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北京人」（下）

本報記者米艾尼

（上接第13版）

這讓裴文中極為懊惱，破裂可能造成的損傷還需要再勘察，眼前最棘手的，是怎麼把這個破裂的頭骨不差分毫地帶出去。他急中生智，脫下自己的棉襖，把頭蓋骨輕輕包裹起來，這才抱著它躬身出了「猿人洞」。

據王存義回憶，頭骨剛挖出來時很潮濕，撬棍造成的破裂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一點。整個頭蓋骨既酥軟又潮濕，稍一震動就發生爆裂。這種狀況，顯然無法安全無損地帶回北京。

裴文中帶著他和另外一個工人生了個火盆，待柴火燒成炭，採用沒有火苗和煙的炭火慢慢烘烤頭骨。頭蓋骨在逐漸的乾燥中開始硬化，裴文中又在頭骨四周糊上五層棉紙，棉紙外再加石膏和麻袋片，經水浸泡後再度放在火盆上方烘烤，直至包裹上的一切和頭蓋骨形成一個整體。

整整烤了三天，裴文中才用他的兩床棉被把頭骨包裹起來，打成包袱背回北京。

在協和醫學院新生代研究室，步達生用別針一點點將包裹著頭骨的硬土剔掉，一顆頭骨完整地呈現在這位解剖學教授和古人類研究專家的眼前。

「沒錯，是人的！是人的！」步達生拍著裴文中的肩膀連聲高叫。

12月28日下午，中國地質學會特別會議在地質調查所隆重舉行，應邀到會的除科學界的大師名流外，還有中外新聞界人士。裴文中在會上作了發現「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報告。

中國北京的周口店發現了最早的人類頭蓋骨化石。「北京人」再次震驚了世界。有了這顆頭蓋骨的出現，即便是那些對牙齒化石持懷疑態度的人，也終於承認，「北京人」被發現了。

何去何從

1935年，三十歲出頭卻已經名滿天下的裴文中遠赴巴黎留學，歷史把機會賦予了一個當時只有高中文化的年輕人——賈蘭坡。

賈蘭坡1929年畢業於北京匯文中學，隨後考入中國中央地質調查所，當起了練習生。練習生在研究部門職位最低，平時不但是考古專家的助手，還要和僱傭的工人一樣挖石背土。但練習生工作亦是學習，能和專家一樣接觸到最前沿的考古知識和成果。

1931年春，初到周口店不久的賈蘭坡就進入了重大成果發現的核心圈。當時他協助裴文中清理洞中的鬆軟堆積，收集到不少於兩千塊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數顯示出加工和使用過的痕迹。由此，裴文中大膽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遠古人類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結論。

與此同時，裴文中和步達生等學者根據周口店堆積層中燒焦的木頭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開始用火的結論。

加工、使用工具和用火這兩項技能，是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根本特徵。「北京人」被定義為人類，終於成了無可辯駁的事實。

這兩項考古成果，賈蘭坡都有參與，但是當時還沒有人注意到這個二十多歲的練習生。

1936年11月15日上午，周口店考古現場，技工張海泉把挖到的一塊核桃大的碎骨片，隨手扔進了身旁的荊條筐。在旁邊的賈蘭坡問是什麼東西，張海泉答「韭菜」（碎骨之意）。賈蘭坡卻僅憑一瞥，就認定那塊碎骨的不同尋常。他拿起來一看，不禁大嚷：「這不是人的頭蓋骨嗎？」

賈蘭坡馬上命人用繩子把現場圍了起來，自己趴在地上親手挖掘。慢慢地，耳骨、眉骨也從土中露出來了。直到中午，這個頭蓋骨的所有碎片才被全部挖出。賈蘭坡將頭蓋骨送回辦公室，清理、烘乾、修復，把碎片一點一點對粘起來。

當天下午，幾乎就在相同的地點，賈蘭坡又發現了一顆頭蓋骨。

當時世界著名古人類學家魏敦瑞正在北京，1934年步達生逝世後，他的工作就由魏敦瑞接替。得知周口店再次發現頭骨的消息，魏敦瑞一下子從床上蹦了起來，急匆匆地穿上衣服就奔周口店趕，結果把褲子都穿反了。

魏敦瑞的興奮勁兒還沒有過去，11月26日，賈蘭坡又發現了一個更加完整的頭蓋骨。

在隨後召開的發布會上，魏敦瑞仍難掩激動：「現在我們非常榮幸，因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發現。10月下旬曾發現猿人左下頜骨一面，並有5顆牙齒保存。11月15日一天之內，又發現猿人頭骨兩具，及牙齒18枚。26日再發現一極完整的頭骨。對於這次偉大的發現，我們要感謝賈蘭坡君。」

緊接著，一個完整的人類下頜骨又在周口店被挖掘出來，和4個「北京人」頭骨化石一同送到北京協和醫學院，由中美學者共同創建的中國中央地質調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負責保管。

周口店的考古發掘成果達到最高峰之時，中國卻遭逢了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難。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周口店的發掘工作被迫停止，周口店發掘的「黃金時代」結束了。7月28日，北京淪陷。

此時，5個「北京人」頭骨化石（包括下頜骨）被鎖在協和醫學院解剖系辦公室的兩個保險柜內。一同存放的還有山頂洞人化石（山頂洞人距今約一萬一千年，1930年發現於周口店龍骨山「北京人」遺址頂部的山洞，1933～1934年由裴文中主持進行發掘），化石標本總計頭骨7個，下顎骨12個，還有大量的牙齒、體骨碎片等。

協和醫學院當時屬於美國，在日軍控制之外，暫時算是安全之地。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北京已在日軍鐵蹄之下，「北京人」頭骨化石隨時可能遭遇不測。

1941年，美日關係惡化，太平洋上風雲日緊，在日軍佔領區域內的美國機構，難保萬全。已經轉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長的翁文灝對仍留在北京的「北京人」化石憂心忡忡，他從重慶給協和醫學院院長鬍頓、新生代研究室名譽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國駐中國大使詹森分別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鑒於美日關係日趨緊張，美國正與中國站在一條戰線共同抗日，我們不得不考慮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安全問題。我們準備同意將它們用船運往美國，委託某個學術研究機關，在中國抗戰期間替我們暫為保管。」

「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學標本」，正是當時保存在協和醫學院的「北京人」頭蓋骨。

但是，美國人這時候卻講起了「契約精神」。當年中美聯合進行周口店科學考古的協議中，明確規定出土化石「應永久保管在中國」，美國方面據此就是不答應翁文灝的請求，雙方往來交涉，拖沓了將近一年時間。

胡頓甚至在給翁文灝的複信中說：「即便將來形勢惡化，這批標本也不可能受損，沒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損。它們沒有出售價值，最壞的情況莫過於不再在北京(或中國)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館罷了」。

這樣的說辭，恐怕只有習慣於「收藏」他國國寶的國家才說得出口，而中國，早就嘗夠了被侵略掠奪的苦果。

直到1941年11月中旬，經翁文灝的一再協調，最後又經重慶國民政府與美國政府交涉，美國駐華大使詹森才給北京公使館發來電報，命令他們協助把「北京人」秘密運往美國。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這個「許可令」下得太晚了。如果美國答應轉運「北京人」能夠提早一些，哪怕只有幾天，歷史也許就能改寫。

「北京人」失蹤

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進入戰爭狀態。

12月8日清晨，日軍佔領協和醫學院，立即派人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員將保險柜打開。顯然，日軍目標非常明確，就是沖著「北京人」而來。事實上，日軍早就做好了奪走「北京人」的準備。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長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來到北京，以科學研究的名義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兩周，協和醫學院答應了他們。事後看來，這兩周「科學研究」，更大的可能是「踩點兒」，偵察「北京人」的存放地點。

但是，佔領協和醫學院的日軍還是晚了一步。他們打開保險柜，找到的只是「北京人」頭骨化石的石膏模型。長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不死心，他們一方面到了周口店，自己組織挖掘，另一方面帶著憲兵，威逼當時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說出「北京人」的下落。

裴文中當時剛從法國留學歸來不久，接替離開中國的魏敦瑞，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推說自己接手不久，不知道「北京人」究竟在何處。事實上，裴文中知道轉運「北京人」的計劃，但沒有親自經手，詳細情況確實無從回答。

「北京人」離開協和醫學院是在珍珠港事件兩天前，即1941年12月5日。當時的新生代研究室技工胡承志，是最後一個見到「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中國人。

黃慰文介紹，胡承志是1931年進入新生代研究室做學徒工的，當時年僅14歲。他先是跟著步達生做助手，後來魏敦瑞把胡承志升為技工，參與科研並製作標本的石膏模型。上世紀70年代，已是中國著名古人類學家的胡承志，為賈蘭坡和黃慰文講述了他見到「北京人」最後一面的情形。

據胡承志回憶，在珍珠港事變前，大約在11月中旬，新生代研究室女秘書息式白匆匆來到實驗室，要求胡承志速將「北京人」等裝好，秘密送到協和醫學院總務長博文的辦公室。

胡承志對這一天早有準備，已經做好了兩個大白木箱。兩三個月前，歸國不久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就告訴他，「『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裝箱運走。」胡承志問什麼時候裝箱，裴文中說：「聽信兒。」

現在「信兒」來了，卻不是來自裴文中。胡承志知道事關重大，當天下午先到兵馬司衚衕的裴文中辦公室，向他當面求證。裴文中告訴他：「你趕緊裝吧。」

胡承志當即趕回協和醫學院實驗室，先將房門鎖上，然後開始秘密裝箱。

據胡承志回憶，兩個木箱一大一小，小的為120厘米長，30厘米高，70厘米寬；大的為130厘米長，30厘米高，70厘米寬。由於他一個人搬不動這兩隻木箱，還請了協和醫院解剖科技術員吉延卿幫忙。整個裝箱過程只有他們兩個人。

胡承志將「北京人」化石從保險柜中一一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層：第一層包的是擦顯微鏡鏡頭用的細棉紙；第二層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紙；第三層包的是潔白的醫用棉花；第四層包的是醫用細紗布；第五層包的是白色粉蓮紙；第六層再用厚厚的白紙和醫用布緊緊裹住。包好後，每個頭骨裝入一個小木盒，並用汲水棉花將小木盒剩下的空間填滿，然後再將這些小木盒一一裝進大木箱里，最後再用木絲填實。

「北京人」化石主要裝在較大的一個木箱里，另一個較小的木箱內，則主要裝的是「山頂洞人」化石。全部裝完後，再嚴密封蓋，在外邊加鎖，並在兩個木箱的外面分別標上「CaseⅠ」和「CaseⅡ」的英文。

胡承志和吉延卿把兩個木箱搬到博文的辦公室，當面交付。他當時能夠獲知的信息，也只到當夜，這兩隻木箱被悄悄運至北京的美國公使館。

按照中美協商和美國公使館的安排，這兩隻箱子被標上美軍軍醫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義從前門火車站裝車，直發秦皇島，之後搭載計劃於12月11日進港的客輪「哈里遜總統號」，前往美國。

兩隻木箱由專人護送，跟隨美國海軍陸戰隊登上了開赴秦皇島的專列。8日上午，列車按計劃抵達目的地。但「哈里遜總統號」卻沒能靠港。因為就在前一天，日軍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哈里遜總統號」在長江口外被日本戰艦追捕，觸礁沉沒。

而剛剛抵達秦皇島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列車和軍事人員，一夜之間就成為了日軍的俘虜。

「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就此不翼而飛。

仍未揭開的謎底

戰火紛飛的歲月，兩隻裝有中國國寶的木箱，就這樣神秘地失蹤了。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北京人頭蓋骨化石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樣在尋找這兩隻箱子。

1942年，一個名叫錠者繁晴的日本偵探來到北京，受日本軍部委派搜尋「北京人」的下落。結果，他費盡心機找了一年，一無所獲，羞憤於「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軍的聖潔，有辱自己作為日本帝國一流偵探的聲名」，剖腹自殺。

自殺前，錠者繁晴寫了一份尋找「北京人」經過的《備忘錄》。其中記載，他審訊過裴文中、博文等相關知情人和被日軍俘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戰俘，在北京、天津、秦皇島搜查過「北京人」存放、經停的所有可能地點。可以看出，錠者繁晴已經比較完整地獲知「北京人」的轉運過程，但是仍舊沒能找到那兩隻木箱。

錠者繁晴沒有找到失蹤的「北京人」，但這並不意味著排除了「北京人」落入日本手中的可能性。

1945年，二戰結束，日本戰敗。作為戰勝國，中國在戰後迅速派出使團赴日本，參與受降等有關事宜，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作為使團高級顧問，負責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國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詢和找回「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裴文中為在日本的李濟提供了這些信息：(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東京專電：「盟軍最高總部稱：前為日軍竊奪並運至東京之北京人骨骼現已發現。」(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京《英文時事新聞》載有路透社電：「東京帝國大學已將此無價之骨骼標本運赴盟軍總部。」

李濟「按圖索驥」，找到駐日美國海軍司令斯脫特。但是，斯脫特回答：盟軍司令部已經就中國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據報端的信息查問過東京帝國大學，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北京人」在東京或者在日本。

另一個至關重要的線索，是那個名叫威廉·弗利的美軍軍醫——「北京人」出境的押運人。1941年12月8日之後，這個美國人就音信皆無。直到30年後的1971年，《紐約時報》上刊登了威廉·弗利的回憶文章。

文章這樣寫道：「12月8日，我在秦皇島被日軍逮捕，一周後被釋放回天津租界，之後，我收到了從秦皇島戰俘營寄回的行李，以及應該裝著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的軍用提箱。我打開自己的行李，發現被人動過。這讓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兩隻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兩隻則交給我平時最信任的兩位中國人。」

根據弗利提供的這些線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關部門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詢問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職員，沒有一個人見過所謂的箱子，甚至連知道美軍軍醫弗利的人也沒有。

至於弗利所提到的那兩位朋友，專案組也找到了。兩人本是夫妻，之後勞燕分飛。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斷了來往，但兩人的敘述倒是相當吻合：弗利是託付給了他們兩個箱子，其中一箱是醫療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在不可能互相通氣的情況下，兩個人敘說一致，真實性可信，結論是：箱子里裝的根本不是「北京人」頭蓋骨化石。

自從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神秘丟失的那一刻起，有關頭蓋骨下落的線索就層出不窮。然而每一條線索，都在事件歷史的回溯過程中，更加撲朔迷離。

民間流傳甚廣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在「阿波丸」沉船里之說，現在考古學界多持否定態度。

「阿波丸」是一艘日本遠洋油輪。1945年4月在中國福建省牛山島以東海域被美軍潛艦擊沉。1977年，我國曾對「阿波丸」沉船進行過一次打撈，只發現了3000噸錫錠和一些其他東西，未找到「北京人頭蓋骨」。受潛水技術所限，那次打撈沒有完整結果。出水物中的偽滿洲國政要家藏小官印等物，讓人猜測「阿波丸」攜帶了大量中國北方寶物，更容易讓人聯想到「北京人」。

但是「阿波丸」當時是從新加坡駛向日本，如果「北京人」真的落在侵華日軍手裡，他們沒有理由將其放到東南亞，也不可能直到1945年才運回日本。

1980年，有人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檔案庫查到，裝有「北京人」的箱子曾存放於天津的美軍陸戰隊軍營六號樓地下室木板層下面。這個兵營的舊址很快找到了，但是六號樓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倒塌了，之後被夷為平地改成操場。學校負責人回憶，在清理大樓廢墟時連地基都挖開了，根本沒有木板結構。

20世紀90年代，日本傳來消息，一名當年參加了侵華戰爭的老兵在彌留之際透露：「北京人」頭蓋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這個老兵說他當年是日本「731」部隊的上尉軍醫，在協和醫學院進行細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軍侵佔北京不久，就已經截獲了「北京人」化石，這位老兵被指定為護衛保管負責人。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協和醫學院正東大約兩公里，一個有著許多松柏古樹的地方，為了日後識別，他還在一棵松樹榦上，用軍刀刮下一塊長約1米、寬約20厘米的樹皮。

根據這名老兵的回憶進行勘測定位，在協和醫學院以東，只有日壇公園符合「僻靜、有許多古樹」的條件特徵。而更令人興奮的是：在日壇神道北側不遠的地方，真的有一棵被刮過樹皮的松樹。中國科學院動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現代科技手段進行地表測量，居然發現那棵古松樹周圍信號「異常」。

然而，隨後的挖掘結果再次讓人失望：在古樹周圍下挖深達三米——遠遠超過了一個人倉促之間能夠挖掘的深度，沒有發現任何埋藏物。地表測量時的異常信號，其實是大量灰白色鈣質結核層所引起。

幾十年過去，每一條線索，無論可信與否都不曾被忽視，每一次都是滿懷希望，結果卻總是希望落空。在地下埋藏了幾十萬年的「北京人」，在展露面容僅僅數年後，又隱沒於時間的長河，蹤跡難覓。

時光飛逝，裴文中去世了，魏敦瑞去世了，賈蘭坡去世了……幾十年中，與「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相關的人士相繼辭世。根據他們的遺願，人們將他們安葬於周口店龍骨山上的周口店遺址內，永遠守望這片承載人類起源秘密的土地。

為了揭開人類起源的秘密，一代又一代的人類學家們在不懈地努力。而那些記載著人類起源密碼的「北京人」遺骨，仍然在茫茫世間等待著後人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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