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志】歷史課本里的度量衡長什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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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詔量

秦

藏品名稱

旬邑權

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首個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國家。作為第一位完成華夏大一統的鐵腕政治人物，秦始皇採用古時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構成「皇帝」稱號，他也是古今中外第一個稱皇帝的封建王朝君主。

後人對於秦始皇的評價褒貶不一，但縱觀他的一生，為推動中國歷史的發展做出了諸多貢獻，其中「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均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

在天津博物館中，保存了兩件見證秦代統一度量衡的珍貴歷史文物——秦始皇詔量和旬邑權，讓我們得以一窺2000多年前大一統的遺迹。

秦始皇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字極為稀少， 此秦始皇詔量上的書法基本上是出於日常使用的目的， 所以行文大多錯落有致、生動自然

天津博物館館藏的這件秦始皇詔量為秦統一全國時政府頒發的標準量器，用於測量容積。當年秦國以升、斗、斛為單位，並以該量器為標準，規定每升之容量大小，在秦人的實際生活中，這件器物發揮著重要作用。這件秦始皇詔量呈橢圓形，有柄，高4.4厘米，口徑18.2厘米，底徑9.5厘米，器上印著秦始皇統一度量衡的40字詔書，詔書為秦代流行的小篆。

小篆是在秦統一中國推行「書同文」政策後，由丞相李斯負責，在秦國原有大篆籀文的基礎上進行簡化，並取消其他六國文字而創製的統一文字漢字書寫形式。總的來說，中國文字發展到小篆階段，其筆畫、輪廓、結構逐漸定型，象形意味削弱，文字本身更加符號化，減少了書寫和認讀方面的混淆和困難。這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運用行政手段大規模地規範文字的產物。小篆一直流行到西漢時期，才被隸書所取代。

如今，秦始皇時期遺留下來的文字極為稀少，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有「嶧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芝罘刻石」「東觀刻石」「碣石刻石」「會稽刻石」七處，遺憾的是，由於時代久遠，很多石刻已經亡佚。與秦始皇時期論功頌德的「泰山刻石」等相比，此秦始皇詔量上的書法基本上是出於日常使用的目的，所以行文大多錯落有致、生動自然，給人以天真、稚拙的美感。可以這樣說，這些大小間雜、洒脫自如的文字才更多地代表了這一時期小篆書法的風采。

秦始皇當年應該相當注重在全國推行統一度量衡這一措施，那時，秦始皇的這篇詔書或在權、量上直接鑿刻，或直接澆鑄於權、量之上，或製成一片薄薄的「詔版」頒發各地，這就是「秦詔版」

據天津市博物館器物部館員李君介紹，秦始皇詔量的詔書曰：「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

其中「黔首」指當時的人民，「狀」即丞相隗狀，「綰」是指丞相王綰，「法度量，則不壹」，是指以法律確定質量等衡，規範之前雜亂不一致的情況。由此詔書看來，秦始皇當年應該相當注重在全國推行統一度量衡這一措施。那時，秦始皇的這篇詔書或在權、量上直接鑿刻，或直接澆鑄於權、量之上，或製成一片薄薄的「詔版」頒發各地，這就是「秦詔版」。

事實上，秦人對於度量衡的統一工作始於戰國秦孝公商鞅變法時期。商鞅變法前，秦國各地度量衡並不統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商鞅製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後經秦始皇統一中國而推行全國，並被後世延續下來。

與秦始皇詔量相似，旬邑權也是當年秦朝政府頒發的標準衡器， 其上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詔書， 縱觀歷代考古，秦權出土的地域很廣，幾乎遍布當年戰國時期的六國舊地， 這說明秦始皇當年統一度量衡制度， 確實已在全國廣泛推行

與秦始皇詔量相似，旬邑權也是當年秦朝政府頒發的標準衡器，相當於如今的砝碼和秤砣。李君介紹：「雖然秦代的『權』『量』有較多存世，但天津博物館館藏的這件旬邑權上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兩詔銘文，在秦權中較少見。縱觀全國，與這件旬邑權外形類似的只有南京博物館的大騩（guī）權。」

旬邑為秦國地名，古稱豳（bīn），位於今陝西省咸陽市北部。旬邑權為八稜體，重2270克，高6.5厘米，口徑8.3厘米，底徑9.5厘米，正視截面呈梯形，中空，器頂口有一長方形橫樑。橫樑左右兩側有陽文篆書「旬邑」，權體八面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的詔書，詔書書體為小篆。其中秦始皇詔書內容與秦始皇詔量相同，而秦二世詔書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秦二世統治時期，強調了統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功績，並決心將統一的法令繼續推行下去。

縱觀歷代考古，秦權出土的地域很廣，幾乎遍布當年戰國時期的六國舊地，這說明秦始皇當年統一度量衡制度，確實已在全國廣泛推行。

總的來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下令在全國範圍內統一度量衡，客觀上對商業、手工業的發展和全國各地區之間政治、經濟、文化聯繫的加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它順應了歷史的發展進程。今天，當年的壯舉早已成為過去，唯有這兩件秦代標準衡器以及刻在其上的皇帝詔書，成為極其珍貴的歷史見證。

圖片由天津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