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婚才子郁達夫王映霞一見鍾情 數年後反目離婚

　　原題：《郁達夫往事：對王映霞一見鍾情數年後反目離婚》

　　1927年初，已婚才子作家郁達夫在上海偶遇杭州美女王映霞，從而對其瘋狂追求。王映霞在經過猶豫、困惑、煩惱，以及興奮和舉棋不定後，終於扛不住郁達夫苦心孤詣的追求，於1928年與之結為秦晉之好。但令人扼腕的是，這對在詩人柳亞子眼裡的「富春江上神仙侶」，數年後卻反目離婚，上海從此徒留下對這雙才子佳人愛恨情怨的悵然回憶。

　　尚賢坊一見鍾情

　　1927年1月14日，32歲的創造社作家郁達夫前往馬浪路（今馬當路）尚賢坊40號看望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及同鄉孫百剛，結果在孫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孫家的畢業於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時年18歲的王映霞，不由對其一見傾心，就此展開瘋狂追求。郁達夫在當天日記里寫道，是日到尚賢坊孫君家去，「在那裡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的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那天孫百剛對郁達夫的表現，也感到有點奇怪。比如，郁請吃飯為什麼一定要叫汽車？他打算請大家去什麼大飯店？再說即使坐汽車，大家一起出去，街口就是汽車行，為什麼一定要把車叫進來，弄得排場十足？尤其是孫還回想起，「在我的記憶中，我和達夫無論在東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白相、吃館子，也不知有多少次，但達夫似乎未曾有過那天那樣的興奮、豪爽、起勁、周到。譬如說：他向來是見陌生女人，常會露出局促不安的靦腆的樣子；可是今天掌華（孫百剛妻子）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會面的女人，他似乎很是熟絡。再譬如：達夫向來用錢，雖不是吝嗇，但處處地方不肯做『洋盤』，特意要表示出他是非常精明的內行，不願給人家刨去一點點的黃瓜皮。如對黃包車夫還價，在未坐上車之前，一兩個銅子他也要青筋鏨起和車夫爭論，寧願拉到後再加給他，而不樂意在事先吃虧的。然則今天先是坐汽車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飯，下午出來坐黃包車到『卡爾登』（即後來的長江劇場）看電影，無一次不是他搶著付錢。坐上黃包車，一絡大派，不講價錢。種種情形，在我看來，似乎都有點異常」。

　　看罷電影，孫一方面看郁意猶未盡，另一方面也想還還情，便提出去南京路逛逛，晚上由他做東去三馬路（今漢口路）上的「淘樂村」用晚餐。從「淘樂村」吃完出來，帶著六七分醉意的郁達夫坐上汽車後突然用日語對孫百剛說的一番話，使孫百剛一下子意識到，郁達夫已經狂熱地愛上了王映霞。當時郁用日語對孫說：「老孫，近來我寂寞得和一個人在沙漠中行路一樣，滿目黃沙，風塵蔽日，前無去路，後無歸程，只希望有一個奇蹟來臨，有一片綠洲出現。老孫，你看這奇蹟會來臨嗎？綠洲會出現嗎？請你告訴我！」帶著微醉用王映霞聽不懂的日語說出這番話，顯然郁達夫是在試探孫百剛的態度。但孫百剛只是巧妙地回了句，「你是在做小說嗎？」郁達夫說，「人生不就是一篇小說嗎？」也許是酒喝多了，車到尚賢坊，臨分別時，郁聲音打顫地說，「今天痛快極了，明天我再來看你們，再會再會！」

　　郁達夫果不食言，第二天下午，他在「卡爾登」出席了邵洵美與盛佩玉的婚禮後，於晚上以送還孫百剛放在他那裡的譯稿的名義到尚賢坊孫家，不僅得以與王映霞「再會再會」，而且把她約到四馬路（今福州路）「泰豐酒館」吃飯。郁當天日記記載：「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間頗殷勤，以後當每日去看她。」又云：「王映霞女士，為我斟酒斟茶，我今晚真快樂極了。我只希望這一回的事情能夠成功。」此後郁達夫除了頻頻給王映霞寫情書，更將自己為愛情燃燒的心境寫入日記，其纏綿悱惻、露骨率真、點點滴滴、盡皆托出。

　　而據王映霞自述，郁達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王映霞在《我與郁達夫》中回憶道，當時「彼此坐定後，我就和平時一樣去後面倒了一杯茶出來，先遞給了孫先生，然後再由孫先生遞給了這一位來客。剎那間想起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這樣一轉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們談話的內容來了。從什麼稿子，什麼書店這些詞句里，我又忽然回憶到學生時代曾看過一本小說叫《沉淪》的，這一本書的作者，似乎就是剛才孫先生給我介紹的郁達夫」。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達夫後，「便又留心著他們的談話，才聽出他是孫先生在日本讀書時的浙江同學，新從廣州來上海的……過了一會，我到隔壁房間里去了。不幾分鐘，聽見孫先生在招呼我，說郁先生邀我們一同出去吃午飯。我就很習慣地和他們同去了」。當時別說王映霞，就是孫百剛夫婦也沒有意識到，郁達夫這天心情這麼好，興緻這麼高，多半竟是沖著他一見鍾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後一連數天，郁達夫幾乎天天「再會」王映霞。17日，約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畢送王回尚賢坊；18日郁日記記載，去尚賢坊訪王映霞，王不在，郁等了約半小時，「方見她回來，醉態可愛，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語，即別去」。19日，郁晚飯後又去尚賢坊，邀王映霞她們外出看電影。看罷電影，又去吃夜宵。

神仙眷侶的甜蜜生活

　　郁達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過得雖不寬裕，但卻愜意。王映霞後來在《半生雜憶》中寫道：「從此，我和郁達夫總算正式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裡租來的，因為這時我們的經濟能力，無法購買這些東西。我們沒有裝電燈。三餐吃的，都在我母親家裡，好在住處相距只有幾步路較為方便。」囿於當時的政治因素，郁達夫和王映霞住在嘉禾里的地址沒有向朋友們公開，信件均由書局轉。當時王映霞已懷孕，她寫道：「既無親友的來擾，我們又很少出外去看親友。在屋子裡坐得氣悶時，也就踱到附近的幾條人行道上閑步，談著過去，談到未來，再談及這尚未出生的小生命。飽嘗了歡樂的兩顆心，覺得已經再也說不出什麼別的願望了。在散步散得有點疲倦的時候，我們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樓上。太陽成了我們的時鐘，氣候算作我們的寒暑表。在這十里洋場的一角，是很少能夠有人體會得出我們當時的滿足的。」郁達夫一度患上傷寒，後轉黃疸。其間王映霞經常做營養食物給他調理，使郁得以儘快康復。郁的生活也上正常軌道，北新書局給他出的全集先後發行，拿到不少版稅。加上平時再寫些作品，也有稿費收入。經濟有了起色，小日子過得越加有滋有味。後來親朋好友知道這些，也很為他們高興。郁飛、郁雲出生後，孫百剛曾去嘉禾里看望過他們，王映霞還特地去買了菜，留孫百剛吃飯，孫也真切地感受了他們的甜蜜生活，並為他們祝福。

　　需要指出的是，《日記九種》不儘是繾綣纏綿的喁喁低語，同時也有郁達夫作為進步作家對時局所表白的立場和發出的聲音。郁達夫從廣州來到上海僅三個月，就迎來上海工人為配合北伐軍進佔上海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並取得勝利。但當他察覺這一革命成果有被異己者篡奪的危險時，即在這「方向轉換的途中」寫出政論《在方向轉換的途中》，發表於《洪水》半月刊。指出當前的革命已處於「一個危險過程中」，要大家警惕那些從革命隊伍中產生出來的新軍閥、新官僚和新資產階級。他的一系列政治觀點鮮明的文章的發表，也為他的人身安全帶來威脅，但他並不動搖。尤其是1927年10月初，老友魯迅也從廣州來到上海，郁達夫更是喜出望外，從此他更是堅定地與魯迅站在同一條戰線。他和魯迅聯合創辦的《奔流》月刊，對當時的中國文學界鼓舞很大。閱此一時期的《魯迅日記》，不時可見郁達夫或一人或偕王映霞訪魯迅的記載。遺憾的是，郁達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待的時間並不長，他們於1933年4月25日舉家離開上海回了杭州。關於遷居原因曾有多種說法，但為生活計多無疑義。王映霞曾這樣表白：「一九三一年以來，我心理上幻滅得厲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對於許多事物，也都發生不出興趣。有時想到樹高千丈，總要落葉歸根，很希望有一個開支節省的安定的去處。達夫他亦流露出這個意思。」又說，「我們都認為唯一符合我們生活上經濟上願望上的去處是坐四小時火車即能到達的杭州。在從不關心政治的我的胸懷裡，還認為杭州是我想像中的最好去處，可以作我的終老之鄉」。

　　遷居後的郁達夫的心情似乎並不如王映霞達觀。在由上海遷居杭州的第一夜，郁達夫失眠了，於是他乾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魯迅與許廣平的《兩地書》看起來。這一看，頓時讓郁達夫精神煥然，他「從夜半讀到天明，將這《兩地書》讀完之後，神經覺得愈興奮了」，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卻在上海。上海不僅有他與魯迅等人的戰鬥足跡，更有他對王映霞一見傾心後，就此留下的美好時光。他內心是否有預感，上海留給他的甜蜜歲月一去不復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裡了。

　　郁達夫、王映霞的此後的情感里程，最後果然出現了誰也不願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倆以一則「離婚啟事」宣告了12年情緣的結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筆抗日的鬥士郁達夫在南洋被日本憲兵隊殺害。王映霞後來則以耄耊之年，在杭州「葉落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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