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三策》（原文、譯文和評論）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義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並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求賢，譬猶不琢玉而不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奸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謬，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一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其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其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脧，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也。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庄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為中大夫。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以上即是所謂《天人三策》，但司馬光對其進行了刪減。按《漢書》記載，《天人三策》是漢武帝的三問和董仲舒的三答。漢武帝第一問是問人性的本質是什麼和怎樣得到上帝的授權。董仲舒的回答是人性的本質是由君到四方遠近的神旨的傳達。這一答刪減後就是上述第一段。漢武帝第二問是為什麼有堯的有為和舜的無為的矛盾、周的文化的繁榮與禹的儉樸的矛盾、好的官員與壞的官員同時存在的矛盾。董仲舒的回答是教育就足以解決上述矛盾。這一答經過刪減後就是上述的第二段。漢武帝的第三問是為什麼三代的治國思想不一樣。董仲舒的回答是天性完整人性不足。這一答經過刪減後就是上述的第三、四、五段。董仲舒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初看答非所問，細看則是說一件事就回答幾個問題。這與他長期從事《春秋公羊傳》的學習和研究，思維上習慣於概括性和完整性有關。從漢武帝的問題可以看出，一方面他還只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另一方面當時的朝廷對他所提的那些問題並沒有明確的答案。這反映出秦朝的文化滅絕政策以來，漢初朝廷的理論水平比起周朝來不是進步而是退化。這些儒生對再深奧的哲學問題都拿得出較為可行的答案，相當務實的漢朝朝廷對此理所當然地承認儒生確實有本事。正是儒教的務實作風導致了它成為思想界的主流，這不是一個立意於罷黜什麼和尊什麼的問題，而是誰有本事誰來做的實際情況。《天人三策》的三問三答看起來就像一個渴望知識的後生請教一個學有所成的智者，這裡面可以看出董仲舒高屋建瓴的理論水平和漢武帝超人的智商。一個十七歲的青年能夠提出上述問題，固然與他的帝王身份有關，也反映出他並不是一個普通的只知道酒色和圍獵的貴族青年。正是在漢武帝時期，《五經》陸續從民間湧現出來。這三問三答有什麼意義呢？自秦朝以來一百年的時間，中國社會的文化程度處於較低的狀態。自《天人三策》以後，漢朝的文化出現蒸蒸日上的情況，有的方面所達到的水平後世望塵莫及。這是由一個渴望文化的青年皇帝和一個哲學上集大成的學者共同促成的。《天人三策》定下來的東西，如太子的教育制度，太學，察孝廉，足足流行了兩千年。漢朝的這個「漢」字可以用來代表中華民族，正是因為在這裡明確定下來的信仰方式和個性心理特徵。我們看到《三國演義》上面的那些偉大人物和偉大性格，其實正是這劉、董二人倡導出來的。我們看到曾國藩那樣的治世名臣，正是在這裡創建的教育制度下產生的。就漢朝的範圍內看，劉徹的成就的主要方面在於武功，所以謚為「武」。但是就整個中國歷史看，他與董仲舒一起創立了漢族人的基本個性，應當謚為「文」。電視劇《漢武大帝》沒有搞清楚這一點，主要在漢武帝的武功方面下功夫，這算是沒有抓住重點。要認識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就應當不嫌麻煩地學習這篇文章。司馬光的刪減很注重邏輯和結構，不像原文那樣顯得有點東拉西扯。應當說經過司馬光的刪減這《天人三策》變得更加嚴密和明確，這也說明董仲舒的思想還不是完全成熟，他的原材料其實是比較蕪雜的。漢武帝收到的關於古今治道的論文上百篇，董仲舒這篇顯然是拔得了頭籌。這一篇文章的思想基本是對賈誼的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理論水平是相當高的。對這篇文章的學習，我邊譯邊分析。並且在本書的其它地方結合實際進行印證。這裡分析的部分，以括弧區別。

所謂道，就是用來通向治的路，仁、義、禮、樂是它的具體內容。（「仁」是「天一人二」，「義」是「我之為美」或者「行而宜之」，「禮」是「履以致福」，「樂」是「音樂、快樂」。這裡提到的道，是「以道得民」的儒的解釋，現代可以理解為真理，但準確理解應為上帝的性格，即天意。作為孔孟之道一派的董仲舒，強調道的具體內容是仁、義、禮、樂。這一流派認為世界由充滿無限愛意的上帝所控制，上帝制定的法則中最重要也就是愛，所有的這些愛首先地傾注給人，然後由人把它發揚光大。這種觀點認為上帝的性格的主要方面是愛。尚敬思想說「惟天無親」，顯得與這個觀點相反。上帝的性格究竟如何，其實誰也說不清楚。道教對「道」也同樣有作為「路」的理解，但它更多地將它理解為「無」或者說「太極」之類的虛無的東西。佛教對於四諦之一的「道」，也有類似的「路」的理解。本書《儒教》一文，對於迴文之後的《洛書》的「行」字有關於「路」的理解。在對「道」的理解上，經典的儒教與道教、佛教最大的區別在於儒教認為真理掌握在上帝手中，人們通過學習可以化身於其中；而道教認為真理存在於萬物之中，人們通過學習可以得到它；佛教則認為真理隱藏於人性之中，通過學習可以把它開發出來。從造成的影響來看，高水平的佛教學習者看起來對自己思想之外的東西哪怕是自己的身體都漠不關心，彷彿現實世界根本不存在；高水平的道教學習者看起來仙風道骨，彷彿已化身為神本身；高水平的儒教學習者看起來愈加謙卑，彷彿旨在強調自己的渺小和不值一提。另一方面，由於儒教深入骨髓的政治性，使它相當講求現世的功利。它區別於世界上所有的其它宗教的地方在於它不光要求對真理的學習，還對這一學習加上了唯一的一個目的，那就是「得民」。所以，這一句話的意思的重心在於「治」，而不在於路。什麼是「治」呢？下面馬上就講到。）其所以聖明的王死了之後，他的子孫繼續平安地統治天下幾百年，都是進行了禮樂教化的緣故。作「君」的沒有不想國家長治久安的，但政治混亂、國家危難的卻很多，這是用人和治國思想兩方面不當造成的。周朝的道在幽王、厲王時衰微了。這不是道消失了，而是幽王、厲王沒有繼續採用道。（真理不滅的道理，在佛教里被理解為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一不異、不垢不凈，這倒是普天下所有科學的共識。司馬光認為是漢朝沒有完全採用經術和被採用的經術沒有達到應有的水平造成漢朝不能達到周朝那麼長的國運。從理論上講，如果能夠通過《五經》達到對人的思想的絕對的控制，確實能夠具有無限長的國運。但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民主的進程不允許這樣。董仲舒說政治的要義在於用人和治國思想兩個方面。這其實是針對他自己想要推銷的學說而言。按《洛書》的說法，政治應當包括八個方面。這是一種基於實際情況而立論的文風，是典型的尚忠思想的文風。尚文思想的八股文總是在自己的觀點上附著一些離題較遠的東西。它在自己的觀點提出之前先進行大量地渲染和曲折、繁複地造勢，而真正觀點本身並沒有這種強大的解決問題的能力。尚敬思想的文風總是先喊口號，對自己的觀點很不自信。這都是漢朝文風的比較優勢。就公文而言，漢朝的文風是最可取的，因為它至少可以節省時間、精力和紙張。結合當今中國的實際情況，可以看出這種文風總是從意識形態出發，與現實的生活之間有脫節。這就造成《天人三策》真的猶如天書一般，沒有長時間的學習根本看不懂。特別是它的思想前提是承認上帝的存在，這就造成現代人理解它與理解玄奘的《成唯識論》一樣困難。另一方面，這種文風不重視論證過程，顯得不在意自己的觀點一定要正確。它將實際的情況羅列出來，認為這種羅列本身就是論證。《五經》多數是歷史知識，深入學習《五經》的人往往會帶有這種觀念。這就是董仲舒認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的原因。現代人不認同這種方式就是論證，所以中醫的地位越來越低。）到了宣王的時候，他仰慕先王的德，興起停頓了的，補救破敗了的，重又倡明了文王、武王的功業，周道蓬勃復興了，這是晝夜不停地做好事造成的。（從這裡可以看出，儒教的「德」是指的人所掌握的真理，即「德」是對道的模仿。因為真理完美永恆，興滯補敝的對象不可能是「道」，而只能是模仿「道」的「德」。從這個意義上講，「道」和「德」之間誰為尊的問題當迎刃而解。如果以重人思想的孔孟之道來看，當是「德」尊而「道」卑；如果以《洛書》的文本結構以及道教的理論來看，當是「道」尊而「德」卑。所謂形而上學謂之道，形而下學謂之德，原本是指真理的兩個方面，但中國人卻一定要在兩者之間分出一個上下，可見儒教的尊卑觀念影響之深。）孔子說：「人有倡明真理的能力，而不是真理控制和指引人走向文明。」（這一句話載於《論語》。就像我們無法最終在理論上證明唯心主義的錯誤一樣，我們無法以絕對的對或錯來評論這句話。對於這一句話的進一步分析就是上帝是否存在的問題。這一句話至少包括以下幾層意思：世界由上帝主宰。人是上帝之外最偉大的東西。真理是上帝諸多性格中的一種。除上帝本人之外，首先是人可能學習和模仿上帝的性格。上帝第一性，人第二性，真理只是他們兩者的性格中的一方面。）所以國家的興亡安危在於人自己，只要上帝不參與其中，沒有什麼能夠改變人對世界的主宰。但要是人自己不採用上帝制定的真理，就會喪失這種主宰。作「君」的人，應當用正確的思想來塑造出正確的朝廷，進而用正確的朝廷塑造出正確的官員，進而用正確的官員塑造出正確的人民，進而用正確的人民塑造出正確的中國社會。中國社會處於正確的狀態，全世界就都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就沒有壞的、錯的東西存在於世間。這樣，陰陽就會調和，氣候就會符合人的意願，所有的生物就會和諧地相處，人口就會得到增長，各種給人帶來幸福和好運的東西就都會出現，而王道的終極目標也就達到了。（以上就是儒教所描述的王道樂土、大同世界，或者說天人合一的境界。它比《洛書》的描寫具體，可以說是對《洛書》的發展。從宗教的角度講，這是一種創建人間天堂的觀念。天朝的觀念確立了漢族人的民族自尊，意思是離上帝的神旨更近的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至今的漢族人認漢朝為祖宗。）孔子說：「鳳凰不來，黃河裡不出現上帝畫的圖，我這輩子看來是完了！」（這句話反映出儒教接收神旨的特殊方式。由於中國自夏朝以來完成了政教合一，就造成了中國的神職人員在精於政治理論的同時喪失了純粹的神學研究，造成中國缺乏古希臘那樣龐大完整的神話體系和專業的修道士、先知來傳達神旨。另一方面，由於沒有一個高於政治統治者的宗教統治階級，最高級別的祭祀活動由對神學不甚了了，對政治卻耳熟能詳的王或皇帝主持，他們就把神旨的接收做成了宗廟、明堂、石室、金匱之類的政治產品。由於神學的不完備，在需要神旨的時候，他們只能夠把政教合一之初的《河圖》、《洛書》拿出來無數次地研究，或者到泰山之巔去膜拜，希望見到上帝本人。）這本可以得到的神旨，因為地位的卑賤而得不到，這讓孔子感到悲哀。（《洛書》的寫作的目的被弄成了上帝寫給人間帝王的一封信，這就讓人，特別是三代的人認為神旨最初第一個接收者應該而且只能是世間最高的統治者。正是這個原因，孔子雖為聖人，也感到自卑。）陛下您貴為天子，具備了得到神旨的地位、形勢和條件。另一方面，就您的聰明、才學和仁德而言，您是一個好皇帝。然而天地間竟然沒有反應，上帝竟然沒有賜予您表示他的讚許的瑞祥，這是為什麼呢？這主要是教化還沒有興起，人民還沒有走上正確的道路的緣故。老百姓一心追求物質利益的情況，就像水從高處往低處流一樣。如果不用教化來約束他們，是不會停的。（這應當是「下流」一詞的淵源。）古時候的王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在處於尊位治理天下的時候，總把教化當成一件大事來抓。他們在諸侯國設立太學，在城市設立庠序，用仁來熏陶人民，用義來約束人民，用禮來節制人民。他們的刑罰相當輕也沒有人犯法，這是教化流行而習俗變好的結果。（我認為周朝時候即使真的有太學，也是一個規模較小的學校。）聖明的王在接手亂世的時候，將舊有的法律、習俗統統去掉，重新實施教化。教化流行起來了，習俗形成了，他們的子孫依照施行，五、六百年也不會衰落。秦國拋棄了古代聖王的道，採用一種目光短淺的治國思想，所以才得天下十四年就滅亡了。它造成的惡劣風氣至今仍然沒有消失。它造成的習俗敗壞，人民不服管教，堅決抵制王道的情況十分嚴重。打個比方來說：琴瑟彈出的聲音不準，嚴重的時候只有換上新的弦方可彈奏；政策不能施行，嚴重的時候只有採用新的政策才行。其所以漢朝得天下以來，總想要達到王道而至今沒有達到，錯在應當改革卻沒有進行改革。（儒教三德的「利用」強調自我改良，這是儒教持久的生命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