；結合入世後社會經濟發展需求以及首都承辦奧運會的需要，根據市教委提出的職業教育與國際接軌的要求，及時推出了課程開發和職業分析的新方法「職業資格比較法」，既為學生多元化選擇、提高就業競爭力提供可能，又能及時將發達國家科技進步對職業演變的影響及其從業者素質的新要求，及時反映在我國職業學校課程之中，使全體學生受益。

　　中觀層面，對市教委批准的１７個試點校的重點建設專業課程改革方案進行診斷，給予針對性強的諮詢和指導；對體現能力本位、以問題為中心的綜合化、模塊化的教材編寫，給予諮詢和指導；借鑒ＤＡＣＵＭ方法分析了「綜合職業能力」的構成，又進一步分解了有利於學生融入社會、適應社會的社會能力，主編了以心理健康為基礎、案例引入、能力本位和模塊化的《社會能力訓練教程》，在編寫思想、體例等方面均有所創新。

　　微觀層面，在一線教師教法、學法、考法改革的基礎上，結合職教特點，對雙語教學、研究性學習和以過程自我監控為特色的能力本位考核方式，進行了諮詢和指導。

　　 這三個層面的創新性突破，對拉動北京全市職業學校教學改革發揮了積極作用，也對全國的同類改革產生了輻射作用。

在職教課程理論建設和課程改革實踐中，蔣乃平始終堅持「課程是動態的社會現象，是教育永恆的主題」，及「課程是連接社會與教育的橋樑，是教學改革的核心」這樣的教育理念。他提出，以課程結構設計和課程開發為重點的課程模式理論構建，已逐漸成為職教課程論從以基礎教育為主要對象的一般課程論中脫穎而出的重要標誌。他主張，職業學校的課程改革還必須要處理好九大關係——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和受教育者生存發展需要，能力本位和終身教育，勞動力市場就業機制和科技進步對職業演變的影響，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職業學校畢業生的就業和升學，課程綜合化、模塊化及彈性選課學分制管理，基本標準和較高標準，引進模式的借鑒和傳統模式的繼承，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應該說，這九方面關係的處理，既是職業學校內涵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提高職業教育自身活力的重要手段。

五

　　除了教學領域，德育是蔣乃平在研究上傾注了大量心力的又一個重要領域。他所出版的專著《職業高中德育的理論與實踐》，被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領導小組認定為「八五」期間職業教育德育學科８本抗鼎之作之一。

　　 ２０００年９月，在主持全國第一次開設的中等職業學校德育課《職業道德與職業指導》教學大綱和教材的編寫過程中，蔣乃平根據黨中央、國務院提高德育針對性、實效性和時代感的要求，針對職業學校生源特點，把職業生涯設計作為職業理想教育的載體，努力提高德育親和力，把國家意志與受教育者自身發展需要有機地融合在一起，挖掘學生潛在的內驅力，引導學生形成提高自身素質和綜合職業能力的動力機制。

　　通過深入學校一線，蔣乃平與教師共同探索在《職業道德與職業指導》課教學中，使用案例教學法、任務驅動法、小組討論法、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擬法、課內外結合法、辯論法等強化學生主體、落實能力本位、引導教學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推進有利於提高德育實效的考核方法改革。

　　與此同時，蔣乃平廣泛吸納發達國家關鍵能力、通用能力、跨職業能力的內涵，借鑒情商、非智力因素等理念，在５年實踐的基礎上，於２００１年編寫出《社會能力訓練教程》，其中對職業能力及其包含的社會能力進行了逐級分解，明確了社會能力的內涵和外沿。此點被有關專家認為「是將引進的職教理念本土化的成功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全國中等職業學校課程教學指導委員會１５名委員之一，蔣乃平參與了教育部頒發的《關於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深化中等職業教育教學改革》、《關於中等職業學校德育課程設置與教學安排的意見》、《關於加強職業技術學校職業指導工作的意見》以及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適應新形勢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小學德育工作的意見》等文件的起草工作。

　　 在推進中國職教的德育工作進程中，蔣乃平付出了自己的一份汗水和智慧。

六

綜覽蔣乃平的研究成果，你會發現他很少就教育來談教育。在很多情況下，他是把涉足社會學、經濟學領域來作為研究職業教育的必要條件。在很早時期，蔣乃平就發表了諸如《公共汽車上的震蕩》、《鄉下人、城裡人、邊緣人》等文字生動鮮活而見解上又很前瞻的文章。

　　說到這些文章，說到自己的研究，說到自己是北京職教學會的「平民」副會長，說到６０歲的人生，蔣乃平認為取得的一些成就並不是個人天份所致，而是他比別人付出的更多一些。

　　每天早上８點鐘走進辦公室，中午兩個燒餅充饑，晚上９點多離開辦公室，或者出外整天奔波——看書、思索、寫作、講學成為他生活的全部內容。別人看似單調無味，他卻樂此不疲。就這樣逐漸對教育從陌生到了解，從了解到喜歡，從喜歡到熱愛，從熱愛到沉醉，從沉醉到奉獻……

　　晚風裊裊，走在北國春城的大街上，蔣乃平點了一支煙，猛吸一口。

　　學問做到一定程度，也可以做到藝術的層次。每發表一篇文章，就會自己發現欠缺，是遺憾的藝術。每前進一步，又常常覺得自已很無知。」他若有所思地說。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