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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真的非要有國界嗎?

看到8月28日《音樂周報》中李欣陽的文章《音樂真的無國界嗎?》,面對當下國人對西方音樂的過度熱衷,對「音樂無國界論」提出批評是有其現實意義的。但是否真的因此就「沒了民族性」?尚需做語境式分析。  

20世紀初,面對外患內憂,蕭友梅等音樂家在「科學、民主」的旗幟下,極力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音樂文明以圖救國目的的心情顯然是可以理解了。那時所謂「音樂無國界」的內涵基本上是「科學無國界」的翻版。儘管這與此前基督教的音樂傳播隱含文化殖民的味道有所區別,但這確實加劇了中國音樂界「西方音樂中心論」時代的到來,以至於香港音樂史學家劉靖之在描述中國新音樂發展的歷史時用「抄襲、模仿、移植」西方音樂這樣極端的字樣來概括,導致現在的中國音樂學子雖可在國際音樂比賽中頻頻獲獎,而缺乏中國傳統音樂之「律調譜器」的人卻絕不在少數。但正如音樂學家謝嘉幸此前跟美國音樂教育家雷默交談時說:現在「我們學習西方,應該有新的視角和意識,1998不是1898」,「我們必須要有文化的自覺意識」。如今的「音樂無國界論」其實更多的是強調「民族性」而不是「科學性」,所謂「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一語正是這種內涵轉換的真實寫照。  

此外,就「民族性」本身視角來看,世界各國即便領土也有至今還無法確定的國界線,就更不要談作為文化層面的「音樂」是否能有固定的「國界」了。只固守本國的「民族性」未必就一定「純正」,有的民族本身就跨多個國家(如非洲的斯瓦希里人),木卡姆也不只是我們國家才有。尤其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跨界」現象的出現是必然的。不同文化的交流,相互理解是最為重要的。可交流性體現在可理解性、可接受性兩個層面。如果我們相互之間根本無法理解,交流也就無從談起。因此,「音樂無國界論」有時僅在於為了達成實質交流而尋求某種臨時共識,並非往日的對西方音樂的單向崇拜。李文中提到的黑人翻唱周杰倫,大眾正是感覺到我們能被外國人理解才發出那句感嘆。  

就「可接受性」層面來看,當一百多年前的一個深夜,一艘巨輪泰坦尼克號即將沉沒大海的時候,面對紛紛設法逃亡的人群,四個拉弦樂的音樂人索性在那不走了,就地拉起一首弦樂四重奏,此時此刻,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國家、哪種膚色的人,還有誰讀不懂這種音樂行為呢?當影片結尾時,主題歌《我心永恆》那撕心裂肺的「呼喊」,即使我們聽不慣「流行」,也不懂外文唱的是什麼,有誰能不為之感動呢?李文中提到的反映新中國成立前人民苦難的《二泉映月》,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卻能跨越意識形態而發出必須「跪著聽」的肺腑之言。可見,即使西方或其他國家的音樂都不具有世界普適性,但不代表它不能在某些時候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因此,「音樂無國界論」還是有其存在的空間的。其實,我們主要反對的是該論背後的文化霸權,而不是反對任何主觀上的積極接受和有益的平等互動。  

我們知道,譚盾就經常說「音樂無國界」,其實他的音樂既非追求世界性的「科學」層面,也非完全沉浸在「民族性」的狹隘內里,而是極富宇宙觀的「個性」。對於宇宙來說,我們芸芸眾生都是曇花一現,我們想控制一切是痴心妄想,但正如一花一草一樣,渺小的我們也可以以我的獨特方式擁有整個世界,世界音樂文化無論出於何處都可以為我所用。這種寬廣的包容心態既有我國古代道家追求的「天地人」和諧共處的蹤影,也有時代渴求的精神,更是一種個性的「創造」性表達。他的音樂與其說是那「紙、水」發出的奇怪的聲音的魅力,還不如說是這種獨特個性「觀念」的吸引,儘管這並不一定具有普適性,但他的音樂之所以能走向世界,說明這極富個性且蘊含民族性的「創新」精神在這全球化時代也照樣可以被世界人民所學習和擁有。  

以上所論並非已全面闡釋該論的所有語境及其意義,但如能促進學界進一步有意義的平等交流,這正是這句話真正的現代意義的新追求。

文 | 吳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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