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礎性」到「決定性」，政府放權信號明顯

譚浩俊

雖然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尚未正式發布，但是，從公報透露的信息來看，已經有很多亮點。其中，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由「基礎性」轉向「決定性」，是最突出的亮點之一。

眾所周知，首次提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是在十四大報告中，當時的提法是，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卻設了一個前提，就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這也意味著，雖然市場可以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但必須在政府的有形之手控制下。如果政府的有形之手比較開明，那麼，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還能得到一定發揮。反之，就很難發揮作用了。

而從此後相當一段時間的實際情況看，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基本也就沒有能夠掙脫開政府這隻有形之手的控制，所謂「一放就亂、一管就死」，大致也是這種狀態的反映。也正因為如此，相關的制度、規則等，也就不可能按照市場規律制定，即便符合市場規律要求，在執行中也會受到政府的強力干預，很難對市場秩序、市場行為形成約束與規範。

直到十七大的召開，相關的提法和要求才出現轉變，變成了「要深化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應當說，這次轉變還是具有很大的突破性的。因為，從「國家宏觀調控下」到「從制度上」的轉變，已有了比較明顯的市場經濟特徵，有了市場化元素。畢竟，制度與調控相比，更符合市場經濟要求，更淡化了計劃經濟色彩。更重要的，這裡所說的「制度」，基本是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制定的，也是需要按照市場經濟要求執行的。

相反，前面所提到的「調控」，更多的是計劃經濟思維，是硬套在市場頭上的「緊箍咒」。一旦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超越了政府的固有思維，就會立即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預，受到政府的行政控制。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轉變，此後的若干年，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也就在很多領域得到了發揮。特別是競爭性領域，基本是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市場的發展而發展的。不然，國有企業改革也不可能推進得如此順利，民間資本也不可能大範圍地進入到原有國有經濟高度控制的領域。即便在一些領域，仍然是國有占絕對控制地位，但也可以出現一些民間資本的影子了。

而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從「基礎性」調整為「決定性」，無疑是一次思想的飛躍、思維的跳躍、行動的跨越。因為，「決定性」意味著，在今後資源配置過程中，政府將不能再對市場進行過度干預，不能對市場加以控制，而必須放權於市場，放手於社會，讓市場決定社會資源的配置，讓社會來檢驗資源配置的作用與效果。如果社會檢驗的作用與效果不明顯，市場就會作出自我調整。而政府則側重於做好規則的制定和市場秩序的維護工作，為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發揮，創造良好的環境。

而這一點，從新的一屆政府組成以來，頻繁向市場放權也可見一斑。如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進行了金融改革試點、放開了貸款利率限制、改革了公司註冊資本登記制度等。與此同時，相關的立法工作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徵信體系建設不斷加強，很多政府嚴重缺位的方面，也在不斷得到加強。

接下來，隨著整體改革方案的公布，各項具體改革措施的出台，政府放權也將擺到重要的議事日程。原來一直被認為必須由政府控制的行業和領域，包括水、電、氣以及礦產資源、公共設施等，也將逐步由政府主導、政府控制轉向市場決定、市場調節，政府則只要制定遊戲規則、出台監管辦法。

由於改革仍然是一項需要積極探索的工作，雖然經過三十多年的摸索，已經積累了一定經驗，但是，由於在改革過程中又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新情況。因此，在很多方面，仍然沒有現成的經驗可搬、現成的辦法可套、現成的做法可用。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告又明確要求，必須將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結合起來。頂層設計，自然是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減少對市場的干預，摸著石頭過河，則是繼續按照市場對資源配置作用的要求，進行摸索和探索，並儘可能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從「基礎性」到「決定性」，政府放權的信號已經非常明確，關鍵就要看各項具體措施如何制定、如何落實、如何發揮效率了。如果各項措施到位了，政府的放權工作也就算到位了，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也就能夠發揮了。否則，仍然需要進一步解決思想、轉變觀念、創新思維，以更好地適應改革的需要、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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