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後於時代,鴉片戰爭時期的清朝火炮

幾天前,本號推文講到鴉片戰爭時期清朝水師落後的戰船(《外強中乾,華而不實,清朝舊式戰船》),今天開講講同樣落後於時代的清朝火器裝備。

在水師的武器裝備中,火炮無疑是主力。不得不說的是,火炮,或者說包括火炮在內的火器,在清朝的中前期,經歷非常坎坷。

清朝的舊式火炮主要有武城永固大將軍炮、神功將軍炮、制勝將軍炮、威遠將軍炮、奇炮等,種類雖多,但基本都是明末清初引進的紅夷大炮的衍生型火炮,直至鴉片戰爭前仍然沒有大的改進,甚至還存在倒退的情況。

明朝末年引進紅夷大炮之後,掀起了一波火器熱潮。明末著名火器學家焦勖和孫元化,分別在自己的著作《火攻挈要》和《西法神機》中,提出以口徑為基數,按一定的比例科學設計火炮的各個部分。這是中國火炮發展史上的一大突破,卻沒能在清朝發揚光大。

武城永固大將軍炮

由於清朝統治者實行文化高壓政策,大興文字獄,大規模毀書、禁書,明朝留下的《武備志》《火攻挈要》等一系列軍事書籍相繼成為禁書,以致到鴉片戰爭前夕,喪失了科學理論指導的清朝火炮鑄造陷入了嚴重倒退的境地。

嘉慶四年(1799年),清廷下令將160門明朝遺留下來的神樞炮改為得勝炮,結果改造後的得勝炮射程還不到百步,居然比原來的神樞炮射程還近,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月三日的一份《澳門新聞紙》,以輕蔑的語氣評價清朝火炮道:「中國只知道用鐵鑄成炮身,不知道做炮膛,且鑄成炮身……全無科學分寸,所以施放不能有準頭……大約不能為害人物。」

此外,清朝統治者對漢人的猜防之心也對火炮的發展產生了直接的不利影響。據《清實錄》和《清會典》記載,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總兵官金國正上疏表示,自己標下的軍隊沒有子母炮,願意捐資造22門分給各營。然而這樣一個十分誠懇的請求,卻換來了康熙皇帝的嚴厲訓斥:「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前師懿德、馬見伯曾經奏請,朕俱不許。」到了雍正時期,雍正皇帝更是按照他父親的這一旨意,進行了一場全國性的「廢武備」運動,具體做法如下:除保留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地的子母炮外,其餘各省的子母炮全部收回;其他各種火炮,每1000名清軍士兵只准留10門炮;水師戰船及海防、邊防、省城要隘的原有火炮予以保留。雖然水師保留了火炮,但這種全國性回收、限制火炮的做法,嚴重阻礙了火炮的使用與發展。

這子母炮究竟是何方神器,竟讓清朝統治者將其作為「八旗火器」,而拒絕給由漢人組成的綠營軍隊使用?說來滑稽,這子母炮,其實就是明朝的佛郎機。明朝中期,西方人將佛郎機傳入中國,並很快為中國人仿製。到明朝中後期,各種樣式的佛郎機已廣泛裝備明軍,並應用於戰場。佛郎機採用母銃和子銃的結構,具有射速快的特點,因而在清朝被稱為「子母炮」。這樣一種明朝早已裝備的火器,在清朝卻被基本限制在八旗軍範圍內,實在讓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明朝的佛郎機炮

除了不準地方上製造子母炮之外,康熙皇帝還將清朝最好的火器製造廠,設在養心殿里,即「養心殿造辦處」。除它之外,工部下轄的「景山炮鳥槍監造處」,製造的火器質量也很不錯。不過這兩處生產的「御制」火器,只供給皇室和滿洲八旗兵使用,漢軍只能使用質量很差的「局制」火器。

火器衰落的另一個原因在於,清朝統治者一直保持著「弓馬騎射為本」的思想。「五年,以滿洲夙重騎射,不可專習鳥槍而廢弓矢,有馬上槍箭熟習者,勉以優等。」(《清史稿》卷一百三十九·志一百十四·兵十)這道出自雍正皇帝的旨意發布之後,清軍兵丁紛紛疏於對槍炮的訓練,轉而崇尚弓箭,對火器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不言而喻。

據《八旗通志》記載,雍正時期的天津水師,每艘大趕增船裝備有大炮4門、鬥頭炮1門、百子炮4門、子母炮2門、鳥槍28桿,小趕增船裝有大炮4門、百子炮4門、子母炮1門、鳥槍16桿,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諸如火箭、火罐、弓箭、排刀、鉤鐮槍之類的兵器。由此可以看出,清朝水師的武器裝備十分落後,火箭、火罐、鳥槍、子母炮等武器,明朝水師早就裝備了。這還是當時裝備最好的八旗水師,漢人的綠營水師在裝備上還要遜色一些。

到鴉片戰爭爆發前夕,清朝水師的裝備依舊沒有任何起色。根據《清實錄》和《籌海初集》等資料記載,當時的清朝水師,不僅裝備著數百年前明朝水師裝備的大小火箭、五虎箭、神虎箭、噴筒、火罐、火號、箭箱、溜桶等火器,還出現了明朝初年的碗口炮(明朝晚期時明軍都已經不用了)。

時任廣東水師提督的關天培為了鞏固海防,曾組織人手鑄造了一批新炮,但在試射時頻頻發生炸膛現象。關天培仔細查看火炮後發現,這些新造的火炮內外凹凸不平,其中最大的凹陷居然可以倒入4碗水而不溢出,實在讓人瞠目結舌。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鑄炮技術落後外,還因負責造炮的各級官員貪污經費,一再偷工減料。

而同時期的英國,大量科學技術與先進知識被應用於火炮製造。例如在炮身鑄造方面,他們採用先鑄成實心圓柱形金屬鑄件,再用鏜床鏜鑽成炮管的方法,來科學鑄炮。與當時清朝憑藉有限經驗的低端模鑄法相比,這種鑄炮方法不僅鑄炮效率高,而且其鑄造的火炮在射程、精度、威力、穩定性等各方面都遠在清軍火炮之上。

1832年,美國傳教士裨治文在廣州創辦《中國叢報》,主要刊登清朝的時政、經濟、軍事等內容。這份報紙的文章常由到過中國的西方人撰寫,站在更加宏觀的角度看待當時清朝各方面的情況,史料價值極高。在該報1836年第5卷第4期的內容中,出現了一篇介紹當時清朝水師與海防狀況的文章,現將部分內容摘錄如下:

中國的戰艦龐大而笨重,像一堆木材,有著席帆、木錨、藤纜。

……

中國火藥粒子粗糙,大小不一。發射後留下的臭味,顯然是因為含有硫黃過多,它們受到空氣的影響後很快就分解了,在紙上留下黑點和濕氣。知道這點以後,我們就能理解為何中國大炮缺乏擴張力了,這是凡看過它發射的人都能注意到的。

……

許多大炮是葡萄牙或荷蘭造的,各個時代、各種長度、各種形式、各種口徑都有,其中不少已陳舊不堪,百孔千瘡,以致無用,名副其實的海軍大炮一門也沒有。安裝在帆船上的野戰炮或攻城炮,情形也是如此。土炮是中國人鑄造的,而我們相信一般是鐵的,其炮膛不像歐洲大炮那樣鑽得平滑;炮架只是一種木架或固定的炮床,上面用藤把炮捆住,因此炮只能直射,極難瞄準任何目標,除非目標就在炮前面。虎門周圍的炮台就是安裝著這種光怪陸離的大炮……中國的火繩槍是製作粗劣的武器,子彈多是鐵的,他們不知道有刺刀這種武器,燧發槍、卡賓槍、手槍和其他的火器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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