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閎：我有一個夢想

「海歸」容閎：我有一個夢想

作者：金滿樓

1854年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閎常被人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海歸」，但從嚴格意義上說，他只是從美國取得大學文憑的第一人。

1828年，容閎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南屏村（今珠海南屏鎮）的一戶普通農家中，其家鄉離澳門近在咫尺，接觸「洋人」有地利之便。1835年，在哥哥已就讀傳統私塾時，7歲的容閎被父親送入傳教士郭士立夫人所辦的教會學校（由倫敦婦女會資助）。容父的做法，原因其實很簡單：他只能供養一個孩子讀書，而外國教會學校可以免費就讀並提供食宿。潛意識裡，容父或許希望大兒子走讀書做官之路、小兒子走讀書發財之路，因當時一些鄉人就因精通洋話而發了不小的「洋財」。

郭士立夫人所辦的是一所女子學校，容閎就讀的是附設的「男塾」，這其實是籌建中的「馬禮遜學校」的「男生預備班」。馬禮遜是基督教新教派往中國的第一個傳教士，同時他也是最早將《聖經》翻譯成中文的人。鑒於其貢獻，英國宗教界後成立「馬禮遜紀念協會」，協會每月撥出15英鎊資助郭士立夫人在澳門先行招收部分男童就讀。

1839年後，中英兩國因鴉片貿易交惡而爆發戰爭，郭士立夫人的學校停辦，容閎回到村裡，後前往澳門某印刷所充當裝訂書籍的小工，每月掙三塊錢。某日，家裡轉來一封信，信是一位澳門醫生所寫。原來，郭士立夫人千叮嚀萬叮囑，一定要他把容閎找到，送到新開辦的「馬禮遜學校」去上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容閎其實就在距其醫院僅一英里的地方當小工，而那位醫生卻為此費盡了周折，最終在「馬禮遜學校」開課近一年後才將他找到。

1842年，「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原址在摩理臣山），當時的校長是來自美國的勃朗牧師，這是一位非常優秀的教育者。在這裡，容閎讀了6年書，直到1846年8月的一天，勃朗牧師告訴學生們，因個人健康的緣故他要返回美國，同時希望帶幾個同學跟他一塊回美國繼續學業。

在一片沉寂中，三名學生站了起來，他們分別是容閎、黃勝與黃寬。由於三人都是窮人家的孩子，勃朗牧師除幫他們解決路費和學費外，還給他們的父母籌到了一筆贍養費。四個月後，這三個勇敢的孩子，容閎、黃勝與黃寬跟隨著勃朗牧師乘上「亨特利思」號運茶帆船，開始了他們人生中的首次驚濤之旅。

容閎此行仍是帆船時代的標準航線，他們所乘之船必須藉助自東北吹向西南的「貿易風」，先穿過馬六甲海峽，之後繞過好望角，橫渡大西洋後駛往美國東海岸。途經大西洋上幽禁拿破崙的聖海倫娜島時，容閎在這位異國英豪的墓前折下一根柳枝——8年後，當他離開美國時，當年的細柳已是柳岸成蔭。

經過98個日夜的驚險旅程，容閎等人來到了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校，這也是當時美國最著名的大學預備學校。一年後，同行者黃勝因病回國（其後在香港報館供職並成為著名的華人領袖，1873年後曾隨第二批幼童再度來美併入中國公使館做過譯員），而另一位同學黃寬則被送往英國愛丁堡大學學醫（1856年學成回國並被外國僑民稱為「好望角以東最好的醫生」，後於1878年去世）。

按慣例，孟松學校可以資助部分學生進入大學，但條件是他們在畢業後必須以傳教士為職業。在這一重大的人生抉擇面前，此時已入教的容閎還是堅決拒絕了。在個人回憶錄《西學東漸記》中，容閎特別提及此事，他不無激動的表示：「傳道固然好，卻不是造福中國的獨一無二的事業。……志願書一經簽字，我就受到束縛，很可能坐失為國家謀福利的機會」；「人類應盡之天職，不能因貧窮而改變宗旨。」

百年前的話語，如今聽來猶擲地有聲。自由，造福中國，為國家謀福利，這是年輕的容閎的夢想，但它同時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決定，因這意味著慈善基金將停止對他的資助。把容閎帶到美國的勃朗牧師對容閎的決定感到失望，但他並不願意看到這位有志向的年輕人就此折翼。1850年夏天，當勃朗牧師前往美國南方看望親友回來後，他給容閎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喬治亞州的薩凡那婦女會願意繼續資助容閎，而且不附加任何條件。

容閎闖過了這一難關。也就在這一年，他帶著辮子、穿著中國長袍進入了耶魯大學。一年後，這兩樣都割棄了。經過4年的苦讀，容閎與同級的98位同學一起畢業，在當天的畢業典禮上，很多人趕來參觀，而他們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看一看容閎——第一位獲得美國大學而且是耶魯大學文憑的出色的中國人。

1855年，容閎拒絕了朋友勸其歸化並在美謀職的忠告，隨後沿著當年的路線回國。到香港時，容閎激動萬分，但他突然發現，自己竟然已完全忘記了中文——某外籍領港員上船用中文問他前方有無暗礁沙灘，但容閎已不知道如何用中文表述（回國後，容閎花了3年時間去重新熟悉中文）。之後，容閎見到了相隔8年的家人，他們對他從耶魯大學獲得的羊皮紙（畢業證明）十分好奇，容閎無從解釋，只好說它相當於「秀才」文憑，而母親還似懂非懂問這個東西可以博得多少獎金。

耶魯大學畢業生在當時的美國往往被視為社會的領袖人物，但容閎回國後的最初幾年卻遭到了普遍的冷遇，當地官僚士紳根本不知道這種洋文憑、洋學問價值何在，他們只認進士、舉人——哪怕是個秀才。回國不久，容閎先在美國傳教士派克（當時兼為美國外交委員即代領事，也是容閎的校友）處擔任書記一職，月薪15兩銀子。數月後，他又改任香港高等審判廳譯員，月薪提高到75兩。

時隔不久，容閎受人排擠而於1856年前往上海，並在海關翻譯處謀得一職，月薪同樣是75兩。直至有一天，容閎問稅務司李泰國：「以予在海關中奉職，將來希望若何？亦能升至總稅務司之地位乎？」李泰國大搖其頭：「凡中國人為翻譯者，無論何人，絕不能有此希望！」容閎聽後，隨即提交辭職書，李泰國還以為他是對薪水不滿，當場表示月薪可增至200兩，但容閎仍拂袖而去。

回國前，容閎直抒胸臆：「更念中國國民，身受無限痛苦，無限壓制……予無時不耿耿於懷……予意以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之境。」

可是，他回國後看到的現實情況卻是，清廷官吏腐敗無能，社會民眾愚昧無知，底層百姓被肆意欺壓乃至被妄加殺戮，如葉名琛鎮壓「洪兵」，殺人無數，一般人卻對此視如無睹。鴉片戰爭後，列強對中國蔑視有加，自從外人開闢租界以來，不但侵奪中國的治外法權，而且「寄居租界之中國人，處外人勢力範圍之內，受彼族之凌侮，時有所聞。」有一次，一個體格高大的洋人將一團棉花球粘在容閎的辮子上加以嘲弄，容閎要求他其立即拿掉，竟然被此人打了一個耳光，容閎大怒之下，趁其不備將其一拳擊倒，一時哄傳。

辭職後的容閎改而從事絲茶生意，他曾為上海寶順洋行前往湖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地採辦茶葉，但由於太平天國戰爭尚在進行當中，各地局勢不靖，容閎在一次與土匪的遭遇中，「神經受到震動」，為此而患病數月。經此刺激後，容閎突然醒悟，自己近年的所作所為已越來越背離了自己回國的初衷：「我志在維新中國，自宜大處落墨。要是讓土匪給宰了，豈不輕如鴻毛。整天為賺幾個茶葉錢奔走於途，我的大事業豈非如水中撈月！」

1860年11月，在兩位傳教士的邀請下，容閎決定隨他們前往天平天國的都城天京（即南京）。據其自述，「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觀察一下太平軍是什麼性質，看看他們能否建立一個新政府以取代滿洲朝廷。」一行人乘坐一艘被稱作「無錫快」的快艇從上海出發，但所過之地令容閎感到有些觸目驚心，在連年的戰亂和相互殺戮之下，常州至無錫一帶，這樣的富庶之區竟然少無人煙。

容閎與當時主持太平天國朝政的干王洪仁玕在香港即已相識，他們此行也得到了天國的熱情歡迎。數日後，洪仁玕派人送來一顆鐫有「義」字爵位的官印（太平軍中的第四等爵）和一幅寫在黃緞上的委任狀，容閎對此大失所望。經過幾天的觀察，容閎認為太平天國即便成功，也不過是「一姓之廢興，於國體及政治上，無重大改革之效果」；那些「領袖人物，其行為品格與所籌劃，實未敢信其必成」；至於「新入伍者」，「都是些地痞流氓和社會渣滓，這群烏合之眾，不但沒有增強戰力，反而成了拖累，明顯地削弱了戰鬥力。這幫人既不懂紀律，又沒有宗教信仰以遏制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地到處燒殺搶掠。」

容閎認為，洪秀全很可能是因考試失敗而得了神經病，靠基督教救贖結果卻發展一套不倫不類的東西，這些人在攻取了歷來以財富和美女著稱的蘇杭、揚州等地後，給他們「帶來了說不盡的財富和享樂，促使他們更快走向覆滅」。容閎的結論，「太平軍之行為，殆無造福中國之能力，可斷言也」。之後，容閎退還官印和委任狀，並立即離開了「天國」。

在朋友的引介下，容閎於1863年見到了湘軍主帥曾國藩，據其所說，喜歡給人看相的曾國藩見到他後，上上下下的足足打量了好幾分鐘，之後認為他「威稜有膽識」，是做軍官的好材料，並提出讓他帶兵。但是，容閎自認為對軍事一竅不通，而且太平天國戰爭即將結束，他更願意參與洋務方面的工作。曾國藩隨後委派其前往美國為江南製造總局購買機器，容閎欣然從命，之後攜帶68000兩銀子再度赴美。在美期間，也正好趕上他在耶魯大學畢業十周年的聚會。

1865年，容閎為節省時間而從巴拿馬地峽經舊金山橫渡太平洋回國，由此圓滿完成任務。他採購回來的機器，使得江南製造總局一躍成為當時遠東最大最完善的機器工廠，不但可以修理製造槍炮，而且可以造船。

在這些洋務活動中，最讓容閎感到驕傲的是「留美幼童」計劃，而這一計劃的背後推動者不僅包括了曾國藩、丁日昌、李鴻章等封疆大吏，還包括了朝廷重臣恭親王奕訢等。在反覆的努力之下，第一批幼童終於1872年赴美留學，而作為副監督的容閎就此長期駐美（兼任駐美副使），實際成為這一計劃的主要負責人。

可惜的是，這項計劃最終未能達成圓滿的結果。問題主要出在留學正監督的身上，特別以陳蘭彬與吳子登為甚。陳、吳都是翰林出身，雖然對洋務還算了解，但思想不甚開通，他們對幼童們剪辮子、穿西服、打棒球等「西化」行為大大不滿，而一些幼童入教更是給他們提供了借口（違反了當時的禁令）。之後，吳子登指責幼童們「離經叛道」，容閎有意縱容、管教失職，留學外洋「利少弊多，難得資力」，「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於國家，亦且有害於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此奏入京，朝野大嘩。

對幼童們來美後的變化，容閎本以為正常，無需大驚小怪，但吳子登之舉非同小可，他隨後四處奔走，盡其可能地拜訪聯絡美國名流和政要，希望藉助他們的力量挽回事態。在容閎的努力下，美國前總統格蘭特、大作家馬克·吐溫、耶魯大學校長等人紛紛呼籲或致信總理衙門，但是所有的努力均告無效。1881年6月，清廷的答覆和當年批准留美計劃一樣，仍是那四個字：「依議，欽此！」

10年前，容閎的「強國夢」從這四個字開始；10年後，容閎一生中最大的努力同樣被這四字所斷送。失望之餘，加上妻子患病（據京師同文館總教習丁韙良回憶，朝廷重臣沈桂芬即對容閎娶外籍女子為妻頗有微詞，這也側面反應了朝中保守派對容閎的看法），容閎於1882至1894年間僑居美國，一時淡出了中國的世界。

甲午戰爭後，容閎重返國內並積极參与了之後的變法運動，他當時有兩個重要的議案，一是建立國家銀行，以鼓鑄銀幣、發行國債和紙幣，惜為盛宣懷所壞；一是提議建造天津至鎮江的鐵路（即後的津浦鐵路），再為德國人所阻。戊戌變法前後，容閎與翁同龢、張蔭桓及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來往密切，其金頂廟住所「一時幾變為維新黨領袖之會議場。」

變法失敗後，容閎避至上海租界，並對清廷徹底死心。1900年，容閎更有一驚人之舉，即與唐才常等激進的「自立會」人士在張園集會（與會人還有嚴復、章太炎、馬相伯、葉瀚等名流），7月26日更是宣布成立「中國議會」，容閎被選為議長。

一個月後，唐才常的「自立會」舉事失敗。當年9月，在清廷的通緝下，容閎在堂弟容星橋的協助下離開上海。巧合的是，孫中山也在這艘駛往日本的「神戶號」上。在容星橋的介紹下，孫中山與容閎首度相識，之後大讚其為「中國政治改革派中眾望所歸的領袖」。而作為第三批留美幼童的成員，容星橋在回國後任職于海軍，後棄職經商，曾任香港太古洋行、俄國順昌茶行買辦，他早在1895年即加入革命黨，也是留美幼童中唯一的革命黨。

1901年，容閎避至台灣，後至香港而返美國。1912年4月21日，容閎病逝於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終年84歲。去世第二天，當地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身為學者、政治家及今日新中國運動的先驅者容閎博士，昨日上午十一點三十分，在他的沙京街284號寓所去世。過去一年來，他密切關注著中國的進步變動，這是他畢生努力的目標。星期六（4月20日），他剛收到孫逸仙博士的一張簽名照片，可惜為時已晚，因容閎博士早已昏迷不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