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小勁：比較政治學的歷史演變：學科史的考察

　　 作為政治學學科領域中一個相當獨特而又十分重要的分支學科，比較政治學正日益引起人們越來越大的興趣。這種狀況的出現不僅是因為相對於其他分支學科而言比較政治學研究處於某種不發展的境況，更主要的是由於其本身所具有的跨越學科界限的溝通與對話能力、以及聯結經驗研究與理論探討的創新潛力，使得學界中人不再滿足於借鑒和使用現成的比較政治學研究成果，而是以更直接 的方式和更多的精力投入於這一「事業」。1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講，對於比較政治學的學科發展史作一番相對簡略的回顧和評述就顯得極其必要了。這是因為在學習和掌握任何一門知識的時候，有益且有效的辦法之一就是追尋這門知識發展的歷史。在知識論的意義上講，這就是通過邏輯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追溯和還原。人們在探索和建構這門知識時所經歷過的認識過程。對於社會科學知識門類來說，這一方法更具有特殊的意義：由此不僅可以了解構成這門知識的基本成分如概念、範疇、理論命題和理論體系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經驗條件下依據何種思考邏輯形成的，這些基本成分在其原創時的最初含義以及後來的演進和變遷；而且由此還可以把握這一知識門類內部不同的理論見解和學術流派之間的承繼和替代關係，它們之間的競爭和爭論，以及這種學術爭論又是如何對這一知識門類的發展和變遷形成制約和產生影響的。因此可 見，我們在理解比較政治學的知識時也不能不對這一知識門類首先做一番歷史的考察。

　　 而就這一歷史考察來說，由於比較政治學這一分支學科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質，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宏觀層次的考察，即主要審視比較政治學發展歷程中那些對於學科整體發展產生影響的因素，包括政治學主流或主流政治學的發展，社會科學其他相關學科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環境所規定的學科發展的外在條件。二是微觀層次的考察，主要涉及比較政治學內部相對更加細微的發展變化，包括研究主題的變遷，理論模式的發展與更替，以及研究方法與操作技巧的發展等等。當然，這不是一篇論文所能應付的任務。因此，本文將大體按照時間推衍的脈胳，循序考察這一分支學科的發展。

　　 —、早期的比較研究

　　 眾所周知，比較和鑒別是人類認識未知事物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樣道理，利用比較方法研究政治也是政治學中最常見的方法。實際上，更確切地說，政治學就是源自於比較政治研究。著名的比較政治學家阿爾蒙德就說過：「從本質上講，政治理論的大傳統是比較的、分類的和類型學性質的。」2

　　 一般說來，政治學的這種比較研究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他那部創立了「政治學」一詞的《政治學》實際就是比較政治研究的經典之作。當時，亞里士多德力圖探尋古希臘城邦國家不穩定的原因，並以此回答究竟何種憲政體系或政體最為穩定的問題。為此，他自己動手並且指導著他的學生對古希臘零散相處而各不相同的上百個城邦國家進行了比較研究。亞里士多德的比較研究步驟即便在今天看來也是富有借鑒意義的，它主要包括：第一步是提出適合於進行比較分析的問題。第二步則是收集古希臘城邦國家的個案材料。第三步是在個案史研究的基礎上按照三個相關性準則對城邦國家逬行分類，準則一是最高統治者的數量：一個人（暴君政體)、一些人（寡頭政體）和多數人（民主政體)；準則二是行為方式：寡頭制或民主制；準則三是階級結構即不同階級間權力分配的方式。接下來的第四步是將這一分類結果與穩定和不穩定聯繫起來，研究何種政體最不穩定或者最為穩定。由此得出的結論是，純粹的的民主制和純粹的寡頭制屬於最不穩定的政體，而最穩定的則是混合政體：即民主寡頭制或寡頭民主制，在其間，權力由強大的中間階級所掌握或由不同的階級所分享。最後，則是在這一分析的基礎上做出若干概括，進而解釋穩定與不穩定的原因所在。3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自近代以來有很大的發展，但亞里士多德的比較方法中所包括的基本邏輯卻很難說有多大改變。這個基本邏輯就是：確定一個具有理論意義的研究對象或建構一個問題，然後對相關經驗資料進行收集和分類研究，再引入一種關鍵評判性度量標準並據此對分類結果展開剖析和分析，進而得出解釋性的概括。這種邏輯至今仍是比較政治學研究實踐的基本特怔。也正是因為這樣，人們強調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是為解釋性理論創新的主要手段。4值得注意的還有，相對狹小的地域中林立叢生著各式不同的城邦國家，在客觀上就造成了對不同的政治制度進行比較研究的便利，對自身所在的社會狀況的深入探究和分析也就必然會採用比較的方式以其他 相鄰社會為參照物而展開。這樣一種激勵著亞里士多德從事比較研究的客觀邏輯也同樣支配著後來人。只不過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交通的便利，人們的視野更加寬大廣闊了。

　　 在其後的歷史發展中，亞里士多德的這種比較研究的傳統成為論證和評判政治制度優劣與否的主要方法，也成為理論創新的基本方式。直至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政治理論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政治理論家對不同的政體形式做出了大量的類型學研究，因而構成了比較政治學的早期發展。應當注意的是，就象亞里士多德一樣，其後時代的思想家是很難依據我們今天的學科劃分來理解他們的研究工作和學術貢獻的。因此，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影響是跨越學科局限的，我們對比較政治學歷史發展的追尋也不能不追溯到那些對於社會科學研 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的思想家。在這個意義上講，比較政治學的傳統與早期社會學、歷史學和政治哲學的發展是混合在一起的。

　　 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思想家的理論工作在某種意義上講，大都屬於宏觀性的體制比較。確切地說，他們對於現實社會的認識往往立基於比較研究，他們對於社會價值的判定往往包涵有比較的含義，他們論證問題的方式本身多少都是對比式的，儘管他們並沒有直接地明確地使用比較方法，也沒有發展出系統的嚴格的比較研究理論。但他們的工作無疑是極具啟發性的，對後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以致於此後比較和對比成為一種得到公認和普遍歡迎的論證方式。具體而言，他們的宏觀比較大體上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可以稱之為「思辯性的假設」，而另一種則應當冠名為「空想性的推演」。

　　 就前者而言，我們發現他們都是通過對比和比較的方式設定了一個不同於現實社會的自然狀態，而無論其是出於性惡論還是出於性善論，也無論是在自然狀態中人與人是和諧共處還是睚眥相向，這種自然狀態都折射出他們對於現存社會的認識；由這一自然狀態出發，他們又展開了對於人類歷史發展的論述和現存社會的分析。例如，洛克（1632—1704)首創了自然狀態這一概念，又論證了從自然狀態到政治社會的變遷。5次如孟德斯鳩(1689—1755),也是從自然狀態出發論述現存社會的產生的。略有不同的是，孟德斯鳩就政府形式的歸類問題做出了大量研究，他提出了依「本性」即「統治權力」的制度屬性和「原則」即為居民所需的、作為每一制度機制發生作用之「源泉」的特殊激情，而劃分出公民共和制、封建君主制和立憲君主制及其亞屬。6再如盧梭（1712—1778),則設想了一個合理和諧的自然狀態，進而論證私有財產的出現破壞了這種和諧。而他並未要求回到自然狀態，而是以此證明與自然狀態構成對比的墮落的現存社會是無法容忍的，崇尚私有的現存社會必須通過強調團體的利益而得到挽救，必須使社會為社會全體成員服務。7

　　 就後者而言，我們可以說他們是在對比和比較的基礎上推想出了一個不同於現實社會的「烏托邦」。而無論他們是採用了人性本惡的個人主義假設還是制度不良的集體主義假設，其烏托邦設想中所否定的無一不是立基於他們對自身所在的現存社會的分析。例如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1516) 所設想的那個以集體生活、公共所有、物質保障和勞動義務為基礎組織起來的新社會。8而其後大量的烏托邦文獻如培根的《新大西洋國》9康帕內拉的《太陽城》10等等都提出了某種形式的社會所有制或公有制，並詳盡闡述了私有制的惡果。

　　 但在若干重要方面，啟蒙時代的政治理論家們背離了亞里士多德的相對主義的觀點而採取了一種有關政治歷史和政治發展的直線發展論，這在當時英國、美國和法國的政治理論中尤其突出。具體地說，這往往表現為這樣一種論證基調：首先，民主被論證為基於自然法和契約論之上的最好的政府組織形式；其次，隨著民主革命的擴散，民主又被論證為人類歷史的發展方向。這種主張歷史直線發展的民主進步理論不僅支配著政治研究領域而且導致了對不同類型的政治制度進行經驗比較和分類研究之興趣的喪失，對一般政治變革理論之興趣的喪失。在這樣一種理論預設的支配下，對於政治變革問題，人們認為是不證自明的；對於不同類型的政治制度相對價值的規範研究乃至對這些政治制度的經驗研究，也都被認為是無大意義的。更確切地說，啟蒙時代思想家的比較研究在空間上具有地域性的局限即局限於歐洲諸大國間的比較，在時間上則具有矢量性的局限即局限於前後相續的歷史的比較，在方法上則未能形成系統規範的理論論證而只屬於一種樸素的應用。但無論如何，他們對比較政治學發展的正面意義的建樹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這主要是指，在他們那裡暗喻的或明確的 歷史縱向比較成為一種普遍的研究偏好，亦成為一種公認確當的論證方式；他們提出了關於政體分類的基本框架，其間的關鍵在於加入了新的明確的價值判斷即民主、權力平衡與制約、全人類的福祉等等。這些正面建樹連同其局限，構成了後一時期比較政治學發展的基礎。

　　 二、近代的比較研究

　　 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思想家的比較研究對後來的研究者形成了極大的影響，但突破性的變化造成了後來一個時期與前者的差異。

　　 首先是前一時期思辯型的工作開始已經讓位於最初形態的、十分精彩的以經驗研究為基礎的學術探討了。例如托克維爾（1805—1859)《美國民主》(1835和1840年）11和《舊制度與大革命》 (1856年）12兩部名作，儘管寫作相隔了幾近二十年，但這兩部著作卻構成了某種「雙面鏡」：在研究平等與不平等、自由與專制、穩定與失序的共同主題下，他對美國民主條件的分析無一不反證著他對法國社會的分析，而他對法國社會的研究也為其對美國的研究所證實。13再如白哲特(1826—1877), 他被譽為「最早採取比較研究的方法分析政治制度的學者之一」。14在其1865年的《英國憲政》(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一書中，對當時現有的政治制度進行了分類研究，而且特彆強調帶有社會心理和文化認同含義的「國家的特怔」是至關緊要的問題，對於特定政體的形式有著關鍵性影響和制約。15在他看來，所謂「順從」在英國有著重要的作用，因而議會政治最適合於英國的特點。同時，他還試圖超越過去那種只停留在理論描述上的政體研究而特彆強調要認識政治體制的「生動現實」。因此，他的比較研究突出地表現為他對議會制與總統制的相對長處的分析之中。白哲特的這種政治分析方法對後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例如伍德羅·威爾遜（1851—1924)於1885年出版的成名作《國會政體》16即是師承於此；爾後，威爾遜又沿著這一比較研究的思路寫作了《論國家》17（1889年）一書，這更被後人推舉為一部更加成熟的比較政治學著作。18他們的學術努力實際上印證了人們在談到當代比較政治學諸項重要功能時會經常提到的一句話：在比較研究的視野下，了解外國是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更確切地說，他們的著述實踐了這樣一種認識，要想更好地了解自己，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了解外國。

　　 如果說上述諸人多少還是從設立暗喻的參照物而展開比較研究的，那麼還有一些學者則開始嘗試明確的比較研究。例如奧斯特羅果爾斯基（1854—1919)著名的《民主與政黨組織》(1902) 19—書儘管分別設卷論述,但畢竟是首先將英國和美國放在一起進行分析。而米歇爾斯（1876 - 1936)的《政黨論》(1911年）20一書則是對德法意三個國家的政黨所進行比較研究。從研究方法上講，他們所 做的工作多少類似於當代比較政治學中所指稱的「集中比較」；從研究對象看，他們二人顯然將研究重點放在了政府以外的政治實體上，進而提出了一種更具經驗意義的研究。但總體而論，上述諸人同此前的學界前輩一樣，比較研究的視野並未超出相當狹窄的地域限制，只是集中於歐洲本身，至多將北美新大陸看作是歐陸的某種衍生物而加以對比研究；同時，他們的比較研究尚處在樸素應用的層 次,對比較方法並沒有形成高度的自覺和專門的論述。

　　 其次則是在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那裡，我們又可以看到更高層次的比較研究取向，惟其如此，他們對於比較政治學發展所產生的影響更加深遠，也更加深刻。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強調比較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條件之一」。21在他們深入研究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和創立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過程中，他們廣泛且嫻熟地使用了多種類型的比較，包括宏觀比較和微觀比較、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等等，以至於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比較研究和比較式的論證是馬克思恩格斯逬行研究和創造性理論工作的一種基本方法。更有意義的問題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比較研究視野顯然超越了此前的思想家，他們在更大時空範圍內展開了更具宏觀意義的比較。同樣，馬克斯·韋伯在其1904—1906年間發表的名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22 和1915年出版的《儒教與道教》23以及其他一些涉及印度、古代以色列的論文都可以在比較研究的框架內加以理解，因為這些著述都貫穿著同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工業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主權的、高度理性化的生活模式出現於現代美國和歐洲而在世界歷史上的其他文明中都沒有與之可以比擬的事物。此外，他對權威類型的分類研究、對世襲社會和理性社會的劃分，特別是對方法論意義上「理想型」概念工具的論述，無疑對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獨特和深遠的貢獻。但必須注意的是，較之於他們的科學研究實踐本身所體現的比較研究的範例意義而言,他們的學說所確立的理論框架對後來者的影響更大。

　　 再次是比較研究的方法論認識在這一時期有了比較明顯的突破。就此而言，貢獻最大者莫過於古典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1798—1857)。作為古典社會學的代表者和現代社會學的開創者，孔德首先開始擺脫純思辯的社會哲學研究的傳統而提出了實證主義哲學。他是第一個將比較方法看作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的學者，並且力圖在理論上有所說明。在他的方法論理論中，孔德將社會學與其他各類自然科學並列，並且在方法論原則上提出了用與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相同或相似的觀察方法、實驗方法、橫向共時性比較方法和（縱向歷時性)比較方法研究人類社會以得到新的發現。24

　　 孔德認為，對於社會科學家來說，最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是比較。這是因為它有助於驅逐絕對主義精神。人類社會與動物社會的比較可以提供寶貴的線索，使人們了解「社會關係的起源」和人與動物之間的分野；而更重要的是人類社會內部的比較，特別是「對地球上不同區域的人類社會的不同生存狀態進行比較——這些狀態相互之間沒有依賴關係。用這種方法就可以同時觀察發展的不同階段」。25在他看來，對於某些特定的發展階段，西方文明並沒有留下明確的資料，因而只能依靠比較方法，即比較研究其他地區尚存的原始社會。同時，對於某些不能明確確定的社會影響變數，如人種或氣候對人類事務影響的孰大孰小問題，也必須藉助比較研究才能加以澄清。26

　　 孔德進一步認為，這種屬於靜態的橫向的比較研究尚不足以揭示社會事實和社會變遷的發生及其連續性。因此，屬於動態的縱向的歷史比較研究也就更加重要。歷史比較即是按照時間的先後秩序來考察社會現象的變迀，其特點就是動態性與連續性的統一。因此，孔德認為：「對人類連續狀態的歷史比較研究不僅是新的政治哲學的手段，也是這門科學的基礎」。27由此，貫穿於人類發展全過程的 歷史比較研究也成為他的社會學研究的核心。28

　　 儘管孔德本人既未在他自己的社會理論中實際運用比較方法，他的比較研究理論也未能得到其他經驗材料的支持。但這一缺陷恰好為其後來者留下了創造性空間。杜克海姆(1858—1917,另譯迪爾凱姆或塗爾干）不僅繼承了孔德實證主義哲學，並以社會整合和團結的概念發展了孔德的社會有機體理論,而更重要的還是他用自己的實證研究為孔德的學術主張提供了堅實的支持。正是在他的經 驗研究中，特別是在對「自殺」現象的經驗研究中，杜克海姆實踐了「受控比較法」 即通過統計方法首先排除那些與研究對象無關的現象(變數)，進而比較分析不同環境下各類群體的狀況；同時，他還提出並實行了嚴格規範的比較研究步驟，即第一步是通過識別那種既具內在包容性（充分內涵）又具外在排他性（明確邊界）的外在特點而對研究對象做出既有別於常識又立基於現實的界定，第二步是依據特定的社會理論原則和學說如功能分析理論，通過演繹推理的方式提出有關因果關係的理論假設，第三步則是通過比較方法、特別是具有最大證明力的「共變法」對有關資料數據進行類別分析而展開對前述理論假設的檢驗。29

　　 而在理論上,杜克海姆特彆強調比較的方法是一種可以對那些無法按照觀察者之意圖而人為再現的社會現象所進行的研究中可以使用的「間接的實驗方法」，足以與自然科學中的實驗方法相媲美。他明確指出：「我們只有一個方法證明一個現象是另一個現象的原因，這就是比較它們同時出現或同時消失的情況，考察它們在不同環境下結合時表現出來的變化是否證明它們是相互依存的」。30 較之 於亞里士多德的比較研究而言，杜克海姆的開拓性貢獻在於他對精細的、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步驟的實踐和論證。所有這些都對比較研究的發展構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學理推動,使得此前的比較研究傳統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得到了極大的提升。

　　 由此，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基本知識建構已然完成，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現實的變化和學術的發展造新的局面之前，不曾出現具有突破性意義的知識變革。

　　 三、第二次大戰後的發展

　　 近代以來在比較研究方面的上述發展不僅在思想理論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為以後的比較政治學發展準備了基本的條件。但就學術發展史而言，比較政治學作為一個分支學科的出現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時間裡,政治學領域內的比較研究發展處於一種相對停滯、沉悶，至少是缺乏突破性進展的狀況，儘管其間也孕育了新的知識生長，但隨後到來的大戰很快便席捲了一切，破壞了學術研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一般基本條件，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比較政治學研究才得到了長足的發展，直至60年代，這一領域的發展始終表現出強大的衝力。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相當清晰而又相當複雜的，所謂清晰是指這些原因的存在具有相當高的可辨識性；所謂複雜則是指這些原因交錯在一起，互相影響而又共同作用於學術研究，進而推動了比較政治研究的發 展。

　　 具體說來，其間的主要原因包括：首先，20—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或以制度形態或以社會運動方式的普遍興起，特別是其後所造成的大戰浩劫,一方面極其殘酷地破滅了啟蒙時代以來的那種歷史直線發展的期望、社會永遠進步的預設和理性戰勝一切的理想，使得人們更多地關注現實而不是憧憬未來，這推動著學者嘗試進行更具客觀性的研究。而在另一方面，大戰前後有一大批飽嘗戰爭 苦難的歐洲知識分子，不僅堅持歐洲學術研究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研究偏好和理論知識，而且在研究對象方面也有特定的選擇；他們更關注於對革命、戰爭和當時法西斯主義的研究，因此也就順理成章地更多地使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在戰後第一代著名的比較學家中，如弗里德利希、洛溫斯坦、弗朗斯·紐曼、漢娜·阿倫特、赫爾曼·芬納，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他們的教學和寫作有著至深的道德和道義影響，影響著他們努力解剖納粹制度，分析法西斯主義產生的種種根源，比較研究極權主義，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旨趣在於試圖阻止任何類似的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再次上台。」31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垮台，許多東歐國家在蘇聯紅軍的幫助和支持下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亞洲國家也在其後不久的謀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過程中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一時間形成了一個具有相當實力的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制度在更大地域範圍內的擴散和發展構成了對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挑戰，也構成了對西方和美國支配世界 政治的挑戰。這一事實不僅提出了政策應對的需求而且刺激著學理知識的發展，於是，研究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特點、尋找其間的共同之處和不同之處，探討在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和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社會主義制度得以確立的原因等等，成為比較政治研究中一種新興且不斷發展中的題域，進而推動著比較政治作為一個學科領域的發展。

　　 再次，戰後出現了以亞洲各殖民地國家的獨立為特徵的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高潮，接著又推動和促成了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走向高漲。在短短的十幾年時間裡有幾十個亞非國家走向獨立，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地理的基本面貌。這些新獨立的國家不僅堅決維護民族獨立，而且力求尋找出適合本國國情、實現迅速發展的經濟道路以及以本國社會構成為基礎的政治發展方向。32應當說，這樣一種發展首先對西方各國的政府政策構成了巨大的挑戰，但同時也對相應的政策研究和政策研究賴以為基礎的學術研究提出了需求。無論其現實關懷和服務對象如何，對亞洲非洲許多前殖民地國家的獨立及其發展狀況的研究，客觀上就要求改變過去那種將這些國家看作是西方宗主國的附屬物而從未納入研究視野的狀況，同時更提出了許多有關其文化和社會差異與發展逬程之間聯繫的問題。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構成了以阿爾蒙德等人為代表的戰後第二代比較政治學家的治學中心。33

　　 如果說上述國際範圍內政治、社會環境的變化 極大地影響了比較政治研究的議程，那麼，學術界知識發展的影響也有利於比較政治研究領域新的突破的出現。在這方面，社會科學其他主流學科中的學理髮展有著突出的作用，這主要是指：第一、 許多新的歷史社會學和社會學理論學理概念和洞識的提出對比較政治研究領域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其中尤以人類學和社會學學科中功能主義分析 理論最為突出。社會學大師帕森斯和席爾斯等人不僅譯介了馬克斯·韋伯的著作，造成了戰後的「韋伯熱」，而且還光大了其師長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理論，而更重要的是，他們關於社會行動、社會系統與功能、結構與過程的種種學理闡述使得新一代比較政治研究者能夠從經驗研究所得到的研究成果和洞識中提煉出足以對之加以規範和分類的理論框架。從後來顯赫一時的政治理論家和比較政治研究者，包括伊斯頓、多伊奇、阿坡特、阿爾蒙德和白魯恂等人的著述中不難看到社會學理論發展所留下的深刻痕迹。

　　 第二、有關文化和人類個性的人類學、心理學和心理分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長足發展同樣影響著比較政治的發展。這主要體現為發源於弗洛伊德及其追隨者的心理一一文化研究法和20年代以來由拉斯維爾、本尼迪克特、米德等堅持心理分析取向的社會科學家所發展起來的方法。他們的著作、特別是論及二次大戰起源諸問題，論及德國、日本、俄國和美國民族特性的著作，在比較政治研究者中引起了對文化特性之於政治生活和公共政策問題的敏感。比較政治領域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即受到這些心理一一人類學文獻的極大影響,他們力圖通過使用跨民族的調查研究、特定的精英集團及其相對物的研究，將民族和次民族人口的態度特性和認識論特性與政治體系的功能和特怔聯繫起來，從而形成了延續至今的一脈學術取向。

　　 第三、對於西方國家自身政治進程的研究中開始引入新的概念和方法。例如在歐洲，以著名社會政治學家迪韋爾熱的《政黨論》（1951年）34為代 表，開始在對政治過程、特別是政黨的經驗研究基礎上，展開比較性的分析和歸類，使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技術和分析方法；35在美國，則是在行為主義革命的框架內關注於美國選舉和政治過程的經驗研究，在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設立了政治行為研究委員會之後，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更是盛行一時；而從這些研究中所形成的許多洞識和方法論知識對於比較政治研究產生了相當明顯的影響，其中所謂「進程」問題的參照框架，對於政治逬程非正式因素如政黨、利益集團、傳播媒介和公眾輿論的關注，在選舉和公眾輿論研究方面更新、更嚴格的方法論的應用等等，直接影響了比較政治學研究的理論發展和實地研究。

　　 第四、有關非西方國家制度的研究資料越來越多，相關知識的積累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並由此對整個學科領域產生了深刻的觸動。這主要是因為自50年代開始，隨著新獨立國家的增多和本國政策研究的需要，年輕一代的政治學家大批赴非西方國家進行實地研究,結果便是產生了一批堪與有關美國和歐洲政治的研究成果相妣美的精巧複雜而又極具解釋力的成果；這些有在非西方國家進行田野 研究經驗的年輕一代對秉持西方中心主義的老一代政治學家構成了挑戰，而他們的工作性質和特點決定了他們對於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十分敏感，學習且應用其方法和理論，同時在研究主題上，他們看到了新獨立國家的議會機構、官僚制度、政黨和利益集團往往有著與西方、特別是美國不同的特性，因此，在他們對這些國家實際的決策過程和政策執行的研究中、特別是在理論概括的過程中又必然趨向於尋找其「功能的」等同物，由此，「體系」、「進程」、「功能」等概念，人類學的田野研究方法、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相關理論自然得到他們的青睞。

　　 因此，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比較政治學終於出現了具有重要突破意義的成就。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如伊斯頓、多伊奇、阿坡特、阿爾蒙德和白魯恂等人，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著作，為比較政治學確立了至今仍具重要影響的理論經典、並因而使比較政治學進入一個不同於此前的新的發展階段。概括起來說，他們的主要成就涉及多個方面，就研究視野而言，他們不僅關注於整個政 治體系的運行，而且注意政治體系各個側面和諸多要素，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比較政治研究的對象群體；就研究地域而論，他們超越了過去長期以來僅僅集中於西方國家的研究局限而將更多的精力投注於非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因此，他們在研究成果的科學性與系統性方面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學者的學術成果固然為比較政治學的發展帶來了新的突破，他們對於自身學術研究科學性的極大自信固然推動了更多的學者投身於比較政治研究、並因而使得比較政治學作為學科的建構而得到了最終的實現，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學術取向、研究方法、理論預設乃至主要結論，他們未曾明言但卻明顯可辨的研究偏好、現實關懷和價值判斷，都受到了質疑和批判。 在這個意義上講，戰後以來至60年代中期以前，比較政治學的突破性進展本身實際上開創了一個使比較政治學必然走向更加多元化和激烈競爭的階段。

　　 比較政治學的歷史發展，大體有如上述，即在經歷了早期的勃興之後，又經過了相當一個時期的沉寂，最後終於在本世紀50年代末達到其發展的頂峰，但在其後的發展中，其知識積累過程表現出相對減緩的速率，而其所需的知識構成也表現出不甚滿意的後果，一些既有的理論學說開始受到越來越嚴厲的批評和指摘。然而，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將不再詳說這部分內容，而留待於曰後再論。

　　 (對於比較政治學的課題開發工作，一向是同事好友間多次談話的主題。本文的撰就即得益於同吳勇教授、景躍進教授和宋新寧教授等人的討論。在此特表謝忱。當然，文中的任何謬錯和舛誤都應由筆者負責。）

　　 註：

　　 1.在比較政治學的研究領域內，楊柏華等人所寫的《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識出版社1984年版）和王滬寧所撰寫的《比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大概是國內學者寫作最早的比較政治學專著；但自90年代以來，比較政治學的研究在中國達到了一個高潮，僅就其間出版的專著和教科書而論，就有楊祖功等人所著撰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較》（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吳大英出任主編的《西方國家政治制度剖析》（經濟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及其撰著的《西方國家政府制度比較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 年版)、曹沛霖、徐宗士任主編的《比較政府體制》（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許崇德主編的《各國地方制度》（中國檢察出版社1993年版)、陳嘉陵主編的《各國地方政府比較研究》（武漢出版社1993年版)、唐曉等人所著的《當代西方國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李晨芬和潭融編著的《外國政治制度》（南開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林創作的《立法機關比較研究》（人民日報出版社1991年版)、 羅榮渠主編的《各國現代化比較研究》（陝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等等，因之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研究、出版高潮。

　　 2.G. A.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International Encyc lopodia of Social Science,1966 年 Vol. 13, P33?336.

　　 3.見苗力田主編：《亞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6頁。

　　 4.Lawrence C. Mayer: Redefining Comparative Politics: Promise versus Performance, London: Sage, 1989.

　　 5.[英]洛克：《政府論》（下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

　　 6.[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7.[法]盧梭：《社會契約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8.[英〗莫爾：《烏托邦》，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9.[英]培根：《新大西洋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10.[意]康帕內拉：《太陽城》，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11.[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下)，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12.[法]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馮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

　　 13.[美]斯梅爾塞：《社會科學的比較方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

　　 14.鄧正來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頁。

　　 15.W. Bagehot: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London: Collins, 1963.

　　 16.威爾遜：《國會政體》，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17. W. Wilson: The State: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 (1889)，Boston. Heath, 1918.

　　 18.《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第801?802頁。

　　 19.M. Y. Ostrogorski, 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Macmillan, 1902.

　　 20.Robert Michels,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orig. in 191], tnins. by Eden & Cedar Paul)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2.

　　 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63頁。

　　 22.[德]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於曉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7年版。

　　 23.[德]韋伯：《儒教與道教》，王容芬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24.參見歐力同：《孔德及其實證主義》，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

　　 25.孔德：《實證哲學》卷2，第248頁，出版於1830?1842年間。

　　 26.27.參見何景熙，王建敏:《西方社會學說史綱》，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7頁，第251頁。

　　 28.參見[美]劉易斯.A.科瑟：《社會學思想名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頁。

　　 29.[法]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初版於1895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30.同上，138頁。

　　 31.Howard J. Wiarda: Comparative Politics: Past and Present, in H.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oulder: West view Press, 1985, pp.12.

　　 32.何春超：《國際關係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203頁。

　　 33.Howard J. Wiarda (ed): New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Boulder: Westview, 1985.

　　 34.Maurice Duverger, Les partis politiques, (orig. in 1951) Paris: Librairie Armand Colin, 1976 (10th edition).

　　 35.Frank Munger ed.,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967 New York: Crowell Company, p.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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