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熔金---中國古代宋元明時期金銀藝術簡概

07-28

錢鍾書

中國古代的金銀器藝術輝煌而豐富多彩。從商周到春秋戰國一直至唐代，中國的金銀器製作藝術漫長的發展逐漸達到了中國金銀器製作藝術第一個頂峰。而本文著重講述的則是繼唐代之後中國的第二個金銀器製作高峰，宋元明三代的金銀器製作藝術的發展歷程。

如果說包羅萬象，海納百川的唐代如同一位偉岸雄壯的男子，那宋代更像是一位江南女子，溫婉內斂，精緻細膩。宋代經過晚唐五代十國的戰亂和中國疆域版圖的改變，通往西域的道路被慢慢堵塞，西域文化對宋代金銀器製作的影響也日漸減少，宋代的金銀器給人的感覺更多的是對傳統中原漢文化的一種回歸和重新確立，與此同時，宋代士大夫文化的繁盛和儒家道教對社會的廣泛影響，也一樣改變著宋代金銀器文化的走向。

由於宋代統治者對於金銀器製品使用許可權的放開，也使宋代的金銀器和之前各個朝代相比，數量相對明顯增多。不過，由於在宋代金銀製品已經不再是專屬於統治階級的奢侈品，所以宋代開始，金銀製品從體量上變得相對輕薄，靈巧。宋代的匠人們已經不再只是單單滿足於前朝相對機械的以模壓澆鑄為主的傳統工藝，而是增強了手工的錘揲，鏨花，剔地，鏤空等技藝，充分利用金銀的延展性，以輕薄的金銀材料直接捶打出極其立體的浮雕效果。其實，錘鍱和鏨花工藝自唐代以來中原的工匠就已能夠熟練的運用在金銀製品上，而到了宋代，這兩種工藝在工匠的手裡再次得到提高，宋代的匠人能在更加輕薄小巧的材料上完成更加精緻細膩的創作，讓人嘆為觀止。

宋元金銀器的基本構成為首飾類和器皿類：首飾類主要為冠，梳、釵、簪、耳環、釧、鐲、戒指、帔墜、項鏈，題材廣泛，器皿類主要為瓶、盞、盞托、碟、爐、奩、杯、盤、壺等等。此外，佛教題材的金銀製品也佔據了其中一部分，如舍利寶函、金棺銀槨、凈瓶等等。兩宋時期不僅塔基中出土的金銀棺槨較多，還出現了銀制的塔、佛、僧人及寺院建築模型、舍利瓶、葫蘆瓶、凈瓶等，如浙江寧波天封塔南宋地宮中曾土的渾銀地宮殿模型和各種造型的銀牌。宋代的金銀製品器物出現了許多新種類。器皿流行端莊秀美的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如福建邵武故縣窖藏銀器中的蓮花杯、菊花碗、菊花盤、梅花杯、梅花盤和鎏金八角碗、雙魚盞、八角碟等。它們繼承了唐代以及五代十國還有遼金的基本藝術風格，再經過自己本身的再創造，最終完成了由唐式向宋式的轉變。

從宋代金銀器的製作題材來看，宋代的金銀器使用比以往任何一個朝代都更自由。因為宋代政府放寬對金銀製品使用的限制，所以很多的金銀製品的製作題材也更加接近普通的人民群眾，充滿了濃郁的生活氣息，比如湖南窖藏出土的一隻元代的「掬水月在手金簪」，飽具文學內涵又富於歷史傳承，表達出惜花春早起、愛月夜眠遲、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這種唯美的古代文學含義，雖然這隻簪被看做是元代時期的作品，但是從歷史上來說南宋和元朝有著無法分割的千絲萬縷聯繫，我們似乎也能藉助此簪一窺南宋社會的真實寫照和縮影。

宋代金銀製作在紋樣上，如童子、魚藻、鴛鴦、蝴蝶、蜜蜂、孔雀、翟鳥、烏龜、以及各類水果花卉等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能見到的動植物佔據了更多的篇幅，得到空前重視。比如宋元時期比較常見的「滿池嬌」形制的發簪，簪面都以池塘的各種動植物為素材，通常由蜻蜓、青蛙、烏龜、螃蟹、鴛鴦、荷花荷葉等組成，充滿生活情趣。是應了元代著名畫家柯九思《草堂雅集·宮詞十五首》詩：「觀蓮太液泛蘭橈，翡翠鴛鴦戲碧苕。說與小娃牢記取，御衫綉作滿池嬌。」的詩句。柯九思還在《宮詞》後作注釋解釋到：「天曆間，御衫多作池塘小景，謂之滿池嬌」。「滿池嬌」，其名甚雅，宋元就已成一固定名稱，後將以荷葉、蓮花、鴛鴦、鷺鷥、蟲魚嬉水等為主題，表現荷塘小景、描繪自然界生機盎然、祥和安寧的池塘美景都稱為「滿池嬌」了。這種平民式樣的輕鬆愜意的藝術表現形式，在宋代之前的金銀製品上是很少見。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金銀器有更多的對印度教和佛教的內容表現，比如迦陵頻伽，化生童子等佛教題材就數次出現在宋代金銀飾上，和宋代一起出土金銀器的同時，大量的琉璃器也同時被發現，宋代琉璃器和金銀器兩者之間微妙而複雜的關係，是值得日後單獨研究的好課題。

筆者注意到，宋代金銀器物的鑲嵌工藝相比之後明清兩朝的金銀器來說要相對單一，由於年代久遠，出土的宋代金銀首飾上的鑲嵌物大多已經消失或者掉落，不過從已知的出土資料來看，玉，水晶，松石，珍珠，螺鈿，琉璃為比較常見的鑲嵌寶石，這從側面說明，由於珍珠螺鈿屬於有機寶石本身就不易保存，而松石和琉璃本身密度不大，遇到酸性強濕度大的土壤和保存環境時間一久就很容易鈣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今天很難看到寶石鑲嵌比較完整的宋代金銀器了。

兩宋時期的金銀器還曾出現了很多的仿古作品，這也許是由於宋代士大夫文化的日益盛行以及宋代文人雅士崇古的高漲熱情所影響，比較著名的如蘇溧陽平橋窖藏出土的一件乳釘紋鎏金銀盞，造型如同商周時期青銅器中的簋，所飾的乳釘、雷紋也類似青銅器的裝飾紋樣。

很多元代的金銀器工匠也許本身就是南宋時期的金銀器匠人，所以在元代特別是元代初期，南宋和元代的金銀器製作風格幾乎一致難以區分也就不足為怪了。元代金銀器製造業更為商品化。在當時的社會，金銀器已經不再是皇室宮廷、王公大臣的私有品，富商巨賈，富裕的平民家庭，哪怕妓館、賭館和酒肆都非常流行使用金銀器。所以到了元代。金銀器的風格變得更加世俗化，取材也更加的廣泛，不拘一格。

元代的金銀器基本上使用的還是南宋時期流行的手工錘揲，鏨花，剔地，鏤空等技藝，南方的元代金銀器基本保持了南宋風格，以玲瓏俊俏的鏤雕花紋和立體感強烈的手工錘揲為主，只是有些器物輪廓的稜角更為突兀，且常用圓雕和高浮雕技法。元代金銀器上經常可見製作者的銘文和款識，有些銘文甚至是八思巴文。這一時期的南方金銀器代表作以如湖南出土的大量元代金銀器窖藏為主，而江西，四川，浙江，福建，安徽等地也有眾多的墓葬或是窖藏元代金銀器出土，亦是很好的體現出元代金銀器的大貌，例如江蘇無錫南郊元代錢裕墓出土的一批金銀器，以及安徽合肥出土的元代金銀器窖藏，都為南方元代金銀器中的典型器。而這一時期的元代北方金銀器更為大氣厚重。不拘泥於金銀器細部的刻畫，更看重的是器物本身的韻味。多了一種北方草原的雄渾和洒脫。而這種元代特有的金銀器製作的南北差異，到元代的中晚期由於民族和蒙漢文化融合的進程，以及南北金銀器工匠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小。

筆者注意到，有個現象非常特別：宋代開始，金銀器製作的工藝上，戰漢以來流行的掐絲鑲嵌，焊綴金珠的技法幾乎看不見了，有的基本都是本土的金銀製作工藝，不過到了元代，這種奇特的工藝又重新出現在了元代的金銀器製作上，特別是在元代的金銀首飾上尤為多見。而且南北的金銀器工匠都能熟練的使用這一來自中亞的工藝。這一工藝到了明代初期，又再一次消失了，這是否和統治者的更迭和國土疆域的改變有直接的聯繫，還是和社會藝術審美的改變和貿易對象的改變有關？也是值得學者們繼續研究的。

由於元代統治階層為北方游牧民族，所以除了傳統的南宋漢人所使用的首飾器物外，也出現了一些草原馬背文化所特有的飾物器皿。比如說各式的酒具和馬具帶飾物。此外，元代金銀器陳設品的比重相對宋代有所增加，如瓶、盒、樽、奩、架等。但就器皿而言，多為銀質，純金器皿較為少見，元代某些金銀器，特別是南方元代金銀器，表現出一種更注重紋飾裝飾的趨向。這種趨向，對元以後金銀器風格的轉變和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從總體上看，元代金銀器與我國各種傳統手工業生產均達到了歷史的最高峰，由於城市化和市場化的繼續發展以及對金銀需求的持續激增，這一時期，各地金銀器製作業十分興盛，值得一說的是，從宋元特別是元代開始，有個人店鋪銘款的金銀器顯著增多，成為元代金銀器的一大特點，有很多都鏨刻或戳敲上製造工匠或製造店鋪的名款，如安徽合肥出土的元代金銀器上有「廬州丁鋪」銘、「至順癸酉」款、「章仲英」款等。這就像現今我們購物時候所謂的「名牌」一樣，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宋元代金銀器製造技術趨向民間化的過程。也說明元代社會上下對於金銀器的需求和使用有多麼巨大。由於元代金銀器普遍有留製作工匠的風習，這也讓讓我們能有機會了解當時的金銀工匠，有如朱碧山、聞宣、章仲英、謝君余等。

元代金銀器的題材相當廣泛，有些戲曲題材的紋飾也逐漸更多的加入進來，這和元代戲曲文化的空前繁榮有一定關聯。在紋飾上，元人也持續了宋人喜用吉祥紋飾的傳統，並通過自己的審美，有了成功的創新，例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如意雲紋金盤就是很好的例子：該金盤1959年江蘇吳縣元呂師孟墓出土。金盤以四個如意雲紋組成，錘揲而成凸起狀，再在空白處鏨出細密的纏枝牡丹紋飾，中心又以四個小如意頭組成一朵四瓣小花。外底鑿「聞宣造」款識。錘揲和鏨刻的混合運用，整體大氣雄渾，細節又精緻飽滿，在平面視覺和立體感上都給人以強烈的視覺衝擊，該盤造型別緻，頗有創意，在宋時期亦未見同類型。

元代時期，金銀器製作的鑲嵌的基本仍舊是沿襲了宋代的材料，一直到明代中早期，金銀器鑲嵌工藝才逐漸多元化起來，明代中期，特別是鄭和下西洋以後，紅藍寶石、碧璽、貓眼等珍稀寶石已經越來越多的出現在首飾或者器物的鑲嵌上。這除了當時社會審美的改變外，也和兩個朝代的貿易途徑和渠道的改變有很大的關係。

明代中期，由於明代金銀器製作匠人將錘揲工藝發揮到了極致，由於明人十分崇尚立體的金銀器製作藝術效果，所以元代的相對平面的金銀器製作工藝已經不能完全滿足當時社會的審美與創新的時候，明代金銀器才有了完全獨立的金銀器製作工藝和水平。

筆者認為，當下我們對元代的金銀器的研究還非常不徹底，有時甚至比較主觀，例如由於元代統治時期較短，很多學者認為與宋代和明代相比，迄今為止見到的元代金銀器為數不甚多。然而從文獻材料和最近的出土資料上來看，其實元代的金銀器飾並不少見。甚至出土有相當的量，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窖藏保存出土，出土的實物資料豐富，品相也相當完整。由於有些元代的金銀器被斷為宋代，還有學者認為元代的金銀器製品多「光素」。其實也非然，從很多的考古發現和出土記錄表明，元代很多金銀器製品和宋代金銀器製品一樣璀璨奪目，巧奪天工。例如江蘇張士誠母親墓出土的銀器，以及元代著名的金銀製作大師朱碧山的銀質仙人乘搓等，都讓人嘆為觀止。

經過宋元兩代金銀製作藝人的不懈努力和積極創新，中國明代金銀器製作藝術，無論是手工金銀製作技術的提高，還是首飾器物種類的增加，以及金銀使用的廣泛程度，都是自唐代以來的又一個高峰。明代金銀器，以其寫實花鳥蟲草的靈動、皇家龍鳳的尊貴、鑲嵌寶玉的富麗而展現了它們獨特的風格。

從製作技藝上說，明代的金銀工匠把金銀的錘揲技術發展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當時的工匠對金銀這樣的貴金屬本身材質延展性的熟練把握和利用，使得我們現在仍有機會一窺那個朝代令人嘆為觀止的金銀器物和首飾精品。明代的金銀工匠往往能夠利用很薄的金銀片，在這些薄如紙的金銀片上錘揲出非常立體和突出的人物或動物或靜物形狀，讓人嘖嘖稱奇。明代的金銀工匠也仍舊延續和繼承了宋元以來已經使用的比較熟練的鏨刻，模壓，累絲，鑲寶等技術，並逐漸形成明代金銀器製作所特有的藝術和技術風格。就拿明代的金銀製作鑲嵌工藝來說，相對於前朝，明代時期的金銀製作更加熱衷和喜愛對於各種寶石的鑲嵌，從皇室貴族一直到普通的平民百姓，鑲嵌寶石的金銀製品似乎成為了明代的流行時樣，例如山東省鄒縣魯荒王墓出土的金鑲寶石帶扣，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該扣體為雙層透花金片，一顆大紅寶石鑲在中間，周圍由紅、藍寶石、綠松石、祖母綠、珍珠和貓眼寶石簇擁，通體總計鑲嵌各色寶石33顆。在如此小的面積內，鑲嵌這麼多寶石，確是明代首飾最典型的流行風格和時樣。除此之外，定陵以及湖北鍾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銀嵌寶器物和首飾，都是明代金銀器樣式風格的典型代表。

明朝建立之初，由於海上貿易還不很發達，很多產地在東南亞，印度甚至非洲的各色珍貴寶石無法通過貿易流入中國，所以在宋元甚至明早時期，金銀製作的寶石鑲嵌相對比較單一，宋元時期更是幾乎以珍珠，綠松石，水晶為主，而當時還屬極少量的紅寶石和藍寶石，更是大多只有皇室貴族才能使用得起。這樣的情況在明代中期逐漸發生改變，尤其是在鄭和1405第一次下西洋，開闢了明朝政府的海上對外貿易路線，來自東南亞，印度，斯里蘭卡甚至非洲各地的多種珍貴寶石，開始源源不斷運往中國，這些舶來的寶石中，紅寶石和藍寶石成為大宗，是實用得最多的寶石，其餘部分為貓眼石，組寶石，碧璽，有色水晶等。這些寶石在中國的普及，大大豐富了中國古代首飾的色彩，對中國古代金銀製作特別是清代金銀製作的發展影響是深遠的。筆者發現，在明代的鑲嵌珠寶中存在這樣一個現象，就是明代鑲嵌用的寶石基本都是隨形的，基本不做切面，也不同與之前的歷代以及之後的清代，明代的寶石不將寶石特意打磨成一種形狀。基本都是保留寶石本身的大小形狀，只通過一些有必要的打磨，僅去除寶石本身的裂隙或瑕疵而已。有學者認為，出現這種現象是由於當時中國對寶石的打磨技術還不到位發生的。而筆者認為這一部分是由於當時寶石基本都靠進口所以數量相對比較稀少珍貴有關，另一部分應該與明代社會的審美，士大夫文化崇尚自然的藝術理念的成熟和發展，也許也從另一個側面影響了對寶石的加工。隨形的打磨相比對稱的切割更能受到當時中國明代主流社會的喜歡。而出土資料中有個別帶切工的寶石，筆者認為是在國外加工成型的成品寶石產物。

此外，明代金銀用品製作相比起之前的另兩個重大發展和創新是，一：在首飾製作上大量出現了累絲工藝，二：明代開始創新使用點翠工藝（點翠工藝在清代被廣泛運用在珠寶首飾上）。累絲工藝是用很細的金銀絲編織，堆壘成首飾，其上再鑲嵌珍珠寶石，顯得玲瓏剔透，珠光寶氣，非常精細華貴。北京宮廷內府有累絲生產，例如明十三陵定陵出土的金冠、鳳冠就是內府所產。金冠是用極細的金絲編織成的，上有二龍戲珠裝飾，外表簡潔，裝飾精巧，工藝精細。鳳冠除用花絲鑲珠工藝外，還用點翠工藝裝飾，點翠工藝是中國從明朝（也有學者認為從元代開始就有點翠工藝在首飾製作上的運用）開始運用的一項傳統的金銀首飾製作工藝。它是首飾製作中的一個輔助工種，起著點綴美化金銀首飾的作用。　翠，即翠羽，翠鳥之羽。

在明代建朝初期。金銀製作方面基本仍然延續了宋元時期的基本時樣和紋飾內容，明代的金銀器皿通常有壺、爵、盞、碗、盤、匙、盂、粉盒等，若是出自皇家或者官宦人家，則大多雕龍畫鳳，鑲嵌珠玉，表現出精緻豪華的奢華氣派。不過在金銀首飾的種類上，相對宋元有所增加，尤其是頭飾，相比宋元分類更加細緻也更加講究，如狄髻，挑心，掩鬢，壓發，圍髻，耳環等等，特別是由於圍髻的出現，金銀首飾由相對分散的搭配形式，形成了較為固定的組合關係。在金銀器物和首飾使用的紋飾上：龍鳳，祥雲瑞獸，禽鳥走獸，瓜果花草，田園小景等傳統圖案仍舊是金銀製作圖案內容的主打，但在明代金銀器的紋飾中，龍鳳形象的圖案比重則相對宋元逐漸增大。這一變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極致。與宋元相比，明代金銀器體型編的相對更大，紋飾結構也愈加趨向繁密華麗，通常一件作品上會出現多種金銀製作的方法。這種「組合式」的金銀製作理念，對以後清代的金銀器製作的發展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明代的金銀紋飾內容中，藏傳佛教題材的圖案紋飾在明代也和元代一樣，被金銀工匠們更多的融入到了金銀製作的素材當中來了。藏傳密教西夏時傳入內地，元朝極盛。洪武、永樂間，密教諸派仍受朝廷重視。梁庄王墓隨葬大量密教法器是當時上層社會密教流行的反映。這批珍貴的密教法器在以往明代墓葬的考古發掘中甚為罕見。

筆者發現，明代的金銀製品的製作風格似乎也存在南北藝術文化差異，從現有的發掘出土資料以及許多私人藏品中，似乎越往北的金銀器物和首飾都相對比較大件，許多的工藝則不拘小節，充滿雄渾大氣的藝術風格，而江南一帶的明代金銀器作品。尤其是在如今江西福建一帶的金銀作品，做的則相對精巧細膩，更多的以寫生寫生以巧取勝，形成了當地特有的地域文化手工特點，其中又以明代中晚期的作品上體現得更加明顯。由於明朝政府對金銀等貴金屬管理政策的進一步放寬，讓明代的金銀製作得以百花齊放，官用和民用的金銀製品的差距進一步縮小，更由於明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穩定，國家殷實。使得有一些民用的金銀用品一樣被製作得絢麗無比，富麗堂皇。

較之相比之前的中國早期金銀器製作，宋元明的金銀器製作發展中已逐漸不再過多的依賴國外金銀器製作的工藝，更是創造出更多中國自己的金銀器製作技藝和特點，這也讓宋元明的金銀器製作藝術承載了更多的中國文化特色，也更充分的體現中國文化的精髓。值得相關的學者和機構更多的關注與研究。

（附圖為私人藏家藏品）

本文刊登於《收藏。拍賣》雜誌2015年第10期，轉載請註明作者與雜誌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