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龍：歐美學界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研究

　　佛教在中國的初傳，是中國佛教史上不可迴避的問題之一，特別是在早期漢學家那裡，這是一個重要的話題。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此問題的學術史總結。

（湯用彤，1893-1964）

　　在國內學者相當熟悉的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里，列舉了多種佛教傳入中國的說法。目前主要流傳兩種說法；一種是「伊存授經」說，一種是「漢明求法」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魚豢《魏略?西戎傳》，提及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伊存授經」的故事，國內外學者普遍接受這條史料的真實性。沙畹在1905年發表的論文，不惜修改原文，去增強這種說法的真實性〖Edouard Chavannes，"Les Pays d"Occident d"aprs le Wei Lio，" TP，6，1905，pp.519-571。該文漢譯本題為《魏略西戎傳箋注》，收入馮承鈞譯文第七編。參見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李四龍、裴勇等譯，第27頁。〗。伯希和、列維、福蘭閣（Otto Franke）對此都有自己的評論〖伯希和對沙畹論文的評論，刊於《法蘭西遠東學院學報》第6卷（1906年），第361-400頁；列維的評論: 「Notes sur les Indo-Scythes，」JA，1897，I，pp.14-20； 「Les Missions de Wang Hiuen Ts"e dans l"Inde，」 JA，1900，I，pp.466-468； 福蘭閣的評論: "Beitr?ge aus Chin-Quellen zur Kenntniss der Türkvolker und Skythen in Zentral Asien，" APAW, 1904，91ff.〗。

　　「漢明求法」的故事，在中國佛教界廣為流傳，可見於《四十二章》、《牟子理惑論》等早期中國佛教文獻。這個故事在中國，幾乎是大家普遍接受的「事實」。早在1878年，費爾根據藏譯本為《四十二章經》撰寫導讀與注釋〖Leon Feer，Le Sutra en 42 articles. Paris: E. Leroux，1878.〗。馬伯樂後對這個故事做出詳細的考訂，1910年發表論文《漢明帝感夢遣使求法考證》〖Henri Maspero，「Le Songe et l"Ambassade de l"Empereur Ming，」 BEFEO，10，1910，pp.95-1300。漢譯本收於馮承鈞譯文第四編。〗，認為它是一個全然錯誤的附會。伯希和也對中國早期佛教很有研究，他在1920年發表研究《牟子理惑論》的文章，其中討論了明帝感夢的說法〖Paul Pelliot，「Meou-tseu ou les doutes levés，」 TP，19，1920，pp.255-433。該文的導論，漢譯本名為《牟子考》，收入馮承鈞譯文第五編。〗。

　　《牟子理惑論》是早期中國佛教的名篇，但它的作者身份與寫作時代向來引起爭議。伯希和的這篇文章，既有注釋又有導論，把它譯為法文發表。事實上，他的譯文在1905年就完成了，但後面的注釋與導論卻花了15年時間，這也無怪乎此文成為研究《牟子理惑論》最重要的參考文獻之一。30年代，周叔迦有感於伯希和的文章，撰寫《牟子理惑論事義疏證》，彙集梁啟超等人的相關論文，匯成《牟子叢殘》，2001年周紹良又作「新編」〖周叔迦輯撰，周紹良新編：《牟子叢殘新編》，北京：中國書店，2001年。〗。　　

　　（Erik Zürcher，許里和，1928-2008）

　　中國早期佛教史上的疑點很多，學術界素有爭論。德國漢學家福蘭閣，撰寫兩篇論文探討佛教在漢武帝以前進入中國的可能性，以及佛教從印度經西域進入中國內地的路線〖Otto Franke，「Zur Frage der Einführung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13，1910，pp.295-305； 「Die Ausbreitung des Buddhismus von Indien nach Turkestan und China，」 Archiv für Religionwissenschaft，12，1909，pp.207-220.〗。至於史書上記載的漢武帝所獲「金人」，是否即是佛像，30年代《通報》發表德效騫（H.H. Dubs）和魏魯男（J.R. Ware）的兩篇論文〖H.H. Dubs，「The Golden Man of Former Han Times，」 TP，33，1937，pp.1-14； J.R. Ware，「Once more the Golden Man，」 Ibid. 34，1938，pp.174-178.〗，予以詳細討論。

　　兩漢之際傳入的佛教，對中國的思想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在漢代當時的思想文化背景里，究竟意味著什麼？這在佛教初傳漢地的史實考證之餘，應是最受重視的課題。白樂日（Etienne Balazs）的兩篇論文《漢末的政治哲學與社會危機》、《虛無的反叛或神秘的空想：公元3世紀的中國思潮》〖Etienne Balazs，「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Han Dynasty，」 and 「Nihilistic Revolt or Mystical Escapism: Currents of Thought in China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A.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Bureaucracy: Variations on a Theme. New Haven 1964.〗，解析了佛教傳入以後中國的思想狀況。馬伯樂寫的《評佛教傳入中國》，發表在他死後出版的遺集里〖Henri Maspero，「Comment le Bouddhisme s"est introduit en Chine，」 Mélanges posthumes sur les religions et l"histoire de la Chine. Vol.I. Paris: Civilisations du Sud，1950.〗。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在這方面亦有很多的論述，特別是講到佛學與當時士大夫之間的關係。在後來的研究里，許理和還從經典的角度，討論佛教對早期道教的影響〖Erik Zürcher，「Buddhist Influence on Early Taoism: A Survey of Scriptural Evidence，」 TP， 66，pp.84-147. 〗。

　　1994年荷康貝（Charles Holcombe）出版《漢代的陰影：南朝初年士大夫的思想與社會》〖 Charles Holcombe，In the Shadow of the Han: Literati Thought and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Honolulu: UHP, 1994.〗，該書所謂「南朝」實際是指東晉，並把這個朝廷稱為「難民國家」，作者在講述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秩序與士大夫文化以後，重點研究支遁的思想，認為這位名僧懷有一種想做「真人」的文化理想。該書旨在說明玄學與佛教般若學在當時流行的社會文化背景，可與許理和《佛教征服中國》一書對比閱讀。

　　研究佛教初傳時期中印文化的交流，西方學者很重視直接從當時的譯經入手。一是要考察當時所譯的佛經，譬如許理和寫過一篇文章《關於初期漢譯佛經的新思考》〖漢譯本，顧滿林譯，載《漢語史研究集刊》第4輯，成都：巴蜀書社，2001年。〗；二是注意佛典翻譯時所用的語言，分析東漢佛經的特殊語言現象及其成因，譬如許理和1977年發表的《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Erik Zürcher，「Late Han Vernacular Elements in the Earliest Buddhist Translation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vol.12 no.3，pp.177-203。漢譯本收入《語言學論叢》第十四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目前國內從事語言學或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其實已在這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績〖譬如朱慶之的研究：《試論漢魏六朝佛典里的特殊疑問詞》（《語言研究》1990年第1期）、《佛教混合漢語初論》（《語言學論叢》第二十輯，商務印書館2001年）等。〗。

　　中國學者很熟悉的研究方法，是去分析當初翻譯所用的中國術語及其文化背景。西方學者則盡一切可能使用他們擅長的佛教文獻學，尋找能與漢譯本對應的梵文本或藏文本，然後比較不同的漢語異譯本。經過校勘不同的版本與譯本，他們希望能清楚地解讀中國早期的漢譯佛經。國內學者或許更多是留意外來的佛教如何適應中國的社會與思想，但對大多數的西方學者來說，佛教初傳中國，早期的漢譯佛經，主要用來研究、倒推印度佛教的發展史。在這方面，《郁伽所問經》可能是極好的例證。

　　從公元2世紀到5世紀，《郁伽所問經》先後被譯了六次，現存三種譯本：東漢安玄、嚴佛調，約在公元180-190年間譯的《法鏡經》；西晉竺法護，約公元3世紀末、4世紀初譯的《郁迎羅越問菩薩行經》；曹魏康僧銷的譯本，收入《大寶積經》第十九會「有15伽長者會」，但這個名義上是公元3世紀中葉的譯本，平川彰認為，可能屬於公元5世紀初曇摩密多佚失的譯本〖《開元釋教錄》卷十四記載，該經有六個譯本，三存三佚。當時已佚的譯本包括：吳支謙譯《法鏡經》、西晉白法祖譯《郁伽羅越問菩薩經》、劉宋曇摩蜜多譯《郁伽長者所問經》。《大正藏》第55冊，第627頁上。〗。這部早期漢譯佛經，目前並沒有發現對應的梵文本。《十住毗婆沙論》（鳩摩羅什譯）、《大乘集菩薩學論》 （日稱、法護譯）引用了此經的內容。《十住論》並沒有發現梵文本，但《集學論》有尼泊爾梵文寫本，並有藏譯本。2003年那體慧出版專著《諸善男子：〈郁伽長者會〉里的菩薩道》〖Jan Nattier，A Few Good Men: The Bodhisattva Path according to the Inquiry of Ugra（Ugrapariprcchā），Honolulu: UHP，2003.〗，首先分析了該經在西方世界得不到充分關注的原因，並據上述漢藏譯本與殘存的梵文片段，評述平川彰、舒斯特（Nancy Schuster）〖舒斯特以《郁伽所問經》為題，1976年完成博士論文：Nancy J. Schuster，「The Ugraparip?ccha，the Mahrātnakū?asūtra and Early Mahayana Buddhism，」 2 vols.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Toronto，1976； 1985年在一部論文集里發表《〈郁伽所問經〉的菩薩形象》：「The Bodhisattva Figure in the Ugraparip?ccha，」 New Paths in Buddhist Research，cd. by Anthony K. Warder. Durham: Acorn Press，1985，pp.26-56.〗、雷爾瑞〖Reginald A. Ray，Buddhist Saints in India: A Study in Buddhist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研究，認為《郁伽所問經》雖由印度自奉為「菩薩」的佛教徒撰寫，但該經並非屬於大乘佛經。事實上，漢譯《中阿含》里即有《郁伽長者經》，那體慧想在她的書里探討大乘佛教的興起。此前，舒斯特認為，《郁伽所問經》推崇在家菩薩行，雷爾瑞認為，大乘起源於阿蘭若修行傳統。在他們眼裡，通過研究《郁伽所問經》這部早期漢譯佛經，可以了解其所反映的印度初期大乘佛教。那體慧的著作，即從《郁伽長者會》里的菩薩道入手，去解析印度早期佛教的社會史〖漢語世界對此的專門研究，主要是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2004年度的一篇碩士學位論文（田家烜）。〗。

　　研究南北朝以前的佛教史，《弘明集》與《釋老志》是兩部重要的研究資料。 1976年德國學者施寒微（Heiwig Schmidt/Glintzer）出版了《〈弘明集〉和佛教傳入中國》〖Heiwig Schmidt/Glintzer，Das Hung-ming chi und die Aufnahme des Buddhismus in China. Wiesbaden: Steiner，1976.〗，收入德國慕尼黑大學東亞研究叢書。該書的序言即提出一個問題：究竟是「佛教的中國化」，還是「中國的印度化」？該書首先介紹僧祐（445-518）其人，認為他是一位兼綜儒佛的僧人；然後從《弘明集》里擇取材料，敘述多個問題：南朝的士大夫佛教、士大夫與僧團的交涉、《白黑論》等佛教諍論、佛教與道教的關係等。

　　北魏時期，佛教在中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甚至有些過度增長，北方地區的僧尼人數達到200萬。《魏書》破天荒增加了一篇《釋老志》，專門記載佛教與道教在中國的傳播，尤其是在北魏時期的影響。首次在官方史書里出現「釋老志」，反映出佛教本土化過程中與中國文化的思想碰撞。1933年魏魯男把它譯為英文，發表於《通報》第30卷〖J.R. Ware，"Wei Shou on Buddhism，" TP，vol.30 No.1-2，1933.〗。這份譯本存在一些錯誤，胡維之1956年將其重譯，在日本京都發表〖L. Hurvitz，Wei Shou on Buddhism and Taoism，Kyoto 1956。楊聯陞、陳觀勝對此發表評論，刊於《哈佛亞洲研究學報》（HJAS）第20卷（1957），第362-382頁。〗。

　　德國學者艾博華（W. Eberhard）的著作《中國北方的拓跋氏王朝》〖W. Eberhard，Das Toba-Reich in Nord-China. Leiden 1949.〗，1949年出版，研究主題與南北朝佛教密切相關。芮沃壽1948年撰文研究中國歷史上很著名的神僧佛圖澄（232-348）〖A. Wright，「Fo-t"u-teng，」 HJAS，11，1948，pp.322-370.〗。這位神僧是東晉高僧道安（312-385）的老師，當時備受北方統治者青睞，被稱為「國之大寶」，作者以此研究兩晉時期北方的佛教。道安，被認為是中國佛教史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林克（Arthur Link） 1958年在《通報》上發表論文研究道安的傳記〖Arthur Link，「Biography of Tao-an，」 TP，vol.46，1958，pp.1-48.〗。這位作者實際上對道安很有研究，他寫有多篇專門討論道安的論文。曇曜在北魏佛教里是一位很重要的僧人，魏太武帝的「法難」結束以後，他出任沙門統，全力復興佛教。1957年有篇論文專門討論這位僧人〖Galen E. Sargent，「T"an-yao and his times，」 Monumenta Nipponica，16，1957，pp.363-396.〗。

　　陳觀勝1954年發表的一篇論文，討論「北朝法難的原因」〖Kenneth K.S. Ch"en，「On some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anti-Buddhist persecution under the Pei-ch"ao，」 HJAS，Vol.17，No.1-2，1954.〗。這場法難對中國佛教的影響至為深遠，此後中國僧人的宗教情緒里總有一股揮抹不去的「末法」意識，其現實的根源即緣於此。較之北朝，南朝的佛教處境一直相對比較寬鬆，但是也有「排佛」的論調，陳觀勝在1952年對此也有討論〖Kenneth. Ch"en，「Anti-Buddhist Propaganda during the Nan-ch"ao，」 JAS，15，1952，pp.166-192.〗。1981年許理和發表論文《中國早期佛教中的末世論與救世論》〖Erik Zürcher，「Eschatology and Messianism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Leiden Studies in Sinology，cd. by W.H. L. Idema，pp.34-56. Leiden: E.J. Brill，1981。翌年他在《通報》上發表相同主題的另一篇論文：「Prince Moonlight: Messianism and Eschatology in Early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 TP，vol.68 no. 1-3，pp.1-75。〗。不過，「末法」這個概念到底是如何形成的？這在美國學者那體慧看來，並非是由於現實社會的迫害所致。1991年她出版專著《如是未來：佛教「法滅」預言的研究》〖Jan Nattier，Once upon A Future Time: Studies in a Buddhist Prophecy of Decline. Berkeley: Asian Humanities Press，1991.〗，書里認為，佛教在獲得帝王貴族大力庇護的情況下，將會誘發一些不良因素，從而使高僧大德產生一種絕望的情緒：真正的覺悟精神蕩然無存。

　　東晉末年、南北朝初期，廬山慧遠（334-416）、僧肇（384-414或374-414）、竺道生（355-434）是三位特別重要的高僧。德國學者李華德是研究這段佛教史的專家。慧遠在50歲以後一直駐錫廬山，是南方佛教界的領袖，又是南來北往僧人的資助者，深受社會各界的敬重。在當時思想界討論的「形神」關係，以及社會上層討論的「沙門致敬王者」等問題，慧遠為此撰寫了《沙門不敬王者論》，他的意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為佛教在中國社會的紮根立下汗馬功勞。這篇名作的英譯，可以參看胡維之的論文〖Leon Hurvitz，"Render Unto Caesar in Early Chinese Buddhism: Hui-Yüan"s Treatise on the Exemption of the Buddhist Clergy from the Requirements of Civil Etiquette，" Sino-Indian Studies，vol.5，parts 3&4. West Bengal: Santiniketan Press，1957，pp.80-i 14.〗。

（李華德，Walter Liebenthal，1886-1982）

　　李華德的治學重心，主要在東晉末年、南北朝初期，1955年發表《公元4-5世紀的中國佛教》〖Walter Liebenthal，"Chi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Fourth and Fifth Centuries，" Monumenta Nipponica，vol.2 no.1，1955，pp.44-83.〗，對許理和等西方佛教學者頗有影響。1950年他在《美國東方學會學報》上發表一篇重要論文《釋慧遠的著作及其佛學》〖Walter Liebenthal，"Shih Hui-yüan"s Buddhism as set forth in his Writings，" JAOS，70，1950，pp.243-259.〗，撰有專文討論慧遠的形神問題〖Walter Liebenthal，"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in China，" Monumenla Nipponica，8，1952，pp.354-365.〗。許理和的《佛教征服中國》，重點敘述廬山慧遠與當時的權貴桓玄之間的論爭，交代了《沙門不敬王者論》的寫作背景及其歷史意義。此外，美國在80年代還有一篇博士論文，討論慧遠與鳩摩羅什的「法身」問題〖Barbara Edith Reed，"The Problem of the "Dharmakya" as Seen by Hui-Yuan and Kumārajīva，" Ph.D. thesis，University of Iowa，1982.〗。

　　僧肇是鳩摩羅什的傑出弟子，他的《肇論》代表了中國佛教已能準確理解印度大乘佛教的般若中觀思想。李華德30年代曾來北大講課，他一生最著名的工作，莫過於《肇論》的研究與英譯〖Walter Liebenthal，The Book of Chao. Peking: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48. Chao-lun: The Treatises of Seng-chao: A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Notes，and Appendic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68.〗，前面是長篇導論，後面是《物不遷論》、《不真空論》、《般若無知論》、《答劉遺民書》、《涅槃無名論》的英譯，附錄是「六家七宗」及相關人物研究。該書初版於1948年，當時被列人《華裔學志》文庫，1968年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再版。

　　竺道生是東晉末年、南朝初年的著名高僧，在鳩摩羅什弟子里與僧肇齊名，後被尊為「涅槃聖」。李華德在50年代寫了兩篇論文，一篇是道生的傳記，一篇是談他的「世界」觀念〖Walter Liebenthal，"A Biography of Tao-sheng，" Monumenta Nipponica，vol.11 no.3，1955，pp.64-96； "The World Conception of Chu Tao-sheng，" Ibid. 12，1956，pp.65-104； 12，1957，pp.241-268.〗。萊伊在80年代寫了一篇解讀竺道生「頓悟」思想的論文〖Whalen Lai，"Tao-sheng"s Theory of Sudden Enlightenment Re-examined，" Sudden and Gradual: Approaches to Enlightenment in Chinese Thought. Honolulu: UHP，1987.〗。1990年金永厚（Kim Young-ho）出版專著《道生〈法華經疏〉：研究與翻譯》〖Tao-sheng"s Commentary on the Lotus Sutra: A Study and Translation. Albany: SUNY Press，1990.〗，導論部分介紹道生的生平、著作、思想及其影響，第二部分是對其《法華經疏》的研究，第三部分是《法華經疏》殘卷的英譯，約佔全書一半的篇幅。

　　僧傳研究，是佛教史研究的重要環節。僧佑是《出三藏記集》的作者，南朝梁時人物，林克在1960年發表了一篇論文，研究他的生平與著作〖Arthur Link，"Shih Seng-yu and His Writings，" JAOS，vol.80，1960，pp.17-43.〗。1985年日本出版了一冊《早期中國佛教史：從初傳到慧遠》，收錄了出自《出三藏記集》的僧傳的譯文〖Tsukamoto Zenrytū，A Histoiy of Early Chinese Buddhism: from its Introduction to the Death of Hui-yüan，Tokyo: Kodansha，1985.〗。南朝梁代慧皎（497-554）寫的《高僧傳》，記錄了從後漢到約公元519年的257名僧人，附記200餘人。1954年芮沃壽寫過一篇研究《梁高僧傳》的論文〖Arthur F. Wright，"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Hui-chiao"s Lives of Eminent Monks，"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ūsyo. Kyoto University，1954，pp.383-432.〗，較受學術界重視。此前有位德國學者做了一份《高僧傳人名索引》〖H. Hackmann，"Alphabetisches Verzeichnes zum Kao-seng-chuan，" Acta Orientalia，2，l923。不過，日本學者嫁本善隆、岩井諦亮、龍池清在30年代做過一份更詳細的人名索引：《梁高僧傳索引》，載《支那佛教史學》I（1937）、3（1939）。〗，這在沒有電腦技術的年代是很有價值的學術工作。1968年比利時盧汶大學出版《高僧傳》的法譯本〖Robert Shih，Biographies des Moines" minents（Kao Seng Tchouan）de Houei-Kiao. Louvain 1968.〗，譯出了我國早期譯師的傳記。

　　1994年美國夏威夷大學出版了蔡瑟林（Kathryn Ann Tsai）譯出的《比丘尼生活：公元4-6世紀中國比丘尼傳》〖Kathryn Ann Tsai，Lives of the Nuns: Biographies了Chinese Nuns from the Fourth to Sixth Centuries. Honolulu: UHP，1994.〗。比丘尼的研究，在漢語佛教學術界長期不受重視。由於受到女性主義思潮的影響，西方學者近年來對此較為重視。研究藏傳佛教的學者，很注意女性在佛教修行里的角色。至於唐宋時期的比丘尼地位，1998年傅瑞發表一篇論文，考察早期禪宗與天台宗里的女性〖Bernard Faure，"Voices of Dissent: Women in Early Chan and Tiantai，" Annual Report of the Institute for Zen Studies禪文化研究所紀要（柳田聖山教授喜壽記念論集），no.24，Dec.1998，pp.25-42.〗。他依據梁肅的《唐常州天興寺二大德比丘尼碑》，介紹兩位天台宗的比丘尼不滿於神秀的「漸悟」思想，進而介紹唐代玉泉系天台宗的活動，以及女性在唐宋佛教里的角色與地位。

　　1997年美國佛教學者柯嘉豪（John Kieschnick）發表《高僧：中古中國聖傳里的佛教理想》〖John Kieschnick，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Honolulu: UHP，1997.〗，把宋以前的高僧分成三類：苦行僧、神僧與義學僧，以梁唐宋三部《高僧傳》資料描述他們各自的宗教生活與日常生活。

　　漢魏兩晉南北朝，出現了大批重要的佛經翻譯家。與隋唐的譯家不同，這個時期的譯家大多是外來的高僧。他們的出現，扶持了中國佛教的發展。竺法護，大約公元230年出生於敦煌，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法護後隨印度僧人出家學佛，所以隨了師傅的「竺」姓。這位高僧是鳩摩羅什以前最大的譯家，故被稱為「敦煌菩薩」，傳譯《正法華經》、《光贊經》等重要經典。1994年美國康斯維辛大學有篇博士論文，研究這位著名的翻譯家，題為《竺法護及其作品：中亞佛教思想在中國三到四世紀譯經中的影響》〖Lai Mai Man，"Dharmaraksa and His Work: The Impact of Central Asian Buddhist Thought in Translating Buddhist Texts in the Third to Fourth Century China，" Ph.D. thesi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94.〗。互聯網上有篇論文《竺法護與佛教傳入中國》〖Daniel Boucher，"Dharmaraksa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o China，" 網路PDF文件〗【小編按：此文載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19, No.1/2.】，研究他的翻譯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對他的生平、遊歷、傳譯及其合作者，以及西域佛教與中原的關係，都有詳細的考察。

　　鳩摩羅什（343-413）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翻譯家之一，他從西域到達長安以後，譯出了一大批傳誦至今的佛典，如《金剛經》、《法華經》、《維摩潔經》、 《阿彌陀經》等。他的到來，使中國僧人能對大乘般若思想與龍樹中觀哲學有了準確的了解。西方學者主要是關注他所譯的佛典，而對他的生平及其與中國佛教的關係，相關的研究並不多見。1927年諾貝爾在德國《普魯士科學院學報》（SPAW）上發表論文，研究鳩摩羅什；最新的研究則數2004年馬克瑞（John McRae）在美國《佛教百科全書》寫的詞條「鳩摩羅什」〖John R. McRae，"Kumarajiva，" Encyclopedia of Buddhism. Macmillan Reference USA，2004.〗。1969年德國出版《鳩摩羅什與慧遠的問答》，把《大乘大義章》譯為德語〖Rudolf G. Wagner，Die Fragen Hui-yuans an Kumārajīva. Berlin: Der Pr?sident der Freien Universit?t Berlin，1969.〗。前些年，旅美的華人學者陸揚在國內發表一篇長文，細細地梳理前人有關鳩摩羅什生平的種種研究，著力還原僧佑、慧皎撰寫鳩摩羅什傳的細膩寫法，展現鳩摩羅什即天才又軟弱的個性，並以此來微妙地揭示宗教上知行之間的緊張關係〖陸揚：《解讀〈鳩摩羅什傳〉：兼談中國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與史學》，載《中國學術》總第2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

　　真諦（499-569）是南北朝梁陳之際來華的印度高僧，是中國佛教史上最重要的翻譯家之一，但他來華以後的遭遇可能是所有譯家中間最不幸的。他譯的《婆藪槃豆法師傳》，是研究世親的重要資料。高楠順次郎在1904、1905年就在《通報》、《皇家亞洲學會學報》上發表論文，介紹真諦譯的世親傳。真諦是在玄奘以前向中國介紹唯識思想最系統的一位僧人，在他的影響下，中國佛教史上出現了攝論宗、俱舍宗。1984年，迪安娜出版專著《中國6世紀的心靈哲學：真諦的「意識論」》〖Diana Paul，Philosophy of Mind in Sixth-century China: Paramartha "s "Evolution了Consciousn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研究真諦的唯識思想。【小編按：已翻譯為中文，（美）蒂安娜·保爾著. 中國六世紀的心識哲學 真諦的《轉識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南北朝，是中國佛教史上「百家爭鳴」的時代，譯家們幾乎把印度所有的佛學思想都傳到了中國，讓中國的佛教界出現了各種學派，如：毗曇師、涅槃師、楞伽師、成實師、三論師、地論師、攝論師、地持師等。這些學派，最終發展出了隋唐的佛教宗派。西方學者對此亦有相應的研究，本書將在講述「佛教宗派」時一起介紹他們的成果。　　（編者按：本文選自李四龍著《歐美佛教學術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231-239頁。）

（來源：佛學研究指南訂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