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亦非：當自由偷梁換柱為幸福

當自由偷梁換柱為幸福作者：夢亦非「所有的偉大之處，所有的權力，所有的社會秩序都依靠劊子手；他是人類社會的恐怖，是維繫人類社會的紐帶。將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從這個世界上帶走，那麼，秩序馬上會被混亂所取代，王座倒塌，社會解體。上帝，統治者權力的來源，也是懲罰的來源。他將我們的世界懸在這兩根柱子上……」這是18世紀思想家約瑟夫·德·邁斯特的一段話，其人推崇的是暴力、黑暗、極權。在18到19世紀——再造價值源的「第二個軸心時代」，像邁斯特一樣反對自由的思想家可不是一個兩個，按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的看法，大致的代表人物包括這些：愛爾維修、盧梭、費希特、黑格爾、聖西門、邁斯特。這些都是縱橫一世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人物，為何偏偏要站到自由的對立面去？並不是他們不愛自由，除了邁斯特這樣的例外之外，絕大部分思想家都瘋熱地擁護自由，但是，正是他們對自由的熱愛，導致了他們對自由的背叛。　　這裡面有個黑格爾所謂的「理性的狡計」：對自由的熱愛導致了對自由的背叛，熱愛自由不過是歷史意志的方法論，目的是敗壞自由。原因何在？　　在愛爾維修那裡，人類總是逃避痛苦追求幸福的，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就必須要理解「利益」，也就是說人類是由利益支配的，為了恰當地進行這種利益交流，人要有知，有知了就會認識到只有社會規訓才能產生幸福。在當時，社會的觀念是自然而和諧的，但之所以出現衝突與痛苦，那是因為過失，普通大眾只會帶來勒龐所言的「烏合之眾」的種種非理性與庸俗的後果，所以不能讓民眾治理國家，要讓科學家（精通各種知識的人）精英集團來實行專制主義。這種對民眾的不信任與對精英、知識的盲崇，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另一種暴政、理性暴力、技術暴政。　　所以伯林說：「在愛爾維修所描述的世界裡，沒有或幾乎沒有個體自由的空間。在他的世界裡，人們可能變得幸福，但自由觀念最終消失了。」　　問題的關鍵在於：幸福取代自由，政治允諾的不是哲學與政治意義上的自由，而是越俎代庖地允諾了幸福。自由與幸福的區別在於，自由是政治應該給予人們的最基本的價值與狀態，而幸福則是在自由的前提之下個體所創造的生活與內心狀態，自由關於主體外部，幸福關於主體精神。政治之鞭只能停留在自由這個界限，不應該侵略到個體的私人世界。　　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最明顯的自由被偷梁換柱為幸福，表現在盧梭那裡。斯達爾夫人說盧梭：「盧梭沒有說出什麼新東西，不過他在各處點燃了火焰。」我認為這個評價非常公道，這位軟弱的花花公子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家，也不是一個有原創性的思想家，而是一個深諳烏合之眾民理，然後在行文中表現領袖氣質的人，最擅長「煽陰風點鬼火」。　　在盧梭眼裡，自由是一種絕對價值，類似於宗教概念，一種先驗性的教旨。自由，被他偷換成「人」這個概念，在他看來，說一個人成其為人與說他自由是同一回事。但是盧梭並不推崇幸福，他認為幸福不是人追求的目標，人類追求的是過上一種正確的生活。「正確」在我們理解他的過程中是一個關鍵概念，因為這個詞會涉及到「權威」。權威與自由不是同一回事，甚至是相反的，盧梭必然要整合兩者，怎麼辦呢？伯林說：「他的答案具有瘋人通常具有的那種簡單和精神錯亂。」與將人等同於自由一樣，盧梭再次用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他認為你擁有的自由越多，你擁有的權威也就越多，你服從的程度也就越高，而自由越多控制也就越多。什麼概念都被他燉成了八寶粥，只不過這八寶粥不能吃飽肚子，反而要命。對自由的推重，讓盧梭發明了「自由人」，他眼中的自由人是道德上完美無缺的、沒有受到文明污染的（這也是反智主義與民粹主義追根尋源時要找到他的原因所在）。經過莫名其妙邏輯不通的推理，盧梭得出的結論是自我控制就是自由，所以人們想要達到目的，就要以國家暴力將他們聯繫在一起，什麼是國家？國家就是你以及和你相似的其他人，你們都在尋求你們共同的福祉。在這裡，自由終於被偷換成了「幸福」，自由與幸福是同一回事。當盧梭在說「社會有權強迫人們獲取自由」的時候，他的這個自由的定義指的是幸福。因為自由無法與強迫聯繫在一起，只有幸福才可以這樣。伯林總結道：「這就是盧梭核心的學說，正是這種學說導致真正的奴役，沿著這條路徑，從絕對自由觀念的神化，我們逐漸看到絕對專制主義的觀念。」我們說過，盧梭喜歡將相對的概念合為一體，所以在他的理論中，一個人在失去他的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同時，卻在一個高級的、更深刻的、更加理性的、更加自然的意義上獲得了解放，而對此，只有最高權才能理解到，這樣一來最不受約束的自由與最嚴苛和最有奴性的權威發生了重合。當盧梭還有論述人的時候，那講的的確是自由，但當他涉及國家、政治、社會的時候，他的自由就被幸福所取代，為了幸福，交出所有自由是必然的。所以19世紀以來所有負面運動的創立都可以溯源到盧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獨裁主義、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等，除了自由主義。就像伯林所說的：「在整個現代思想史上，盧梭是最自由最陰險和最可怕的一個。」而這種「陰險」，正表現在自由被偷換成幸福的允諾。　　那麼，什麼才是自由？我們這裡所談論的真正的自由，指的是選擇的自由，主體可以自由去選擇，而不是「被迫」去選擇唯一的選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說，自由是一個人隨心所欲地塑造個人生活的權利，去創造他們儘可能豐富多樣地發展天性的環境。他說出了自由的真諦，這也是英法自由主義思想家們所稟信的自由。而伯林將這種自由區分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無論是古典自由主義中的積極自由還是現代生活中的消極自由，都是我們所嚮往與捍衛的。而自由，必須被嚴格地保持在政治生活與社會生活中。　　但德國人卻不這樣認為，不管是費希特還是黑格爾，自由是內在的心靈活動，指的是不受宇宙鐵定的規律的必然性的束縛，而不是不受邪惡或愚蠢的束縛。在費希特那裡，自我是達到自由的必經之途，什麼是自我？就是所有人共有的一個自我，這是一個超級的自我，龐大而神聖的自我，簡直就是自然、上帝、歷史與民族。在這種群體觀念之下，個體被取消，人本不能算作單個人的存在，而是一種集體性：種族、國家與人類。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佛教的一點影子存在。就像佛徒在這種無所不在的「佛性」中卻需要一個佛祖一樣，費希特也需要一位領袖：「我們需要一位領袖，我們需要的是一位塑造我們的人。」因為這種至高無上的「龐然大物」的存在，費希特便認為自由即服從，按此推定，一個自由的民族就是一個勝利的民族，自由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征服——自由終於站到了它原意的對立面上去了。　　費希特推進一步是黑格爾。如果說費希特這裡自由被取代為內心的幸福，在黑格爾那裡自由則被替代為服從宇宙理性或歷史目的的消極幸福。黑爾格把宇宙看成世界精神的自我發展，個體只是它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有足夠的知識與洞察力，就會知道宇宙或歷史的意圖何在，那麼自由是什麼呢？在順從於宇宙理性與目的前提之下，處於自己不得不處在的環境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東西就是自由，我們將自己等同於世界的理性原則就是自由。在黑格爾眼中，自由與理性是同一回事，有理性就是去理解，理解就是成為強權（規律、某人）的自身存在。而不自由就是受到障礙的抵制，當你攻下障礙之後它就成你的東西，你就是自由了。在這裡我們發現了黑格爾與佛教的類似之處。佛教也要承認佛法（幾乎等同於黑格爾的理性或歷史），佛教也講順應時勢與強力，不講反抗，有趣的是在佛教史上，它幾乎都是在對強權與成功者的依賴與順應。也就是從成功者的角度來看世界。黑格爾亦如是，他是通過勝利者而非失敗者的眼光來看歷史，凡是勝利的都是自由與正確的，因為失敗者不理解宇宙，所以他們失敗，也就不值得同情與可憐他們。在黑格爾的理論中，你看不到悲憫，看不到反抗，你需要做的是服從強權與勝利、成為強權的幫凶、成為國家渺小的一顆螺絲釘——這就是自由。如果你失敗，你就是錯誤的、不道德的，就是不自由。　　伯林如是總結黑格爾：「黑格爾式的自由完全是由征服或佔有阻撓你的事物構成的，直到你征服和佔有了一切，你就是世界的主人。在你做到這一步之前，你最好把你不得已而為之的原因理解成義務，不要去抗議、哀悼和抱怨壓在你身上的那些可怕的負擔，要滿心歡喜地歡迎它們。」所以黑格爾式的自由就是做一個奴隸，並且做一個熱愛主人與壓迫的並且成為幫凶的奴隸。在此，黑格爾也誤讀了自由，它所言的自由本質不是自由，而是幸福，做一個奴隸可以是幸福的，但一定不是自由的。當他在講如何才能獲得自由時，其實講的是如何才能獲得內心的幸福。　　有意思的是，在「第二軸心時代」里，幾乎所有思想家都以為自己是那個新的彌賽亞，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救世，這種救世主心態在絕大多數思想家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前面所言的這幾位是這樣，聖西門也是這樣。聖西門與愛爾維修一樣，是精英專制的鼓吹者，尤其是科技精英，這些精英可以在管理社會時對自己實行一套標準，對烏合之群採取另一套標準，不為什麼，就因為他們是精英。站在精英的立場上，聖西門自然地攻擊自由、人權、自然權利、民主、自由放任、個人主義、民族主義等。他發明了世俗宗教，馬克思正是他的衣缽傳人。這位腦子裡永遠亂成一團的堂·吉訶德式的人物，認為武器的發明創造了所謂的科技進步，而科技進步又創造出階級，因為擁有武器的人能夠支配那些沒有武器的人。除了崇拜科技之外，聖西門還崇拜天才的大人物，以及工商巨頭，他認為正是他們創造了歷史並將繼續創造著更好的歷史。在此，聖西門也將自由替代成了幸福，他所設計的反民的科技專家治國方案，目的是幸福而不是自由。在他看來民主做不成任何事，而自由也不過是一個空洞的可笑口號，因此他也反對平等。伯林認為認為：「人民所要求的是靴子，這種對於麵包、靴子而不是對大量的自由及自由口號的大聲呼籲，已經成為所有強硬的左翼政黨主要重複的老調。這個多少散發著邪惡氣息的語調，可能也會追溯到溫文爾雅、博愛仁慈、道德高尚的聖西門。」　　伯林在此說出了一個真相：所有左翼的政黨，直接代替人們進行選擇了——也就是剝奪了人們的選擇——幸福，並且幸福只是在物質富足國家強大的意義上被理解，或者在精神生活「正確」的意義上被理解。本應是人們自己創造的幸福，被政黨與國家規劃好，並強制性地讓你去幸福，私人領域因此被侵佔。這就是對自由的強暴與剝奪。在剝奪自由的過程中，就會產生「你不幸福我強迫你幸福」的暴力、積極、奴役，最後會導致獨裁。而本來的狀態是：政治只保證自由，幸福讓個體去創造。沒有公眾的自由就不會有幸福，但有了「幸福」，絕對不會有自由。幸福是自由的私人化與結果，而自由卻不是幸福的結果。　　而在18到19世紀的思想家中，沒有誰像邁斯特一樣倒退、一樣反對自由。他完全站在了當時流行價值的對立面，為了取代自由，他鼓吹的是過去與屈從；為了反對科學，他熱衷於迷信與偏見。為了打敗樂觀主義，他贊同悲觀主義；為了取代和平，他擁護戰爭與流血；為了驅走光明，他呼喚黑暗。這位惡魔思想家認為，人只有受到權威的恐怖才能獲救，要讓人們通過不斷的受難來贖罪，處處讓他們意識到自己的愚蠢與無助。在這些觀念之上，邁斯特成了法西斯主義的最早鼓吹者，而他的繼承人則是索雷爾之流。當時的思想家中，對他好評的極少，愛彌爾·法蓋公爵對他的評價最為公正：「一位兇猛的絕對主義者、狂暴的神權政治家、毫不妥協的正統主義者，他鼓吹由教皇、國王和劊子手組成的一個醜惡的三位一體，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他都要捍衛最強硬的、最狹隘和最僵化的教條主義，他是中世紀造就的一位邪惡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學的神學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審判官的成分，還有劊子手的成分。」這是因為，在邁斯特這裡，自由不是最高的價值，甚至不是正面的價值，要維持這人世間的更高的國家的幸福，必須採取劍與火的恐怖方式去統治。　　「第二軸心時代」過去了，但是它的影響在今天並沒有消散，如果說西方主要繼續了自由這種普世價值，那麼從部分的法國到德國到蘇聯到中國到朝鮮，一路北線東來，繼續的則是「幸福」這種可怕的政治允諾。所以才會有法西斯主義、極權、獨裁、奴役、屠殺。這北線東來的政法傳統，出發點是善良地為人們設計了幸福，並以國家與政黨來促使人們獲得幸福。在此過程中，自然而然發生自由被取締，奴役與屠殺也就成了必然的現世狀況。我們一再重複：自由是政治與公眾的價值，而幸福則是個體的價值。自由的寶貴就寶貴在於，它是政治與個人之間的安全緩衝地帶。基於兩百年來可怕的因政治允諾幸福而帶來的災難，我們還是讓幸福呆在人體的價值中，這比較安全。　　最後，我們要重申一下什麼是真正的自由，用伯林的話來說，「自由的本質是什麼？自由的本質從來就是，如你所願地去選擇的能力——你選擇它，僅僅因為你自己想這麼選，而不是因為有人強逼你這麼選、脅迫你這麼選，也不是因為你身陷某個龐大的組織中而不得不選；自由的本質，就是毫不屈服的權利，就是力排眾議的權利，就是僅僅因為那是你的信仰而要捍衛它的權利」。轉載：愛思想【夢亦非：當自由偷梁換柱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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