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不是路線的「線」|民國文人鱗爪
▲丁玲晚年
丁玲:不是路線的「線」
——丁玲與馮雪峰、周揚恩仇記
●●●丁玲一生與許多男人揪扯著,撕不開,理不順,說不清。五四後光輝熠熠的新女性作家不少,但是,像丁玲這樣把兩性關係處理得如此複雜,如此牽絆,以至於在旋流中研磨人生的,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
▲1919年 求學時的丁玲
瞿秋白、胡也頻、沈從文、馮雪峰、馮達、陳明、周揚……不是說還有很多,用了省略號,而是有些無法說清。這些男人和丁玲,有的是單線條的,有的是三角的;有的是明線,有的是暗線;有的是紅線,有的是灰線;有的是路線的線,有的是情線的線……丁玲一生的複雜性從這些看得見看不見的線上,可以抽絲剝繭看得出。
他和馮雪峰的關係正是一條不是路線的線。正是這條不是路線的線,使丁玲多次瀕臨懸崖峭壁,戰戰聳聳,以至葬送她視若生命的政治生命。
一個女人無論如何強勢,如何超脫,她的命運都會和一個或多個男人密切相連,榮也罷,辱也罷,生也罷,死也罷。丁玲的命運宿命的註定牽在一幫子紅色男人的手裡。如果對質丁玲,她不會贊同這個說法,可是,她心裡不得不認。雖然她自己早期把追求自由視如生命,等到她和幾個紅色的男人攪纏在一起之後,她不知不覺變成了一片紅葉,把紅色看做比生命寶貴。
▲1923年 丁玲與母親在常德
丁玲的第一個紅色男人算是胡也頻。1924年,丁玲認識了胡也頻,1929年,胡也頻把丁玲第一次領進了山東省政府追捕的名單里,戰戰惶惶地從濟南逃生。胡也頻這個火一樣的男人再次把丁玲領進了左聯。左聯是文化界的激進組織,魯迅主導。胡也頻任黨團書記,是直接領導人。這是一群青春燃燒的人,他們是飛蛾,追著著火的地方飛,但是,他們更膨大的認為自己是鳳凰,即使燒毀了,算是涅槃吧,會浴火重生。可惜,鳳凰只是夢幻之鳥,飛蛾才是人生。1931年2月7日,落雪的日子,柔石、胡也頻、殷夫、李偉森、馮鏗五位青年左翼革命作家被國民黨殺害在上海龍華。
丁玲成了一隻單翅鳥,她倔強的個性沒有懦弱地害怕,逃避,她在火中更絕命地奮飛起來。
一隻翅膀很快對接過來。那隻翅膀早安裝在馮雪峰的一側。
丁玲說,走過她一生的男人,胡也頻是她最紀念的,馮雪峰是她最懷念的,馮達是她最後悔的,臨死的時候說:「陳明,親親我,我是愛你的。」
這話聽著彆扭——真愛用得著這樣表白?像是戲劇道白。不知陳明什麼感覺。
▲1926年 丁玲與胡也頻在北京 照片字為胡也頻1928年題寫
1927年底,一些落雪的日子,馮雪峰走進了丁玲的心裡。困守北京的丁玲想學點入門日語而結識了北京大學的旁聽生馮雪峰。馮雪峰當時已是聲名斐然的「湖畔詩人」,丁玲對他的印象:像個農民,全沒有詩人的風流俊雅。一旦話題轉到社會、文學上,馮雪峰的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一下子傾倒了丁玲。落雪的日子很快溫暖起來。比較起來,福建的胡也頻像一盆火,讓人隨處感到暖哄哄的,浙江的馮雪峰卻像是太陽,讓你感到暖意的時候,土地都百花盛開了。
丁玲感情的天平一下子歪了過來。馮雪峰想接過那隻肩膀。
革命有著奇妙的力量。1928年初,南方革命熱度木棉花般升高,北平的文化人追逐著南遷的報刊紛紛棲居上海。上海成了當時全國的新文化中心。迎春花開放的時候,丁玲和胡也頻到了上海,暫住在沈從文處。馮雪峰也到了上海,進而去了杭州。沈從文發現丁玲和胡也頻的生活變軌了,陷入一場無法自控的旋流之中。
馮雪峰去了西湖葛嶺,租了房子,丁玲和胡也頻隨即趕到,說是為了創作。葛嶺花木蔥蘢,童話境界。丁玲在這裡開始設計大膽的三人世界的生活和未來,自己做主導,左手雪峰,右手也頻。不知道丁玲做出這個離奇設想之後馮雪峰有什麼反應,至少胡也頻是爆炸了。他怎麼也不能接受他和丁玲實際上的多年夫妻之後,突然闖進了一個「湖畔詩人」深刻地進入他們生活的裡層去。他跑到上海去向沈從文傾訴委屈,沈從文告訴他真正的夫妻之道。恍然大悟的胡也頻再回到聖地葛嶺尋求突圍,突圍成功。
馮雪峰突出短暫的「三人世界」。
丁玲說,她是念及和胡也頻多年的生活和感情,再次認定了胡也頻。這話像一張千層餅,揭開一層有一層的的意味。她對馮雪峰是「心如刀絞」的依依不捨,對胡也頻是念及舊情的憐憫。正是葛嶺一揮手的惜別,註定了她一生的命運和馮雪峰拴在一起,註定胡也頻的聲名要附驥在丁玲的身後,在丁玲的絮語里才被人提起。
可惜的是,藕斷絲連著。
馮雪峰也在上海。
▲1931年 丁玲
1930年,他在籌備「左聯」,胡也頻領著丁玲參加了這個組織。他們快步走進了紅色的陣營,一生的生死,這個組織成了拐點。那個瘦瘦的火一樣的年輕人和幾個年輕的生命最先因為紅色的文字而倒下。
丁玲情感上沉重地輕鬆了。她想到了馮雪峰,可是,馮雪峰已經娶妻生子,他拒絕了丁玲熾熱的求愛信息。不過,丁玲是火,是飛蛾,她在這個組織里燃燒起來,飛撲起來。她並沒有因為馮雪峰的拒絕而遠離,而生恨,他的那份愛更加深入骨髓,生成血液浪花飛濺。
胡也頻犧牲後,丁玲更鮮明地站在了「左聯」的陣營里,主編左聯的機關刊物《北斗》。接著,她又兼任「左聯」的黨團書記,這是共產黨在「左聯」文藝隊伍里的領導組織。一個時期里,丁玲儼然一位「左聯」大將。這份工作,馮雪峰之前也做過。樹大招風,1933年5月,國民黨特務將「左聯」實際的組織人和「左聯」最有成就的青年作家丁玲秘密逮捕,生死不明。
▲1931年4月20日 魯迅與馮雪峰在上海
丁玲失蹤,左翼文化界很震動,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羅曼·羅蘭等知名人士發起抗議並組織營救活動。馮雪峰的營救活動不遺餘力,先是托沈從文請胡適出面,得到丁玲被害的消息後,痛心疾首的馮雪峰以《不是情書》為題,在《文學》雜誌上公開發表了丁玲1931年至1932年寫給他的信,作為紀念。這批寶貴的信件,真實地記錄了丁玲一生對馮雪峰沒有任何偽裝的真情實意。丁玲給他的信中責怪馮雪峰沒有胡也頻那樣的熱情和勇氣:「你為什麼在那時不更愛我一點,為什麼不想獲得我?你走了,我們在上海又遇著,我知道我的幻想只能成為一點幻想,我感到我不能離開也頻,我感到你沒有勇氣,不過我對你一點也沒有變,一直到你離開杭州。你可以回想,我都是一種態度,一種願意屬於你的態度,一種把你看得最願信託的人看。我對你幾多坦白,幾多順從,我從來沒有對人那樣過,你又走了,我沒有因為隔離便冷淡下我對你的情感。」「我真正地只追過一個男人,只有這個男人燃燒過我的心。」「這個男人」就是馮雪峰。
▲1938年丁玲在延安 美聯社駐北平記者 Haldore Hanson拍攝
1936年,丁玲出獄,經馮雪峰介紹,她輾轉到了陝北。那個開滿蘭花花和信天游的世界是當時進步青年無限嚮往的理想王國。她在那裡得到英雄般的待遇,毛澤東賦《臨江仙》予以誇讚。
從此,似乎丁玲的壞日子出頭了,好日子開頭了。其實,一切都才剛剛開始。
▲1946年丁玲和陳明
留在國統區的馮雪峰並沒有因為丁玲的離去情感就得到了歇息,繭還在情難老,1946年,在上海他編選出版了《丁玲文集》。這本書,是馮雪峰對丁玲的告別宴嗎?
馮雪峰那雙深邃的眼睛默默地注視著丁玲一生。
「左聯」黨團書記中,有三位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跌宕起伏的人物:周揚,馮雪峰,丁玲。
馮雪峰是毛澤東和魯迅之間的聯絡員,他的「湖畔」詩毛澤東很喜歡,兩人多次散步漫談,可見,在一個時期內關係不同尋常。1951年到1954年,馮雪峰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明證。
丁玲和周揚是湖南老鄉,同在「左聯」任過黨團書記,來到解放區以後,被毛澤東視若兩顆珍寶。常理說,丁玲和周揚應該攜手為解放區的文藝繁榮并力向前的。可是,歷史列車在轉折時刻,總有人一日千里,總有人被甩下山澗。延安文藝座談會這趟列車一開出,周揚快速揚鞭躍馬,丁玲因為《三八節有感》成了座談會上活靶子之一,雖然領導人說她不同於王實味,但是,從此,她的形象開始變灰,被隱形貼上了資產階級文人的標籤。
不服是丁玲的性格,此刻她只能心裡不舒服。於是,他想起了一個人——馮雪峰,作為安慰劑。「前天我想起了雪峰,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沒有自己的了。他工作著,他一切為了黨,他受埋怨過,然而他沒有感傷,他對名譽和地位是那樣地無睹,那樣不會趨炎附勢,培植黨羽,裝腔作勢,投機取巧。」
借著馮雪峰的優秀品質打誰呢?丁玲不會是放空炮,她的矛頭對著周揚。周揚此時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左聯」時和魯迅有過論爭,受過魯迅的批判,丁玲之後,他擔任「左聯」的黨團書記。1935年,馮雪峰受中央委派到上海接洽工作,他繞過周揚直接和魯迅聯繫,把周揚晾到了一邊。周揚彷徨瞻顧,甚至想棄職去日本留學。這是一筆賬。
做文藝理論的周揚不會看不到丁玲的文章,一條線扯出的新情舊事把丁玲和馮雪峰徹底拴在了一起。
▲1952年丁玲和陳明,蔣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1948年6月,丁玲創作完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將謄抄的手稿交給周揚審閱,可是沒了下文。丁玲將手稿交給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毛澤東點頭後經江青介紹正式出版。
周揚對於《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有自己的看法,可是,1952年該書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的時候,出席頒獎會議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揚,會上發言卻意外地給了高度的讚揚。丁玲周揚在莫斯科街上走,周揚看到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說多像周密(周揚的女兒)呀,見到一個醜女孩兒,說多像祖慧(蔣祖慧,丁玲的女兒)呀。僅僅是戲語么?
他們的矛盾已經無處不在!
周揚成了丁玲生存視野里繞不過去的山;他們互相成了對方的搬山工。
政治有時候是不飄雪的冬季。
▲丁玲在文革中
1955年,批胡風,一封信牽扯到丁玲、陳企霞。丁玲、陳企霞、胡風,都是「左聯」成員,胡風被打成反革命之後,丁、陳被認定為「反黨小集團」。這事都是周揚一手操辦的。周揚任中宣部副部長、文聯副主席,是毛澤東的文化大內總管。丁玲不服氣,向高層申訴,拖了兩年沒有結論,正在她引頸期盼的時候,「反右」開始了,還沒有撇清「反黨」的事,兩頂帽子一起壓來,「反黨」,「反革命右派」。丁玲左右趔趄一下,被流放到北大荒去了。
丁玲「右派」帽子是和一個她心儀半生的人——馮雪峰一起戴上的,他們共同的罪名是「反革命右派」,馮雪峰被開除出黨,活著再也沒有回到黨內去。馮雪峰當時的職務是中國作協副主席,《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黨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他和丁玲都是僅次周揚的二號人物。
周揚的視野里只有兩個山一樣的人,從上海到延安到北京,現在他們都在周揚的視野里消失了。
一個人本來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長得更高的,但是,更多的人都會以搬去別人的方式顯示自己很高,結果視野並沒有開闊起來,成了彼此的悲劇。
▲1931年1月8日胡也頻懷抱出生滿月的兒子蔣祖林與丁玲在上海
(這是胡生前的最後一張照片)
1979年,沐浴了12年北大荒的風雪,蹲了5年的秦城監獄,山西勞教之後的丁玲獲准回到北京,1984年正式平反。她回北京後才知道,馮雪峰帶著滿懷回到黨內的渴望,無望地於1975年離世。她更不能理解的是,1975年,馮雪峰離世前,被打倒剛出獄的周揚和馮雪峰的枯槁的手握在一起,冰釋前嫌了。
周揚在新時期向許多被他操作「挨打」的人登門道歉,有一次他真的去了丁玲家裡,是在丁玲參加政協的一個什麼會議的空隙里去的,看看陳明就走了。丁玲想在她有生之年聽到周揚親口向他說聲「對不起」,趁周揚住院的機會就到他病房裡去看望他,真的想聽到那句話。周揚旁顧而言他,話題就是不往上面扯,丁玲失望而歸。
▲丁玲詩稿
1984年,丁玲去世。大年初一(2月7日)清晨,垂危的丁玲聽著街上此起彼伏的鞭炮聲,感嘆地自語道:「雪峰就是這個時候死的。」
1989年7月31日,周揚在對自己的一生做了深刻的反省之後,複雜地嘆息著離開了人世。死之前,他向胡風、馮雪峰以及許許多多的人道了歉,唯獨沒有對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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