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來談談價值觀 浙江日報

　　本報記者陳寧

　　約訪學者：

　　陳壽燦浙江工商大學副校長

　　馬力宏省委黨校副校長

　　楊建華省社科院調研中心主任

　　問一：為什麼要開展價值觀大討論

　　馬力宏：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成員自主性增強，價值觀多元已成必然趨勢。然而，作為一個快速崛起的發展中大國，要實現長期和諧發展，必須形成能夠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認同和接受的價值觀。顯然，我國存在如何儘快形成這種價值觀的緊迫感。

　　近幾年我國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系列道德失范、誠信缺失現象，有些企業產品造假、部分官員權力腐敗、少數社會成員缺乏基本的責任心和同情心，甚至有人見死不救，這一切，引起了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和深深的憂慮。

　　陳壽燦：中國歷史上，每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都會進行價值觀大討論，五四時期就是價值觀轉型時期：對孔子、孟子為主的傳統理論的顛覆，進而是西方民主科學精神對中國產生影響，以及中國仁人志士自身對於文化價值建設的探索。改革開放初期也面臨價值觀大討論，1980年潘曉的文章《人生的路為什麼越走越窄》，引發了一次對人生觀的大討論。

　　現在我們處在社會轉型期，因此，討論價值觀問題是時代的需要，是一個時代聲音的反映。這也印證了我們正處於一個偉大時代，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

　　楊建華：我們社會的建設相對於經濟發展來說是滯後的，社會制度、社會結構、社會管理都還沒有完全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架構。

　　我們對人的思想意識、道德素養、精神家園建設的關注，還不如對經濟增長的關注多。人們對是和非、美和丑、善和惡、真和假有些混淆，在經濟領域的坑蒙拐騙、誠信缺失，還有以犧牲環境、犧牲公眾的利益為代價來增長自己的財富等等，都顯示出我們在精神領域、價值觀的建設，在道德素養的養成方面，有所缺失。

　　然而，市場經濟不單單是一個財富經濟、資本經濟，更是一個法制經濟、契約經濟、誠信經濟、道德經濟。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不僅僅要關注GDP的快速增長，更應該關注社會整體的文明程度，關注社會成員的道德修養程度，關注社會整體的道德水平，整體的文明水平程度。因為，一個民族和地區的發展水平最終決定於這個民族和地區的道德水平。

　　問二：如何解讀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

　　陳壽燦：貫穿於中國傳統社會的「仁、義、禮、智、信」，是一個以德治為核心的倫理性社會的基本準則。中國傳統社會的長期穩定與發展說明，「仁、義、禮、智、信」等傳統價值觀是有效的治國之道。

　　其實，由技術帶來的文明是多變的，由基因郁成的文化是相對穩定的。作為根植於傳統中華文化的道德基因，「仁、義、禮、智、信」一直存在，不會消失。人文的東西，需要不斷地內化、反饋而積澱，在時光的磨礪中不斷演進。因此，真正有生命力的道德準則是自下而上的，是源於民間的，根植於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我們要在傳統資源與現代道德生活的結合上獲得屬於現代的、有生命力的價值觀。

　　如：「仁」可以理解為人與人相互友愛、幫助、同情；「義」可以理解為公正、合理；「禮」可以理解為規則、禮儀；「智」可以理解為知識和智慧；「信」可以理解為誠信、信用。這些內容無疑也是當前我國價值觀和道德建設的重要方面。

　　楊建華：中國文化是內省的文化，也是一種修身的文化。它更強調人的價值自覺，更強調「人人皆可成為堯舜」的君子人格的培養，更強調人的主體性、價值性、道德性。所以中國文化從先秦以來，一直以價值自覺、道德建構、人格操守修持作為它最基本的特點。

　　傳統的文化成了中華民族每個社會成員最基本的精神內核、生活守則。所以人們判斷是非、善惡，基本上是由先人們最基本的價值元素作為判斷的，他們也從這些思想家的思想當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依據。因此，我們的傳統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比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都作為倫理的黃金律，這和基督教所提倡的「不殺人，不姦淫」，和佛教的「修行成佛」，一起成為最基本的人類共同準則。

　　傳統文化對我們當下價值觀的建設，是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性元素。任何社會發展都不可能脫離、割裂與傳統的血脈聯繫，都不可能把傳統完全拋棄，另闢一方天地。我們今天價值觀的建設也應該充分汲取傳統文化中優秀的元素內核，作為今天建設當下價值觀的最基本參照。這不僅僅是傳承，更是弘揚。

　　馬力宏：「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十分重要的內容，長期以來對我國社會生活產生了十分深刻的影響。當然，由於我國封建社會長達數千年，因此，「仁、義、禮、智、信」中也包含了部分封建內容。但是，由於「仁、義、禮、智、信」體現了中國文化關於社會價值取向的主要內容，而且概括得十分精鍊，因此，在當今時代背景下，剔除部分封建主義色彩的解釋後，「仁、義、禮、智、信」的主要內容仍然對我國社會的價值和道德建設具有積極意義。

　　問三：怎樣理性看待道德滑坡現象

　　楊建華：首先要看到，現在社會成員的拼搏、自強、權利意識都比原來要強，這是現代社會精神的折射。如今有大量的流動人口，像古代的夸父追日一樣，懷揣著夢想，追尋著心中的太陽，這是一種進步。

　　當然，我們也看到，人們的精神方面、道德建設方面出現了誠信缺失、造假等問題，人們更多地顧及自己不顧及社會。比如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比如老人倒地不敢扶，讓人們都覺得這個社會怎麼了，良心去哪了？這和一個正常的、理性的社會還有一定的距離。

　　作為一個社會成員怎麼認識應盡的責任，應有的道德，應有的理念，這都是在價值觀討論中需要形成共識的。作為一個現代公民，從社會化開始，就應該慢慢熟悉公民享有的權利，應承擔的責任。因為，現代化並不是一個經濟目標，更重要是一個社會目標，人的目標。只有人現代化了，才能將社會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他的道德。所以我們的價值觀討論對經濟社會發展，對浙江的現代化建設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馬力宏：我不認同當前我國社會道德整體滑坡的說法。很難想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奇蹟是在社會道德整體滑坡的狀態下實現的。人類社會發展的大量歷史實踐證明，與道德整體滑坡相對應的必然是社會的混亂無序和經濟的停滯不前。

　　事實上，我國絕大部分社會成員的道德水準是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發展而不斷進步的，中華文化優秀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範在大部分社會成員中並沒有被拋棄，而是得到了延續和發揚光大。出現道德滑坡的只是個別人和局部現象。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這些發生在個別人身上的惡性事件和局部問題卻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不僅極大地挫傷了廣大社會公眾的自尊心、自信心，產生了極大的離心力，而且直接影響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形象。這些問題的出現，尤其是那些嚴重惡性事件的發生，既暴露了我們價值觀和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教育效果問題，也反映了法律制度建設不夠到位，未能及時建立起使壞人不能做壞事、好人可以放開手腳做好事的法律制度和社會環境。因此，亟需通過價值觀大討論，儘快建立完善這些制度，不斷凈化我們的社會環境。

　　陳壽燦：改革開放30多年來，市場經濟、外來文化對我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它導致的直接後果是價值多元化，我們首先要看到價值分化也是一種社會進步表現。但價值分化不一定會使道德滑坡，也不一定會帶來價值缺失的問題。價值分化、社會分化也可以導致和諧。我們中國古人講的「和而不同」就是這個道理。

　　在多元或者分化以後，提倡價值觀的討論，來追尋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實際上是價值分化之後的價值整合，這是一種價值自覺與文化自覺的體現。我們討論價值觀的問題，實際上更重要的是價值本身的排序。比如：經濟層面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價值，是財富，政治生活要追求正義，家庭生活要追求幸福、責任等。各種不同的價值是有序列的。在價值觀上我們現在面臨的重大問題是信仰的迷失與價值排序上的混亂，是多元之間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