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史記》的歷史謎案
司馬遷與《史記》的歷史謎案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完成《史記》之後，卻在歷史記載中消失。而司馬遷歷經十四年編撰而成的《史記》並非一本，而是既有正本，又有副本。那麼，司馬遷是怎麼死的？《史記》的正本與副本其命運又是怎樣的？一、最後的人生軌跡
我們先打開班固的《漢書·司馬遷傳》,回顧一下司馬遷人生中最後幾年的活動軌跡。公元前104年，任太史令的司馬遷開始著述《史記》；公元前99年，李陵戰敗被匈奴俘虜，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而被捕入獄；公元前98年，司馬遷為著作《史記》而自請宮刑，忍辱苟活；公元前97年，司馬遷被赦出獄，任中書令；約公元前93年，朋友任安曾經寫信給司馬遷，希望他「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公元前91年，《史記》終於完成，這一年，朝中發生「巫蠱之禍」，漢武帝寵臣江充誣陷太子劉據搞「巫蠱」，太子發兵誅殺江充。當時任安擔任北軍使者護軍，接到了太子要他發兵的命令，但按兵未動。事件平定後，漢武帝認為任安「坐觀成敗」、「懷詐，有不忠之心」，論罪入獄腰斬。直到任安臨刑前，司馬遷才寫了一封著名的回信《報任安書》。
《漢書·司馬遷傳》在引述完《報任安書》之後,緊接著寫道「遷死後,書乃漸出」。班固並沒有交代司馬遷的死因和去世年代，他是真不知道實情，還是其中必有隱情？於是，歷史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空白和謎團：司馬遷究竟是怎麼死的？死於何年？
二、迷霧重重的死因
關於司馬遷的死亡原因，史書沒有任何確切的記載，因此給後世留下了重重謎團。有人甚至就此猜想，司馬遷在完成一切之後，離家出走不知所終。如果這樣，班固大可以在《漢書》中如實記錄，但為什麼沒有寫呢？可見真實情況絕非想像的那樣簡單。從後世一些蛛絲馬跡的記載中，我們也許可以揭開其中的原委。
東漢年間學者衛宏在《漢書·舊儀注》中有一段石破天驚的話：「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歷代學者對此話的真假也有過爭論，認為只是孤證，不足為憑。但不管怎樣，這是距司馬遷較近的東漢學者之語，人們也拿不出強有力的證據證明此話有假。
而與這段話形成前後呼應的是《三國志·魏書·王朗傳》中魏明帝與王肅二人的對話。魏明帝說:「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王肅回答說：「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王肅的回答，間接證明了衛宏所說的真實性。而班固「遷死後,書乃漸出」，以及「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之語，也隱隱透露出了當時漢武帝對司馬遷的迫害和打壓。
因此，東漢衛宏的那段話，很有可能就是司馬遷的死因，那就是「有怨言，下獄死。」
三、死亡年代的千古之謎
可見，司馬遷是由於《史記》如實記錄了漢景帝、漢武帝的過錯，又因身受宮刑懷「有怨言」而最終「下獄死」。那麼，司馬遷又是何年「下獄死」的呢？同樣令人困惑的是，司馬遷死於何年，史書沒有任何記載，對此歷代存有爭論，至今也尚無定論。
根據司馬遷最後的人生軌跡以及衛宏的那段話，有學者便論證司馬遷可能在公元前90年因《報任安書》中「有怨言」而「下獄死。」做這樣的推測不無道理。《報任安書》是司馬遷表明自己心志的一篇宣言。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因身受宮刑發泄了許多不滿，一旦公開這封信，等待司馬遷的肯定是殺身之禍。但也有學者論證說，熟諳古今歷史的司馬遷，為什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難道他不害怕因一封信而被滅族嗎？司馬遷無論如何也不會糊塗到這種地步，不會自己引頸受戮。
那麼，司馬遷死於何年？
探究歷史的細節，帶給我們的只有更多的困惑與迷惘。難道司馬遷完成《史記》以後的最後一段人生經歷被漢武帝抹去了？迄今為止，關於司馬遷的死亡年代有幾種說法，而且看起來都言之有理。但這些歷代大學者的研究，為什麼不能形成統一的意見呢？
我們再來看漢武帝臨死之前乾的一件事情。他以「主少母壯」為借口處死了太子劉弗陵的母親鉤弋夫人，目的是劉弗陵繼位後，不會出現呂后專權的局面。可想而知，漢武帝連太子的母親、自己的愛妾都不放過，能放過那些心存怨言的大臣嗎？基於以上的說法，我們也可得出另外一條推論，那就是司馬遷是被秘密逮捕秘密處死的，並嚴防走漏消息。既然是秘密處死，那麼，司馬遷死於何年，不僅當時的人不知道，後世更是無人知曉。東漢的班固或許能聽到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言，但畢竟沒有確切年代，而且自己也曾因「私修國史」的罪名險些喪命，因此不敢妄加記載，只用一句「遷死後」一筆帶過。
可嘆記載歷史的史學家，竟然給後世留下了一個無法解開的歷史之謎。
四、生前的最大遺願
那麼，我們再回到公元前91年，這是有史記載的司馬遷活動的最後一年。司馬遷為什麼寫《報任安書》呢？這封信的背後，還隱藏著什麼呢？
《報任安書》除了述說自己忍辱發奮著書的原因以及對朝廷的牢騷之外，還有這樣一段話：「仆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凡百三十篇……仆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仆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已經入獄即將被腰斬的任安能不能算「智者」？如果不是，那麼，這封信向哪位「智者」說的呢？而同樣的話，在《史記·太史公自序》已經說過：「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那麼，為什麼司馬遷一再敘說此事呢？
結合當時的形勢，我們逐漸產生一個認識。秉筆直書的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述了漢高祖貪財好色誅殺功臣、漢景帝刻薄寡恩、漢武帝窮兵黷武等等過錯。這樣的記載勢必會引起漢武帝的震怒，一方面自己會招來殺身之禍，另一方面，《史記》很有可能被漢武帝篡改或焚毀，這樣一來，司馬遷的一生心血將付之東流。基於此，司馬遷運用史學家的智慧，將《史記》一式兩本，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長安。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中反覆強調此事，就是為了能讓世人知曉，讓《史記》傳之後世，這就是司馬遷最後的遺願。這其中，隱藏著司馬遷的多少苦衷，多少囑託！多少心血！
五、深藏不露等待時機
皇天不負苦心人，司馬遷去世多年以後，他的遺願終於實現了。
當時，《史記》副本已被漢武帝刪改得缺章少篇，面目全非。那麼，被司馬遷「藏之名山」的《史記》正本命運又如何呢？
《漢書·司馬遷傳》記載，「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由此可知，到漢宣帝時，楊惲將《史記》正本公之於世。那麼，楊惲是何許人也？他怎麼藏有《史記》正本？
答案就在《漢書卷六十六楊惲傳》中，裡面有這樣的記載：「惲母，司馬遷女也。」從這句話我們得知，楊惲的母親原來是司馬遷的女兒，楊惲就是司馬遷的外孫；還有一句「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這一句說明司馬遷生前將《史記》的正本藏所交代給了自己的女兒，不然楊惲是無法讀到《史記》的。
我們再結合前面所述，如果《報任安書》是公開的，漢武帝不會動用全國之力來搜尋正本嗎？由此可見，正本之事，漢武帝有可能並不知曉。那麼，楊惲在怎樣的情況下把《史記》公之於世的呢？我們先回顧一下漢武帝去世後的那段歷史。
公元前87年漢武帝去世後，漢昭帝劉弗陵繼位，大臣霍光受命為輔政大臣，而霍光是名將霍去病的異母弟。當時，「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公元前74年，昭帝病逝，霍光擁立漢武帝的孫子劉賀繼位。但霍光看到劉賀荒淫無道，遂廢除劉賀，又立漢武帝的曾孫劉詢當了皇帝，這就是漢宣帝。宣帝繼位後，霍光繼續執掌朝政，直到公元前68年去世。
在霍氏集團掌權的時代，楊惲是無論如何也不敢把《史記》拿出來的。因為司馬遷在《史記》中既記錄了霍去病勇冠三軍的武功，又如實記錄了霍去病虐待士卒的行為：「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而且還記載了霍去病為報私仇射殺了李廣的兒子李敢。如此記載，如果被霍氏集團知道，《史記》的命運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楊惲只能默默地等待時機。
六、遺願實現但遭刪改
公元前66年，機會終於來到了。霍氏子孫密謀發動政變，當時任左曹的楊惲得知消息，率先向漢宣帝告發此事。漢宣帝得知消息，先發制人，一舉平定霍氏家族的謀反。楊惲因在誅滅霍氏集團中有功，被漢宣帝封為平通侯，「遷中郎將」。
得到漢宣帝信任的楊惲，肯定也對漢宣帝的身世一清二楚。我們再回顧公元前91年關於太子劉據的那場「巫蠱之禍」。漢宣帝的爺爺正是太子劉據，在「巫蠱之禍」中，漢宣帝的曾祖母衛子夫自殺，爺爺劉據自殺，奶奶史良娣、父親劉進、母親王翁須以及所有親人全部遇害，當時年僅幾個月大的漢宣帝，僥倖躲過生死劫，被送往監獄服刑，出獄後又流落民間。正因為漢宣帝有如此凄慘的經歷，那麼他對遭受宮刑最後又「下獄死」的司馬遷至少有同病相憐之情。考慮周全的楊惲趁此機會，上書漢宣帝，把《史記》獻給朝廷，公之於世。從此，人們方才看到了這部偉大的史著。
感謝楊惲，你繼承了外祖父司馬遷的剛直與智慧，你實現了司馬遷生前最大的遺願，你用實際行動安慰了在九泉之下的司馬遷。
但是，在兩漢時期，朝廷對《史記》保管甚嚴，只有少數人才能看到。而且，《史記》也多次被修補刪改。如西漢時期的博士褚少孫就曾續補《史記》，《後漢書·楊終傳》中也記載，楊終「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等等。因此，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也許裡面的好多內容已經不是司馬遷的原文，最初的《史記》內容已隨司馬遷而永遠埋入歷史的風塵之中，誰也無從知曉。雖有遺憾，但畢竟，一部前無古人的史學巨著終於浮出了水面，在歷史的長河中一直流傳至今。
秉筆風範，千載永傳；史家絕唱，萬古流芳。正如著名學者余秋雨先生所言：「他以自己殘破的生命，換來了一個民族完整的歷史；他以自己難言的委屈，換來了千萬民眾宏偉的記憶；他以自己莫名的恥辱，換來了華夏文化無比的尊嚴。」
「歷史大學堂」特邀作者 丨 李元輝
《史記三家注》(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 (唐)司馬貞索隱 （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在我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它成為司馬遷著作的專稱，也開始於這個時候。在這以前，《史記》都稱為《太史公書》、《太史公記》和簡稱「太史公」。據現知材料考證，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著為《史記》的，是東漢桓帝時寫的《東海廟碑》。到唐朝時候，由於古文運動的興起，文人們對《史記》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柳宗元等都對《史記》特別推崇。宋元之後，歐陽修、鄭樵、洪邁、王應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讚賞《史記》的文筆。於是《史記》的聲望隨日俱上，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史記》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俗稱「三家注」的《史記集解》（劉宋時裴駰）、《史記索隱》（唐司馬貞）和《史記正義》（唐張守節）。《集解》兼采當時裴駰所能見到的前人有關《史記》諸書的研究成果，並一一註明作者名字。一絲不苟。《索隱》進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證不當的錯處。並對《史記》原文提出辨正，發語警辟。《正義》的作者長於輿地之學，對《史記》中地名的考證尤為精闢。讀《史記》原文，同時注意看一看這三家注，對原書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華書局重新標點排印的《史記》，就是與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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