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文化與政治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一個具有詭論意味的現象：一方面很多人因為對政府甚至政治的整體失望，轉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層變革；另一方面，學生運動又使前此大受青睞的"個人"開始淡出，思想和行動都轉而朝著強調群體的方向發展，不少知識精英關注的重心開始由文化向政治轉移。到五卅運動之後，此前處於競爭中的各傾向基本有了結果：群體壓倒了個人，政治壓倒了文化，行動壓倒了言論，可以說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這其間文化與政治的關聯互動，應結合起來考察分析。

聞一多在1923年曾說出一段很像狄更斯《雙城記》里的話:"二十世紀是個悲哀與奮興底世紀。二十世紀是黑暗的世界，但這黑暗是先導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紀是死的世界，但這死是預言更生的死。這樣便是二十世紀，尤其是二十世紀底中國。" 對身處中國的讀書人來說，20世紀是一個充滿矛盾和緊張的世紀，許多人正是在各式各樣的希望和失望伴隨下蹣跚前行，與時俱往；還有人帶著類似的經驗走過了那一世紀，又走進了新的世紀。

在20世紀之中，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的十餘年，又是一個激變的時代，那時的世局幾乎可以說是年年翻新，一年一個樣。其間的五四學生運動確有些像是一個分水嶺，將此前和此後的時代潮流大致區隔。時在中國的杜威描述進行中的五四運動說:"我們正目睹一個民族/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而出生總是艱難的。"

這大概是那時比較"親中國"的在華外人的共識，據當年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的回憶，法國公使在五四運動之後即說，"我們正面臨著一種前所未有的、最令人驚異的重要現象，即中國為積極行動而形成了一種全國性的輿論"。芮恩施自己也認為，"中國人民從巴黎決議的不幸中產生出一種令人鼓舞的民族覺醒，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動而結合成一個整體"Paul S. Reinsch， 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22， p. 373. 徐中約顯然同意杜威等的看法，他以為五四運動標誌著作為一種"新力量"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出現"。Immanuel C.Y. Hsu，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2n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05.

他們的言論中隱含著中國此前尚非一個"民族/國家"的意思，這且不論；但這些觀察者都看出中國正在發生一個帶根本性的變化，卻大致不差。

在差不多同時，北大學生傅斯年遠不如這些外國人那麼樂觀，在他看來，中國當時不僅有嚴重的城鄉疏離，且"大城市的一般社會"也以"互不接觸"為特徵；"職業一有不同，生活上便生差異，思想上必不齊一。在一個大城裡，異樣的社會，很少社交的關係。至於聯合起來，而營社會的共同生活，造出一個團結的組織，又就著這組織活動去，更是談不到的"。但傅斯年也從五四運動看到了希望，斷言"從五月四日以後，中國算有了"社會"了"。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約1919)，台北中研院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承王汎森所長惠允使用(此文早期整理稿曾刊發於《中國文化》第14期，196-201頁，有缺漏)。

基本上，"五四"後出現一個具有詭論意味的現象：一方面很多人因為對政府甚至政治的整體失望，而如梁啟超所說"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進而探索"文化"方面的深層變革；另一方面，學生運動又使前此大受青睞的"個人"開始淡出，思想和行動都轉而朝著強調群體的方向發展，不少知識精英關注的重心開始由文化向政治轉移，並在新的意義上"再發現"了坐而言不如起而行的舊說。馮友蘭當時區分新學生與舊學生的標準頗能體現這類傾向，他認為"新學生之生活為群眾的，舊學生之生活為單獨的"；且"新學生注重實際，舊學生注重空談"。馮友蘭:《新學生與舊學生》(1918年9月)，《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卷，621-62頁。並參見羅志田《走向"行動的時代":"問題與主義"爭論後的一個傾向》，《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1期。

這其間一個顯著傾向是"社會"的改造一度大受關注，梁啟超總結的近代士人"覺悟"由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階段性演變常為人引用，參見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9》，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43-45頁。而傅斯年則認為"社會"是文化之後更進一步的發展階段。他在1919年說:"中國人從發明世界以後，這覺悟是一串的：第一層是國力的覺悟；第二層是政治的覺悟；現在是文化的覺悟，將來是社會的覺悟。"本段與下段，傅斯年:《時代與曙光與危機》(約1919)。傅氏心目中的"社會"有其特定的含義參見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會"論》，《中國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在這四層遞進演變中，前兩層和後兩層又相對接近，多少體現出梁啟超所說的"社會文化是整套的"，也分享著一些時人對政治的排拒。

傅斯年明言:"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會，都不免有幾分專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會的培養促進政治，才算有徹底的覺悟了。"可知其所認知的"政治"與"社會"有著上下的對應關係，且隱約可見今人喜歡掛在口上的"國家"之身影。前人之"國家"觀較嚴，梁啟超在清季便曾區分朝廷與國家，而民初人也常欲區分政府與國家；而今人則放得甚寬，鄉村中包攬稅收者頗近往昔之夫役，也多被視為"國家"的代表。鄭振鐸等人那時組織了一個"社會實進會"，要"向著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國的舊社會"。他們也強調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數中下級的平民的生活、思想、習俗改造起來"。

"德莫克拉西"一語點出了這類"自下而上"變革觀的西來淵源，此實濫觴於清季。熊十力後來回憶說，他少時讀嚴復所譯《群學肄言》，曾引發"一個重大的感想"，即"感覺中西政治思想根本不同"：中國自古以來"論治，通同是主張"自上而下"的"；而《群學肄言》表現的"西人言治，是"自下而上"的"。他當初"極端贊成西洋的思想"，所以曾參與革命。辛亥後發現革命黨"新官僚氣味重得駭人"，比袁世凱也強不了多少；"一時輿論都感覺革命只是換招牌"，於是退而獨善其身。到"九一八"之後，眼看"一天大亂一天，極於今而有亡國滅種之懼"，終"感到中國自上而下的主張確有其不可顛撲的真理"。

這樣的"後見之明"不一定為多數人所分享，但類似的反省心態可能是"九一八"之後相當一些尊西趨新的知識精英開始鼓吹"獨裁"的心理基礎，與稍後的"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文化"一類爭論大致同屬一個"時代"，那是後話了。至少在"五四"到北伐期間，"自下而上"的社會變革觀還是更佔上風。不過，對相當一些人而言，"社會改造"之所以受到青睞或許恰因"社會"帶有調和或綜合政治和文化兩趨向的意味，它既不那麼政治化，又比文化和思想更具體實在，同時還常能包容個人與群體兩方面。時人的相關思考可參見吳康《從思想改造到社會改造》(1921年1月)，《新潮》第3卷第1號(1921年10月)，上海書店，1986年影印本，25-52頁。

胡適後來說，中國現代思想的分期約以1923年為界分成兩段，前一段多"側重個人的解放"，後一段則屬於反個人主義的"集團主義時期"。若仔細考察，重群體的傾向在"五四"當年已開始興起，或可將1919-1925年間看作兩種傾向並存而競爭的時期，即瞿秋白所說的"新文化思想"與鼓吹社會主義、研究勞動社會問題兩造的"混流並進"；雖然是並存並進，畢竟"集體"漸佔上風，到"五卅"後，"個人"基本喪失競爭力，終不得不讓位於"集團主義"。參見魯萍《"德先生"和"賽先生"之外的關懷--從"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運動時期道德革命的走向》，《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北伐的突飛猛進，多少也藉此思想的東風。關於北伐，可參閱羅志田《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新史學》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在個人與集體混流並進的同時，側重文化和政治的兩種傾向也在衝突競爭中互動。老革命黨張繼在"五四"前夕給《新潮》雜誌寫信說，民國代清後，"中國的國門，只換了一塊招牌，思想風俗一切全沒有改"。依據"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章"的見解，中國政體雖變，"戲劇文學仍照滿清帝政時代的樣子"，可知其"思想仍是歷史傳來的家庭個人主義"；而"風俗如婚宴喪祭，與非洲的土人相去不遠"。這樣的思想風俗難以產出"共和政治"，故他認為，《新潮》諸君"主張廣義的文學革命，即是思想革命，真是救中國的根本方法"；只要得著"多數有知識的人贊成，我們這個民國的招牌可望保的住"。

《新潮》社的羅家倫在"五四"後幾個月覆信說，他"極力贊同"張繼的見解，並"認定中國現在政治社會的不良，就是人民的思想不曾變換"。他以為，袁世凱等也是"中國的社會害他們的"；若其生在美國，而"中國的人民有美國的人民那種覺悟"，或不敢有做皇帝的夢。如果"大家的思想不從速受過一番革命的洗禮，則正如先生所謂，"民國的招牌"是保不穩的"。羅家倫申論張繼的見解說:"文學革命不過是我們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們的目的。"

類似見解那時為不少人分享，新文化運動之外的梁濟和徐世昌都表示過類似的主張。希望以殉清而警醒世人的梁濟提出"救亡之策，必以正心為先"；總統徐世昌也認為，對不良政治的"箴救之道，首在轉移風氣，使國中聰明才智之士，從事於社會經濟實業教育，以挽此政爭狂熱之潮流"。兩人的思慮相通，他們都同意政治上治亂的源頭在思想社會，也當從思想社會著手解決。參見羅志田《六個月樂觀的幻滅："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態與政治》，《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這也是羅家倫那段時間的一貫思想，他特彆強調，"思想不革命，行為是不能革命的"；為保持行為的革命性，更需要思想方面的努力。蓋""五四""六三"的結果，只是把全國的人弄"動"了"。由於"動的影響"，群眾運動的主體"群眾"本身已感覺到"知識的饑荒"，要"趕快接濟他們知識的糧草"。重要的是，"中國的存亡"可能"正在這一"動""，如果知識的糧草"接濟得好，這一動就成了永久的活動；接濟得不好，這一動就成了暫時的衝動"。羅家倫致張東蓀，1919年9月30日，《時事新報》，1919年10月4日，第3張第4版。按原信未署年月，此據報紙時間及信中說"現在大學已開學"推斷。

羅氏對五四運動帶來的轉折有切身感受:"五四以前，我們受了多少壓迫，經了多少苦戰，僅得保持不敗，已經覺得是很危險的；五四以後，形勢大變，只聽得這處也談新思潮，那處也談新思潮，這處也看見新出版品，那處也看見新出版品。"不過，"對於這種蓬蓬勃勃的氣象"不能太樂觀，中國在世界學術界的"失語"現象是明顯的。故"中國的社會固然是毀壞學者"，那種"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的學生運動，"也是同一樣的毀壞學者"。學生們應據性之所近有所"分工"，一些人不妨繼續街頭行動，另一些人則可轉而側重於"文化運動"。

這樣，在傅斯年、羅家倫等學生輩則選擇了出國留學之路的同時，一些老師輩反逐漸關注政治，胡適就是其中之一。這兩種傾向都有時人感到失望：楊鴻烈對那些"了解文化運動真意義的人大多數出外留學，這樣就丟下了他們未竟的工作"很為不滿；孫伏園則認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大多數沒有知識的人，決不能產生什麼好政治"。他強調，"胡適之"三字的可貴，"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與從前許多革新家不同"，並希望把"已被政治史奪去了的"胡適"替文化史爭回來"。孫函收入胡適:《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適文集》，歐陽哲生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冊，361-362頁。

從新文化運動初期讀書人不議政不為官的普遍主張，到1922-1923年好人政治和好人政府觀念的提出，是民初思想界的一大轉折；兩者幾乎完全背道而馳，而胡適等知識精英兩次都是倡導和參與者。對胡適而言，除了社會政治大背景的轉變，也有一些個人的推動因素。在1921年夏秋，從他的老師杜威到美國名記者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以及訪華的美國社會學會會長狄雷(James Q. Dealey)，都共同責備中國讀書人沒有盡到知識分子應盡的"社會良心"之責，終使胡適產生了同感。所以，針對孫伏園的質疑，胡適解之以"沒有不在政治史上發生影響的文化"，也不應"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

但精英取向的"好人政治"不久即宣告失敗，此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傳統觀念可見明顯的復興(這對反傳統的五四人實具諷刺意味)。對許多邊緣知識青年來說，天下要擔負在他們肩上是個非常直接的感覺。不僅學生輩的王光祈宣布:"世界的新潮流已經崩山倒海的來了，要想適應這新潮流，自然是全靠我們青年；"老師輩的北大教授陳啟修在1923年北京學生聯合會的"五四紀念會"上演說，也主張打倒軍閥和國民外交"這種政治事業，在中國全靠學生來擔任"。《北京之五四紀念會》，《教育雜誌》第15卷第5號(1923年5月20日)，台北商務印書館，1975年影印，21693頁(原雜誌每期未統一編頁)。

到五卅運動之後，此前處於競爭中的各傾向基本有了結果：群體壓倒了個人，政治壓倒了文化，行動壓倒了言論，可以說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西來的"到民間去"的口號在"五四"前後已開始在中國傳播，此時有了更明確而直接的意蘊，國共兩黨的工農運動以及"村治"派的出現等都可視為這一大趨勢的不同側面。更直接的政治變動，當然是國民黨領導的北伐戰爭。所以，國民革命不僅有其自同盟會以來的內在思想理路，也呼應著民初思想社會的演變。

在前引聞一多的同一文中，他也說到"二十世紀是個動的世紀"。二十多年後，朱自清描述當時的社會說:"這是一個動亂時代。一切都在搖蕩不定之中，一切都在隨時變化之中。"這話大體適用於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這一激變時代，不過兩個時段還是有著較大的差異：在連年征戰之後的40年代後半段，"動亂"確已深入老百姓社會生活的基層；而在北伐特別是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前，因為長期沒有較大規模的戰爭發生，"搖蕩不定"的特徵更多體現在相對上層的思想文化和政治，那時讀書人眼中的"民不聊生"，其實頗具構建的成分。

然而即使對這樣的"動亂"，讀書人的反應也很主動。聞一多便說:"二十世紀是個反抗的世紀。"自由"底伸張給了我們一個對待威權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現代文明底一個特色了。"聞先生說這話是在1923年，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真正厲害的"革命流血"還沒開始，他的表述或更多是"預言"而已。不過，因嚮往自由而反抗威權乃是當時讀書人的基本心態，儘管他們認知中的"自由"和"威權"都不免帶有幾分想像的色彩。而一步步走向"革命流血"也的確是北伐前的時代特徵。

從新文化運動到北伐這一時段里各種思想觀念、行為取向和政治勢力之間的競爭，既包括文化和政治領域裡的權勢和控制之爭，也涵蓋士人為尋求中國出路和解決中國問題的上下求索。這些因素在競爭中的相互作用，特別是文化與政治的關聯互動程度，遠超過我們已有的認識，還應結合起來進一步考察分析。

自清季中國新史學提倡"民史"以來，以"君史"為表徵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識層面曾被拒斥。梁啟超在1922年提出，當時中學國史教科書及教授法的主要缺點，是其內容"全屬政治史性質"，而將"社會及文化事項"視為附庸。其實，不僅"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根本是"舊式的政治史專註重朝代興亡及戰爭，並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他明確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議，擬將全部中國史縱斷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及經濟、文化。其中後兩部的篇幅佔全書之半，而政治僅占約六分之一。

這裡的"文化"本身兼有廣狹兩義，狹義的文化即作為六部類之一但又佔據較多篇幅的文化史；但還有一種廣義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後者是一些時人的共識，胡適在大約同時也提出一種"專史式的"整理國故方式，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進而將系統的"中國文化史"具體分為十種專史，其中就包括經濟史、政治史和國際交通史。

梁啟超把"現行教科書中所述朝代興亡事項"全部納入"年代之部"中，由於"一姓之篡奪興仆，以今世史眼觀之，殆可謂全無關係"，故這一部分"所佔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從今日眼光看這應算是"政治史"。他另外還為政治史留了一點餘地，即在其設計的佔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里，"專記述中華民族之成立及擴大，其異族之侵入及同化，實即本族擴大之一階段也，故應稍為詳敘；而彼我交涉之跡，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本段與下段，梁啟超:《中學國史教本改造案並目錄》，《飲冰室合集·文集之38》，27頁。民族間的人我關係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跡"，確為不論哪種意義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項特別重要的內容，其所佔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學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傾向的影響。章太炎1924年指出當時史學的五項弊端之中，就有一項是"審邊塞而遺內治"，說詳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在已經縮微的政治部分里，梁啟超主張"對於一時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皆從略"；而"專紀政制變遷之各大節目，令學生於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這雖是針對中學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顯的道德考慮(即淡化傳統政治中"機詐黑暗"的成分)，然矯枉過正的傾向性仍太強。試想一部全無"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的中國政治史，的確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恐怕難以達到梁氏希望使學生產生興趣的目的。把上述內容加起來，政治史在整體史學中所佔的比重也低於四分之一，的確是面目一新的通史。

不過，20世紀中國新史學的"民史"傾向是說得多做得少，在相當長的時期里，包括近代史在內的中國史仍以政治史(逐漸包括經濟史)見長。只是到了近一二十年，關於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史學論著開始減少，而以思想、社會和學術為主的專門史逐漸興起。這裡既有學者的自覺努力(即有意彌補過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學術發展的影響，可能還隱伏著傳統的某種再現。思想史和社會史在今日西方均已呈衰落之勢(關於社會史可參見周錫瑞《把社會、經濟、政治放回二十世紀中國史》，《中國學術》第1輯，2000年春)，而學術史似從未成為西方史學的重要門類，故學術史在中國興起的動因恐怕更多要從內部尋找，且不排除其體現著對民國代清以後經學被擯棄的某種反動，雖然未必是有意識的。

在政治史幾乎成為史學"普通話"的年代，各專門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層面多少帶點"草間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風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摻和著一些專門史的"方言"風味，多把政治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大框架中進行論證分析。我以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蓋任何"新"領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學者對一些滑向邊緣的既存領域產生新的認識；部分因為葛蘭西的影響，權力意識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在性別、族群等新興專門史中尤其明顯)，這些專史所提供的新權勢關係很可能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觀念，從而導致政治史這一過去積累豐厚的領域之"復興"。

其實近年政治、外交等專史的淡出多少也因為一些學人的邊界和門戶意識太強，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說倒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會、思想、學術等與政治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聯。尤其中國士人重視政治的傳統在近代不僅沒有減弱，甚至有所增強：從頭髮到腳的身體處理一直未曾離開政治的青睞，常呈現出泛政治化的傾向；就連"讀經"和講授"國學"這類看似"迂遠"之事也每次"出現"都受到相當廣泛的社會關注，引起許多爭辯，往往牽連到國家民族的發展走向等重大問題。可知近代中國能"脫離政治"的課題其實不多，若沒有堅實的政治史基礎，治其他專史也很難深入。

不論史學各子學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邊界明晰的學科認同原非治史的先決條件，各科的"邊界"多是人為造成並被人為強化的。史學本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學科，治史取徑尤其應該趨向多元；最好還是不必畫地為牢，株守各專史的藩籬。《淮南子·氾論訓》所說的"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一語，最能揭示思路和視角"定於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開放視野可能帶來的收穫。梁啟超和胡適當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設想雖未免有些矯枉過正，至少也提示了一種結合文化視角考察分析政治的取向。

文章轉載自《社會科學研究》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