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賢治：我是農民的兒子》序

林賢治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父親、我祖父、我家世世代代都是農民。」這段自述使我對他始終抱持好感，雖然他最後背叛了他的出身，反對農民戰爭。想想時至20世紀90年代，仍然有大隊的中國學者對「革命」表現出中世紀式的恐懼，怎麼好意思苛求幾百年前的一位神父呢！

　　在農村出生，這對我來說沒有什麼可自卑的地方，無需像哈代那樣想方設法加以掩飾；但也無需特別慶幸，因為我畢竟在那裡從事了多年奴役性的勞動，度過很長一段失去自由和尊嚴的日子。總的來說，農村所給予我的多於剝奪我的；而我，接受它的饋贈顯然要比我所付出的多得多。村人大多善良，勤勞，儉樸，謙卑；歷來尊重事實，不輕易相信紙上的理論，一生依靠自己，從無奢望；對於社會，唯渴求公正與和平，一旦逼上梁山，卻不惜拚死抗爭。

　　即使到了後來，歷經30年政治運動的改造和20年商品大潮的衝擊而損失重大，農民仍死守著這近於古風的品質。我把這些看作是與土地相聯繫的美德，除了他們，我不知道有哪一位聖哲可以從知到行為我提供一份做人的可靠的摹本？有一種決定論，按生產方式將人類分出若干不同等級的族群，貼上孰優孰劣的標籤，然後規定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這樣，農民帶上可惡的「小農意識」是必然的，被目為天生的自私、狹隘、保守、落後和蒙味是必然的。如果說，所指這一切都是事實的話，那麼都因為農村世代盤踞著一頭名為貧困的怪獸之故。只要想像一下財富的激增如何改變著人類20世紀的面貌，就可以知道，那種因為遭受剝奪而遺下的巨大的物質空缺，將在眾多如袋中的馬鈴薯一般的孤單無助的小農中間引起何等的恐慌、焦慮和苦痛！

　　如果存在上帝的活，神性想必為之黯淡，而脆弱的人性如何可能在給出的有限的空間里得以完好的保存，乃致健全的發展呢？多年的鄉居生活，使我所受的最為刻骨銘心的教育就是貧困的可怕。且不說農村教育、醫療衛生等狀況因貧困而呈現怎樣的窘境，有時，甚至連生產成本也將因貧困而無法維持。於是，這些鄉野之人，不得不背棄「熱土難離」的祖訓，相繼逃往城市或是早經規劃的「特區」，先後成為「農民工」、「性工作者」、「乞兒」、「滋事者」。現代化進程將使農民付出多大的代價？這是一個至今無法作出合理預算的問題，充滿懸念的問題。面對農民的種種，我承認，我無能為力。

　　在雜誌上見到摩羅的文章《我是農民的兒子》，深有同感；隨之，把近期的大體相類的非虛構的文字湊集到一起，編成目下的這個文集。一，作者都是農人的後裔，具有大致相同的底色。二，專一的主題，敘說的都是農村的人和事。三，這些文字大抵沒有「風雅」可言。算得是「痛的文字」，然而比起生活不堪承受之痛，畢竟輕淺許多(關於改革，政治家尚有「長痛」、「短痛」之說，文學家卻諱言疼痛，此乃一大悖謬)。比較之餘，我是不能不為自己，同時也為同行深感愧怍的。

　　母親去世已經兩年多，未嘗為她寫下半點紀念的文字；原想編就這樣一本書，獻與她的魂靈。然而，此刻又不禁躊躇起來了。作為一個目不識丁的農婦，母親生前對我的撰述一無所知，有一次小妹告訴我，說她在家裡居然把我的一種多達80萬字的著作一頁一頁地翻完，然後準確地說出並且記住了全書的頁數！母愛是如此地盲目而偉大！當我們這些做兒女的把書做了出來，而像我母親一樣深愛著我們的、終年在土地上輾轉勞作的廣大的人們卻無緣閱讀，它的意義何在？即使有坐著寶馬在大街上馳騁，或牽著叭兒狗在馬路徜徉的幸福的人偶爾生了光顧的興趣，難道不覺得有違編撰的初衷嗎？

　　然而，全書已經編訖。想到世界上有著許多悖謬的事，或許悖謬正是事物存在的合理方式也未可知，那麼，由它去罷。《我是農民的兒子》序（再版）(2007-04-09 22:16:36)

林賢治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這是中國式遊子對於一個迢遙的夢境的呼喚，是歷盡滄桑之後，一種交織著眷顧、悔恨與悲愴的詠嘆。其實，鄉村在文人那裡由來是被詩化了的，其中的寧靜和諧，只是幻象而已。在自然力的控制下勞動，已是艱辛備嘗，何況多出官員和田主的盤剝，結果竟可以一無所獲。《詩經》里有少數篇章，記錄著農人命運中所遭逢的真實情景，這是他們被聖人刪除之後僅余的一點自己的聲音、不平的聲音。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總是極力美化中國宗法社會的倫理關係。對於農民來說，建立在血緣之上的親情，確乎可以成為日常生活的止痛劑；除此之外，在一個貧困閉塞的空間里，他們根本不可能找到任何實質性的援助。然而，物質的匱缺與恐慌，不是精神的照拂可以解決的。及至現代工業的興起，鋼鐵與資本便把溫情脈脈的紗幕全然給撕毀了。農民開始流向城市，以賤價出售身體的每個部分，直到掏空自己而遭致徹底的遺棄。在城市迅速崛起的同時，農村日漸萎落。這是二百年前發生在歐美的社會戲劇，而今開始在中國上演。劇情的最終發展應當是相似的，但是，在東方古老的農業大國的演出版本無疑帶有不少為西方所沒有的特點；背景、人物關係、情節中的多種中突，以致節奏的快慢都會很不一樣。

　　關於農民問題(所謂「三農」問題說到底是農民問題)，知識界的反應歷來是淡漠和遲鈍的。在西方，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空想社會主義者，乃至馬克思主義者，都因集中關注工業社會和城市經濟，而忽略了農村領域的研究。歷史學也偏重製度史，偏重政治事件和重大戰役，忽略生活史，尤其是農村生活史。文學方面，中世紀有田園詩，後來有「牧人小說」和「牧人戲劇」，農民的境遇同樣是經過塗改和虛飾了的。但是，十九世紀有很大的突破，農村生活作為文學題材而受到重視，其中出現了一批直面現實、勇於批判、具有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英、法、俄、美等國都產生了不少經典性的作品；在拉美的「爆炸文學」中，農民理所當然地擔任了主角。回顧中國文學，農民長期缺席，可謂咄咄怪事。中國文人或者樂於幫閑，或者安於隱逸，偶爾筆涉農家，也都是文人化了的。一部《水滸》，對暴力的渲染充滿了「流氓氣」，缺乏對農民生活的人性洞察。魯迅的鄉土小說，在文學史上具有開創的意義，可是，由於過分側重於「國民性」的發掘，仍然留下相當大的空白。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在揭示農民的困苦，農村的階級對立與鬥爭方面，作出了應有的努力，而作為整體的社會生活在這裡則被簡化了。四十年代以後，工農兵成為文學的主體；不幸的是，作家的主體性卻沒有得到自由的闡揚，而主體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變異：人物形象先驗地成為政策性的圖像，文學邏輯帶上意識形態的傾向而與生活邏輯相脫節，甚至完全背離。所以，從土地改革到合作化、公社化、大饑荒等一系列歷史事件的演變中，我們拿不出一部像樣的作品，可以為持久的災難作證。

　　相關的本土資源的匱乏，教條主義流弊尚未終結，新興作家的非政治化、非社會化趨向，都給現今的中國文學的發展製造了很大的困難。近二十年來，城市化、商品化明顯加速，大約給中國社會尤其是廣大農村未來的衝擊是巨大的，前所未有的。這對於中國作家，構成了特別嚴峻的考驗。事實上，表現農村的作品，所佔出版物的份額是很小的，而且普遍缺乏深度和力度。以「大腕」著稱的農裔作家，對暴力與性多有同嗜，彷彿非此不足以表現愚魯的農民，實際上乃取媚於圈內人士及有閑階級而已，我們根本無從感受到疼痛、撫愛與悲慨。

　　比較小說，敘寫農村的散文作品少得可憐，大約這類寫作只是作家的餘事的餘事。而且，其中不少人大擺新名士架子，喜用古代筆記體，愛做漢代大賦樣的東西，在一個設定的大框架內，不斷填塞農村的多種瑣碎的物事，直到使人感覺麻木為止。至於近年為綿軟、精緻、酷辣、中淡的多種食品調教出來的讀者，對有關農村的文字是否有關注的興趣，則又當別論。

　　為此，就在新進的作家的散文中，我依照真誠與疼痛這樣兩個自立的標準，選編了這樣一個集子。可以坦白的是，在文集中，文人習慣的優越、閑適態度是沒有的，「風雅」是沒有的，幽默(或日「搞笑」)也沒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這是為人生的文學。作為農人的後裔，在作者的血脈里，依然流淌著父兄的滯重的血液；他們的心，依然為日日劇變著的家園而悸動。他們如實地寫下目睹耳聞的故園的一切，自始至終，不曾以聰明人的方式利用農民的痛苦。比照農村的實際生活，文集不免顯得單薄，但是，比起時下的那些一味昂首天外的「大散文」，以及擠眉弄眼的「小散文」來，無論如何要有分量得多。毋寧說，這是兩種不同質的文學。

　　五四新文學立下的「為人生」的原則，我想，至今仍當是中國文學的最高原則。「人生」，在這裡是個人的、命運的、現實的、抗爭的。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為人生的文學原則毀棄已久，當此艱難時世，理應被我們的有為的作者恢復過來，也理應被更多的在人生途路上跋涉前行的讀者所接受。這是我深信，並且祝禱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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