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新概念"少年的作家身份有人質疑有人讚賞

作家？歌手？車手？商人？文化炒家？面對"新概念"少年這一群初踏社會舞台的年輕人，似乎沒有一個固有的辭彙可以準確描述他們的身份。文壇旗手王安憶，國內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代表人物陳思和等主流文化人對"新概念"少年的作家身份提出了質疑，而親手締造出這群少年的"新概念之父"---萌芽雜誌社社長趙長天，上世紀80年代文學浪潮中被捧出的青年偶像劉索拉等則表示了對他們的寬容和讚賞。

陳佳勇1999年以《來自沈庄的報告》獲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因為這一篇文章被保送北京大學中文系。2003年進入上海新聞晨報任記者。現為上海電影集團東方電影頻道營銷部業務主管。

陳佳勇：爭取做個儒商

上海徐匯區肇嘉浜路附近一條偏僻但整潔的街道上，一幢顏色深沉、狀如鐵盒的小樓外牆上掛著巨大的「M」標誌———上海電影集團東方電影頻道的台標。此處正是北大才子陳佳勇今日工作的地方。

在東方電影頻道，陳佳勇的主要工作是與來自全國各地的片商談生意，購買電視劇。這筆筆生意與文化與經濟有關，陳佳勇如今似乎更想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儒商，而不是作家。

實際上，陳佳勇向「文化生意」靠攏的努力從大學時就已經開始，那時他在作家出版社兼職，這個工作讓他熟悉了圖書出版的整個流程。他開始關注版本、紙張、編輯，開始學慣用商人的思維方式計算成本，這給他帶來了比讀書更多的快感。在圖書、報紙、影視三個行業里穿梭，陳佳勇學到了很多東西，也積累了一定的人脈。

「郭敬明們的選擇是符合他們自身追求的。當然，就文化商品的市場規律而言，他們的損耗度很高。明星化之後，意味著他們的上家為了獲得更多的收益，會想出種種花樣炒作他們，在短時間內榨出更多的效益。」對於郭敬明和韓寒的明星路線，陳佳勇有他自己的看法：「我的路線非常主流，走的是一條絕大多數人都走的路。」說到這時，他的表情是嚴肅的：「主流終究是主流，大家都得過平常的世俗生活。有人說80年代出生的中國年輕人都是反叛的，都是激進前衛的，其實那只是個別人而已。」

在北大中文系，他是學生會主席；在新聞晨報，他是記者；在東方電影頻道，他參與市場第一線。儘管這條道路平穩而符合主流社會的胃口，但陳佳勇認為它是艱辛的：「初獲獎時，我的腳步是如此輕快、興高采烈。但是後來現實使我逐漸意識到，如果你的成就達不到人們的期望，巨大的壓力就會襲來。問題在於，你如何在此之外做得更好。」

徐敏霞1981年生於上海。1999年以小說《站在十幾歲的尾巴》獲首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同年被複旦大學中文系破格錄取。大學期間參與電影《假裝沒感覺》的劇本創作。2002年8月出版長篇小說《我是波西米亞人》，2002年12月出版散文集《書女屋》。2003年12月，小說《脆弱的聯繫》獲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第二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小說組季軍。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徐敏霞：被認為「邊緣人」的主流人

初見徐敏霞，不禁想起她的大學老師的評價：「這孩子還好，一點都不怪。」她沒有一絲難以接近的感覺，不會語出驚人，但卻簡練精準。縱觀媒體和師長對她的評價，「低調」似乎成為她給外界留下的最深印象。徐敏霞是帶著「新概念」的光環進入大學的，這難免會引起同學的格外注意。「我很實在地認為，我是入學成績最低的一個，我沒有資格張狂。後來我跟自己的同學相處很好，因為我拋開了自己頭上的『光環』。『新概念』改變了我的人生方向，但我卻不希望被貼上『新概念』這個標籤。得獎只是過去，但我還要不斷證明自己，不讓自己停留在原點。」

談到現在關注度極高的韓寒與郭敬明，徐敏霞說：「成人世界開始時對這些少年成名的作家並不寬容。韓寒在他的作品裡表達了他對中國教育制度的不滿，對於別人的質疑，他以『沒看過我的書憑什麼來評頭論足』來還擊。郭敬明的文字很華麗，他的作品裡結合了現在最為流行的動漫元素，贏得了很多年輕人的喜愛。」

「至於我，性格不沖，寫作上也不標新立異，這可能就是別人說我『低調』的原因。」同是首屆「新概念」一等獎的得主，外界總是拿徐敏霞與韓寒比較，一個屬於主流，一個卻是另類。「主流媒體覺得我是一個主流的人，但是我的一部分同齡人卻認為我是一個『邊緣人』。有一部紀錄片把我同地下搖滾樂手一起列為『邊緣人』，因為在編導眼裡我去西部支教一年是一種『邊緣行為』。個人覺得，這只是一個概念的問題。」

嵇晨1984年生於上海。2001年獲得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同年獲「滬、港、澳、新」兩國四地讀書徵文比賽上海賽區一等獎。2002年考入復旦大學社會學系，2003年轉入中文系攻讀漢語言文學專業。大學期間曾任上海數家媒體兼職記者、編輯，2003年主創《少女QQ》系列文集，2004年推出個人小說單行本《我把爸媽弄丟了》。現為復旦大學中文系在校生兼自由撰稿人，目前在新聞晨報實習。

嵇晨：一段泡沫的興起與沉澱

對嵇晨的採訪更像是朋友間的聊天。與其他一些「新概念」獲獎者相比，她更願意以一個普通學生的身份看待自己：「『新概念』對我的影響很大，比如我因此而出書，因此有不斷的約稿。但更大的影響其實還是在心態上。得獎是一種機遇，更是一種挑戰。」

由於第三屆「新概念」大賽不像前兩屆一樣與大學錄取掛鉤，對當時的嵇晨來說，「新概念」帶來的影響給她的高考增添了很多壓力。「高考前我推掉了很多約稿，我不斷地告誡自己要冷靜下來。感謝高考，讓我那種像踩在棉花糖上的感覺慢慢沉澱下來。」

嵇晨說她很滿意現在的生活。「我並不羨慕韓寒或者郭敬明，因為我取得了自己想要的成功。」嵇晨拿「泡沫」來形容她最初得獎的那段日子，「回頭再想，蠻喜歡那種感覺的，像是吃冰激凌，吃起來甜甜的。『新概念』讓那段泡沫的日子興起，但我慶幸自己沒有沉溺其中。」

[專家點評]

王安憶：我不認為那是文學

「『新概念』？你要我說什麼呢？」身為復旦大學現當代文學教授的王安憶拒絕從文學角度談論這些少年。她說：「我從來不認為那是文學，所以從文學角度我談不出什麼來。」

實際上，王安憶從一開始就表示出了對「新概念」打著文學旗號卻商業意味濃厚的形式的擔憂。在「新概念」頒獎儀式上，她曾對飄飄然的獲獎者們語重心長地說過這樣一番話：「文學是有一定高度的，她不會因為你的年齡而寬容你，縮短與你的距離。」

然而「新概念」走過的道路還是讓王安憶徹底失望了：「中學語文、大學語文，都是通才教育，它沒有培養一個作家的任務。它只是教你規範寫作。『新概念』非常的市場化，我很不喜歡。文章互相之間非常的相像，非常的潮流化。很多句子那種輕薄，完全像流行歌曲里的話，而且是口語，非常不規範的口語。」

陳思和：「作文寫得好」≠「作家」

對於「新概念少年」們的初始身份，中國現代文學博士點導師，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的定義是：「獲獎時，他們只是一群作文寫得好的學生，這與曹禺17歲寫《雷雨》不是一回事。作文寫得好不能與『作家』劃等號。」「新概念少年」們大多遠離純文學創作，陳思和認為這是社會多元化的結果：「從前我們發現了有潛質的文學苗子，就給他安排好一條培養之路，只要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就能成為專業作家。今天的作家培養方式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人們意識到一個真理———作家的培養是沒有固定規律的，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和大學有能力說我一定能把某個人培養成作家。『新概念少年』們有一定的文學才華，但成為一個作家是需要社會閱歷的，這往往是今天剛剛走出學校的孩子十分缺乏的，先天不足導致他們的文字無法往現實主義、純文學的路子上靠，只能走商業包裝的路子。」

趙長天：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作家

作為萌芽雜誌社的社長，「新概念」的締造者趙長天從一開始就沒有否認這項比賽的商業目的。因為，是「新概念」讓《萌芽》走出了發行困境。

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的輝煌後，文學期刊在90年代步入寒冬。1995年，《萌芽》雜誌發行量僅1萬多份，每個月都在為下月的工資發愁，「新概念」舉辦後，這種狀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04年底，《萌芽》發行量已達50多萬，甚至超過上世紀80年代的歷史最高峰。

然而，打著文學旗號培養出的「新概念少年」出唱片、開賽車，是否與比賽本身有矛盾？趙長天表示：「郭敬明這個孩子最大的優點是會發揮自己的長處。他陷入『抄襲風波』，文學界前輩的普遍看法是，年輕時借鑒一點人家的思路，不會有太多人跟你過不去，但你總不能一直這麼『借鑒』下去吧？郭敬明知道自己的劣勢是故事結構、情節創作能力不強，但他明白自己的優勢———中學生就是喜歡自己的表達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讀者歡迎，你又以什麼標準來判定他出唱片可以不可以，應該不應該？」

趙長天認為，很難用一種已有的辭彙來描述郭敬明和韓寒目前的身份，但要求他們成為精英作家沒有必要：「對於一個民族，在數十年里能有幾個真正優秀的作家已經值得慶幸了。大多數文學青年只是愛好者，而不是作家。在應試教育盛行的今天，能夠通過一個比賽讓孩子親近漢字、親近文學，這對於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修養是有幫助的。我們並不能要求每個參與者都成為作家，這不現實。」

劉索拉：「對暢銷書作者多些寬容」

上世紀80年代全國青年崇拜的文學偶像，曾被看成是我國新時期「先鋒派小說」代表人物的劉索拉，對郭敬明們的態度顯得比較寬容，雖然她並不了解這些年輕人。

「如果說他們遠離了文學，我覺得即使是真的，也很正常。沒有流行文化，你叫年輕人怎麼活？！作家的定義本來就不固定。有精英文學作家，也有大眾文學作家。搞純文學創作可能屬於精英文化的範疇，但精英畢竟是少數，社會上大多數人還是需要其他類型的精神食糧的。精英文學與大眾文學應該相互尊重，一起發展。」

「不過，現在中國文化界走了極端，太浮躁了！一切以商業為中心，精英文學雜誌無法生存，這是不正常的。文化人對『新概念少年』的不解是有其原因的。恢復正常、健康的文化生態，需要作家、媒體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實習生張源 記者郭翔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