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裡是門可羅雀，簡直是一個雀兒也沒有

按：正在美國紐約舉行的美國BEA書展美國當地時間來到了第二日，卻也迎來了尷尬的一幕——包括畢飛宇、蘇童和阿乙在內的三位在國內知名度頗高的作家，在各自圖書英文版的簽贈活動（注意，是簽贈，不是簽售，免費送書免費簽名喲）上，門可羅雀，幾乎沒有讀者前來領一本免費的、平時要比中文版賣得貴很多的英文圖書。這在國內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事，就醬紫發生在了大洋彼岸，快來先和書評君回顧一下剛剛發生在紐約的「尷尬」現場。

蘇童、畢飛宇、阿乙在紐約書展，

讀者都去哪兒了？

文 | 張瀟冉

蘇童坐在美國BEA書展「活字印刷」展示台一角，等待幾乎沒有讀者的簽贈活動結束。

當蘇童、畢飛宇、阿乙三位作家陸續來到安排好的簽贈活動現場時，發現不但沒有排隊等待的讀者，連筆都沒有兩桿。

於是在場的幾個作家開始自娛自樂起來，互相拿書給對方簽字，然後取笑對方提筆忘字。忘了是誰吐槽了一句「門可羅雀」，蘇童介面，「哪裡是門可羅雀，一隻雀都沒有！」

地點：紐約。

時間：當地時間5月28日下午1時。

「簽贈活動」，意味著所有這些英文譯作都將經作家簽字之後免費送出，但即使是這樣，在筆者停留的一個小時當中，只有不超過10個路過的行人駐足，其中一多半是被旁邊不遠處活字印刷機器吸引來的。

蘇童與一人高的易拉寶。（圖/中美對話）

簽贈活動臨時借用了一個展示中國活字印刷的展示台，只在旁邊立了一個一人高的易拉寶，密密麻麻地堆砌了十個作家的簽贈時間，只有湊到跟前才能看清上面寫了什麼。這個一人高的易拉寶，立在紐約34街的這棟佔地17萬平米的賈維茨會展中心裏面，遠不如牆上一顆圖釘明顯。

按照宣傳冊，5月27日至5月29日之間，有劉震雲、麥家、馮唐、藍藍、阿乙、畢飛宇、蘇童、徐則臣、盛可以、曹文軒十位作家被安排了半個小時的簽贈活動。

阿乙告訴筆者，他的《下面，我該幹些什麼》英文版在從倫敦運來的路上「世界人民拖延症大爆發」，沒有及時趕到，因此簽贈活動臨時取消。而馮唐的《北京北京》英文版也遲到了一天，讓按照宣傳冊上的時間趕到現場的四十多位粉絲白跑了一趟。

阿乙拉來一位過路人請畢飛宇簽贈。（圖/中美對話）

畢飛宇和蘇童的書倒是在，於是發生了開篇的一幕。畢飛宇坐了一會覺得情勢不對，便從展台後自己的一箱書里拔出十來本，抽出鋼筆一口氣簽完，飄然而去。

蘇童則被告知錯了時間，提前就到了展台，只好到處亂晃。好容易熬到自己的時間到了，見畢飛宇要走，也要跟著走，被勸「再撐一撐」。終於有個中國面孔的行人，蘇童剛要抬起四處借來的筆簽字，來者卻問，「有沒有中文版可以給？我想要中文的。」

誠意「推銷」。

混亂中間，阿乙不知什麼時候從哪裡抄來一張紙，順了展台上的毛筆，上書「FREE」（免費！），放在展台上招攬行人駐足。他拿著畢飛宇留下的幾本已經簽好名字的書在周圍溜達，見到面善的人就用簡單的英文誠意「推銷」：這是最好的中國作家寫的小說，免費的可以拿！

結果碰到一位四五十歲，看上去很像知識分子的美國人，穿著輕便西裝，戴著眼鏡翻了翻，退還給阿乙連連擺手說「不要」，留下阿乙一臉無辜。坐在一旁的蘇童大笑，走過去拍阿乙肩膀，「你可不要再幹了，快要喪權辱國了」。

活動門可羅雀的原因並不在於沒有經費。

今年BEA書展的中國團是美國書展史上最大的外賓代表團。

今年的美國BEA書展，中國作為主賓國，帶來了美國書展史上最大的外賓代表團：超500人包括近150家出版社的代表、50多位作家、攜上萬種圖書參與展覽，在為期5天的書展中，參加大小近300個相關活動。僅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就邀請了共25位中國作家赴美。

主展區和主會場就設在賈維茨會展中心，而同時還有作家參與了與其他機構合作舉辦的場外活動（off-site events）。

筆者參與的在主會場的活動，由於一天104美元的高額門票讓很多普通讀者卻步，與會的主要是世界各地的書商、出版商。但場外活動的參與程度則由合作方的宣傳力度決定。

在5月27日晚上，紐約州立大學商務孔子學院協辦的中國當代文學沙龍上，劉震雲、畢飛宇、馮唐、徐則臣、藍藍、曹文軒、何建明、趙麗宏全部亮相，聽眾達100人，百分之九十是中國面孔。而在同一時間，在布魯克林公共圖書館進行放映的《告訴他們，我乘白鶴去了》則只有參與者寥寥十幾人。

大多數活動參與者大多通過口耳相傳的形式得知相關活動，未見到美國本土的媒體有顯著的宣傳，甚至紐約本地的華人媒體，也未見到宣傳動作，致使生活在紐約本地的數十萬華人對於這支「美國書展史上最龐大的中國代表團」的到來一無所知。

先別說別人冷漠，

好好看看自己的書

文 | 姜妍

莫言與庫切。（侯少卿 攝）

寫這篇小小的評論之前，我想起幾年前，當酷酷的庫切來到北京的時候，他和莫言曾經有過一場幾乎要「吵起來」的對談。他們對談的核心問題就是，庫切堅持說，諾貝爾文學獎裡帶有很明顯的政治的因素，而莫言堅持說，不是這樣的，自己獲獎就是因為自己作品裡的文學性，和政治毫無關係。我還記得，庫切酷酷地反駁道，難道丘吉爾當年的得獎，也和政治無關嗎？然後，莫言就，急了……

這幾年，中國大陸作家其實在國際舞台上，真的蠻風光的。從法蘭克福書展到倫敦書展再到現在正在舉行的美國書展，一個又一個的主賓國榮耀，讓他們一次次有機會站在世界的舞台，一次次發聲。但，這一切是因為我們大陸作家的文字書寫已經足夠好到應該得到這麼多「跑碼頭」的機會嗎？對不起，我不這樣認為。

請別再否認文學和政治彼此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了。作為一個自認為還算認真閱讀的文學人口，我想要說的是，如果討論文學性這個話題的話，離我們這塊陸地不算遙遠的那個島嶼上的40後、50後甚至60後的作家們與大陸同代書寫者整體比較的話，他們一些人的作品中的文學性已經遠遠超出了大陸作家。

從1949年建國此後約30年的中國社會經歷的巨大變動，讓現在這一批中國內地最知名的作家們有了看似寫不盡的故事和題材。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莫言有他寫不盡的高密、賈平凹有他寫不盡的陝西、李銳有自己寫不盡的山西……這一批大陸作家寫到今天依然是貼著現實在寫小說。這讓我想起來自彼岸的文學評論家唐諾舉過的福克納的例子，他說福克納在美國南方郵票大小的土地上反覆書寫，而在書寫這塊土地的作家，如今也只有福克納還被提及。唐諾說，小說在面對全新世界或是世界發生劇烈變化的時候，這種貼著現實的寫作便開始了。就像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里所說，「那個時候世界太新，一切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去指。」這個時候的小說，從眼睛直接到手，書寫時順暢得不得了，因為新事物太多，寫得再快都還覺得來不及。

那是一個多麼舒服的時代，好像故事怎麼寫都不會用盡，讓書寫小說變成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很不幸，這個初始階段不會持續太久，這種貼著現實的記錄工作至多一代人就可以完成。而且更不幸的是，這些眾多記錄者中只有寫得最好的那一個才可能在文學史留名。

當很多中國大陸作家還忙著貼著現實寫作的時候，我們還是得張望一下世界文學走向了哪裡。文學在經歷了多年一些了不起作家的努力，已經逐漸從以前的「向外擴展」走上了「走入內心世界」的道路上。我很喜歡英國作家珍妮特·溫特森說過的一段話「小說的優勢在於可以探入人的內在空間，這是影視作品不能達到的。在電影里不可能讓一個人坐在那裡只是想某件事，而是要把一切事物外化。我擔心只用現代小說講故事，而沒有探索其他的可能性。如今影視已經把敘事做得這麼好，恰好小說的敘事功能可以被解放出來了，小說可以像詩歌一樣更多地探討內心感受。」

可惜的是，關於小說內化這件事，直到今天也是被很多大陸作家所不屑一顧的；遺憾的是，世界小說已經取得了今天的成績，但很多大陸的作家依然把文學等同於故事；可笑的是，依然有不少大陸作家自以為自己寫的小說很了不起，卻不肯把自己放到世界坐標系裡去比較一番（我懷疑他們當中許多人是否還在讀真正優秀的小說）。

就在中國大陸作家自己在圈子裡自娛自樂的時候，彼岸至少還有那麼零星的一些作家，從未與世界文學的坐標系脫軌。我說零星，是因為台灣作家的個體化特質比大陸作家要更顯著，我不會說這幾年所有在大陸出名的、受關注的台灣小說都是好小說，但我依然可以舉出一串不短的書單，足以應該讓大陸絕大部分的書寫者汗顏。

台灣城市化的進程比大陸早了30年，貼著現實寫作的舒服情形早已離他們而去，所謂「城市無故事」體現在台灣當代小說書寫者在書寫的最初幾年就必須要面臨題材匱乏的現實，而這一點也恰恰成就了他們。當題材不是伸手就可以觸碰到的時候，台灣小說同業必須要在小說的技巧上鑽研和努力，而在他們的作品裡割捨掉一部分的故事性。他們在小說的結構上、語言上、節奏上種種和技巧有關的部分下工夫，進行各種嘗試。這些嘗試有的成功了，也有很多失敗了，但是藝術就是在嘗試中、失敗中得到創新，一點點往前走的。所以我們看到了朱天文用8年時間寫成的《巫言》，她大膽地在小說里打破傳統小說的線性時間概念，和時間之神玩起了捉迷藏。很多人說看不懂這部小說，但我認為這是她至今為止最了不起的小說。我必須要說的是，好小說對閱讀者也是有要求的，別輕易認為自己讀不懂的書就不是一本好書。

但是，這些我推崇的在島嶼寫作的零星優秀作家又有多少在國際舞台亮相的機會呢？很少很少……少到有時候，我忍不住在心裡替他們抱不平，少到我又有時候偷偷地替他們高興。因為好的文字的養成，終歸需要靠的是常年積累的閱讀和不斷的一次次有可能失敗的書寫，這得耐得住寂寞，得肯在書桌那一隅空間里呆得住。文學在它產生之後這些年之所以一直不斷往前走，就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少數有志氣的書寫者願意進行深入的思考和不斷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