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是古希臘人獨特的「精神奇蹟」嗎？

聶敏里，1971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古希臘哲學、亞里士多德哲學等。專著有：《存在與實體》《實體與形式》；譯著有：《古代哲學》《20世紀亞里士多德研究文選》《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等。

古希臘地圖。希臘特殊的地理、地貌使得彼此分離和獨立的城邦需要相互聯結，土地的貧瘠與海路的便捷也決定了希臘需要保持開放的姿態。這一切都造成了希臘文明的多樣性。

《西方思想的起源》

作者：聶敏里

版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17年4月

從中國學者的思想視野出發對古希臘哲學的正本清源，重在思想的分析與檢討，勾勒出西方思想最初的源流與脈絡，解決西學東漸近百年從來沒有講清楚西方思想的起源問題。

倘若追溯西方思想的起源，人們自然會指向璀璨的古希臘文明。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把希臘喻為「家園」，「一提到希臘這個名字，在有教養的歐洲人心中，尤其在我們德國人心中，自然會引起一種家園之感」。海德格爾在《什麼是哲學？》中也不吝做出「『哲學』本質上就是希臘的」判斷。

然而，哲學真的該被視作希臘人獨特的精神奇蹟嗎？抑或這種文化觀念只是源於19世紀德國新古典人文主義對希臘文明的某種浪漫化與特殊化的處理。它意味著，當哲學被「理想化」為希臘人高貴的精神創造物，並由此強調希臘精神的獨特性與優越性時，這很有可能只是歐洲中心主義與雅利安種族主義的古典文化理念在作祟。

這種文化特殊主義的論調主要來源於19世紀遭遇現代性危機的德國，以至於20世紀「有教養的歐洲人」都願意相信，「只有西方或歐洲」秉承了希臘人「高貴的精神氣質」這一神話敘事。他們對西方文化產生的優越意識，對希臘文明的浪漫主義解讀，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放大和傳播。這種理念的輻射範圍之廣，甚至蔓延到了現代中國知識階層，中國的學者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加分辨地都接受了這種被視為奇蹟的希臘精神。

現代中國知識群體對古希臘文明的這一理解正是聶敏里在《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臘哲學史論》中試圖反思和檢討的。相較於特殊性，他更願意談論希臘文明的多樣性，強調這種多樣性是一個更為廣大的文明圈內各種異質文明劇烈且頻繁的衝突和交流的結果。在他看來，消解文化特殊主義的思維定式的更好途徑就是，把「希臘文明放到整個地中海的文明圈中，把古希臘人理智的成熟看成這個文明圈的廣泛而頻繁的文化交流的結果」。這樣，人們就會認識到，「任何一個民族，當它的理智達到成熟，當它開始用理性的方式來對宇宙萬物加以思索，它也就必然會孕育出哲學的果實」。

多樣的文明

理智因頻繁文化交流而成熟

希臘特殊的地理、地貌使得彼此分離和獨立的城邦需要相互聯結，土地的貧瘠與海路的便捷也決定了希臘需要保持開放的姿態。這一切都造成了希臘文明的多樣性。邁錫尼遺址上雄偉、巨大的岩石城牆，與克里特文明遺迹的纖細、柔美，就是對此的力證。

公元前8世紀開始興起的希臘海外殖民運動，則進一步增強了多種文明交流。米利都就是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的。這個由伊奧尼亞人於公元前11世紀建立的城市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成為當時溝通亞、非、歐三洲的大商港。工商業的旺盛隨之帶來的是殖民地社會秩序的改變，由此加速了古代城邦向古典城邦轉變的政治進程。新興的僭主政治也促使理性主義的政治思維開始發育並不斷成熟起來，米利都的賢哲通過運用自己的政治智慧，使它得以在當時各種緊張的政治關係中免遭戰爭和攻擊的威脅，保持長期繁榮，最終成為古希臘哲學的誕生地。

所以，當我們把古希臘哲學置於其所處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就會發現，它「不過是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逐漸發育成熟的古希臘城邦文明的理智的產物」，「由於自身所經歷的急劇的社會變革，由於它同周邊各大文明的頻繁交流與接觸，由於它所處的複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古希臘人自然需要以理性的方式來審視他們自身的生活和所處的世界，哲學思維由此誕生，這是城邦社會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自然成果，並非某種文明獨特的精神創造。

所以在聶敏里看來，考察和研究古希臘哲學更應該持有的是一種歷史批判的立場和方法，以認識到古希臘哲學在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局限性。米利都學派的泰勒斯提出的「水是萬物的本原」已經顯示出古希臘哲學自然主義的局限；而無論是赫拉克利特「永恆的活火」，還是巴門尼德的永恆不動的存在，所根本缺乏的都是歷史的意識；至於柏拉圖的理念論和亞里士多德的實體論則表現了古希臘哲學超出經驗之外、通過高度思辨構造理論體系的先驗思想企圖；而最應警惕的其實是古希臘哲學內涵的精英主義、貴族主義的特質，古希臘哲學在根本上反映的是作為城邦的統治者的希臘公民對世界、對生活的理解。

對話聶敏里

現代性問題:古代研究與現實問題緊密相連

新京報：為什麼要特彆強調用歷史批判的立場來理解古希臘思想?

聶敏里：古希臘哲學研究進入中國，如果從梁啟超《論希臘古代學術》（1902）算起，至今也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在很長一段時間，國內學者所接受的關於古希臘文化的觀點，追根溯源都是受到德國新古典人文主義的影響，尤其是受其中帶有浪漫主義氣質和歐洲中心主義思想的文化觀念的影響。現在我們需要對此加以反思和檢討，要認識到在「希臘精神的奇蹟」這一觀念下對希臘文化的理解不僅是一種文化誤解，而且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虛構。因為，希臘文化本身有著多樣的文明來源，不能認為它僅僅是希臘民族自己獨特的創造。

新京報：能具體談談德國新古典人文主義如何塑造有關古希臘思想的神話嗎？

聶敏里：德國新古典人文主義實際上是和德國的現代化運動結合在一起的。現代化運動發源於16、17世紀的西歐。當時歐洲普遍的貧困、黑死病的流行等，造成整個物質資源的匱乏，使得歐洲人迫切需要尋求提高生產方式的途徑。這個時候，在一系列社會特殊條件的作用下，他們發現了現代社會的勞動組織形式，能夠把生產各方面要素能力發揮到極致。

例如，麥克法蘭在《現代世界的誕生》中曾經指出，當時在英國出現了集約型農業，儘管它尚不是機械化的，但卻能夠把畜力、人力的使用通過一種生產勞動的組織發揮到極致，從而彌補了人口數量的短缺。相反，當時在東亞地區仍然是粗放的、人口密集型的生產方式。

這種能把人們的生產能力最大程度地釋放出來的社會生產方式，就叫做現代社會。它在和其他社會文明進行競爭時表現出的巨大的優越性，使得它從西歐開始不斷向外擴張。首先是從英法擴張到美國，然後再到德國，之後到日本、俄羅斯，抵達中國時已經是二十世紀了。

當現代性運動從英法向德國擴張時，德國人就像今天的中國人一樣面對著自己民族的現代性問題。為了強調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獨特性，以對抗以英法為代表的現代文化，德國知識階層就將德國文化特殊地與希臘文化關聯在一起，強調日耳曼民族作為純種的雅利安人種的文化優越性。德國新古典人文主義即是在這一現代思想氛圍中形成的，它強調德國文化與希臘文化的直接繼承關係，並且借宣揚希臘文化的精神的優越性與高貴性來彰顯日耳曼民族精神的優越性與高貴性。當這樣的古典文化理念在二十世紀傳播到中國，被中國學者不加分辨地接受後，便形成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理解一個民族文化的基本思想範式，即文化特殊主義和文化浪漫主義。

新京報：其實中國也面臨現代性問題，這是不是也對應著你提到的對古代研究的現實關懷？

聶敏里：我們對古代哲學、古希臘哲學的研究，仍然是對現實問題的回應。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近4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越來越深地進入到現代性中，各種各樣的屬於現代性的社會問題都已經表現出來，比如傳統與現代的衝突，社會階層的分化，人民對社會公正度的強烈訴求，民眾的權利意識的覺醒，等等。與此相伴，人們的思想觀念也發生著劇烈的變化。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針對中國社會的種種現代性問題，知識階層提出了各種文化策略，概而言之就是保守與進步。保守主義是站在古代的立場上對現代社會、現代文化的批判。但一個基本的常識是，人們不能靠回到過去、回到童年的方式來擺脫自己進入成年期、進入現代社會所碰到的問題，因此，在思想觀念上不是向後看，而是要向前進。我們不不排斥對古代文明的借鑒吸收，但是，這不等於簡單地回到古代去。

所以，研究古代哲學、古希臘哲學的現實關懷就是，我們越深地去了解古代社會的思想模式，我們也就能夠越深地了解現代社會的思想模式，而這也就意味著我們從源頭上理解現代社會的產生，對現代社會的基本特點有更深刻的歷史觀察。

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佳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