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交通

魏晉南北朝時期，我國數百年戰亂頻仍，民族關係與社會關係格局錯綜變換，對中西交通有一定影響。不過，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並沒有中斷。 　 　通往西域的絲綢之路在這一動蕩時期發展為三條。南道仍稱南通，與兩漢時期比較，路線沒有什麼變更。原來的北道，此時改稱中道。這兩條道路和舊時一樣，越過帕米爾高原以後，向西可遠至波斯灣，同南可抵達印度洋。新增的北道，是從玉門關西北繞過白龍堆沙漠，經過高昌，到達龜茲，再經過疏勒、大宛，抵達波斯、拂菻國(即東羅馬帝國)，最後到達西海(今地中海)。這條新線路的開闢，顯然與東羅馬帝國有關。原來，在公元330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將拜占庭(今伊斯坦堡)擴建為帝國新都，並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羅馬帝國正式分裂為東、西兩部分。 　　東羅馬帝國領有從巴爾幹半島、直到兩河流域與埃及的廣大疆土，在相當一段時間裡，成為中西交通與交流的主角。東羅馬帝國一直重視與中國的絲綢貿易。為了打破波斯中介貿易的壟斷，它甚至兩次派遣使節前往當時地跨紅海兩岸的強國阿克蘇姆，企圖聯合阿克蘇姆，對波斯展開一場搶購中國絲貨的貿易戰。 　　在我國史書上，東羅馬帝國被稱為拂菻。我國北朝的前涼、南方的東晉都同它有著交往。此外，由於佛教在華的迅速傳播，絲綢古道南通印度的支線，以及南海、印度洋的海道交通均明顯興盛繁榮起來。如東晉時我國的法顯自陸路前往印度求經，由海路回還，使人們從比例中看到當時中西交通與交流的發展程度。　　唐代的陸上絲綢之路最稱繁榮。據唐太宗貞觀年間(公元785-805年)宰相賈耽的考證，在漢代以來的南、北、中三道以外，又開闢了兩條新的路線。一路由龜茲經姑墨、溫宿、勃達嶺唐宋時期中西文化的交融(今別迭里山口)、熱海(今伊塞克湖)南岸，到碎葉(前蘇聯吉爾吉斯北部托亞馬克附近)和怛邏斯(前蘇聯哈薩克東南部江布爾)。另一路出庭外(今吉木薩爾北)，經青海軍(今沙灣束)、黑水守捉(今烏蘇)、弓月城(今霍城)，到碎葉和怛邏斯。兩路匯聚怛邏斯以後，再向西行，可達西海;向南則經過石國(前蘇聯塔什干)、康國(前蘇聯撤馬爾罕)，可到波斯和大食(阿拉伯)等地區。庭外是當時天山北麓的交通樞紐。它東鄰伊州(治今哈密)、南接西州(治高昌，在今吐魯番東南)，西與碎葉相通。唐王朝在公元702年於該地設置了北庭大都護府，成為北疆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龜茲則是天山南路的交通鎖鑰。公元659年以後，唐朝安西大都護府就設置在此地．是南疆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唐帝國出於對外政治威望與經濟交流的考慮，十分重規陸路絲道的經營。當時，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突厥建立的汗國已分裂為東、西兩部，西突厥聯合拜占庭攻襲波斯，國勢也因此大振。唐太宗初年，府軍擊敗了連年侵擾的東突厥。然而，活躍在阿爾泰山以西的西突厥仍很強大。他們截斷絲綢之路，並支持高昌劫掠來徒商旅和使者。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決心收復西域，出兵高昌。次年在該地設都護府，後又遷至龜茲，統領龜茲、碎葉、于闐、疏勒四鎮，史稱「安西四鎮」，保證了絲綢之路的安全輿繁榮。 沿著這條絲綢之路，中國和西方各國的商旅、使團絡繹不絕。　　在這條絲路上出土的絲織物，已不再是單純的中國風格，而是常常採用中亞、西亞流行的花紋，如聯珠對鴨、對獅「同」字紋錦，是波斯薩珊王朝的圖案。新疆吐魯番附近古高昌城、木頭溝、伯子伯里克等地發現的西域壁畫，反映出羅馬畫風的影響，其中還有穿著希臘式衣服的婦女形象。從壁畫中，我們可以看到犍陀羅式、唐式、羅馬式畫風的互相滲透。 　　敦煌藝術寶窟中的壁畫展現給我們的正是多種文化因素結合的傑作。在新疆出上的貨幣巾，不僅有薩珊波斯的銀幣，也有拜占庭(東羅馬帝國)的金幣，所有這些，都表明這條絲路當年是多麼的繁忙，通過這條絲路中西文化之間的撞擊、融匯的力量是多麼的強烈。　　在唐代，中西交通還出現了一條新的信道中印藏道。這是由長安經青海入吐蕃、泥婆羅(今尼泊爾)到印度的一條新開闢的中印交通快捷方式。吐蕃人是藏族的祖先，很早就在青藏高原士過著農耕和游牧的生活。七世紀前期，吐蕃傑出的首領松贊干布做了贊普，統一了青康藏高原上的許多部落，定都邏些(今拉薩)。639年，泥婆羅赤貞公主嫁給松贊干布。 　 　 　　641年唐朝和吐蕃和親，文成公主入藏，從此，中印雙這成為中印雙方使節往還的主要途徑。著名的唐朝使臣王玄策三次出使中印度，正是走的這條道路。643年王玄策與李儀錶第一次使印時曾沿著赤貞公主進藏的道路，訪問了加德滿都，在印度王舍城東北靈鷲山鑿石為銘，又在摩珂菩提寺立碑為記。公元647年第二次出使，正遇到中天竺成日王死，國中大亂，王玄策機智逃脫，借得吐蕃精銳及泥婆羅騎兵、平息了戰亂((舊唐書)卷198(天竺傳))。 　　第三次出使是在公元657年，是奉命去印送佛袈裝。他的三次出使對溝通中印藏道交通、中國與南亞各國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當阿拉伯人勢力迅猛崛起、四處擴張的時候，西方的薩珊波斯和東羅馬帝國深感威脅，故而竭力通好大唐帝國，企圖引為對抗阿拉伯人的奧援。公元643午，拂菻(即拜占庭帝國)王波多力派遣使臣到長安謁見唐太宗，獻上赤玻璃等禮物。唐太宗曾回書問候，並回贈絲織品。 　　其實，見於我國史書上的這次拂菻使節來華，並不是以拜占庭皇帝的名義派來的。所謂拂菻王波多力，是當時教皇狄奧多羅斯。這是因為拜占庭的國勢已在阿拉伯人的壓迫下日漸衰弱，故而想用羅馬教皇的名義來中國通好，以求得中國皇帝的支持。　　此後，拜占庭出於同樣目的多次遣使訪華。唐朝始終待之以橙，卻未曾答應予以援助。拜占庭終於向阿拉伯人乞和，偏安一隅，苟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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