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羅胖論甘地的「非暴力」

自微信的廣泛使用以來，出現了吸納百萬信徒的現象級自媒體人羅振宇，他自詡是個胖子，故下文均稱其為羅胖。在以他個人為核心，建立起來的相關影像及文字產品都得到了極大的追捧。無意間從某篇微信文章中發現他對甘地的幾句評語「甘地最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他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在印度本土他是大神級的人物，可是當他把這種運動往世界其他地區推廣時卻屢次碰壁。喬治·奧威爾曾經說甘地的這種方法只能在大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才有用。意思在於你得看你的對手是誰，如果面對希特勒你還向猶太人推廣這種運動，那肯定不奏效。所以，單憑自己熱切的願望想獲得成功是不現實的。」在此羅胖所引用的奧威爾論調片面、偏離客觀事實但卻頗具代表性和迷惑性，與此同時，筆者找來其編著並推薦者眾的《羅輯思維：成大事者不糾結》中的《先做好自己再說：甘地篇》（以下簡稱「甘地篇」），欲與之理論一番，並作為自己大半年以來關於此論題思考歷程的階段性小結。（注1）縱觀羅胖全文，其主要觀點是「非暴力」策略應視對手而定。這觀點似是而非，失之片面，且論證方式也有問題。

首先，一般人認為，英國和納粹德國最明顯的區別是前者「人道仁慈」後者「喪盡天良」，事實果真是這樣嗎？1919年4月13日，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則的札連瓦拉園，發生了一起由英國人指揮的軍隊向印度人民開槍的屠殺事件——「阿姆利則血案」。該事件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千人受傷（印度方面的口徑是1000多人死亡）。甚至當時不少人因為出口被英軍堵死，走投無路，紛紛跳進一個水井躲避子彈，結果溺斃，事後在井裡找出超過一百具屍體。（注2）再者，英國處心積慮造成了印巴「分而治之」的狀態，導致了持續幾十年的印巴戰爭（1947、1965、1974三次熱戰），乃至是兩個核武器大國至今對峙的根本誘因，甘地的死也與此有關。回顧下歷史：在英印的談判過程中，甘地一直反對印巴分治，後來因為巴基斯坦國父真納（此君崇拜毛）以發動戰爭相威脅，甘地不得已同意分治方案。於是，在短時間內的大規模人口流動引發了大混亂，特別是在旁遮普地區，印度教和伊斯蘭教兩派教徒之間發生了難以計數的衝突和暴動、屠殺以及報復。據理查德·西蒙茲的研究，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也有至少50萬人在衝突中喪生，一千二百萬人無家可歸。在加爾各答，由於受甘地「絕食至死」（Fast to Death）的意志所感化，衝突雙方放下了武器，最終屠殺得到了抑制。而當甘地決定去巴基斯坦慰問和賠償時，狂熱的印度教徒終於失去理智，最後悲劇了。即使這樣，甘地的遺言也是寬恕了那個兇手納蘇朗·戈茲。最後，羅胖引用的丘吉爾和奧威爾都是英國人，要麼是保守右派，要麼是文學青年，這評價很難具說(Li)服(Zhong)力(Ke)。綜上，所有的統治者都不會是仁慈的，只是權衡力量對比和投入產出下的戰略戰術罷了。類似的，甘地的「非暴力」也分為戰略和戰術兩個層面，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前者是哲學思想（戰略），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後者是不同場景下的操作方式（戰術），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其「戰略」就是以悲憫之心同情暴君，以血肉之軀對抗暴君，借輿論之力以「鈍化暴君之劍」。只有這樣才可能打破古今中外的王朝更替中屢見不鮮的為了消滅對手而在單純的力量競賽中變成另一個更強「暴君」的惡性循環。

甘地之後，由於各方有志之士的不斷創新和發展，非暴力目前已成為一門對抗強權行之有效的鬥爭武器。比如，從受甘地影響的馬丁路德金博士、曼德拉、昂山素季（我看過她的傳記電影，她不僅熟讀《甘地傳》，還有自己的理論創新）（注3）、東歐自由化、南聯盟審判到本世紀的綠色伊朗運動、突尼西亞茉莉花、埃及之春甚至香港雨傘，非暴力的抗爭持久未衰。非暴力作為實踐，即「戰術」的層面，不僅要看對手，而且要考慮情境和訴求，即根據對手的意圖選擇我方具體的應對方式。那麼，對手究竟是打算羞辱、剝削還是趕盡殺絕？先說兩個極端情況：假設對手是為了羞辱的話，我方自然要捍衛尊嚴，這個道理世人皆明了。而如果對手是要到我們的地盤上肉體消滅我們，我們亦不能含糊，應誓死捍衛家園和生命。印度有次發生教派衝突，嚴重到殺人抄家放火的地步了。有個男人，拋下妻兒和家產，自顧自逃跑，事後找甘地說，我是聽你的「非暴力」才這樣做的。甘地聽了，抬起低垂的頭（甘地的頭一般是低著的）注視那個人，說：「我為你感到羞恥，你這行為是懦夫，不是非暴力」。此外，甘地還有這樣的言論「從事暴力的人是有希望（放下屠刀）變得非暴力的，而（不敢面對問題的）懦夫沒有希望（成為非暴力的人）」，「如果不知道怎麼通過『忍受』來捍衛我們自己、伴侶和家園，那就通過戰鬥吧」。比起非暴力，暴力雖然不夠好但起碼是在積極面對問題和挑戰，而逃避問題，等著時間治癒一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搭別人便車」等行為是更壞的。「不逃避，直面問題」，這是《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下文簡稱《梵歌》，Gita）中「完美的人」所應具備的20大美德之第1大美德。筆者亦相信，人不僅應該選擇相信美好，更應該為了捍衛自己的信念而積極面對挑戰。最後，介於羞辱和滅絕兩者之間的剝削，是最常見和最困難的情況。它不僅見於上世紀的殖民地解放，更見於當下的各種專制極權政府，甚至種族、性別等公民維權運動。（注4）

羅胖先在政治外交、公民維權領域大貶非暴力之「邏輯」和「無用」，而最終結論卻落在個人生活層面，如吃喝住行——「拜拜，我尊重你的道德選擇，但我深深地知道，你指引的方向不是人類的未來。」那羅胖的言下之意是什麼呢？難不成是希望世界會以暴力和競爭作為行為準則？退一步說，如果大家都奔著「成大事」奮鰍（天津話，瞎折騰）那和「發大財」、「當大官」的價值觀也沒啥兩樣吧！接下來，羅胖就「跑偏」到各省高考作文和阿米緒人上去了，的確，關於「現代化」的課題，包羅萬象，眾口難調，很多是審美取向上的差異，所以難怪從來要言不煩的他變得如此找不到重點，甚至自相矛盾——我感覺羅胖筆下的阿米緒人蠻幸福的嘛，跟全民幸福指數最高的不丹都有一拼。友情提示：書中有個小筆誤，阿米緒人是瑞士-德國人的後裔，不是蘇格蘭的老鄉。

綜上，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審度「非暴力」的定義和範疇，並通過對創立者（雖然甘地自己並不承認）甘地的觀念以及行動的分析，進一步的了解「非暴力」。

「非暴力」與「現代化」的衝突

不得不說的是，甘地對西方為代表的現代化的態度總體的確是批判性的，但並不是閉目塞聽，畢竟他喝過洋墨水，並能用英文流利的演講、開議會和外交談判。他對現代化的批評立足點是 「全球化忽略個人選擇泯滅個性、工具化追求便利和效率而忽略安全、商業化聚焦個人利益而促進競爭和暴力」。而他的理想狀態是：「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像穿堂風一樣自由的吹過我的房子，但我不會讓她把我的腳吹跑」。說到甘地個人的信仰，他曾有一度篤信佛教，甚至準備皈依，但最終還是保留了印度教的身份。（題外話，印度教是不向其他種族的人開放的，而且沒有所謂「退教」的說法。）再說印度文化的源頭和流變，距今至少4500多年的印度河文明不明原因的沒落了，而持續3500多年至今的恆河文明是以入侵的雅利安人為主和當地人建立的，這也是種姓制度的由來。歷史上，只有孔雀王朝（有電影）、莫卧兒王朝（泰姬陵那會兒）與英國殖民政府這三段時期是統一的。三者皆是依靠武力的強大而維穩，後兩者是外來者。而前兩者持續時間都不長，基本是當世而亡。重點說近代，英國於19世紀中葉建立印度全境的直接統治後，引入英語教育和法律制度，客觀講也是有現代化啟蒙之功的。而甘地心裡很清楚，即便英國人不會善罷甘休，也總有捲鋪蓋滾回老家的一天。問題是他們走後，印度靠什麼凝聚起來，而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作為最基本的兩條腿，當然都要抓、都要硬。而更重要的是，印度各民族各宗教的集體認同感，最好是建成基於憲政的民主國家，而非軍政府或者極權當道的「印度特色」國家。這就很明白了，甘地的抵制洋貨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經濟獨立的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樹立民族自信心、在多民族多宗教多語言的環境下謀求最大程度的共識，尋求文化認同感，進而自下而上的形成文化共同體。

「非暴力」起源

甘地自1893年起在南非從事印度公民維權運動，一紮根就是21年，這期間他受梭羅《論公民不合作》（Civil Disobedience）的影響，與托爾斯泰通信並從中汲取靈感，結合自己的法律背景，最終形成了獨創性的「非暴力」主題下的理論和實踐。接下來，甘地自1915年起從南非回到印度，一直到1948年加爾各答遇刺，後半生專註印度獨立的33年期間，除1931年赴倫敦參加有關印度的一次圓桌會議外，連國都沒有出過。羅胖所言的「大量的書信、言論和演講詞」都是甘地出於自身影響力和地位發表的道義之言和好心規勸而已。而羅胖在書中所列標題之一——拚命向全世界推廣非暴力不合作，充滿了感情色彩甚至誤導性，容易讓大家以為甘地只是個佈道士和「嘴炮」， 「不惜血本」對外輸出價值觀卻屢屢碰壁。

聖雄甘地的貢獻

「非暴力」到底是什麼？（What？）又為了什麼？（What for？）怎麼實現？（How？）難道只是「不合作」和苦行僧（丘吉爾語）式的「苦肉計」，靠傲嬌的絕食博得同情，達到「打倒三座大山」的目的（可能再被更高的新一座山壓垮）么？下面筆者試著簡要歸納一二，並用一句話加以概括。

A 甘地最大的開創性貢獻：把「靈性」帶入政治，並使兩者不可分離。結果是將政治從「靠力量征服對手」引入「對真理和非暴力的追尋」。甘地自己說「我沒有教給世界任何新的東西。真理和非暴力存在的時間和山峰一樣久遠。我所做的是盡我所能在最大的尺度上試圖實驗（try to experiment）這兩者。」（這是基於甘地原話我個人的翻譯，對考據感興趣的小夥伴可以私下聯繫，我把原文附上。下同，不注。）甘地承認非暴力的理念不是他原創的，而早就存在於人類文明的（宗教）經典里；甘地對非暴力的描述不是通過形而上的方式，也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真理或信條，而是用來對抗憎恨、貪婪和謊言的一種教育，進而將非暴力視為實現生命神聖性的鬥爭手段和尋求真理的途徑和方式。甘地經常強調「真理是高於宗教的」，「Truth is God and God is Truth」。由於強調通過「非暴力」尋求真理，因此方式及過程變得和結果一樣重要，政治不再是純粹的結果至上。

B 非暴力的理論框架。雖然非暴力被概念化了，但並不簡單意味著禁慾的生活方式。甘地提出非暴力是一場爭取自由和人性尊嚴的積極鬥爭，並總結其三大支柱是swaraj、satyagraha和swadeshi（印地語，中文和英文都沒有對應的詞）。解釋如下：swaraj不僅是自由和獨立，也有「自治」即順從民意的民主意味；satyagraha指堅守「真理」的法則通過受苦和犧牲來對抗世俗的和政治的惡；swadeshi指自我約束和服務的能力。因此，非暴力的目標不僅是對抗和脫離各種「惡」的統治，更關乎於個人的轉化乃至社會的重建，尤其是強調兩者改變的相輔相成（Interdependence），只有外在制度的變革是不夠的。可見甘地的理論對當下政治改革進程中佔據主流的「制度變革派」即使不是替代，也是必不可少的補充。

C 甘地的願景。簡單說是，民眾啟蒙情境下的去中心政府化自治（enlightened anarchy）。他認為，沒能實現民主的病因是未被授權的政府和被動的民眾。因此，他覺得言論表達和參與行動的意願和少數群體的自由同等重要。由於民眾教育水平提高並且全體民眾主動直接參与，政治代議制下的代表最終會沒有必要。這在當時肯定是痴人說夢，但隨著通信手段和互聯網的崛起，重現「雅典城邦民主」的榮耀已經有了苗頭，我相信只要更多的人願意去憧憬和夢想，並加入進來一起行動，這個「去中心政府自治」的藍圖有朝一日就會真正實現。（此處背景音樂是約翰列儂的《Imagine》）限於當時當地的條件，甘地踐行的是鄉村共和國（village republic），即決策上的本地化+底層化。此外，甘地還積極致力於解決「不可接觸者」（賤民）的平權問題，這也是通過「超越」宗教界限（另一個看似不可能的藩籬）進行的一場偉大的試驗。他曾說過「我是穆斯林，也是印度教徒；是基督徒，也是猶太人」。總之，甘地認為要實現「完美」的民主社會，必須超越政治和倫理的界限，超越經濟發展和大眾福利的衝突，超越基於「個人利益」的價值觀藩籬，超越民族和宗教的壁壘，超越各種身份的隔閡，超越一切同一維度下的二元對立，最終實現普遍的終極的「至善」。 這點對現今的反恐戰爭也很有借鑒意義。（注5）

D 甘地本人說過「非暴力和（其他所謂）真理不應該被寫入憲法，它們必須被人們出於自由意志而主動接受」。甘地真正的「邏輯」是認為「個人內心的道德」高於「法律」甚至「制度」（參考梭羅的「正直的人要勇於入獄」之說），而「非暴力」這一普遍準則又高於「個人道德」。這意味著，我們對「真理」要持開放的心態，不應以「真理佔有者」自居並進而強加於人。所以，一旦「綁架別人」，就不是「非暴力」了。針對這點，課上老師舉了個例子，他說「暴力」其實無處不在，比如孩子剛生來時父母都很喜歡他，因為他完全依賴父母，而當孩子第一次說「不」時，父母必然會不同程度的強迫孩子，「暴力」就萌芽了。進而，暴力是萬物之間發生作用和衝突的方式，就像滑動摩擦力，如果鞋和地面之間沒有摩擦力，人就寸步難行了。因此，非暴力類似於「超導下的理想狀態」，是個努力的方向，而無法真正的達到。但不能因為它的理想化，而否認其價值。

這其實是很多相對主義者的觀點。但涉及真理：

A不要諱言它的存在，科學法則就是描述自然界的真理，God、「道」和「梵」就是超越人所認知範圍的真理，而「愛」的法則（而非「叢林法則」或「仗劍經商」）就是甘地、特雷莎修女和某位喇嘛所認為和秉持的關於人際關係和公民社會的真理。

B真理無處不在。莊子也說過「道在屎溺」。所以不要輕易否定並消滅任何對手，即使再荒謬的對手也從某一角度佔有真理。

C真理是極致美好之物。雖然我們尚不能、且也許永遠不能掌握真理的全部（參考「瞎子摸象」和「測不準原理」），但我們還是應該遵循已經發現和驗證了的真理，並朝著探索更多的真理的方向而努力，因為這才是「人」作為自然界中獨特存在的意義。如康德所說，人類仰望的星空和內心的道德律是人所能認識的最美的東西。

說到道德，甘地從《梵歌》中得到啟發，主張善和惡的鬥爭不是發生在外界的敵我陣營，而是發生在每個人的內心。因此，所有人在每時每刻，都處於天人交戰的狀態，一旦內心的「惡」佔了上風，人的行為言論就「黑化」了，反之則「人人皆可成聖」。所以，我們不應濫用「好人」、「壞人」等二元對立的標籤，簡單粗暴的劃分敵我陣營，進而以消滅對方為使命，而要超越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範式，必須從自身從日常生活做起，保持初學者的心進行修行，「在人生的競技場中開啟困難模式，時時做個選手」（刺蝟語），保持警醒洞悉問題，善於創造挑戰，勇於接受挑戰，通過一個個微小的勳章激勵自己，獲得經驗升級，苦爬技能樹，最終達成從「肉搏系戰士」到「非暴力賢者」的轉職成就！。

一言以蔽之，甘地最大的貢獻是按自己的方式吟唱了一曲《梵歌》：面對問題，以「主動和積極」的態度，通過「追尋和堅守真理（梵）」而非「力量競爭和消滅對手」解決衝突和分歧，達成「超越和融合」（梵我合一）。

「每當我陷入疑惑、失望，在地平線上看不到一線希望的曙光時，我便轉向《薄伽梵歌》，找出一個詩節來撫慰自己。這使我立即掙脫出巨大的痛苦，開始微笑。專註於《薄伽梵歌》的人每天都能從中找到新的樂趣和意義。」——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M.K.Gandhi)

「他死的時候留下的財產非常簡單，一塊破布做的衣服、一根拐杖、一個木製的紡車、一塊手錶、一本書、一個有三隻猴子的雕像，還有一個洗腳盆、一個痰盂。」這些都是甘地最重要的東西，伴隨他走過千山萬水。作為甘地唯一的一本書，《梵歌》究竟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呢？簡單來說，《梵歌》是印度兩大史詩之一《摩訶婆羅多》的一部分，學術界認為它成書於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是以詩歌體裁記載的一段對話，共700句，分18章。這本書在印度的地位是怎樣的呢？我打個比方：在甘地之前，《梵歌》相當於中國的《詩經》，是文學史上最早的詩歌作品；在甘地之後，相當於西方的《聖經》，成為了無數人尋找自我的靈修指南，尋求文化認同感的載體，甚至幫助他們做出人生關鍵選擇的成功學寶典。而正是由於甘地對《梵歌》開創性的解讀，使其從戰爭史詩、神的教誨轉化為非暴力信念的「聖經」，進而在印度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中成為凝聚民族精神的符號和旗幟。我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的圖書館發現，關於《梵歌》注釋和解讀的英文著作不下幾十種，並且，「薄伽梵歌」這門大三年級的3學分標準課程所用的教材S. Radhakrishnan所著《The Bhagavad Gita》的扉頁標明就是獻給聖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

感謝大家的時間並有耐心看到這裡，特別感謝刺蝟道友的各種幫助。如果朋友你對甘地真的感興趣，一定不能錯過《薄伽梵歌》這本書哦！歡迎大家和我交流讀後感。可直接標註或聯繫我的郵箱gus.ryu@usask.ca作為一個理工科選手，比起媒體人羅胖、作家奧威爾、政客丘吉爾，我更願意相信科學家愛因斯坦對甘地的評價：

「後世的子孫也許很難相信，歷史上竟走過這樣一副血肉之軀。」（Generations to come will scarcely believe that such a one as this walked the earth in flesh and blood.）他又說：「我認為甘地的觀點是我們這個時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們應該朝著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過暴力達到我們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認為邪惡的勢力結盟。」

注1：

本文參考資料包括但不限於，筆者將結合之前在大學聽的兩門課（「梵歌」及「非暴力和宗教」）的兩本教材（前面提到的那本和Ramin Jahanbegloo的Introduction to Nonviolence）、記的筆記和維基百科。

注2：

曾獲1982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演員，最佳原創劇本在內的八項大獎的電影《甘地傳》再現了這一慘劇。

注3：

《恐懼與自由》中文節選：「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民主政治，一個有著同情心和愛心的民主政治，我們不應羞於在政治上談論同情和愛心，同情和愛的價值應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因為正義需要寬恕來緩和。一位記者問我，『你和別人交談時總是對宗教談論得很多，為什麼？』我回答：『因為政治是關於人的，我不能將人和他的精神價值分離開』」。

昂山素季以學者的思維揭示緬甸悲劇的根源：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導致腐敗的不是權力而是恐懼，那些掌權者恐懼喪失權力及無權者恐懼權力的蹂躪，都導致了腐敗。

注4：

限於主題G點原因，按下不表，感興趣的童鞋可以搜下「非暴力實踐」學者Gene Sharp的著作There are Realistic Alternatives，書中列舉分析了200多種非暴力鬥爭方案，比如主動被捕以追求體制內溝通等等。還有提供非暴力策劃、培訓和行動支持的「畫布」非盈利組織（CANVAS，Centre for Applied Nonviolence Action and Strategies）。

注5：

前一段「我是查理」的風波可做參考。電影《Divergent》也有一定借鑒意義。個人覺得，尋求對立雙方的超越和融合（去標籤化）比同一維度的死磕或「降維攻擊」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