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的三大障礙

吳敬璉：特殊既得利益群體阻礙深化改革2014年02月25日10:29中國經濟周刊

　　吳敬璉縱論深化改革的三大障礙

　　● 意識形態中的蘇聯模式障礙

　　● 特殊既得利益群體的障礙

　　● 舊體制所造成的障礙

　　《中國經濟周刊》 記者 張璐晶 | 北京報道

　　2014年2月10日，初雪後的北京風和日麗，釣魚台國賓館5號廳內「大腕雲集」，「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4年會」召開。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等齊聚一堂。

　　本屆年會的主題是「突破難點，推動改革」。針對要改革就必須犧牲發展速度、必須付出代價的觀點，與會的許多專家認為，改革和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必然的替代關係，改革將突破前進道路上的諸多難點問題，將帶來收益、帶來紅利、帶來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

　　在會場上，吳敬璉幾乎是被記者們團團包圍。記者們期望他能回答諸如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改革的關鍵點和難點，如何防範宏觀層面的系統性風險，養老體制改革，房價調控等大家關心的問題。

　　而論壇前一天，吳敬璉剛結束一個多月的行程從美國回到中國。論壇主辦方擔心84歲高齡的他會被時差所累，但吳敬璉不僅聽完了全部的演講和討論，還身體力行地接受了若干採訪並作了大會發言，一直堅持到近晚上7點才離去。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會議間隙專訪了吳敬璉，吳敬璉告訴記者，他在美國的時候去聽了一節高中的經濟學課，感觸很深，人家講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因為經濟學就是要研究一些最基本的問題。「經濟學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通過我們的研究來幫助政府選定最有效、最迫切需要、最容易見效的措施。」吳敬璉說。

　　推進改革，防範系統性風險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會經濟、文化各領域體制機制創新的新思路、新舉措。在明確提出改革對象和目的之後，如何設計改革的路徑，成為當下最受矚目的問題。對此吳敬璉表示，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入口，對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設計，大家期盼已久，要用「思想的力量激活經濟社會制度創新」。

　　《中國經濟周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您認為這其中的關鍵點和難點在哪裡？

　　吳敬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通過以後，大家都感到振奮。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怎麼來執行。有三個方面的障礙需要解決。

　　第一方面的障礙是意識形態的障礙。中國畢竟實行了幾十年蘇聯模式，蘇聯體制在這幾代人中間影響非常深遠，雖然我們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說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而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現在一講起社會主義等等，往往又是蘇聯式的那套東西。當然，改革以來，這方面的障礙在逐步減弱。

　　第二方面的障礙是特殊既得利益群體的障礙。我沒有用既得利益這個詞，因為我們大家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但是有一種既得利益會阻礙進一步改革，就是利用權力謀取利益。因為原來的體制存在缺點，所以尋租的力量就很大。特別是這些年這些力量還壯大了。那麼進一步市場化和法治化都會觸及他們的利益。像股市IPO的這套制度，就會觸及一些能夠通過審批得到好處的人。

　　第三方面的障礙就是舊體制所造成的實際困難可能會阻礙改革。比如銀行過去靠低存款、高貸款利率來維持，如果存款利率提高，銀行就會受到衝擊，還有對於那些能夠很容易拿到銀行貸款的國有企業也會受到衝擊。當然，這些衝擊不一定是當下所造成的，但這是一種實際的困難，會使得我們不敢快速地推進銀行業改革。此外，過去我們還積累了很多其他問題，要推進改革，會不會引發經濟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如何防範這種風險，都很現實。

　　《中國經濟周刊》：您曾說「中國股市還不如賭場」，您認為應如何推進股市的改革？

　　吳敬璉：股市紅利沒有惠及全民，小投資者虧損嚴重，證券市場有太多的尋租腐敗空間。我們的股市不正常，要推進改革。大家都沒有信心了，解決的方法就是要市場規範化。證券市場有些部門權力實在太大了。股市要正常化，監管部門、證券公司以及媒體，都需要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2014年最容易見效的改革措施是什麼？

　　吳敬璉：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把現代市場體系儘快完善起來。著重是要堅持黨的十五大的方向不要變。(編者註：1997年，黨的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用3年左右的時間，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世紀末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幹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

　　比如對國企改革有三條，第一條還是要回到十五大決定的方針。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是重申了十五大的方針。第二條是要解決「殭屍企業」的問題。有相當一批負債率相當高的企業就是靠補貼活著。賺錢的國企數量不多，很多國企還是靠補貼生存。第三條是所謂競爭政策，對反壟斷立法的執法，要平等對待不同所有制性質的企業。不能讓國企更「優越」，要靠平等競爭讓市場來決定。

　　《中國經濟周刊》：您認為2014年的宏觀經濟會如何？會出現通縮嗎？

　　吳敬璉：現在處於兩難的狀態，目前貨幣發行量太大了，時間錯配、部門錯配，甚至出現錢荒。於是有兩種決策可能性，一種是繼續印票子，那麼就會加劇房地產泡沫等等，可能會在超過臨界點後出現泡沫破裂；另一種是採取收縮政策，那麼經濟可能會出現衰退。所以要把短期措施和長期措施結合起來做。

　　今年我想中國整個經濟運行形勢還是有很大壓力的。多年來中國經濟積累了很多問題。其實就和污染是一樣的，開始的時候不覺得，還有人覺得是杞人憂天，但是污染積累到一定程度就非常難辦。

　　十八屆三中全會給我們一個希望，就是這些問題非解決不可，而且要下決心解決。但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時間，要在這時期內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應該說中央、央行、財政部還是很有能力的，像東亞的其他國家到了我們這種程度的話大多出事兒了，但是我們沒有出事兒。而且如果我們的改革推進得好的話，我們就能釜底抽薪，通過提高經濟效率把問題消解掉。

　　《中國經濟周刊》：您覺得防範系統性風險應該注意哪一項？

　　吳敬璉：很難說哪一項，去年50人論壇我們就討論過這個問題。對資產負債表裡負債率太高的問題，就要處理。對於如何處理？中央銀行和李克強總理都提出要盤活存量。我國目前恐怕有上千個「曬太陽」的開發區，那些存量怎麼辦，還有殭屍企業，還有存在國企大量的債務，他們的要求是國家埋單、納稅人埋單，這個辦法是不行的。所以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即使是一些戰略性經濟領域，也應該吸收民營企業家投資。還有就是對銀行的可疑性資產、貸款，哪些有可能變成壞賬的，可以用證券化的方法或別的方法來處理，現在處理的規模不是很大，比如賣給資產管理公司，資產管理公司幫他們去盤活。

　　國有資產劃撥可解決養老金缺口

　　2013年12月23日，由中國社科院「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發布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估算和預測了2010—2050年歷年的養老保險收支情況。結果顯示，如果繼續執行現行養老體系，到2023年，全國範圍內職工養老保險將收不抵支，出現資金缺口。養老保障關乎每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對此吳敬璉認為，即便存在養老金缺口，也可以通過多劃撥國有資產到社保基金來解決。

　　《中國經濟周刊》：對城市養老體制改革，「雙軌制」甚至「三軌制」等現象，您認為解決的關鍵是什麼？

　　吳敬璉：我想主要有兩個解決方案：第一個是劃撥國有資產。因為社保基金錢不夠，劃撥的膽子要大一點兒，以前劃撥的太少了。這麼多的國有資產本來就是老職工創造的。另外一個就是提高社會保障層次，逐步做到全國統籌。

　　養老保險到底有沒有缺口，即使是政府部門，意見也不完全一樣。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認為沒有缺口，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認為缺口很大。這裡面的問題就是老職工的空賬戶(編者註：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前退休的「老人」並沒有繳納過個人賬戶的養老保險資金，但是國家仍舊給他們足額發放了養老金，個人賬戶並未形成積累，空賬戶由此產生)。

　　如果看現有的職工，還是有資金儲備的，但老職工是空賬戶，所以就挪用了現有職工的個人賬戶的錢，現有職工還沒到用錢的時候，當然看起來不會有問題，當現有職工要用錢的時候，也就是社保基金理事會說的缺口越來越大的時候，那麼有一個辦法，就是劃撥國有資產和部分國有企業的利潤來充實個人賬戶。

　　大概是2001年、2002年的時候，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請了美國經濟學教授劉遵義設計方案，算賬，準備劃撥。當時的世界銀行測算了需要劃撥資產1.8萬億元，那時候國有凈資產有3萬億，但是那次劃撥最終被叫停了。現在重新提出劃撥國有資產充實養老金賬戶意見的人很多。我也認為這件事必須做，一箭數雕，好處很大。

　　政府應增加土地供應

　　回顧中國樓市的10年，百姓戲言「邊漲邊調，越調越漲」。2013年3月1日，國務院再次公布樓市調控細則，進一步提高第二套住房貸款的首付款比例和貸款利率；個人售房嚴格按轉讓所得的20%徵稅。不過，這一次調控中的亮點政策「二手房」出售征20%所得稅的政策只在北京等地落實，全國大部分城市並沒有嚴格落實。市場一怔之後，從2013年5月起，房價再次走勢堅挺，樓市依舊沒有走出一邊調控、一邊上漲的怪圈。

　　《中國經濟周刊》：經過多年調控，多地房價依然上漲，您認為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如何調節？

　　吳敬璉：房價上漲的根本原因是貨幣超發，並不是囤積房產，投資買房如果沒有錢怎麼投機呢？房價的漲和跌都由供求關係決定。買房者現在有兩種，一種是投資者，想通過投資房產實現財富保值增值；另一種是消費者，想擁有或改善住房。

　　從長期來看，房價最終還是由消費需求決定。所以政府應該盡量讓市場起作用，不宜過多干預房價，免得顧此失彼，從而抬高其他商品的物價。政府要增加土地供應，並大量建設廉租房，讓廉租房成為主流，而非保障性住房、經濟適用房，但在法制不健全的中國，保障性住房很可能還會被有權力的人佔據，或者建在很遠的地方，低收入者很難受惠。

　　解決唯GDP論，不能只從上而下選幹部

　　在2014年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再也不能簡單以GDP論英雄了」；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明確提出：「要完善發展成果考核評價體系，糾正單純以經濟增長速度評定政績的偏向。」但是到底什麼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標？

　　《中國經濟周刊》：「唯GDP論」雖然近年來廣受批評，但是歸根結底其還是考察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手段，您認為從頂層設計的角度看，什麼是可以替代GDP的指標？

　　吳敬璉：如果自上而下考核(幹部)，GDP是一個最簡單和直接的指標，只有在官員的任免升職上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發言權，讓地方人民代表大會擁有更大的權力。老百姓的評價標準是和自身有關的，如果空氣污染太嚴重，GDP再高對他沒有更多好處，幹部考核不能完全從上到下考核，還要從下到上考核。 中國青年報：周濱背後的利益集團是如何形成的

本文來源於中國青年報　2014年02月27日 09:30

這幾天，一個叫周濱的富商的腐敗故事，十分地引人注目。眼下，「反腐敗」可謂如火如荼。毫無疑問，它已融入了當下中國社會與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但別忘了還有一個熱詞，那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它才是主旋律中的最強音。

　　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後，我們摸著石頭走進了改革的「深水區」——所有的「帕累托改進」已經實現，進一步的深化改革，再也不是「只有受益人而沒有受損人」的「皆大歡喜式改革」了，一隻巨大的老虎橫亘在我們的面前，那就是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籬」形成的強有力障礙。「全面深化改革」與「社會矛盾累積」之間，儼然已是「兩隻老虎的賽跑」，孰快孰慢，將決定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以及「中國夢」的成敗。

　　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習近平等中央高層領導，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意義和著力點。其實，早在2012年12月的廣東考察中，習近平就罕見地強調：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既勇於衝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於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利益固化的藩籬」，說白了就是既得利益集團已足夠強大。那麼，這「藩籬」是怎麼形成的呢？現在看來，它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產物。前三十多年的改革，理論上說是「帕累托式改革」，即幾乎所有人都從改革中受了益、獲了利。但這樣的受益和獲利，卻是「不同程度」的。由於經濟運行中存在著「雙軌制」，存在著明顯的政府干預，存在著不適當的行政性壟斷等等，總有些人「近水樓台先得月」，形成既得利益集團；而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得月」的過程，充滿了腐敗。

　　從這個角度上說，政府的不適當管理和干預，即市場化改革的不徹底，是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的背後因素。而反腐敗根本而言並不是目的，目的是要為全面深化改革掃清障礙，釐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制度性腐敗。政府自覺地從資源配置的決定者身份中退出，可謂真正的刮骨療毒、壯士斷腕。

　　昨日，《公租房撂荒背後隱現周濱「白手套」》（《新京報》2月26日）的報道，迅速成為各大網站轉載的重點報道。我注意到，人民網在轉載該報道時，將標題改為「富商周濱疑染指北京公租房被曝有強大政府資源」。嚴格說這並不是標題黨的做法，因為報道引用業內人士的話說，「在房產界活躍著一些小公司，他們有強大的政府資源，能獲得地產項目，但他們並不開發，而轉手給專業的房產公司，從中獲利頗豐」；而周濱及他的「白手套」所控制的「小公司」，正是「南口農場NC-01街區公租房」這個「北京重點保障房建設的重點項目」的土地擁有者。

　　重點公租房項目撂荒當然有多個原因。表面上看，富商周濱通過其「強大的政府資源」拿了這塊寶地去轉手獲取暴利，其腐敗的性質是不言而喻的。但周濱得以腐敗成功，則是緣於他有個「先得月」的「近水樓台」；「樓台」上方，則撐著一把行政權力對經濟生活，尤其是資源配置強力干預的保護傘。

　　這才是問題的實質。全面深化改革，最需改也是最難改的，正在於此。

FT：央行與銀監會分歧危及市場信心2014年04月10日17:56FT中文網 英國《金融時報》 吉密歐 北京報道

　　中國兩家最重要金融監管機構之間的分歧並不是特別罕見，但由於人們擔心中國可能面臨自己的「雷曼時刻」(Lehman moment)，這種分歧現在更加事關重大。

　　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於擔心爆發一場金融危機(尤其是在巨大的「影子銀行業」)，中國銀監會(CBRC)和中國央行(PBoC)之間的關係才變得如此糟糕。

　　多名知情人士表示，兩家機構之間的關係在去年6月變得特別差——當時，中國央行曾對銀行間市場流動性枯竭坐視不管。這導致短期利率飆升，投資者面臨中國發生十年里首場金融危機的前景。

　　參與那件事的人表示，央行之所以要人為製造一場流動性緊缺，就是因為對銀監會未能遏制影子銀行業活動感到失望。

　　在一些極端的案例中，影子銀行業活動包括由不受監管的信託公司向苦苦掙扎的鋼企和房地產開發商發放為期多年的高息貸款，然後將此類貸款重新打包成短期投資產品，通過銀行賣給中國普通投資者。

　　由於這些信託產品承諾提供比3.3%的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高得多的回報，它們一直頗受歡迎。一些政府研究人員估計，未償還信託產品總額超過10萬億元人民幣(合1.6萬億美元)，而5年前幾乎不存在此類產品。

　　在2010年最早就中國影子銀行業風險發出警告的前惠譽(Fitch)分析師朱夏蓮(Charlene Chu)估計，去年中國經濟新增信貸可能有多達一半來自表外的影子銀行操作。

　　「市場正在利用監管機構在認知現實方面動作遲緩的特點牟利，目前中國多達一半的信貸流量是不受監管的，」她表示。

　　通過在銀行間市場製造一場「錢荒」，中國央行的本意是切斷這些風險較高產品的資金來源。然而，這種做法破壞了人們對整個體系的信心，央行很快被迫恢複流動性。事後，中共領導人告誡央行不要危及金融穩定。從那以後，兩家監管機構之間的對立惡化。不過，自2003年銀監會脫離央行的那一天開始，這種對立就一直很令人頭疼。問題部分在於管轄權重疊。央行負責確保中國的金融穩定，而銀監會的職責應該是確保銀行的健康和正常運作。

　　早在2005年，花旗銀行(Citibank)的樊榮超等分析師就警告，兩者之間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他們預測，雙方都會試圖從對方手裡奪取監管控制權，但在發生危機的情況下都會試圖逃避責任。

　　中國央行一直向國內商業銀行直接發出「窗口指導」，告訴它們每年、每季度可以發放多少貸款，儘管負責確保這些貸款質量的是銀監會。

　　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閉、繼而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央行命令各銀行大舉放貸，以求支撐不斷放緩的中國經濟增長。

　　在這場爭端中，個人因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年66歲的央行行長周小川是「太子黨」，即老一代黨內高官之子。去年，他儘管過了退休年齡，但仍被重視他經濟建議的國家主席習近平留用。

　　「周小川能夠向最高領導層進言，銀監會對這一點很不高興，」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2011年被任命為中國銀監會主席的尚福林，此前執掌中國證監會(CSRC)，那個職務是他在2002年從周小川手中接過的。他在執掌證監會期間，中國股市出現了史上最大的泡沫，後來又發生泡沫破裂。

　　監管機構之間的爭鬥，受到更高層的精英政治的影響。中國國務院理應是監管機構之間的仲裁者，但在一年前上任後，習近平已把所有事項的決策權攬在自己手裡。

　　這使得周小川的地位變得更強，但也使國務院更難迫使雙方達成妥協。外媒稱監管機構內耗阻礙中國金融改革2014年04月10日15:32FT中文網 英國《金融時報》 吉密歐 北京報道

　　中國銀監會(CBRC)和中國央行(PBoC)的官員們透露，這兩大金融監督機構之間激烈的地盤之爭，正在阻礙中國金融行業的改革和應對風險的努力。

　　在外人看來，中國的體制往往看上去像是一個鐵板一塊的結構，但官僚體制的不同分支往往爆發激烈的機構爭鬥，從而延緩甚至挫敗政策。

　　突顯分歧已變得多麼嚴重的一個例子是，據多名知情人士透露，由央行牽頭、參與者包括主要金融監管機構負責人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自去年8月成立以來只開了一次會。這場爭端發酵之際，近幾周來中國發生了數起令人矚目的違約事件，包括近期歷史上國內債券的首次公開違約，華東一家小銀行還遭遇擠兌。

　　該聯席會議之所以開不成會，是由於中國銀監會強烈反對它眼中的央行越權行為。

　　最近幾周，對中國整體金融穩定負有責任的央行，對銀監會不願或無力抑制國有控股銀行體系的表外活動表示了失望；此類活動近年來猛增。

　　中國央行還覺得銀監會同國有銀行過於密切，而且未能把握中小型銀行問題貸款的規模。

　　「中國金融改革現在面臨的最大路障之一是，央行不認為銀監會有能力處置與改革有關的風險，」一位知情人士表示。

　　最緊迫的改革舉措包括一個拖延已久的計劃，其目的是引入存款保險，並放開利率，後者在所謂的「影子銀行業」已成為現實。

　　銀監會官員認為，他們受到了不公平的指責，即稱他們沒有管好由央行造成、而他們已提醒了多年的風險。

　　中國央行拒絕置評，中國銀監會則表示，兩家機構保持著合作關係。電力改革12年進展不大 三家電網拆分成本輪目標2014年10月26日06:41南方都市報

　　今年6月份，高層要求國家發改委在今年底拿出改革方案。新一輪的電力改革已箭在弦上，各方博弈空前激烈。自2002年，「五號文」下發以來，電力改革已經進行了12年，解決了哪些問題？又遺留了哪些問題呢？這輪改革的動力機制存在嗎？截至目前，改革的思路是什麼？拆分三大電網公司，實現「輸配分離」真的如此重要嗎？這輪改革要注意哪些問題？電力體制改革的關鍵是什麼？為何不能把實現電價市場定價作為目標等，就這些問題，南都專訪了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微博]教授。

　　廠網分離是成功的

　　南方都市報(以簡稱南都)：在談這次電力改革之前，不妨先回頭看一下2002年啟動的那次改革，當時的背景和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什麼？

　　林伯強：當時改革的一大背景與現在類似，就是電力相對過剩，而電力企業和機制又存在諸多問題。當時的思路是比較簡單，就是要建立競爭性市場。為此，提出了16個字的改革方案：「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分開、競價上網」。「廠網分開」就是把電廠和電網分開，「主輔分離」，就是把電力企業的主業和輔業分離，「輸配分開」，就是把輸電和配售分開。這12個字其實是為最後四個字「競價上網」服務的。

　　2002年，國務院下發了《電力體制改革方案》，業內稱為「五號文」，確定了這16個字的改革方案。回頭看，「廠網分離」應該是改革最容易的一步，也是最成功的。

　　「主輔分離」則爭論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改革有一定的難度，當時考慮穩定，考慮電力增長的需求等，一直拖了很久。電力企業最初的那種「小社會」的狀態是改變了，但此後因為發展的需求，各大電廠和電網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來做「輔業」。也就是說，「輔業」的形態改變了，但現在「輔業」的規模卻更大了，主要集中在金融、保險，像電網也買了一些電力公司，中電投也做起了電解鋁業務等。其實，國際上也都做輔業，從產業鏈條上來說，做輔業應該也沒有關係，但忌諱兩點。一是不能做成壟斷；二是不能賠錢，必須要賺錢。至於像電網公司，往產業上遊走的過程中，有無關聯交易，影響競爭，這種情況需要進行市場監管。

　　「輸配分開」最後也沒有做，電網公司雖被分為三家(南方電網經營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和海南五省的業務，內蒙古電力經營內蒙古的電網業務，剩下的26個省市自治區的電網業務由國家電網[微博]經營)，但輸配並沒有分開。最後競價上網也就不了了之了。首要原因與當時中國電力需求急升，整個行業都聚焦於增加電力供應，滿足需求有關。在短缺時，所有發出的電力都能售出，談「競價」其實意義不大。

　　南都：當時改革的思路是學習國外(英國)的模式。

　　林伯強：大致是的。除廠網分離外，後來的改革之所以沒有大的進展，也與這種照搬照抄有關。這是改革成為半拉子工程的第二個原因。各國電力市場的約束條件不同，中國具有很不一樣的市場特徵，主要是三個方面，首先中國電價是政府管制的；其次中國的電力企業是國企主導(基本上國有)；三是中國電力行業的進入有管制。

　　舉個例子，中國的電力企業主體是國企，電力調度都是有行政統一平均調度的，上網的電量比如華能和大唐是要一樣多的，分配不均，矛盾可能就會產生。有些國有電廠明明已經關掉了，但仍有上網的電量配額，它可以出售這些配額。像這類荒唐的事情，是與發電企業和電網都是國有的產權和維持社會穩定有關。

　　另外一個就是不能自由進入，電價由政府管制，經營不確定性很大，民營企業很難進來，競爭性市場也難以形成。

　　南都：當時的「輸配分離」也沒能做成。

　　林伯強：這涉及到對剛成立的三家電網進行再拆分，在當時的背景下，不可能成行。「輸配分離」是當前要改革的主要內容。而改革若真做到競價上網，我看還很遙遠。

　　拆分電網是這輪改革的目標

　　南都：新一輪的電力改革，是在什麼背景下展開的？動力機制存在嗎？

　　林伯強：今年重提電力改革，主要有三個方面的條件。一是這一輪需求下滑，致使電力相對過剩，這就為改革提供了時間和空間；二是電網的壟斷，造成的效率問題引發了種種爭議，國家領導層下了決心要做改革。三是環境的壓力。目前居民電價是通過交叉補貼來壓低的，以往改革常常導致價格上漲。那麼，原來電價上漲可能引發民眾的不滿，現在在電價上漲和更乾淨的空氣之間做選擇，民眾可能會相對容易選擇前者。

　　但難題依舊存在，主要是上面談到的電價管制三個方面，要達到競價上網的目標，必須要解決以上三個方面的改革。

　　南都：這輪電力改革的主要思路是什麼？

　　林伯強：最通俗的講法是要形成「多買方、多賣方」的競爭局面。現在各種改革方案中，提「競價上網」的反而比較少見，這是比較務實的。具體的改革方案有各種，現在在各方博弈階段，沒有最後成行。比如輸配要不要分開，配售要不要分開，是在多大區域範圍內做到配售分開，用電大戶要不要直供等，這裡面也有各種可能的組合。

　　現在發電企業的競爭局面已經形成，壟斷主要集中在國家的三大電網上。它們是輸、配、售一體，是在一個區域內的獨買獨賣。這裡輸、配和售怎麼分開？一個思路是輸配仍保留在三大電網企業內，但把售電部分分開。比如廈門可能就有了兩家售電公司，可以展開競爭了。另一種思路是國家三大電網公司只負責大的「輸」，只負責大的電路建設，收一個過路費，而「配」和「售」由售電公司來負責。在「輸、配」環節，怎麼拆也都是要壟斷的，一家不能進兩條線路，與電信不同。

　　南都：這輪改革圍繞著的主要問題，就是怎麼分拆現有壟斷性的三大電網公司？

　　林伯強：是的，改革是必然趨勢。目前國家三大電網是改革對象，改革「刀子」就是沖著電網去的。但既然是「拆」，首先就要考慮清楚為什麼去「拆」？改革的目的是為了提高效率，但怎麼做才能提高效率？西方國家的模式是不是適合當前宏觀條件約束下的中國，還是中國當前的做法比西方的模式還有效率？很多人想當然地認為，拆分了就更有效率了，這個應該不確定，這是理論上的說法。在電價政府管制，電力企業國有，准入規劃審批的條件下，拆分了就一定更有效率嗎？這個還要做更仔細的研究和試點。改革是有成本的，要確認如何去「拆」，改革收益一定要大於成本。

　　二是當前的這種模式對消費者造成了多大的危害，這個也要認真評估。講到國家電網，就是全國性壟斷問題。一般的經濟學理論認為，壟斷的好處就是壟斷可以定高於競爭的價格，並以較差的商品和服務質量獲得壟斷超額利潤。但中國的情況是國家電網不能自主定價的，是由政府定價。所以只壟斷不定價。再說服務，對於消費者來說，國家三大電網目前提供的服務應該是一流的，與發達國家比，也不差。

　　三是如何來衡量改革的收益？標準是什麼？從民眾的角度看，就是兩個，一是價格更低，二是服務更好。改革後民眾所獲得的電力服務能否超過當前的，我看不容易。由於電價仍是政府定的，怎麼跌？現在的電價是政府交差補貼的，是拿工業用電的高價來補貼居民用電，拿財政收入補貼發電企業或居民用電。改革後，如果完全按競爭模式，用電價格會不會上升？也就是說，在目前政府價格管制的局限下，可能很難度量改革的成效。若改革後，居民用電的價格反而上升，民眾能認為改革是成功的嗎？

　　南都：改革的目標不是讓民眾滿意，居民用電電價更低，而是沖著效率，沖著整個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去的。

　　林伯強：在居民眼中，衡量效率的標準很大程度上就是電價更低，和服務要更好，不是嗎？

　　改革還是要先試點

　　南都：這是一種「民粹」的想法。解除了價格管制，市場自由定價的結果並不一定是價格就低。但你談到一點，現在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分拆三大電網，在配售環節引入競爭，其實這對整個的電力體制而言，只是一個技術性的改革，真正關鍵的改革其實是價格和准入管制。

　　林伯強：若從2002年算起，電力改革12年了，大環境可能已經發生變化，但電力行業的基本格局沒有變。國企壟斷為政府控制電價提供了可能性，而電價已經成為宏觀調控的手段之一。應當看到，短期內政府還很難放棄對電價的控制。因此，對於電價市場化改革的長期性，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然而電價是電力體制改革的關鍵點。如果政府選擇暫時迴避電價改革，那麼在電力產業鏈的改革，唯一能做的就是技術性的，在銷售環節的拆分。沒有電價改革，很難進行有效的電力體制改革。前一階段的電力改革在現實推行中不盡如人意，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電價改革沒有跟上。

　　南都：這輪改革的思路其實還是在迴避這個關鍵問題。

　　林伯強：是的。所以談這輪改革，只能把電由政府管制定價作為一個既有的約束來考慮。若政府要放開定價，這就不是國家電網層次，而是更高層次的改革了。電價改革比較困難，這裡要問一個最基本的問題，若市場自由定價，以前煤炭這些電能原料價格大幅度上漲，電價是要跟著上調的，民眾願意嗎？不會引來不明真相的媒體口誅筆伐嗎？

　　南都：市場經濟就是要讓供需來決定價格，這樣價格信號的傳遞才能優化配置資源。退一步說，若現在居民用電價低是政府補貼的，那「補貼」來自於何處，還不是來自民眾，羊毛出在羊身上？

　　林伯強：兩年前，發電企業虧損發電，補貼也是來自於財政，最終來自於民眾。但這是間接的，財政補貼，民眾感受不到，就認為與己無關。若市場自由定價，電價提高了，民眾的感受是直接的，這帶來的感受就不同了。

　　若市場自由定價的話，電價漲上去了，政府再對低收入群體進行補貼，更有針對性，更有效果。現在採用財政補貼和交叉補貼，效率很低，也不公平。現在政府定的電價較低，等於富人享有的補貼更多，因為他們用電用得更多。另外，因有規模經濟的存在，用電大戶，尤其是工業企業，應該享有更低的電價，但現在的高價，對它們是不公平的，這些都是對資源配置的扭曲。

　　這些好處顯而易見。但現在採用這種價格管制，財政補貼和交叉補貼的方式，一是民眾不大容易說服，自由定價恐引發不滿和動蕩。二是這麼做政府省事，自由定價後政府做的工作可能要多一些。

　　南都：在自由准入，取消審批方面，現在能否做一些改革？

　　林伯強：小的基本放開了，但大的發電項目的話，現在還是要政府審批。政府實際上很難清楚市場的需求平衡點在哪裡，帶來的結果就是一些地區電力短缺，而另一些地區又產能過剩。比如今年經濟形勢很差，審批部門可能就根據今年的需求下調規劃的產能，但若明年經濟形勢好轉，電能需求上升呢？

　　國有的電力企業，對投資的考量和電價的變化可能也沒有民營企業那麼敏感，因為後者的真金白銀(17.19, 0.03, 0.17%)是來自於自己，花錢會謹慎節省很多。中國當前的產業大幅度過剩，是與政府的審批和電力企業國有是關係的。

　　現在在電力行業提出「混合所有制」的產權改革，我看比較困難。因為大環境不同了，民營企業在能源領域的能力太弱了。要是在10年前放開，中國民營的能源公司可能會伴隨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而成長，出現數家大型的民營能源公司，但現在找不到幾家像樣的。引入民營而又不讓其控股的話，民營企業家是不大感興趣的。實際上，國有能源企業，單就資本的收益率來說，是很低的，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微博]這類巨無霸。像國家電網的收益率，很少超過4%，南方電網可能好一點。30%式的混合一起賺錢，民營真的有興趣？

　　南都：在當前的「拆分」改革中，應注意或者說需要強調什麼？

　　林伯強：試點，改革勢在必行，但這輪改革還是要做些試點。先把我上面提到的一些問題釐清，不要急於做全國性統一改革，而是選一些典型地區做試驗，避免改革支付一些意想不到的、災難性的、全局性成本。二是在試點過程中，也不要幾個試點一刀切。中國地域範圍大，各個地方的局限條件可能不同，要因地制宜，不同的地方可以採用不同的模式進行嘗試。錯了總結經驗，對了再逐步推廣。一張房產證引發的思考2014年11月08日11:31　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我經常對著一個東西百看不厭，就是找一張房產證。房產證全部是政府發的，為什麼？這就是市場里政府要乾的一件事情，要鑒定產權，用權威的法律給予表達，減少轉手的麻煩，止紛定爭，減少糾紛，因為國家人們整天在鬧糾紛就不會好好什麼。

　　在觀念和經濟實踐當中，政府和市場好像是一對歡喜冤家，經常有人問市場幹什麼、政府幹什麼，政府應該幹什麼、市場應該幹什麼，政府幹多了還是市場干多了，大家有非常多的討論。

　　國家完全取代市場做不到

　　但所有這些問題都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它假定政府和市場是兩個主體，但是上個世紀的經驗可能會提醒我們從另外的角度來想這件事情，一個是蘇聯的實踐，政府完全要把市場排除出去，那麼國家權力，組建超級國家公司，完全取代市場。

　　這個理論的代表作就是1917年列寧寫下的《國家與和平》，他想像一個生產力不太發達的俄國怎麼走社會主義道路呢？就是用國家機器把整個資源集中起來，所有人都是國家這個超級的超級大公司的僱員，然後由這個國家的計劃委員會來配置資源，這是一個理論表達，就整個國家就是一家大公司。

　　列寧其實沒有機會實踐這個想法，他掌權以後沒有幾年，搞了一段戰時共產主義，有點像超級國家公司，完全碰壁，迅速轉到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就是國家控制了經濟命脈，鐵路、鍊鋼、電報、銀行，然後允許小的資本主義的工業、商業、農業，所以他的超級國家公司在他自己手裡沒有試驗的機會。

　　二戰前後斯大林某種程度上把蘇聯經濟變成了一個超級國家公司，完全沒有看到合法的市場的作用。但是灰色的市場、地下的市場在整個蘇聯經濟當中揮之不去，沒有完全乾掉，它的農產品的供應很大程度是靠農民的自留地，才能滿足莫斯科食品商店裡都買不到新鮮疏菜和水果。始終以半地下經濟在維持，所以嚴重地講，也沒有看到過真正意義上政府可以把市場完全轟出去、排出去，經驗上沒有出現過，理論上也沒有。

　　上個世紀另外一些國家，主要是發達的西方國家，包括東亞，市場經濟是一個基本的形態，當然裡面加上了一些宏觀調控等麻煩的東西，但是基調是市場。這些經驗當中可以看，無一例外沒有一個完全排除政府。真正搞市場經濟的政府都在裡頭起作用，而且這裡那裡起的作用還不小。

　　中國是在這兩個經驗之間，我們跟蘇聯走了一段試圖搞超級國家公司，但是我們比蘇聯還落後，特別是農民的人口極其巨大，所以我們沒有搞成非常單純的國家超級公司，搞成了兩種模式，國家公有，還有一個是農民的集體所有。然後我們的計劃嚴密程度跟蘇聯不能比，我們一直有兩條腿走路，五小工業、地方經濟性這套東西，沒有完全搞成超級國家公司。

　　當然我們在意識形態，在觀念，在國家經濟命脈這個部分，那是寸步不讓的，那是由政府控制所有重大的資源配置，由於績效不好，所以就引發改革，而改革的走向很清楚，就是要把市場經濟叫回來。

　　我們現在是一個超級國家公司，不太嚴格的超級國家公司分權分成了無數的地方公司，地方公司之間又像公司又像政府，彼此也在競爭，這個競爭受各種約束，有些很像市場行為，有些就偏離得比較遠，同時也對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做出了貢獻。

　　但是，中國還做了一個實驗，大量的私營經濟、外資經濟清楚到產權鑒定的經濟組成了市場價格機制發揮很重要作用的一個板塊，也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做了重要的貢獻，因為經濟增長是所有的東西湊到一起。那麼，下一步到底往哪裡走？

　　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

　　政府有可能高高在市場之上，也有可能謙卑地落到市場中來，還有可能落到市場的底部去。如果順著這個方向走，經濟會發展起來，會有持續發展的前景。但是如果反過來，國家重新要飄到市場的上空，要凌駕於市場，要提供較少的服務，又獲得很大的稅收和其他的收益。20世紀有些教訓就會再現，而經濟理論工作者就是要討論這個條件，什麼條件讓國家偏離市場、遠離市場、高居市場之上，什麼條件讓它到市場裡邊來。

　　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經常對著一個東西百看不厭，就是找一張房產證。房產證當然確實也很值得看，東方、西方，美國、中國全部是政府發的，為什麼？我們為什麼自己不能畫一個？我自己畫一個肯定比我家房子寫得比其他人家房子大，為什麼不是開發商給你畫？開發商印一張房產證會比現在我們現有房產證漂亮。可是全世界很有意思，房產證全部是政府發的。這就是市場里政府要乾的一件事情，要鑒定產權，用權威的法律給予表達，減少轉手的麻煩，止紛定爭，減少糾紛，因為國家人們整天在鬧糾紛就不會好好什麼。

　　所以，討論市場和政府，只要看一下房產證，它是一體的，不是兩個主體，它是一個組成部分。當然這個組成部分很微妙，它給什麼人發？到目前為止，我們只給城裡人發，農民的房子不發產權證、不能交易、不能合法上市。那麼如果發和不發，房價就不一樣，價格形成就不一樣，不但價格決定不一樣，價格決定什麼也不一樣。所以政府對市場的影響，它從底部就影響了，不是兩個東西。

　　接下來討論政府要在市場裡頭起作用要耗費資源，要鑒定，要處理糾紛，要料理各種麻煩才能獲得資源，怎麼獲得資源？稅收。稅收跟一般公司取得的收入、利潤不同，這也是討論國家和公司有什麼區別的一個關鍵，政府有強制性，稅收帶有強制性。不是你願意交就交，不願意交就不交。

　　政府就是通過強制性的稅收來減少社會很多成員「搭便車」，公共服務都要，但不要你出資，如果不要你出資公共服務就不要了，打起來怎麼辦？鬧起來怎麼辦？有糾紛怎麼辦？市場按照科斯的定律，產權鑒定是市場的基礎，而產權鑒定要通過社會強制力量，其中第一位就是政府。

　　那政府不能免費提供這個服務，政府要強制來獲得稅收，政府的麻煩就從這裡開始。它如果沒有強制力，它當不成產權鑒定者，它有強制力要侵犯產權。它不夠強沒有戲，它非常強，你怎麼摁得住它？

　　這是國家理論在不在市場裡頭的一個關鍵。所以我的理解，這裡面有一個分叉點，什麼條件讓國家可以在市場當中提供支持市場的那些最必要的服務，同時又不會利用它的獨到的有合法強制力為後盾的權力，超越它服務的取費範圍。因為所有稅收都是拉夫給里登總統畫一張圖，稅率為零，稅收是零，稅率是一百，稅收也是零，一定是在中間的，所有活下來的政府都在中間。那中間哪一點，差距可大了。我們看到很多政府提供的服務很差，但是取費很高，我們也看到很優良的公共服務提供，取費合適。

　　亞當斯密當年講經濟成長起來，三個條件，一個條件是恰當的稅收，可是什麼力量讓它是恰當的稅收呢？公司可以跟它競爭嗎？政府是一個，它是單一的、權威的、最後的第三方，而且有合法暴力，這是理解全部問題的關鍵。

　　1995年有篇文章討論農村改革，其實就是思考這個問題，到底什麼條件？你看中國很有意思，搞人民公社的也是政府做的，大躍進也是這個體製做的，包產到戶也是中共中央發文件搞起來的，同一個主體搞的。什麼條件下就開始要胡鬧，什麼條件下就開始要好好鬧，什麼條件決定的？這是整個增加發展持續的關鍵。我到今天也沒有很好的結論，只知道影響因素非常之多。所以非常希望看到有關問題的討論。

　　市場需要什麼樣的政府

　　張五常的國家理論蠻有意思，我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就市場本來不需要國家，因為市場雖然收入分配不均勻，但是不會兩極分化。國家會產生兩極分化，貧富差別太大。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張五常講了四條，為什麼一個市場的社會會形成貧富兩極分化，有了兩極分化，搞不好就會起革命、起社會的內亂，那沒有政府，沒有國家干預，沒有國家調控，你什麼事也搞不成。

　　這個理論聽起來是這樣，四條很簡單，第一條，交易成本存在，富人取得的利率低，我們老喜歡給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很高，為什麼？識別的成本太高，它不確定。第二條，通貨膨脹之後，有錢的人容易維持財產，100萬買個房子，通脹的時候房子的價值上漲，你只有1萬買不起房子，現金很快就沒有了，這是第二條拉開收入差距。第三條，富人可以購買政府額外的服務，通過賄賂買到額外的政府的服務，有偏向性的服務，導致這一點我們在過渡時期看得非常清楚。最後一條，人力資本，富家的孩子上好學校。

　　我讀了這四條，覺得每條都很好懂，這是張五常的本事。他不說你想不到，他一說你覺得就是這樣的。由於有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所以需要回答干預，你干預不了這個市場就崩潰了，社會就崩潰了，就打起來了，就內亂了，恐怖主義就盛行了。他提供了這個理論，當然這個理論我們主要還是要聽教授講，這個理論啟發我們進一步去想，到底在什麼情況下這個理論解釋就需要國家？

　　這個當然還需要思考，因為關於收入分配很多的討論，法國人寫了一本《21世紀資本論》，它的根據也是收入分配，出現了大幅度的正U型，從二戰以後大概70年代末之前，以美國為例，最富有的10%的人口佔有總收入從二戰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已經降到了35%、40%，一次大戰前後是50%以上，兩次大戰加戰後的發展變成35%。

　　90年代以後到新世紀現在又上升到50%左右。財富更麻煩，英國、法國、德國，私人財富的總量在二戰前、一戰前相當於年度國民收入的7倍，後來降為3倍，現在又上升到4-6倍，德國是4倍，英國、法國是6倍。所以他的政策見解就是要有全球政府，全球收支平衡，累進的資金所得稅，因為法國人做了四年，一收費人就跑了，儼然就成俄羅斯人了。

　　這個理論我也想了很久，我覺得還要討論，其實這條收入的U型曲線就是中國起來的時候，全球的人均收入缺口是這裡，中國過去那麼多農民工都在家裡，一年一百多塊錢，現在多少錢了？全球看收入分配是收縮的，不是拉開的，但是對法國、發達國家來說很麻煩，因為原來工資很低的中國農民工都跟他們的工人競爭，現在是白領參加競爭。

　　全球看收入分配收縮，發達國家看收入分配拉開，包括香港，資本可以到大陸來，工人不來的。工人怎麼辦？他原來會做的東西大陸人會做了，大陸人咄咄逼人，勞動力以及產品已經不麻煩了，開始生產社會、汽車、船，開始造大飛機，大飛機沒造出來，造成模型就開始賣，這個是很厲害的一個全球的圖形。

　　當然我理解皮凱特他們的擔心，2010年在達沃斯開會，法國來的代表講失業率25%，年輕人失業率40%，這裡頭是不是需要一個國家呢？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調節者，全球化的持續能持續嗎？這個值得思考。同時也要思考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邊際要素的生產率會變動，和張五常提出的新的理論，這四條引起社會嚴重分化的理論，這些對我們考慮問題都有幫助。這些問題放進去以後，我想我還是關心我原來的問題，越強大的政府調解收入分配越有效，怎麼駕馭它就是一個問題。

　　一個社會越往現在走，創造一個什麼樣的條件可以讓這個強大的、沒有誰可以替代的政府，可以在市場里的軌道裡頭走，不要重新飄到市場之外去，更不要飄到市場之上去，不提供服務，這個關鍵的約束條件，可能決定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成敗，也是檢驗我們經濟理論的一個關鍵點。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 另一個「中國」 2015年06月28日00:24經濟觀察報 　方曌

　　1950年3月6日，台北市中山堂，「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例行紀念會。到場的有一千多名黨政幹部，均是「中華民國」重要的領袖人物。若把時光倒推幾年，他們之中應該沒有幾個人會想到，今年總理先生的紀念會，居然要在東南一隅的這個小島上，在一個日本人建造的小展覽館裡開。他們曾經帶領「積貧積弱」的中國，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帝國，苦戰超過十年，即使在最艱苦的時刻，也勉強保得半壁江山。而內戰開始兩三年的時間，卻已被共產黨人橫掃出中國大陸，半年之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中華民國」已是名存實亡。就連之前最重要的盟友美國，也在去年公開的外交白皮書中，把「失去大陸」的責任完全歸咎於他們。台灣的形勢危如累卵，中山堂的台下人心惶惶，一直有窸窸窣窣的交頭接耳聲，都已經到了這個時候，還有誰會挂念這個已經去世多年的孫總理呢？

　　主持儀式的蔣介石快步走到台上，劈頭就說：「中華民國亡了！」所有人都被他嚇了一跳，會場頓時一片寂靜。「我是亡國之奴」，蔣介石接著說，對於台下的這些「亡國之奴」，蔣自述他有幾句話要講。大陸失敗，是他一人的責任，自覺羞愧難當，無地自容。然而今天大家在台灣，無非是死中求活，沒有其他地方好去，至於他，也沒有臉流亡海外。不過都已經到了這個時候，「革命同志」們還在為了一些個人利益相互攻訐，他極為痛心。說到這裡，蔣介石老淚縱橫，幾乎涕不成聲，而台下大多數人，聽到平素不苟言笑的蔣公如此的內心表白，眼淚也都是奪眶而出，「全場多泣下」。

　　這場「中山堂同哭」，國民黨並無書面的官方資料留存，因為是黨內的內部紀念儀式，也沒有新聞媒體參加。不過畢竟見證者很多，有賴於台灣學者郭岱君女士的尋訪，在她的新書《台灣經濟改革故事》中披露，我們才得以對當時的場面有一個身臨其境般的體會。郭岱君女士從1989年開始擔任台灣「總統府」辦公室第一局的副主任，任期接近十年，並在其中的五年擔任總統府的新聞發言人，從內部見證了李登輝時代，國民黨一黨專制在台灣的轉變和終結。後來她又成為了蔣氏父子日記移存胡佛研究院的中心人物，在整理、公布這些極度重要的史料方面居功至偉。她現任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幾年之前，她與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泰斗級人物馬若孟（Ramon　H.　Myers）合著的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一書以英文版出版，之後她又以中文「改寫」，而不僅僅是翻譯了這本英文著作。這就是目前《台灣往事：台灣經濟改革故事》這本書的由來。本書通過大量對於當時參與經濟改革重要人物的訪談，日記、書信等第一手私人資料，著力刻畫改革核心人物的心路歷程，兼以對大的歷史事件和經濟學理論的闡發，無疑是我們理解台灣在國民黨威權之下成功的經濟轉型的重要著作。

　　作者以「中山堂同哭」這一政治事件為台灣之後的經濟改革歷史張本，顯然是富含深意的。一場深入的經濟改革的起點，往往是與當局對自身政治權力的鞏固聯繫在一起的。孫中山去世之後，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傾軋一直十分嚴重，早期有西山會議派、改組派這些和蔣不和的團體，有支持蔣介石的政學系，也有蔣一手培植的CC系，和後期的三青團。至於之前握有兵權的地方實力派，如桂系等，到了台灣已經喪失了他們權力的基礎，再無與蔣公開對抗的實力。這些派系的政治立場是因時勢改變的，並不一定對某個個人效忠，更不用說還有許多派系之間的邊緣人物。中山堂之前，蔣介石希望任命他的浙江同鄉，職業軍人出身的陳誠為行政院長，結果「立法院」最大的團體CC系強烈反對，而且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谷正鼎居然也不支持陳誠，還在黨內搞假投票，試探國民黨「立委」，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幹脆提出了辭呈，公開與蔣對抗。蔣介石此時已下定決心，非徹底改造黨務不可。

　　正如作者在書中多次強調的一樣，在看待經濟變革時，應當首先注意到整體的政治和歷史背景。一場經濟改革運動，一定同時是一場複雜的政治角力，一次全面的思想風暴，和某種歷史宏觀進程的映射，絕不僅僅是一些抽象的，所謂的科學的經濟原則的應用，或者是一些設計巧妙的經濟制度付諸實施的過程。而一場經濟改革的直接後果，不可能停留在經濟本身，因為財富的再分配即是社會權力的再分配，社會權力的重新劃分必然導致文化和思想上的變動。這本來是幾乎無須論證、闡釋的簡單道理，但是上世紀下半葉大量的歷史研究，尤其是運用比較、量化方法的經濟史研究，卻不斷強調經濟革命的偶發性及其後的路徑依賴，把社會力量、技術變革作為經濟革命的原點，把經濟制度的演進作為其催化劑，甚至是「外在環境因素」的一部分，避而不談在此過程中各種形式的權力互相鬥爭的過程。這種說法最危險的後果，就是認為經濟問題可以和政治問題分開討論，或者是把經濟改革作為政治變化的前奏或是序曲。

　　對於台灣的經濟變革，我們也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國民黨政府是先著力發展經濟，然後等待時機成熟，再著手開始進一步的政治改革；那些關於「亞洲四小龍」的故事，裹挾著「進口替代」，「雁行理論」，「後發優勢」這些玄妙字眼，彷彿只要有了這些靈丹妙藥，就可以實現長期持續的經濟增長，完成現代化。從郭岱君的這本新書中，我們更能清楚的看到台灣經濟變革外部和內部的宏觀因素：從外部因素上看，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台美共同防禦達成，蔣介石政府既不用過朝不保夕的日子，也明白「反攻大陸」只是說說而已的政治宣傳；從內部因素上看，蔣介石和陳誠治下的國民政府是從重塑國民黨開始，從思想改造出發，開始改革台灣的經濟與社會。改革的中心是人，台灣的一代政治新人因此站在了舞台中心，這些人的行與思、狹與寬、怒與喜、敗與勝，才是台灣經濟轉型故事的中心。

　　台灣成功轉型的經濟英雄，在郭的筆下，是幾位大陸不太熟悉，今日的台灣人都已經忘卻的人物：嚴家淦、尹仲容、阮毅成、李國鼎、楊繼曾。他們的出身背景各不相同，在改革中擔任的角色也不一樣，但其共同特點，是他們都是有強烈擔當的政治家，在國事之前做到不計個人榮辱，在大業完成之後做到功成不居，這是罕見的道德品質。今日我們已經邁入現代社會，但無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體制之下，這樣的政治家都是鳳毛麟角。郭書中記載的尹仲容的種種故事，是一個政治家道德品質的最好例證，他在1953年「第一次財經大辯論」期間，與堅持經濟要以國有部分為主體的反對派爭論，「聲淚聚下」，「聲嘶力竭」，據他的秘書王昭明和葉萬安回憶，尹在一次演講中褲管流血不止，但是他毫不在意，堅持到演講結束。尹在改革中受到受賄、營私的攻擊，也經歷了大起大落，但是在晚年依然做《十年來經濟發展之檢討》，自省做的遠遠不夠，台灣所需要的遠遠不止如此，由於改革中耗費的心力太多，59歲即與世長辭，陳誠在他墓前悲哀良久，不肯離開。另一位鮮為人知的阮毅成先生，則是在台灣土改的路線和方案上，和小蔣公開對抗，立主以「購買」而不是強行「徵收」的方式完成土改，他自己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政治生命就此終結，在土改之後只能從事新聞出版方面的工作。

　　在論述台灣的經濟改革過程中，坊間常常喜歡使用「技術官僚」一詞來形容這批政治新人，技術不遠，官僚則不然。他們是一批具有現代意識的政治家，明白社會財富的增長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國民黨的獨裁，明白不通過政治領域的放權，經濟領域的改革無從開展，在專制獨裁的腐木上，是開不出盛放的經濟之花的。不惟如是，如果沒有政治領域的大調整，即使是建立起了某種程度的市場經濟，放開了某些經濟活動的自由，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果（腐敗、特權、不平等）等等，將會被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加倍放大。台灣的每一次經濟改革，從最初土改中的「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到1953年國有私有第一次財經辯論，1956年「進口替代」轉向「外銷導向」，1958年外匯貿易改革，這些改革觸動都不僅僅是某些集團的利益，而是從根本上需要一黨專制的國民黨從上到下接受新的理念，放棄對自己有利的特權，並且在全球的經貿活動中，擁抱普世價值。一言以蔽之，新經濟需要新的價值觀，而一批只懂得技術手段的官僚，是無法獨立完成這樣的歷史任務的。這麼說也不是否定政治反對派、社會力量在台灣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而是為台灣在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在蔣氏一人的統治之下，居然能夠保持一個相當有效率並且清廉的政府，提供一個更為合理的解釋。

　　在談到自己創作這本書的初衷的時候，郭女士希望為中國大陸的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一個好的例證和樣本。在這一點上，我想她不免有點過度樂觀了。無論是40年代末的台灣還是50年代的新加坡，他們的早期領導人物都是在「哀兵必勝」的姿態下，借著這個精英階層「雪恥圖存」的共同情緒，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進程。而一個21世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方面已經部分掌握了這些近鄰經濟轉型的經驗，另一方面則在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後，確立了自己勝利者姿態。在歷史的失敗者眼裡，經濟轉型是「卧薪嘗膽」的一部分，為了要建立「三民主義模範省」，非如此不可；而在歷史的勝利者眼中，經濟只是既存的權力秩序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對於失敗者而言，一定要從別人身上學習，中國近代史的演進歷程就是如此；而對於勝利者而言，則只需要從自己身上學習就足夠了，變成一句輕描淡寫的「我的成功可以複製」。台灣經濟轉型的寶貴歷史經驗，對於大陸所謂的精英階層而言，也許就像阿里山與日月潭的風景，或是台北的夜市生活，遊覽和消費也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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