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穿著『羔羊』皮衣上班，考證詩經《召南·羔羊》是讚美某位貴族的節約

從穿著『羔羊』皮衣上班，考證詩經《召南·羔羊》是讚美某位貴族的節約詩經《召南》的第七首的《羔羊》全文如下：『羔羊之彼，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按，周代貴族的服制，可以從《禮記?玉藻》看出：『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絹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即指出了，國君是穿著白狐皮衣外，再罩上錦衣；諸侯穿著黃色狐皮衣，再罩上錦衣；而低級貴族的『士』只能穿著用狗皮或羊皮的皮衣，而且不能罩上一件外衣了。於是可以知，穿著『羊羔』皮，是最低等的貴族的上朝的服制。所以《白虎通?衣裳》指出了：『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也就十分明白。所以明乎周朝的貴族的服制後，此詩才能得出確釋。而此詩，解得最佳的是明代朱謀瑋(1564一1624) 的《詩故》，指出：『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制也。此直羔裘而羊裘，以是知其能儉。服羊裘而委蛇自適，無不足之色，以是知其能節。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羖見稱，即其事矣。紽緎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直，敵數羊裘，以尚節儉，故寧羊裘。』他指出了，此詩里穿著羔羊皮衣的，是士的服制，但是如今詩中的大夫卻是只穿著士的服制，可以看出其這樣穿著連下班都怡然自得，不會覺得有損身份，可見是節儉從公的典範，所以詩人作此詩表彰這位南國的大官。所以如『朱熹《詩集傳》：『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而清代方玉潤（1811－1883）則於《詩經原始》里指出此詩是『美召伯儉而能久也』。因為『觀五純、五緎、五總之言，明是一裘而五縫之矣。夫一裘而五縫之，仍不肯棄，非節儉何。晏子一狐裘三十年，人稱儉德，載在《禮經》，其是之謂乎。』於是方氏認為此詩一定是詠贊一位特定的貴族大官，並且指出『吾故謂必有其人在也。其召公之謂歟。其召公之謂歟。詩人所以一在詠之不己也』。則是稱讚此一貴族一件外衣縫縫補補五次，補丁之多，還穿在身上從事公務而怡然自得地下班。當然，其釋『五純、五緎、五總』為『一裘而五縫』，是其個人之見，而當然，不少譯詩經者的各釋『五純、五緎、五總』，亦自有自圓其說的說法。如上，不管是朱子或朱謀瑋或方玉潤，都是贊此一被詩人詠贊的大貴族，是十分節儉，不管是朱謀瑋解釋成古服制，或方玉潤著重在補丁一堆都還穿著上班。而如清代牟庭的《詩切》，則指此詩人是在『刺』這位大貴族在『餼廩』上太過於節儉了，不像個官人的樣子了。而指出：『《羔羊》，刺餼廩儉薄也。』但不管是美或刺，都是釋成這位貴族的節省了。而直到近數十年來，則亂譯者如高亨《詩經今注》（1980）里，用自我想像，釋成『衙門中的官吏都是剝削壓迫，凌踐殘害人民，蟠在人民身上，吸食人民血液以自肥的毒蛇。人民看到他們穿著羔羊皮襖，從衙門裡出來，就唱出這首歌，咒罵他們，揭出他們是害人毒蛇的本質』。按，此釋之不成立，不只如前述的朱謀瑋或方玉潤的釋己很清楚了，而且像是一個大貴族，依周代封建國野制度下，他上班的地方是在城邦里的公署內，此城邦為周族貴族所聚的地方。而一般被統治的庶人，都是生活在城外的郊甸，從事農事，即《左傳》所說的『庶人食力』（平民靠種田為生）。大貴族上下班，他們根本無從見到，能見到這位大貴族上下班的，都是『國人』（生活在城邦里的周民族的各級貴族及食於官的工、商），所以能寫出看到此位節約的大貴族上下班的只有『國人』，而能有文筆如此的，只有周封建制度下有知識的貴族而己。如此一來，近數十年間於此詩都譯註的不佳，是因為沒有先研究此詩的有關周代封建制度下的服制所致。故要能通此經，其實各方的知識皆應廣泛通曉。（劉有恆，取材自《天祿閣曲談》，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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