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學翻譯名家范希衡

07-28

「與一切時代都同時」

袁筱一

這兩年，有不少新發現在不斷地重塑法國文學在中國的翻譯史。早一些有旅居法國的張英倫教授的　《敬隱漁傳》，讓我們得以了解這位最早將魯迅介紹到西方世界，同時也是最早翻譯羅曼·羅蘭的翻譯家。敬隱漁的悲劇發生在外國文學翻譯史最輝煌的開篇時刻，既是個人的，卻也是國家的。

而2016年又有　《梁宗岱譯集》　的出版。梁宗岱總比敬隱漁要幸運一些，同樣命途多舛，畢竟較長的一生時間裡，他還算是有足夠的時間風流倜儻，笑傲江湖，培養學生，甚或在「文革」之後「棄文從醫」，為他傳奇的一生再度添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敬隱漁、梁宗岱和法國文學翻譯界已得到公認的巨擘傅雷差不多可以算是同一代，甚至是同一類的譯者，都生於二十世紀最初的一個十年，年輕時代旅歐遊學，卻並不以學習的完整性與系統性為最終的目的，而散漫地停留在所謂「文人」的傳統里，與任何一種社會制度都較難融合，因為以他們全面繼承的浪漫主義價值，生長於任何一種社會制度之內，都免不了會產生批判、對更好的社會的嚮往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激烈抗爭。他們在外語以及外國文化的習得上與中國的新文化、新語言的生成是一體的，他們的命運又以不同的方式沉澱了時代特有的悲劇性和傳奇性。

然而在法國文學的翻譯史上，同樣的一代人，同樣被時代動蕩的洪流裹挾，其實還存在著另一類譯者:他們比較早地融入了中國的現代學術體制，並且成為行進到世紀中葉，新中國從世紀初接受過來的第一批文化和教育的遺贈。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他們同樣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但是他們更多的是保持沉默，在文學翻譯絢麗開篇之後逐漸墜入的低潮中，盡自己的能力———即便是自己的能力，也還要看機遇———做一點翻譯和研究的事情。

只是文學與科學其實是一樣的，也許經不起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耽擱。一百多年前，文學翻譯開始的時候，即便有著各種在流通上的物質限制，翻譯與研究，竟然不可思議地與其發現、翻譯的西方文學差不多是同步的。而耽擱了一陣子，因為翻譯和外國文學研究的特殊使命，卻會在這個詭異的時代突然間失去價值。如果再缺乏風流逸事或者極端悲劇的事件，不能成為這個時代開啟真正閱讀並不可少的輕閱讀的因素，真的就會被遺忘。如果拿法國文學界來說事，這的確是諸如吳達元、郭麟閣、羅大岡等等令人嗟嘆的宿命。

這一干人中，還有今天的法語文學翻譯和研究界更不熟悉的范希衡。

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和范希衡先生「打交道」，是在馬振騁先生家。當時他拿了一疊范先生譯的　《聖勃夫文學批評文選》　手稿的複印件。馬先生五十年代在南京大學求學，得范先生真傳，所以范先生的後人找到他，給他看了　《聖勃夫文學批評文學》　的譯稿。如此的轉圜，或許仍然不出上述「不太應該的宿命」的範圍。我當時也是鬼使神差地要了這疊手稿，想要回家細讀。促成這一念頭的原因很雜，主要應該是當時在做中國的法國文學研究史，腦子裡塞滿了此前並不熟悉的許多名字，和在五六十年代，這許多並不很熟悉的名字寫的文章。

說來也巧，在當時我總負其成的《法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程》　的項目書稿里，建國前的部分，是同在范先生求學並且獲得雙博士學位的魯汶大學做過訪問學者的蔣向艷撰寫的。她對范先生有一段簡單介紹:

范希衡是通過庚子賠款赴歐洲留學的一員，於1929年赴比利時魯汶大學留學。1932年，范希衡獲得了魯汶大學拉丁語系語言學博士學位和以最優等通過博士論文的拉丁語系文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十五萬字的《伏爾泰和紀君祥———<中國孤兒>　研究》。這是中法文學關係研究領域關於伏爾泰的改編劇　《中國孤兒》　研究的第一篇法文博士論文，是比較文學中法文學關係研究的名篇。

《聖勃夫文學批評文選》　尚未出版，我卻因為學術史研究的關係記住了范希衡先生的名字，知道他除了研究外，也做翻譯，翻譯過凡爾納，還有盧梭。其實范先生和他的同時代人一樣，又或囿於時代條件，總體上來說是翻譯多於研究的著述，因而在學術史上能占的份額有限。而譯稿的複印件拿回家以後，因為並不完整，我也沒有理出個所以然來，終未能說服哪個出版社將這洋洋一百多萬字付梓。這件事在我不能說沒有遺憾，因為讀范先生的譯文，即便不多加思忖，也還是要禁不住有些驚訝。從新漢語生成時期過來的這一代譯者，文筆多能將艷麗和簡潔、理性與激情奇怪地融合在一起，所有的時代印記竟然都是美好的，生動的，完全能夠接受的，並沒有一丁點兒的稚拙和過時。我完全不懷疑，生於一個世紀之前的譯家們，無論他們是否寫作，骨子裡都是一個詩人，或者小說家，倘若不翻譯別人，一定會成為被別人翻譯的人。

沒有完成馬先生的囑託，其實還有一個極為關鍵的原因。距離范先生翻譯聖勃夫又過去了半個多世紀，而接下來轟轟烈烈的現代文學批評里，聖勃夫託了普魯斯特的「福」，一直是作為反面教材存在的。我多少也受「作者已死」的口號蠱惑，一直沉浸在現代文本的「客觀性」里不能自拔。雖然有時候禁不住要對作者這樣那樣的八卦好奇，但始終警告自己那不是正道。羅蘭·巴特都已然是過去時，半個多世紀以前譯的聖勃夫還有價值嗎?

虧得總還有眼光好的人。一個月前，幸得從未謀面的、范希衡先生的公子范琅先生的囑託，南京大學出版社轉來他們為紀念范希衡先生誕生110周年出版的　《聖勃夫文學批評文學》。讓我有機會讀到真正的聖勃夫———而不是作為現代批評「活靶子」的聖勃夫，還有范希衡。

聖勃夫得到二十世紀批評家的抨擊，無非因為他的批評中，作者本身是絕對的中心，批評家的主觀定性評價遠遠多於文本所能提供的定量例證，可以想見在今天會是怎樣一種境遇。例如他說孟德斯鳩「雄健，遒勁，警策」，伏爾泰「活潑，清晰，迅疾，自然流出，彷彿與泉源近在咫尺」，又例如他評價盧梭，每一個句子里幾乎都有形容詞:「……在我們的文學裡，對家庭生活的感覺也是由他開始的，這種生活是布爾喬亞的，貧窮的，寧靜的，親切的，裡面蘊積著那麼多美德和溫情的寶藏……」顯然，他和慎下結論，讓人無法捉摸的現代文學批評者不同，他有著鮮明的批評者的好惡，並不用生澀的文筆加以遮掩。他喜歡盧梭，他說讀盧梭好似「突然感覺到從阿爾卑斯山那邊吹到了這一陣陣清爽的好山風，來把那種極高雅而又極枯槁的文學吹得蘇醒過來。」他也毫不猶豫地認為巴爾扎克已經窮盡了現實主義的可能———非常不幸的是，他似乎有點說中了:「他　(巴爾扎克)這一死，也許正是時候可以宣布說，這種文學已經提供了它的學　(流)　派，完成了它的時代了;它已經貢獻出了它的最雄健的，幾乎是巨靈式的文才;不管是好是壞，我們今天可以相信它的主要的汁液已經耗盡了」。

在聖勃夫的批評文選里，他幾乎完整勾勒了自龍沙以來的龐大作家群體，從啟蒙，到古典，直至他與之並肩戰鬥、後來又保留了一定距離的浪漫主義，當然還有脫胎於浪漫主義的現實主義。我是在讀完了這本聖勃夫之後，完全理解到為什麼在六十年代，周揚和戈寶權獨獨挑了這部聖勃夫的批評文集，又獨獨挑了已身陷囹圄的范希衡來翻譯。

在譯文前，范希衡寫有很長的前言。似乎是在他的前言中，他顯示了與另一類譯者的同與不同。「同」在於他的語言，生活的，集聚了新生兒般的新語言的能量和活潑。不同卻是更重要的:這兩萬餘字的前言可能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對於聖勃夫的最好的研究結果。范希衡寫聖勃夫，用的幾乎是和聖勃夫一樣的方法，從社會環境、文體的來源一直到個人的氣質與生活。但是他的評述決不是對於聖勃夫個人生活的臆想和虛構，而是基於閱讀之上所勾勒的帶有主體立場的邏輯之線:浪漫主義之前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針對古典主義的態度，聖勃夫與浪漫主義作家，尤其是與雨果之間的親近，他對浪漫主義的反思，以及由此生成的批評的新方法。范希衡對聖勃夫的價值肯定正是基於法國文學批評史的:如果說以布瓦洛為代表的古典主義批評在於規則的確立，聖勃夫的批評則是「擺脫了一切教條」，借用聖勃夫自己的話來說，是「與一切時代都同時」。

「與一切時代都同時」，這不僅僅是批評家的理想，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批評同質的翻譯的理想。如果說翻譯註定是錯過和滯後，這錯過里卻也無意中包含了「與一切時代都同時」的意味。相比起時代荒誕的變故，失去了翻譯的遺忘才應該是人類真正的威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