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辭退狂人劉文典

1943年7月，西南聯大的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劉文典接到中文系主任聞一多的來信，宣布解聘他，即使是學校發給他續聘的聘書也無效，劉文典頓時陷入了痛切的迷惘之中。

劉文典何許人也？他是國學大師章太炎與劉師培的入室弟子、孫中山的秘書、1917年經陳獨秀介紹而任的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首任校長、1929年羅家倫禮聘的清華大學教授、胡適之的至近好友、當面痛罵過蔣介石、掀起「罵」魯迅風波的狂人，等等。他出版過《淮南鴻列集解》、《莊子補正》等巨著，是解放前雲南唯一的「國寶」級國學教授。

一些人認為，解聘劉文典的表面理由是他接受雲南普洱大鹽商張孟希的邀請，到當地考察，為其母作壽文，獲取潤筆費，耽誤上課。實際上是聞一多「公報私仇」。其中一個理由，謝泳《血色聞一多》分析說是，聞一多在清華大學心理很有壓力，因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大多是北大畢業，且朱自清、俞平伯、陳寅恪、楊樹達、劉文典等還都是著名國學教授，只有他是清華大學畢業，還不是中文系出身，外界只承認他是名詩人，不承認他是學問家，但卻教古典文學。另一個理由可能是劉文典「多嘴」惹的禍。他曾親耳聽到聞一多上課讀古文讀錯了兩個字的「古音，就逢人便說，得罪了自尊心極強，又有自卑感的聞一多，埋下了禍根。

名教授劉文典因為一點小事兒被解聘，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巨大震動。許多人為之憤慨，其中吳宓最為激烈，始終不肯原諒聞一多。聞一多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學界大師。可見，學術行政化在解放前也是很嚴重的。

摘自章玉政著《狂人劉文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

《狂人劉文典》

章玉政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8.00元本書為國內第一本關於劉文典的傳記。劉文典是一位長期被歷史忽略的國學大師，他「二十歲就名滿大江南北」，極具傳統士大夫的傲骨，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總是一副「狂生」模樣。他師承劉師培、章太炎，結交胡適、陳寅恪，瞧不起聞一多、沈從文，追隨過孫中山，營救過陳獨秀，驅趕過章士釗，痛斥過蔣介石。劉文典為學人氣節而堅守，也曾因時代弄人而無奈妥協，在他堅守與妥協的背後，正潛藏著對於整個社會命運的痛苦思考與深切悲鳴。作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劉文典內心追逐的永遠是獨立與尊嚴。本書作者歷經三年多時間，搜集大量一手資料，為讀者展現一個個看似平淡的歷史片段，實則寄寓對當今知識分子命運的觀照與叩問。

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雲集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高等學府的大批知名學者。近年來，回憶與紀念西南聯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說一個個學貫中西的泰斗、大師，以及名揚天下的聯大學生，即便是一些當年聯大附屬中學的學生也成為回憶的對象。然而，在數以千計的文章中，卻幾乎沒有提到同樣是大師級的學術大家劉文典。難道他被人們淡忘了么，顯然不是。追溯其因，則與他被清華解聘一事直接相關。

昆明的生活，隨著戰時形勢的發展，漸漸艱苦起來。而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物價像斷了線的風箏，更是扶搖直上。物價的飛漲，使戰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們，越來越難以承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掌握著對華制空權，昆明上空警報不斷，隔不了幾天就有一次狂轟濫炸。劉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彈摧毀，不得以，和許多人一樣搬到鄉間居住。於是，每次上課都要進城，有錢人可以乘馬車，劉文典沒錢，只能徒步跋涉數里路。

說起來也是禍不單行，他的兩個兄弟，也是這時先後在湘西病故，母親也逝世於故里。可想而知，失去親人是悲痛的，而無力營葬更讓人痛苦。用劉文典的話說，這些年真是「貧病交迫」，「可謂備嘗艱苦矣」。過去一直養尊處優的劉文典，對於戰爭形勢漸漸有些悲觀，因為看不到抗戰何時才能到頭，心情不免逐漸消極。於是，教書之餘，常以讀舊詩消磨時光，後來竟發展到用吸鴉片來麻醉自己。正是這一嗜好，最終斷送了劉文典在清華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鹽商張希孟，專程派人來昆明，欲請學者為其母撰寫墓志銘。普洱素有「瘴鄉」之號，世人多有畏懼，不肯前往。於是來人找到劉文典，請其前去考察。來人還請他作一遊記，說明所謂瘴氣並不是水土空氣中有什麼毒質，只是虐蚊為祟罷了，現代醫學完全可以預防，如此「瘴鄉」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學者才能敢來，地方富源亦可得到開發。這番話打動了劉文典，何況來人允諾提供巨額酬金，另外還付以足量鴉片，可保其數年生活無憂。就這樣，劉文典在鹽商派人的護送下，於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劉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聯大同仁的鄙棄。雖然當時教授的薪水已經無法養活一家吃穿，雖然也有人開始自謀兼差職業，這些人們都能夠接受。使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了生活居然向盤剝勞苦民眾的鹽商彎腰，而吸鴉片就更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了。此外，劉文典的外出，還使正常的課程受到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由北大、清華兩校教師組成（南開沒有中文系），教授僅有七人，其中陳寅恪先生遠在香港，一時無法回校，劉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王力等五個人。這些教授不僅要為中文系開課，還承擔著全校各系一年級的通課。顯然，劉文典不在就更使講課人力捉襟見肘了。

西南聯大是抗戰開始後臨時組建的，由於人們對抗戰勝利始終堅定懷疑，所以三所雖然合併了，各自卻仍保留著各自的體系，以便勝利後復校。這種特殊體系在教師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別給自己的教師發出聘書。換句話說，即每位教師都有兩個聘書，一是聯大聘書，一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中某一校的聘書。如果三校中沒有學校給其聘書，則聯大也不給其發聘書。劉文典是清華聘請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華同仁，特別是清華中文系主任聞一多的不滿。

這年5月，按往常慣例開始給各教師續發聘書。聘書發送前，學校沒有與聞一多聯繫，逕直把聘書寄了出去。聞一多本來就不滿劉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書無疑火上澆油。他立刻給劉文典寫了封信，聲稱即使發了聘書，也要收回。聞一多也是個火性子，帶著怒氣的信里，出現了「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等諷刺之語。

聞一多發信之前，曾特意找了馮友蘭，提出首先對劉文典停薪，然後考慮解聘。馮友蘭是聯大文學院長，亦是清華文學院長，責任所在，他也認為劉文典此行不足稱道，更難為人師表。在教育獨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較大的發言權，聘任教師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師當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傾向。馮友蘭看到聞一多態度很是堅定，便接受了這種處理意見。

解聘教師，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是一件小事，況且解聘的劉文典還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難想像有些人替劉講情，王力就曾這此找過聞一多。王力在一篇回憶中說：「系裡一位老教授應普洱某土司的邀請為他做壽文，一去半年不返校。聞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們幾個同事去見聞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講情。我們說這位老教授於北京淪陷後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先生髮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他終於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劉文典接到聞一多的信時，認為這不過是「半官式信」，倚老賣老的性格使他並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給聞回信。不過，劉文典還是有點內怯，於是給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羅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時兼聯大中文系主任）寫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過，必然趕回授課，且有下學年願多教兩小時，以為報塞」的意思。

令劉文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清華果然停止續聘他了。7月下旬，劉文典從一位朋友來信中獲得「有更進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針氈。他認為自己「並無大過」，只是「徒因道途險遠，登涉艱難，未能早日返校」罷了。不過，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筆向清華校長、聯大常委會主席梅貽琦寫了長信，訴說事情經過。這封信是通過羅常培轉到梅貽琦的，信中寫到：典雖不學無術，平日自視甚高，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無論如何吃苦，如何貼錢，均視為應盡之責，以此艱難困苦時，絕不退縮，絕不逃避，絕不灰心，除非學校不要典盡責，則另是一回事耳。今賣文所得，幸有微資，足敷數年之用，正擬以全副精神教課，並擬久住城中，以便隨時指導學生，不知他人又將何說。典自身則仍是為學術儘力，不畏犧牲之舊宗旨也，自五月以來，典所聞傳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逕以奉詢究竟。

劉文典不知道，梅貽琦儘管性情平和，但對他的普洱這行也很有看法。梅貽琦接到劉文典的信後，沒有及時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擬了一份複信，交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謄清。這封信是11日以梅貽琦名義寄出的，信文如下：叔雅先生大鑒：日前羅莘田（案：羅常培）先生轉來尊函敬悉，X切關於下年聘約一節，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駕亦已於春間離校，致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且聞磨黑往來亦殊匪易，故為調整下年計劃，以便系中處理計，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專函布X，藉頌X祺不一 梅貽琦 九、十一

(X表示闕字）

就這樣，劉文典最終被清華解聘了。這大概就是有關聯大回憶中極少涉及劉文典的原因吧。

劉文典被清華解聘，經濟生活上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相反由地方撥款的雲南大學，對教授的待遇比聯大還要稍高些。然而，對於他的學術影響，卻有相當損失。試想，如果劉文典仍在清華的話，以他的學識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圍，其影響就絕不會是今天這樣。

劉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華解聘的事後，自然十分惱怒，曾與聞一多幹了一仗。當時和聞一多住在一起的清華研究生王瑤先生回憶說：「劉文典回到昆明後，對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氣。他曾到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找聞先生論理。當時兩人都很衝動，聞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飯，他們就在飯桌上吵了起來。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這種情況就極力勸解。劉文典終歸未能重返清華。」

劉文典被清華解聘後，被雲南大學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後講授《杜詩研究》、《溫李詩》、《文選學》、《文賦研究》等課程。全國解放後，他評為一級教授，並被邀請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屬於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歲。

對於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一事，聞一多很有看法，這在吳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記里就有記載。那天，國民黨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邀集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文法學院主任討論《部頒課目表》修改問題，不知為什麼聞一多在會上提到劉文典，「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污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而「雲大在座者姜寅清無言，徐嘉瑞圓轉其詞以答，未敢對聞一多辯爭」。可見，聞一多對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很是不滿。

不過，聞一多並不知道劉文典普洱之行，還有另一個連劉文典本人蒙在鼓裡的內幕。而這件事，在客觀上幫助了當時的中共下地黨員和進步青年。

劉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南方局避免無謂犧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將昆明各大中學裡比較暴露的黨員和進步骨幹，轉移到各縣。當時，聯大轉移出去的學生有100多人，其中吳顯鉞、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於磨黑中學，吳顯鉞還擔任了磨黑中學的校長。因為這層關係，不久蕭荻、許冀閩、鄭道津等聯大同學也疏散到這裡，在磨黑中學教書。

疏散到磨黑的聯大同學，認真執行中共關於在蔣管區貫徹「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和勤業、勤學、勤交友的「三勤」方針，刻苦教學，培養學生，聯絡士紳，因而很快贏得了學生、家長及社會的好評，站穩腳跟。這就為後來聯大黃平、陳盛年、錢宏、盧華澤、秦光榮、於產、劉波、曾慶華、曾慶鈴、茅於寬等同學來此任教，並為後來將磨黑中學辦成進步力量的一個重要據點打下了基礎。

磨黑中學的董事長，就是請劉文典去普洱的大鹽商張希孟。這個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勢力，但與國民黨地方黨部有矛盾。疏散到那裡的聯大同學很重視對其進行統戰宣傳，曾向其介紹世界形勢和抗日戰爭形勢，推薦閱讀《大眾哲學》、《西行漫記》、《新華日報》等。

這時，想附庸風雅張希孟正在找人為其母撰墓志銘，於是提出請聯大同學介紹一位有名的教授來此，同時以壯自己的聲勢。聯大同學覺得此事有利於他們在當地的隱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劉文典。劉文典到磨黑，有優厚的報酬，每天除教張希孟一兩個字外，沒有更多的事。但是，劉文典的到來，在客觀上起到了掩護聯大疏散同學的作用。這內情，不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劉文典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周作人，《北大感舊錄?劉叔雅》）

「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捲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錢穆，《師友雜憶》）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學兼課，講六朝文，我聽過一年……他偏於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張中行，《負暄瑣話》）

「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文中子，《劉文典：「半個教授」》）

「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里，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穀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尤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了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清華門生《教授印象記?劉文典》，見《清華暑期周刊?1935.7》）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文選》課，不拘常規，別開生面。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便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先生上課也很有個性。講到得意處，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5點多才下課，有一次，劉文典上了半小時的課便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學生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 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裡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台《傳記文學》第44卷第4期）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傅來蘇，《是真名士自風流》）

1932年夏，劉文典以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身份請陳寅恪擬國文試題，陳除出了「夢遊清華園記」的作文題外，還出了對聯題，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讓久違了對對子的學生們多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

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他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其實這種「觀世音菩薩」理論對現在我們的寫作也還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劉文典上課徵引繁富，經常一堂課只講一句話，故而講《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海賦》。後因吸食鴉片，有時上課中間癮發便狂抽香煙，由於發音多通過鼻腔，故而發音混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

大名士吳宓對劉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詩作請他潤飾，還喜歡聽他的課。劉文典也不介意，他講課時喜歡閉目，講到自以為獨到之處時，會忽然抬頭看向坐在後排的吳宓，然後問：「吳僧（吳宓）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學生們在底下竊笑。

劉文典在清華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聞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經。該寺藏書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借閱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製作的蔑子翻閱，違者受罰。寺中和尚深知劉文典是知名學者，特准他借閱，閱前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劉先生當即承諾，嚴守規約。和尚去後，劉文典先生靜坐讀經，因車馬勞頓，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卧床閱讀，不料竟然進入夢鄉，手中佛經也掉在地上。不知過了多久，正在夢中的劉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扑打，睜眼看到老和尚邊打邊斥責「您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頭面受到扑打。他睜眼一看，老和尚邊打邊斥責說：「你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無奈，劉文典只好一面承認錯誤，一面「抱頭鼠竄」（自稱），佛堂是關閉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還有遊人，出去難免丟人現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饒。和尚見劉先是狼狽不堪，後又甘心挨打，全無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變，「噗哧」一聲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這一打，劉竟和老和尚成為好友，還在清華園設素齋招待招待這位朋友。劉後來回憶此事說「我的腦袋雖然不太高貴，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這次挨打應該，君子不可失諾！」

劉文典性滑稽，善談笑，嘗自稱「狸豆鳥」；因「狸」、「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因劉喜自謔，與道貌岸然者有別，故「學生們就敢於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

劉文典對莊子研究頗深，每次登堂講授《莊子》，開頭第一句必是：「《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有人問劉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劉大發感慨道：「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劉治《莊子》，作《莊子補正》，嘗謂：「古今懂莊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前人校釋是書，多憑空臆斷，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無據。」（張德光，《莊子補正》跋）

劉文典曾講元好問、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元遺山、吳梅村）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王彥銘，《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

「只吃鮮桃一口」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吳宓在西南聯大開過《紅樓夢》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的觀點不能苟同，就唱「對台戲」。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後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台，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接著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了「蓼汀花淑」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劉文典一意鑽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後，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沈從文恰巧與劉文典擦肩而過。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因教務繁忙，陶久沒去拜見老師。某日，陶撥冗專門拜訪。一見面，劉文典就劈頭蓋臉地把他一頓臭罵，說他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被罵得莫名其妙，忍無可忍正要反擊時，劉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口氣由硬變軟。陶光聽到老師是想把自己當作「吹牛的本錢」後很受感動，幾乎破涕為笑。師生的情誼從此更深了。後來劉文典特地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籤。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了一張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遂要求老師解釋。劉文典聽後大笑不已，說自己在鄉下看書時點香油燈，燈芯上的油會滴在燈盤上。一天深夜他在燈下看書時，見有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胆地吃起了盤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相殘呢？於是隨手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1957年3月，劉文典在北京開全國政協會期間，在給次子劉平章的複信中稱呼其為「kolya」，落款為「擦皮鞋者」。原來，開會期間他在書店看到《蘇聯畫報》上有一幅名為《擦皮鞋者》的諷刺溺愛子女社會現象的漫畫。畫面上，一個滿額皺紋、衣著襤褸的老頭在嚴冬中蹲在地上為兒子「kolya」擦皮鞋。此時劉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讀大學的兒子討生活費的來信，想到自己對兒子的溺愛，不免自責。他沒有擺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來教育兒子。信中不提寄錢的事，反說自己在京費用大，錢已用完，要兒子匯點來解除經濟危機。兒子平章讀後，既感溫馨又受教育。

雲南解放後，劉文典一直在雲南大學執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較順利地過了關。他承認自己缺點很多，但無罪行。他還把鴉片徹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稱：「出於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劉兆吉，《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時李廣田為雲南大學校長，對他十分尊重，言必稱其「老師」、「劉老」。每每開會，都請他先作發言。因劉文典有傑出的表現，受到了黨和政府的優厚禮遇。評定職稱時，他是雲南省唯一一名一級教授（文科），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屆委員，在懷仁堂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他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我很僥倖地、很光榮地趕上了這個偉大時代，更高興的是以一個九三學社成員的身份來做一個共產黨的助手。我願意獻出我的餘生，獻出我的全力，為國家社會主義化而奮鬥！」（《在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劉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頁）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還讚美「雲土」為鴉片中上品，又因他喜雲南火腿，故有「二雲居士」、「二雲先生」的稱號。後深受其苦，不能解脫。誰知解放後，劉竟徹底戒掉鴉片，思想改造也順利過瓜，逢人便稱：「處於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後，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

「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嘆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庄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裡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繫於今日之校對也。」（書信輯存，《劉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頁）他所徵引的材料，特彆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他的一位老學生李埏，在上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布滿了他的批註。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傅來蘇，《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

1927年任安徽大學法學院院長兼預科主任，行校長之職，時劉文典與蔣介石不合，劉文典曾說：「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他又曾指著蔣說：「你就是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劉文典不甘示弱，也動粗還之，當眾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下腹上。被蔣介石下令關押了七天，最後由蔡元培、陳立夫等人求情才釋放^[3]。魯迅在他的〈知難行難〉一文中曾寫到「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1929年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任，同時在北大兼課。抗日戰爭期間，滯留北平。1938年逃離北平，輾轉南下，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劉文典恃才傲物，輕視文學，曾放言「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4]，因此看不起沈從文（據汪曾祺回憶，劉文典之所以看不起沈從文，是因為他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他反對沈從文當教授：「沈從文算什麼教授！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而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又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有一次日機警報，沈從文與劉文典擦肩而過，劉文典說：「我跑是為了保存國粹，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幹嗎跑啊？」後來劉文典因嗜鴉片，遭聯大解聘。

1939年出版《莊子補正》10卷。陳寅恪為此書作序。劉文典口出狂言說：「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就是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後來一直待在雲南大學執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獲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1958年7月15日病逝於昆明。

魯迅和劉文典並無過節

劉紹義　　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用現在的話說，是「國學大師」。要說魯迅和劉文典的關係，還是應該先從劉文典在學生面前談到魯迅時，伸的那個小手指說起。　　1938年，劉文典在西南聯大給學生上課時，談到他和魯迅在東京師從章太炎學《說字》時，曾伸了一下小手指。正是這個細微的動作，讓他在建國後的高校整頓工作中受到衝擊。有人借毛澤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這句話，向劉文典發難，說他從心理上輕蔑魯迅，在人格上污衊魯迅。　　按劉文典當時的解釋，伸大拇指是指年紀大，伸小手指是說魯迅在同學中最年輕最有為。這當然是搪塞之詞。事實上，在他們那批留日學生中，諸如錢玄同、周作人、徐壽棠等，魯迅並非最小，至少他比劉文典大、比周作人大。這話雖是借口，但要說人格侮辱根本沾不上邊。雖然魯迅、劉文典性格都很清高孤傲，但他們之間並無過節。相反，魯迅對劉文典似乎頗為欣賞。如魯迅在1931年12月11日發表在《十字街頭》第1期上的雜文《知難行難》，就對劉文典罵蔣介石之事給予了充分肯定。「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文中的老同鄉、舊同事、博士是指劉文典的安徽老鄉胡適。文中所涉之事，是蔣介石到安徽大學視察，校長劉文典不但沒稱他「主席」，還罵他是「新軍閥」。盛怒之下的蔣介石扇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劉文典也不示弱，衝上去飛起一腳踢在了蔣介石的肚子上，疼得蔣臉上直冒汗。劉文典按《治安條例》被關了七天，並被蔣介石命令「滾出安徽」，但他很快就被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聘為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有人說蔣介石一生就寬待了兩個人，一個是武將張學良，一個是文人劉文典，這話多少有點道理。　　劉文典聽過魯迅的講課，對其學識非常佩服。魯迅在與劉文典的幾次長談中，對其有關《昭明文選》的看法也很讚賞。兩人共同的學生李秉中結婚時，他們坐在一起談得格外開心。魯迅在自己的著述中，曾5次提到過劉文典。其中《魯迅日記》3次，《魯迅致許廣平的書簡》1次，還有1次就是剛才說的收錄在《二心集》中的雜文《知難行難》。

　　估計，劉文典當時伸小手指的原因，可能一是像曹丕說的「文人相輕」，二是魯迅在東京學《說字》時成績不是很好，劉文典在說到魯迅的成績時，很自然地伸了一下小手指。來源YNET.com)

劉文典(1)

一

「革命元勛，國學泰斗」章太炎是個怪人，也是顆福星。他大部分弟子都跟著乃師很沾了一些光。不過有一個例外，有一個人多少年裡一直在走背運，這就是劉文典（叔雅）。他原在陳獨秀麾下教書，後來陳獨秀走了，北方的軍閥來了。世道一變，他就走了。

那時候「北伐」功成，南方氣象一新，諸省皆大興辦學之風。安徽也辦大學，叫安徽大學。那時省會在安慶，安大也就設在安慶。安徽的大學當然要請安徽人做校長，可是他們不敢請陳獨秀，又請不來胡適之，就請來了姚永朴、丁緒賢們，其中就有劉文典。劉做的是文學院籌備主任，代行校長職權。他雖是個讀書人，辦學卻很有一套，相幫著就請來了許多名人，學校就很是有些樣子了。唯一讓人不放心的是當時學潮太盛，學生們動輒罷課，當局極為敏感，這讓劉文典很是為難。是時，有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要他對其嚴加監視。因說是「證據確鑿」，劉遂命令校警丁某到王某宿舍進行搜查，還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於是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離校。當晚，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了個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王某因此得救，對劉感恩不已。對於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行徑，劉極為憤慨，頂撞道：「大學不是衙門！」這句名言不脛而走。

這時，蔣介石剛在南京坐穩，於是蒞臨各地視察工作。安慶離南京和武漢都實在不遠，又豈能不去「親自指導」？於是和有關方面打過招呼後，他就興沖沖地往安慶去了。那時，安慶剛鬧過學潮，影響很不小，安大當然尤其有份。於是蔣介石在安慶時，特地指名要視察安大，可是校方几次都拒絕蔣的「訓話」。有人說，這不太好吧。劉文典就說：「我劉叔雅並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手而去。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幾經折騰，蔣終於如願。可是，到安大一看：學校冷冷清清，毫無生氣，只有幾個瘦骨伶仃、土裡土氣的僕役旁若無人地洒掃著、勞作著。此地竟完全沒有預想中的「熱烈歡迎」的場面。蔣介石風風火火多少年，何曾受過這樣的冷場！更何況是在這麼個小地方，這麼個小學校！念及此，蔣介石大為光火。順手招呼個員工，恨恨地說：「來人，把你們校長找來！」

不多時，一位瘦骨伶仃的瘦子過來了。來者一襲長衫，破舊不堪，油跡斑斑。扣子也兩扣三不扣的，衣服實在是邋遢潦倒得不成樣子。娘希匹，就這鳥樣子，也配當校長？素來講究儀容的蔣介石很是光火，就問：「你就是劉文典？」

來者不以為然地說：「你就是蔣介石？」

對方大怒，訓斥道：「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大聲反駁起來，於是大吵，大鬧，沒完沒了。這個說你學風不整是學閥，那個說你是新軍閥！劉文典還說：「你是帶兵打仗的，把軍隊管好就行，大學裡是我校長說了算！」結果，蔣介石大怒，大手一揮，劉文典就被送進大牢。

劉氏入獄，全國呼籲一片，四處聲援。劉氏家人急得團團轉，實在走投無路了，只好到南京去求蔡元培、蔣夢麟和胡適一班人。他們都是劉文典在北大時的老領導，有話好說。蔡元培等立即求情，分别致電蔣介石，好話說了一籮筐。

經過各方艱苦努力，這個瘦子總算是活著出來了，條件是「即日離皖」。劉文典滿腹怨氣，他就是受不得這口氣。直迄後來，他還得意地說：「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過，沒有誰敢打我。他蔣介石雖然把我關進了牢房，他也不敢動手打我。」

但無論如何，他是在那邊呆不下去了，或許只得再度北上。北方好歹有閻錫山，有馮玉祥，有張學良，封疆大吏，割據自雄，國民黨鞭長莫及，那兒的空氣是要宜人一些的。說來也巧，這時原蔣介石的秘書羅家倫正在清華做校長，立即邀劉文典北上。幾經誠邀，劉文典終於北上，落戶清華園。他開始老老實實安安分分過日子，做學問。

然而，不管怎麼說，經此一役，劉文典確實是打出了威風，打出了志氣，也打出了名氣，他開始大大地有名了。從此，劉文典從一個薄有文名的讀書人，成了個享有盛名的公眾人物。乃師章太炎聞之頗為高興。（這師徒二人真是大有意思，真可謂有其師必有其徒：他的老師做過孫中山秘書，他也做過孫中山秘書；他的老師怒斥過袁世凱，他也頂撞過蔣介石；他的老師先是搞政治，而後做學問，他也如此。）章老先生大悅，贈聯一副，曰：「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他的同門魯迅也說：「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這「博士」當然是「我的朋友胡適之」。

二

劉文典是名人，來了清華還是名人。很多學生都想見識一下這位大名鼎鼎敢於頂撞蔣介石的劉教授。開學了，上課了，課表上排的是劉文典大教授的課。許多人慕名而來，早早地在那兒候著了。門口一陣聲響，進來的卻是個穿得臟乎乎的半舊長衫的又干又瘦的小老頭兒，憔悴得可怕。他和大街上要飯的並無兩樣，全不像一般清華教授那樣的洋氣瀟洒。那瘦骨伶仃的樣子，亦全無壯年人模樣。——這小老頭兒，就是劉文典嗎？這就是頂撞蔣介石的大名人么？他們打退堂鼓，許多慕名者已經預先準備好失望了。等他一開講，眾人才確信原來這果然就是那位和蔣頂撞的劉某人。

此人畢竟是名門之後，家學淵源。留學日本幾年下來，他已然通曉英、德、日、梵、波斯等多種文字。劉文典和他早年的老師陳獨秀、劉師培一個樣，有一肚子好學問，也有一肚子大脾氣，而且其貌素來不揚：兩顴高聳，雙頰深陷，面色黧黑，目光渾濁，嘴上似叼著一支永不熄滅的香煙。當年在北大如此，到了清華，還是如此。

課堂上，他的聲音總是尖銳而無力，如飢鼠寒猿。因為體弱，他總是坐著上課，雙眼半眯，而後開口。然而，他一開口，就讓學生們聽得一愣一愣的。在他面前，學生們驚異得宛若劉姥姥進了大觀園，除了擊掌嗟嘆外，已經不敢置一詞。正是這瘦骨伶仃的人，成了清華園中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有時候，他徹夜用功，第二日上課連說話的力氣都沒了，但學生們卻因此更加欽佩他了。「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在輔仁大學念書的兒子也開始參加學生運動。後來，一不小心就失去了性命。劉文典大慟。自此頹廢不已，沾上了煙土。饒是如此，他仍在吞雲吐霧之餘繼續用功。為了讓國人了解日本的狼子野心，也了解日本的文化背景，他徹夜譯書。書是一章章弄出來，人卻一日日瘦下去。當他翌晨出現在課堂時，已然步履凌亂。「諸位，很抱歉，我已經沒力氣再說話了。」他歉然道。學生聞之一驚，知道緣由後立即諒解了他，而且當堂鼓起掌來，掌聲雷動。

在清華園裡，他總是拖著一件破舊的及地長衫，像小腳女人一般挪動著小碎步，若有所思的樣子。他極少開口，非得遇見熟人，他才輕輕哼一句。

劉文典是研究古典文學的，和很多同儕一樣，他最瞧不起的就是新文學，自然也瞧不起白話文作家。他很少說話，但講起《圓圓曲》、《典論·論文》，如數家珍一般，旁徵博引。講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時，他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輕視作家的情緒。

他的愛好之一，就是罵人，而且頗為刻薄。當人們問到他對某某作家的看法時，他總是撇撇嘴，王顧左右而言他地敷衍一陣，最後卻總要說一句：「文學創作不等於學術研究的能力！」然而很「不幸」的是，他不是在北大國文系，而是在清華國文系。那時候的清華國文系是最新潮的，內中多的是白話文作家，除了聞一多，還有朱自清，當然更有楊振聲、俞平伯。這讓劉文典很是惱火。還好有個楊樹達，更有個陳寅恪，可以讓他劉某人平一平怒氣。

到了西南聯大，還是財大氣粗的清華來當家。聯大國文系也就成了清華國文系血脈的延續，當然也仍然是很新派的。自此，白話文的作家是一個接一個地過來了。原有的聞一多、朱自清、楊振聲不算，還來了陳夢家、李廣田，最讓他來氣的是還來了個沈從文。劉文典已經忍無可忍了，他公然講道：「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他甚至不顧場合地奚落沈從文。有一次，警報一響，大家一窩蜂地往外跑，劉文典當然也跑，跑不多遠，他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寅恪身體羸弱且目力衰竭，於是便率幾個學生折回來攙扶著陳往城外跑去。他強撐著不讓學生扶他，大聲叫嚷著：「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這時，他扭頭一看，發現那個他素所藐視的「鄉下人」（沈從文）跑得比誰都快，立即就惱火了，顧不得自己氣喘吁吁，轉身呵斥道：「你跑什麼跑？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學生跑是為了保存下一代。就你這麼個人，還跑什麼跑？」後來沈從文升教授的時候，劉文典還是老大不情願，說：「我是他的老師，如果他都可以做教授，那我應該做什麼！」

三

劉文典長期潛心研究《莊子》。一九三九年上，他推出了十卷本《莊子補正》，轟動了學術界。陳寅恪為之作序，推崇備至地說：「先生之作，可謂天下至慎矣……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以陳寅恪當時泰山北斗的地位，這樣的評價不可謂不高。劉文典也自信不已，在不同場合毫不掩飾地宣稱：「古今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就是我劉某人，其餘半個……」其餘半個呢？這就不好說了。

除過講《莊子》，劉文典講《紅樓夢》亦是一絕。有一次，吳宓要講《紅樓夢》，劉文典也就近找了個教室，對著講《紅樓夢》，和他唱對台戲。

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緩步走上講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邊用熱水瓶為他斟茶。先生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於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漵」四個大字。

這次講座原定在一間小教室開講，後因聽者甚眾，改為大教室，還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聯大教室區的廣場上，學生席地而坐，洗耳恭聽劉教授高論。

下面除了有百十號學生，還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回去後，此人在日記中寫道：「聽典講《紅樓夢》並答學生問。時大雨如注，擊屋頂錫鐵如雷聲。」此人就是當年清華國學院的主任吳宓。爾後，吳宓日記又一次寫道：「聽典露天講《紅樓夢》。」要知道，劉文典可是他吳宓的對頭呵。

確乎如此。劉文典講課時，同樣是守舊派人物的吳宓也會前去聽講，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劉教授閉目講課，每講到得意處，便抬頭張目向後排望，然後問道：「雨僧（吳宓的字）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惹得全場暗笑不已。

課堂上，劉文典時有妙語。他教學生寫文章，僅授以「觀世音菩薩」五字。諸生不明所指，他解釋說：「觀」乃多多觀察生活，「世」乃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乃講究音韻，「菩薩」，則是要有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諸生恍然大悟。

劉氏在西南聯大開《文選》課，不拘常規，常常乘興隨意，別開生面。上課前，先由校役提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煙袋，講到得意處，就一邊吸著旱煙，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一次，他卻只上了半小時的課，就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那天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一篇。有學生追憶：屆時，在校園裡月光下擺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此情此境，此人此事，儼然是魏晉之遺風。魏晉風流，此之謂也。

其實，劉文典性情枯澀，除了讀書治學，他只愛好一口雲腿（雲南火腿），一個雲土（雲南煙土），人稱「二雲居士」。清華遷到雲南後，當地盛產的雲土，實在是讓人們飽了口福。怎奈當時教書匠實在是窮，飢不擇食。有一次，他實在是窮得不行了，忍不住就私自跑到中越邊境的地方給一個生意人做筆杆子，為其母撰墓誌。在那裡吞雲吐霧了四個月之後，他才帶著進賬的五十兩銀子回到學校。不承想，他居然被系主任聞一多逮個正著。聞、劉本來就不是一條心的。這可好，回來就讓劉某人下崗了。

劉也著實不客氣，大鬧起來。陳寅恪也幫著說情，無果。劉遂卷了鋪蓋搬到雲南大學去了。「聯大」解散時，聞一多遽然下世，他劉文典還活著。別人都回清華、回北大、回南開去了，獨他一人還窩在昆明。料不成，這一窩，他往後就要在這裡打發餘生了。

建國後，在領導的關懷下，劉文典成為雲南省僅有的幾位一級教授之一，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當時全國大禁鴉片，可人們卻異常寬容地允許了劉文典的這一口愛好。後來，為響應政府號召，老漢終於摔掉了那根大煙槍。他開始改抽「大重九」。此物當時是三千元一包的名牌，一般人自然消受不起，只有他還抽得風風火火。不少學生趁機揩油，一邊和他搭訕，一邊就摸他一根煙。他瞥見了，只是嘿嘿一笑，不以為意。他依然是那個受人擁戴的劉文典，直到去世。

四

劉文典的故事自此完竣。不過歷史在此有一個小小的插曲。

全國解放的那年夏天，雲南大學文史系特邀「國寶級教授」劉文典演講。他講的不再是《莊子》，不再是《紅樓夢》，而是魯迅，題目乃是《關於魯迅》，這是他首次公開談魯迅。

他說當年他和魯迅都是章太炎的學生，同在北大文科教書，同為《新青年》寫稿。最初「雖然常常見面，但是很少往來」。有一次，劉文典剛好經過魯迅的教室，於是便好奇地走了進去，結果，一聽就聽了兩個小時。於此，他發現魯迅對西洋的文學、藝術以及中國所謂的「舊學」都是十分淵博的，「從那天以後，我就開始佩服他，崇拜他。」當然，這種「佩服」、「崇拜」更多源自對魯迅學識的讚賞。至於其人格的偉大，他「那時還沒有發現」。用他的口頭禪說，就是沒有做到「十二萬分地崇拜」。

此次演講為時約兩小時，聽者擠滿了教室，歡聲不斷，笑語連天。劉文典自我感覺極好。

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翌日雲南的報紙上就刊登了批評他的文章，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在不到二十天的時間內，當地報紙先後發表了二十七篇「討伐」劉文典的「戰鬥檄文」。

後來，全國思想改造進入高潮時，有人就當面責問劉文典：「你為什麼污辱魯迅？」劉文典理直氣壯地說：「絕無此事。」揭發者說：「二十多年前你在西南聯大講課時，公然用小指比喻魯迅，是何居心？」劉至此才想起一件當年往事：有次上課時，他偶爾談及在日本留學期間，曾跟章太炎學《說文解字》，於是順便說了一句「魯迅也參加學習」，同時他一舉手伸出了小指，僅此而已。沒想到當年的一個小動作今朝居然成了把柄。

劉文典遂坦然一笑，說：「用小指比魯迅確有此事，那是尊敬他的表示。中國人常以大拇指比老大，小指比老么，那是表示年齡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魯迅在我們同窗中最年輕有為，我敬佩他是當代才子。你誤解我了，你尊敬魯迅，要好好學習魯迅的著作。」此話一出，揭發者無詞置辯。

這已是往事，按下不表。

很趕巧的是，之後的某一年，章門弟子周作人也談到了他這位同門。周作人在他著名的《知堂回想錄》里提到了劉文典，說：

他批評那時的國會議員道：「想起這些人來，也著實覺得可憐，不想來怎麼的罵他們。這總之還是怪我們自己，假如我們有力量收買了他們，卻還要那麼胡鬧，那麼這實在應該重辦捉了來打屁股。可是我們現在既然沒有錢給他們，那麼這也就只好由得他們之間去賣身去罷了。」他的說話刻薄由此可見一斑，可是叔雅的長處並不在此，他實在是一個國學大家，他的《淮南鴻烈解》的著書出版已經好久，不知道隨後有什麼新著，但就是那一部書也足夠顯示他的學而有餘力了。

可惜，這時候，劉文典已不在凡間了。

浦江清：此「清」可念成追憶

一大早晨，管理員揉著睡眼，和往常一樣打開了圖書館的大門。門開後，書堆中又爬出了那位清瘦的讀書人。「什麼時候進來的？」對方只淡淡一笑，說：「昨天一早。」如是者三，管理員也開始認得他了。

——這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前塵瑣事。年深月久，早已被如水的時光所湮沒。不過，略諳掌故的人們，沒準還記得，當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華雙清」。所謂「雙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個常在圖書館過夜的讀書人。於今，朱自清依然聲名顯赫，浦江清卻早已門庭寥落。便是在他曾生活過的園子，知其大名的人也已不多了。

然而，如果說有誰能真正與老清華文科共始終，有誰能最完整地見證其枯榮滄桑的話，那麼，這個人，不是朱自清、聞一多，不是陳寅恪、馮友蘭，甚至也不是吳宓、潘光旦，當然更不是王國維、梁啟超和趙元任。他只能是浦江清。

浦江清少負文才。大學時期，這羸弱的小青年很快以江南人特有的聰慧脫穎而出。他那令人驚羨的國文、外文和詩文，贏得了曲學大師吳梅的垂青，尤其得到了吳宓的寶愛。畢業後，因著吳宓的引薦，他來到了清華國學院，與陳寅恪對門而居，任其助教。

然而，一位年歲輕輕的後生，要勝任一代大師的助教，又談何容易？在這裡，他既要協助陳寅恪教學研究，又要研習東方學，還要輔佐吳宓編《大公報·文學副刊》，更要打理自己的事務。於是，浦江清很是用了一些功。在短短兩年多時間內，他先後掌握了法、德、希臘、拉丁、日、梵、滿等多門語言，甚至還為陳寅恪編了一部梵文文法。以至於後來他與馮友蘭赴歐遊學時，一路與西人談笑自如。這不曾放洋的小講師那嫻熟的英文、法文，令放洋多年的馮大教授也自嘆弗如。

那些年，北院九號的那盞燈，總是與十四號的燈光隱然呼應，每每要在凌晨二三點才停歇。這正好就為那些暗夜往返的野兔、野貓和飛禽照亮了道路。

它同時照亮的還有燈的主人那特別的成才之路。他初則從吳宓治西洋文學，繼則隨陳寅恪習東方學，後又轉入王國維所傾力的中國文史研究。幾年之後，浦江清功力大進，終於將三巨頭的心法集於一身。百年來的中國，在上述各領域都能手如雲，但能夠一身三任、進退裕如者，則寥若晨星。浦江清便是其一。

浦江清雖用功極勤，下筆有神，但治學卻極為謹嚴，輕易不做學術文章。在十二年內，他的論文只有區區兩篇。數量雖少，質量卻奇高。其《八仙考》一俟問世，各界均大表欽服。便是對學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為然的張蔭麟也賓服不止，特地跑來祝賀。此文開始奠定了浦江清的學界地位。很快，他那「文史並進、博覽無涯」的名氣，便在學界不脛而走。其實，他不僅國文好、洋文好，而且詩詞俱佳、棋牌在行、曲藝精工，甚至數理、天文也無所不通。日後，浦江清久經醞釀，又推出了著名長文《詞的講解》。文章一出，朱自清、葉聖陶、呂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極表激賞，「盛稱講解之精」，以為在俞平伯名作《讀詞偶得》之上。僅此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