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體批評

　　孫郁　　古人點評作品，多是三言兩語，說到本然便悄然收筆，不願多寫。金聖嘆批才子古文，都是形象的感悟，吉光片羽中，似乎已把內涵托出。我讀脂硯齋點評《石頭記》的文字，亦覺其間的妙處。批評者隨著文本的起伏而動情感意，嘆息曹雪芹的驚人之筆，有假里見真的本領，成了了解曹雪芹文字的嚮導。近讀馮其庸《瓜飯樓重校評批<紅樓夢>》，延續的是金聖嘆、脂硯齋的傳統。不過馮先生似乎不滿意古人點評的格式，覺得文體略顯拘謹，索性在每個章節後，附一篇短小的筆記小品，玩味著本章要義。或在文本里索弦外之音，或演繹明清思想之爭，把文學與學術間的關係勾勒出來。這樣的校評，深得文章學的要義，現在的學者，多沒有類似的本領了。　　但馮先生的筆記體批評，終覺得有些老氣，好像是古人的樣子，現代人的東西略稀。就筆記體批評而言，錢鍾書的實驗，倒顯得比同代人高明了許多。他的文章之道，如今思之，依然可以暗示一些什麼。　　錢鍾書對文學的理解是碎片式的。猶如筆記，隨感的調子，流溢著對古文的會心之語。這些集中表現在《談藝錄》里。　　他借著古人的詩文談論對當下文化的看法，下筆苛刻，看似譏笑前人，實則是對當代文化的回應。又能中外對比，不是陷在所談的文本里。在他那裡，不都是就文學談文學，而是把史學、藝術和詩文放在一起言之。還原了歷史語境，又糾正了諸多誤判。　　錢鍾書談詩歌的時候，沒有體系，感悟者居多。他嘲笑體系，對那些自以為宏大敘事的學術研究，說了諸多譏諷的話。他在看似簡單的文字里，常常悟出哲思，且將其與別類的文字放在一起，形成一種審美的景觀，那些破碎的、不相關的存在便獲得一種生命的感覺。　　從《談藝錄》看出，作者的胸懷廣大。引言之中就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他從東西方詩文對話里，闡發幽思，體味神理，多驚人之語。因閱詩無數，故能知得失，解短長，通古今。文字之中，才華畢現。　　書中所談詩人甚多，林林總總之間，奇意迭出。講唐宋文人，得妙句之餘，點出其中原委。回望明清詩作，判語亦多得當。他敘述唐宋文學的時候，不以一般的時論為調，明中見暗，暗裡通明，是辨證的看法：「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為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從唐宋以迄明清，詩歌的傳統漸變，也有新生。講到晚明的詩人云：「當時三遺老篇什，亭林詩乃唐體之佳者，船山詩乃唐體之下劣者，棃洲詩乃宋體之下劣者。然顧、王不過沿襲明人風格，獨棃洲欲另闢途徑，殊為豪傑之士也。」　　比如神韻之說，古人所言甚多，未嘗沒有道理。但錢氏則警惕把其普遍化，認為審美的路徑是多樣的。「古之談藝者，所標舉者皆是也；以為舍所標舉外，詩無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體，則是者為非矣。」按照作者的觀點，詩人與學人，樣式多元，彼此路徑不通者眾。　　在談及李長吉的時候，會心之語頗多，而亦不忘其短處。李長吉寫淚語鬼聲，語態絕矣，但不知道世俗存在亦可入詩，大概也是其短處。「牛鬼蛇神，所以破常也；代詞尖新，所以文淺也。」文學走險境者，不過「奇才」。「亦所以非大才」。言及竟陵派時，則指出「鍾譚輩自作詩，多不能成語，才情詞氣，蓋遠在公安三袁之下」。作者的理由是，捨本逐末，多遺憾之處。　　錢鍾書讀書很廣，難免給人自視甚高的感覺。他對白話文的領袖一直頗有微詞，以為把文學的描述簡單化了。比如周作人《新文學的源流》里的「載道」與「言志」說，錢氏就不以為然，發現對古文的「文」的理解有誤，非文學之文也。他批評胡適的白話文學史觀，也連帶出自己的文學史意識，不相信流行的邏輯描述。　　新文學發生之後，理論與實踐都在影響著文化生態。但錢鍾書是這個運動的旁觀者。他不去主動迎合時代，但自己在旁邊獨自發聲。他和任何文學運動都沒有關係，也與流派沒有關係。獨吟獨唱，笑傲江湖，成了一個外來之客。　　《寫在人生邊上》是早期的一本隨筆集，其才華與智慧在此昭顯無餘。作者自認是邊緣人，說的也是邊緣語。試圖對日常生活與文人思想進行一種說明。他談論飲食、快樂、文盲、文人，不是紳士的口吻，倒有點嘲笑和幽默的味道。借著古今的語錄，譏諷當世的價值、偏好，解析里也顛覆了日常的感覺。他在北京上學，卻不喜歡京派，那些以自娛為目的的文字不覺有趣。和魯迅一樣，他專愛談論人的認知的悖論。比如有人大談幽默，他在《說笑》一文則說：「提倡幽默作為一個口號，一種標準，正是缺乏幽默的舉動；這不是幽默，這是一本正經的宣傳幽默，板了面孔的勸笑。」在《論快樂》里，他說：「永遠快樂這句話，不但渺茫得不能實現，並且荒謬得不能成立」。他認為人間的本質是大苦，快樂不過一個幻影：　　快樂在人生里，好比引誘小孩子吃藥的方糖，更像跑狗場里引誘賽跑的電兔子。幾分鐘或幾天的快樂賺我們活了一世，忍受著許多痛苦。我們希望它來，希望它留，希望它再來——這三句話概括了整個人類努力的歷史。　　錢鍾書的結論是，「矛盾是智慧的代價」。　　在許多文章里，他對流行於文壇的人與事發表自己的看法。在所有的那些字正腔圓的文人的獨白里，他都看到了不得圓通之處，又能夠以學理的方式對其短板進行反詰。其間也不乏對激進作家的質疑，想起來也不無深刻之處。「義正詞嚴的叫喊，有時是文學創造力衰退的掩飾，有時是對人生絕望的惱怒，有時是改變職業的試探，有時是中年人看見旁人還是少年的忌妒。」他於是認為「不配教訓人的人最易教訓人；愈是假道學愈該攻擊假道學」。在錢鍾書眼裡，世界充滿了騙局，研究文學的人，許多是文盲。「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從根本來說，錢氏是不喜歡文人的，雖然自己也是其中一員。但他最看不上的還是學者，在他眼裡，學者可笑的地方更多，那些貌似專深的言論，更可能是遠離真理的謬誤。　　民國期間的錢鍾書，名氣還沒有起來，但在圈子裡頗被看重。他的《圍城》出筆不凡，只是後來被夏志清看中，寫到文學史里，才大紅起來。其實，他最好的作品是筆記體批評。這在晚年《管錐編》里體現出來，大放光彩於「文革」後期，那已經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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