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三題

歷史三題關於資本主義萌芽 對於中國歷史學來說，資本主義萌芽似乎是一塊搬不走砸不碎又繞不過去的巨石。流行的觀點是這樣：如果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使得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發展受阻而擱淺的話，中國社會在自身慣性的作用下會自發走向資本主義，因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存在是個不容置疑的歷史事實。中國的歷史學家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起於何時這一問題上可能爭議很大，但卻鮮有不承認中國存在資本主義萌芽的。這一問題與中國現實結合得是如此的緊密，以致於歷史學不得不順時順勢而動。不過人們可能有意無意地忘記了馬克思晚年的告誡―他對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的研究只限於西歐，也有意無意地忘記了馬克思對亞細亞社會的一貫立場和觀點，即"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亞洲生產方式不是指一個純粹的歷史概念，而是指歷史中的死巷，指『背逆時間像植物一樣懶洋洋成長『的社會，它們只有過去，卻沒有現在和將來"（《反革命氛圍》，阿里夫·德里克，王寧 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315頁）。馬克思的一生中直接論述中國的著作不多，現在能看到的除了收集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中的有限幾篇外，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還有一篇論述太平天國的文章《中國記事》，在該文中，馬克思予中國社會和太平天國以否定評價，認為中國社會的停滯不前以及太平軍的乏"建設性"等，前一觀點在其他論述中國的文章中已有所表露，不過不似該篇那樣直白而已。由於這篇文章選集不選，因而知道的人並不太多。當然，今天看來，馬克思的觀點不一定正確，他對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了解並不是很多，他一生關注的焦點始終在西方。有人指責馬克思的觀點中潛隱著歐洲中心論意識，他對東方社會的一系列觀點並不符合東方社會歷史發展的事實。不能說這種指責沒有道理，權作一種參考。顧准認為中國社會不會產生資本主義萌芽，他說："中國那些奢談什麼中國也可以從內部自然成長出資本主義的人們，忘掉資本主義並不純粹是一種經濟現象，它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法權體系是上層建築，並不只有經濟基礎才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也決定，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生長出來或不能夠生長出來。資本主義是從希臘羅馬文明中產生出來的，印度、中國、波斯、阿拉伯、東正教文明都沒有產生出來資本主義，這並不是偶然"（《顧准文稿》，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329頁）。顧准把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誕生歸結為希臘羅馬的文明傳統，這種觀點受十九世紀後半期至二十世紀前半期在歐洲佔優勢的"現代主義"古典觀的影響較大，它強調"古代資本主義"，主張希臘羅馬與近代的近似性。而如今，這種"現代主義"古典觀已被"原始主義"古典觀取代，後者強調希臘羅馬全然不同於近代西方，即強調希臘羅馬的非資本主義性或原始性。可以說，每一代人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詮釋歷史，對此作永久的真假善惡之類判斷好象沒有多大意義，重要的是，不可能把一種制度的誕生歸結為單純的某一種或幾種因素的作用，否則歷史豈不因此而終結？人們又將以何種理論來應付現實的種種挑戰呢？正統史學以經濟因素來解釋資本主義萌芽，把工廠手工業和僱傭關係的產生看作其誕生的標誌，完全忽略資本主義的產生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在歷史學中，可以把某一種思想誕生的標誌確定為某一年某一部著作的發表，但是對於一種制度的孕育誕生，則要以世紀來衡量，看到其社會全面的變革與變化，單純糾纏於某一種現象，這好象不是十分可取的態度。從西歐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資本主義萌芽的誕生是社會全面變革的結果。從經濟領域看，它是工廠手工業的出現和僱傭關係的形成和發展；從政治領域看，它是新的階級（階層）的產生以及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發生；從意識形態領域看，它是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得以成功地實行；從空間發生上看，它是地理大發現和新航路的開闢。上述各個方面在特定歷史時期的風雲際會才是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整個過程，也正因為如此，資本主義才得以發展壯大。對這類問題的認識，最好放寬歷史的眼界，拓寬歷史事件發生的的時間和空間，有了歷史的縱深，也許會更清楚一些。既然如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有無問題就不是個應該繼續爭論不休的話題了，對中國歷史而言，它根本不存在。劉啟良先生認為，儘管東方社會並非鐵板一塊，甚至差異性很大，"但有一點在古代東方卻是相同的，即在土地王有制和個人缺乏財產的最後所有權的情況下，私有制的發展始終是受限制的"（《東方文明暢想錄》，劉啟良，花城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115頁）。中國古代社會後期並沒有產生什麼資本主義萌芽，雖然出現過一些新的經濟現象，也並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東西，仍然屬於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生產範疇。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問題，劉先生在概念澄清上下了一番功夫，著重區別了以下五組概念：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類資本主義經濟現象與資本主義萌芽；資本主義經濟現象與資本主義社會；古代社會的僱傭勞動者與資本主義經營方式下的僱傭工人；城市居民與市民社會。不可否認，對這些概念的辨析有助於人們更好地思考這一問題。不過，正統史學認定中國古代社會後期存在資本主義萌芽，其目的和動機所在，有更現實的力量驅動，而其原因，也並不是概念混淆那麼簡單。十月革命後，中國從蘇俄那裡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進而也接受了二者的社會形態發展觀點（所謂"五形態論"），自然也就有個資本主義的產生問題，而對這一問題的成功論證既可以填補用"五形態論"切割中國史所產生邏輯空白，又可以進一步證明"五形態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提出資本主義萌芽這一觀點。1949年，對這一問題的爭論和考證以"中國在明代中後期產生資本主義萌芽"被史學界廣泛接受而告一段落。顯然，這裡有政治權威干預的因素。馬克思把歐洲中世紀稱為封建社會，但他從未把中國或印度叫作封建社會。馬克思所說的封建社會具有明確的內涵，它起碼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分封制、私有制、貴族集團、政治格局上的宗教神權與世俗王權的二元格局（近代以來經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發展所起到的進步作用可以證明宗教的存在對社會發展的意義）等等。從中國歷史發展來看，中國自秦以降就不存在大規模長期的分封制，至於受法律保護的個人所有意義上的私有制，它的發展始終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而貴族集團，先秦有過，後來隨著社會鬥爭的加劇而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中國自秦以降，有官僚、莊園主、商人、農民、手工業者，而基本的階級分野則是官與民，惟獨沒有貴族。當然，中國也沒有象基督教那樣能夠整束人心，減輕社會不滿情緒並指向終極關懷的宗教。前文說過，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是個一個複雜的社會現象，它需要多種力量的支撐。而在古代中國，找不到這些力量，相反，限制它的力量卻很多，比如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對"民"的侵犯，抑商的傳統，史官文化的制約，閉關鎖國的政策，這些力量愈益強大，擠滿資本主義可能產生的各個角落和縫隙。因而，中國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儘管與歐洲幾乎同步誕生，然而經過幾百年的發展，不但沒有日益壯大反而日漸萎縮，緣何如此？無它，蓋當時所出現的根本不是什麼資本主義萌芽。關於封建社會 對歷史"常識"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國秦漢至清這一段歷史被稱為封建社會。這要歸功於數十年來不斷的全方位的灌輸。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即使對歷史知識毫無興趣的人，在這種灌輸下也不會無動於衷。但早已有人指出，把這一段歷史稱為封建社會很容易與中國古已有之的封建社會相混淆，除了讓人五迷三道外起不到什麼作用。不過也有人認為，在這一問題上"正名"沒什麼意義，因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外，『封建『或Feudalism這兩個詞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不僅僅在『馬克思主義者『中）中已經形成了與其原始辭義不同的概念。這就如『經濟『一詞在古代漢語中是『經國濟世『即搞政治之意，但如今不會有人以為『經濟學『就是做官術一樣。如果說過去的經濟學有錯，那也不是錯在『經濟『一詞的用法不合古義，而是舊經濟學的整個解釋體系有問題。同樣，要反思過去的『封建社會『論，也不能僅僅指出封建一詞的用法不合古義......"（《問題與主義》，秦暉，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443頁）。這種觀點乍一看挺有道理，但"封建"與"經濟"兩詞在各自的領域所起的作用以及產生的影響決不可同日而語。沒有誰吃飽了沒事幹非要去追究後者古今異義，因為這無關大體，然而前者卻不可等閑視之。"封建"一詞古已有之，原義為封地建國。《左傳》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之，已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史記》曰："故王者疆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性於天下也。""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時而序尊卑。高皇帝拔亂世而反諸正，昭至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柳宗元在《封建論》中說："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幅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捍城.""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中，此其所以為得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可見，封建一詞，史有明文，史有明義，它的能指和所指是一致的而且非常明確。秦始皇廢封建，改郡縣，從此封建亡，這是我國政治制度史的大事，也是中國歷史上的常識。但是，這個詞首先被日本學者借過去用以指稱歐洲中世紀的Feudal system ，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初入中國之時，又被從日本歸來的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從日本拿回來，在"五形態論"的指導下，在政治權力的倡議下，硬生生按在中國自秦至清這一段歷史上，從此這個標籤就掛在那兒了，成了它的一件合法的帽子。封建搞定了，中國社會性質清楚了，革命對象也有了。不過，無論從形式到內容，中國古已有之的"封建（封邦建國）"與歐洲的Feudal system以及自秦至清的"封建（土地私有、租佃關係）" 三者都是迥異的。把這三者作成一鍋粥煮完全是救亡壓倒啟蒙，政治權力強姦學術理性的惡果。僅以此而言，秦暉先生認為無須"辯名"是說不過去的。想我堂堂中華，泱泱大國，五千年文明史，別說找十個八個概念，就是找它百十來個概念來指稱那段歷史又有何難，又有何不可？為什麼偏偏揪住一個張冠李戴的"封建"不放？這個可怕的指稱把根本不是它的許多東西攏入懷中，結果在"反封建"的大旗下，把無以記數的本屬於應該好好繼承和發揚的文明成果摧毀殆盡，而真正應該反對和拋棄的卻偏偏又完好無損。自"五·四"開始的中國近現代史，要說有什麼慘痛的損失的話，那就是反對了不應該反對，繼承了不應該繼承的。所謂古為今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過是空話一句，對於幾千年的文明成果，我們到底繼承了什麼，實在值得懷疑，可皇權帝制之類卻陰魂不散，時時作祟。時至今日，我們除了用筷子吃飯以外，恐怕也沒剩下什麼東西了。就以這一方面而言，"反封建"所造的孽實在不輕。"正名"之必要也正在於此。然而這只不過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國古代的歷史到底是怎樣的，是否如正統史學所講的那樣，政治上的地主與農民的對立，經濟上租佃關係等等。早在五十多年，王亞南在其名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即已指出，秦漢之制下的中國政治，是一種官僚政治，這種官僚政治，並非僅僅作為一個政治在操作的"技術方面"存在，而是一種社會體制，其基本特點是：官僚把握政府的全部權力，普通公民的權利得不到有效地保護，官僚利用政府的措施圖謀私利。在這種社會中，官僚階層並不是哪個階級的代表，它自身就構成了一個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階級，因此，"官民對立"構成了這種社會的基本特徵，而不象教科書所講的那樣是什麼地主與農民的對立。關於這一點，秦暉先生的研究可以為此作一個很好的註腳。在《封建社會的關中模式—土改前關中農村經濟研析之一》一文中，他根據關中各地的檔案材料指出，在土改前，關中地區地主人數佔總人口的份額極小（約2%左右），其所擁有的土地佔4%左右。土改前的關中幾乎就是一個自耕農的世界，那種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傳統意義上的地主幾乎沒有，關中的地主主要是因為僱工經營或放債而得到地主這一成分的，因此，"關中無地主，也無租佃"。在關中地區，"有產者（生產資料，主要指土地）與無產者的對立模糊，而有權者（身份性特權與政治權力）與無權者的對立突出。主佃衝突幾乎不存在，主雇衝突也並不激烈，而官（豪—黑白合流而形成的惡霸）與平民的衝突則異常緊張。"在關中，基於生產資料的階級分化模糊，而基於人身依附關係的等級分化則極為明顯，"按資分配"的兩極分化不發達，而"按權分配"的兩極分化則異常尖銳。關中地區的這種特點當然不能證明整個中國全是如此，但它起碼推翻了過去那種用租佃關係解釋一切的舊模式，說明中國古代社會既不同於西方的Feudal system 也不同於先秦的"封建"，更與正統史學所勾畫的模式相去甚遠，它就是那麼個東西，它存在於那裡，具有自身的獨特的屬性。近幾年來，學界許多有識之士已紛紛從舊史學的羈絆中走出來，嘗試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論，重新建立史學體系，力圖通過對史學的重建，加強我們的民族認同感，以期對當前進行的改革有所裨益。畢竟，對於我們這樣一個具有幾千年文明的大國來說，在如今這"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如果失去了對歷史的認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因為中國是一個缺乏宗教的國家，民族的認同不可能靠宗教來完成，只有對歷史的認同，才可能為自己找回自信，尋回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本，內可以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外可以抗拒外敵的干擾與壓迫。關於"五形態論"關於中國歷史分期理論，學界爭論由來已久。官方史學一直視"五形態論"（即人類社會的演進依次分為無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為圭皋，將其視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以此統令整個學術界，尤其是歷史學界。但是馬克思終其一生並沒有明確說過人類社會歷史可以劃分為五個階段，他只說過這樣的話："大體說來，亞細亞的 、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83頁）。如果說"五形態論"源於馬克思的話，那麼，這無疑是強有力的證據。但是，這需要證明"亞細亞生產方式"是指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不過，這在理論上似乎不可能。馬克思這段話見於《〈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該序言寫於1859年，此時，馬克思對史前人類社會並不是十分清楚。寫於1844年的《經濟學哲學手稿認為，人類歷史始於異化勞動；寫於1845—1846年的《德意制志意識形態》則試圖將異化勞動理論展開為具體的歷史圖景，他將前資本主義社會劃分為三種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而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則認為"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直到1888年，恩格斯才對此句加註說："確切地說，這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可以看出，至少在1859年前，史前社會並不在馬克思的視野之中，而從《倫敦手稿》中對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所分析的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亞細亞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日爾曼的所有制）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都已經有了剝削現象。無論從哪方面說，顯然，亞細亞生產方式根本不可能是原始社會的生產方式，否則，恩格斯也不會直到近三十年後才對《共產黨宣言》中的那句話作出解釋了。那麼，馬克思的歷史分期理論到底是怎樣的呢？由於這不是本文主旨所在，本文在這裡不擬做祥解，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對馬克思文本的理解不同，論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認為是三形態，有人認為是四形態，也有人認為是東西方不同。無論持何種主張，可以肯定的是，從馬克思那裡找不到支持五形態的理論依據。其實，五形態的始作俑者是列寧。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通過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才被中國人所接受的。不過，馬克思主義在十月革命前已經傳入中土，那時的思想界並不接受，非要等到十月革命的炮聲響過後才肯接受，究其原因，一是十月革命並不是純粹西方意義上的革命，而是馬克思主義這一西方思想向東方落後地區讓渡的產物，二是因為經過列寧斯大林等人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更符合東方人的口味，具有強烈的東方色彩。因此，實際上，我們當初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經過了列寧斯大林等人的"二傳"（列寧曾對當時的中國有過定論：是處於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是落後的半封建的農業國家）後，他們的許多的觀點也就成了經典了。列寧是第一個集中而明確的表達了"五形態"的社會歷史觀的人。他在《論國家》這篇演講中說："世界各國所有一切人類社會數千年來的歷史，是這樣向我們表明這種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常規和次序的：起初是無階級社會—父權制原始社會，即沒有貴族的原始社會；然後是以奴隸製為基礎的社會，即奴隸佔有制社會。......在歷史上繼這種形式之後的是另一種形式，即農奴制。......後來，在農奴制社會內，隨著商業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出現，隨著貨幣流通的發展，產生了一個新的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列寧選集》第45—46頁）列寧在這裡沒有提到社會主義，但列寧這篇演講詞作於1919年，社會主義在俄國已成現實。列寧的觀點在斯大林那裡得到進一步的強化，《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秉承斯大林旨意而做，全盤接收"五形態論"的觀點。然而有趣的是，斯大林既不承認他的這一觀點源於列寧，也不承認這一觀點源於馬克思，他認為這是他依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所做出的創新。他對馬克思關於"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的概括不予理睬，他長段援引《序言》中關於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經典表達，並將之推崇為"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所做的天才表述"。但引文只引到"概括"之前。這說明他不僅清楚地意識到他的五形態論與馬克思的這個概括有原則區別，而且他根本反對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概念和理論。那些力圖用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理論來說明東方社會的結構和性質的學派遭到他的嚴厲打擊，也在事實上證明了他的這一態度。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一批中國史學家從斯大林那裡接受了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用這一理論來詮釋中國歷史，"天才地一個一個地解開了古代的神秘的謎"，從而最終證明了"我們中國"典型地經歷了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郭通過中國奴隸制的考證，得出結論曰："關於奴隸制這個問題，我敢十二分堅決地主張，中國也和希臘、羅馬一樣，對於馬克思的那個鐵則並不是例外"。由於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關係到中國革命理論的建構以及中國革命的前途，因此，這一理論為中國學術界所接受，已經不僅僅上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完完全全純純粹粹的政治問題。真正的動機 是通過對中國社會的這種研究，證明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發展理論的正確，進而表明馬克思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1949年後，"五形態論"成為正統史學的基礎理論而被定為一尊，並且得到廣泛承認。當然，其得以登堂入室的原因也是日後史學危機的導火索。人類社會因為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前進，人類在歷史中創造歷史，在創造歷史中認識歷史。就象人類在不斷創造歷史一樣，人類也在不斷地認識歷史。由於時間的一維性，人類對歷史的認識永遠不可能達於歷史真相，這也就意味著在歷史研究中永遠不可能有什麼絕對真理。任何被宣稱為真理的東西都有可能在明天成為謬誤和笑柄，成為阻礙人類進一步認識歷史的桎梏。人類社會歷史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滿了千頭萬緒的變數和千差萬別的偶然性，在這由紛繁複雜的細流構成的洪流背後是否存在著冥冥中的主宰，至今仍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即：歷史發展至此是否註定如此，未來是否必將如此？"五形態"弊病並不僅僅在於它怎樣界定和規範奴隸制和封建制等問題，更為致命的是它對上面這個問題作出了肯定回答：歷史發展至此即必定如此，並且以此為落腳點推論將來也必定如此。它把"進步"與"落後"的價值判斷演變成"必然規律"的事實判斷，"這種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的混淆，一方面把實證的的歷史學變成了對類似"『正義終必戰勝邪惡『之類信仰的一種解釋，從而造成學理上的損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混淆導致了基於價值的人文精神與基於事實的科學主義二者的『偽結合『。從而既為借人文之名的反科學蠻幹、也為借科學之名的反人道暴行造就了口實"（《問題與主義，秦暉，長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339頁》）。事實上，資本主義制度比前資本主義制度進步與優越，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前資本主義制度都將產生資本主義。中國就沒有誕生資本主義，非洲、美洲都沒有，只有歐洲誕生了資本主義。而說到資本主義在歐洲的誕生，則又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將其原因歸結為市民社會與商品經濟，歸結為新教倫理、羅馬法與基督教，甚至歸結為古希臘哲學與希伯來宗教觀念，都不能說沒有道理，誰也沒有權利認定只有一個因素決定歐洲誕生資本主義。同樣道理，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優越也絲毫不意味著後者必定發展為前者。歐美迄今沒有社會主義的蹤跡，而在沒有資本主義的中國卻產生了社會主義。自從人猿揖別至今，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按照"五形態論"所規定的模式來發展，而是呈現出千差萬別形態各異的發展歷程，其多樣性與差異性，豈是一個"五形態"可以一言以蔽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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