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鵬、諸玄識、董並生：西方「表音文字」是中文雅言的寄生物

林鵬、諸玄識、董並生

　　完整的文字兼具「形、音、義」三要素。西方諸語言只有字音，缺乏字義，沒有字形；因此可以說西方諸語言不僅「文字」晚出，而且極不完備。

　　所謂的「西方文明」及其高雅內涵，事實上都是華夏文明派生的；而以其文字最為典型，只不過被偽裝得天衣無縫而已。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此種文字體系是「西方文明」全面襲取中華文明的一個縮影。揭示這個真相對於解開「西方文明」之謎底尤為關鍵。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原來西方諸文字形態僅「發音形式」是其獨特稟賦，而其「表意」則是寄生於漢語。「表意」在形式上是含義與定義，在內容上是雅言或雅道；凡此，都是漢語的原生特質。

　　作為歐洲文字元件的各種字母，包括希臘字母、羅馬字母、英文字母、斯拉夫字母等，不過只是適應於印刷術的表音符號，除此之外別無其它意義；而且歐洲字母的真實源頭，並非上古階段的「腓尼基」，而是中古時期之阿拉伯。

　　（一）近代以前的歐洲不存在書面語言

　　「表意」是文字的本質屬性，沒有表意，就不會形成完整的文字體系。「表音」本身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文字，因為聲音是特殊性、狹隘性的——與文字所要求的「普遍共通」不相適應。那麼，西方表音文字（字母系統）何以「橫空出世、橫行天下」呢？原來它是以中國紙及印刷術為其先決條件，而在中文雅言的哺育下成長起來的：西方文字的表音外殼所包孕的，正是漢語「表意」（雅言）的內涵。

　　事實上，當今通行世界的各種西方字母表音文字，都在表意內涵（文化含義、定義）的上無形地源於中文雅言。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安德魯指出：在17—18世紀「西方人發現漢語結構這件事，對於世界其他語言（文字）是至關重要的。」。[〔見正刊注〕。]

　　另一方面，純粹的「象形」也不能成為文字，最多只是小範圍的宗教圖符；因為它僅是客觀具象（形似），表達思維的碎片而已。所謂的埃及象形文字（加上其他幾種「古老文字」），其中有美其名曰「聖書字」者，但那都是小部分被誇大、大部分被偽造的；其始作俑者是被稱為「埃及學之父」的基歇爾（AthanasiiKircher,1602—1680年），他利用中國資料和漢字杜撰「古埃及」及其「象形文字」，旨在貶低華夏文明。[〔見正刊注〕。]據義大利東方學家哈蓋爾（Joseph Hager,1757—1819年）考證，埃及象形文字是漢字的低劣衍生。[〔見正刊注〕。]進而言之，所謂的「埃及文明」也是出於虛構，它的「王朝編年」是被「編年史之父」斯卡利傑（Joseph Scaliger,1540—1609年）按照中國歷史朝代帝王年表和天干地支的計算方法，精心設計出來的。[〔見正刊注〕。]

　　在歷史長河中，一方面是「滄海桑田」：有著無數次的事物變遷及天災人禍；一方面是「畫地為牢」：人群被天造地設和艱難險阻所分割和封閉。由此，人類的語言在空間上是千差萬別，在時間上是出千變萬化。就空間而言，古時候不存在像今天這樣的公共傳播，各地方言皆彼此隔閡、以鄰為壑，口音既濃且怪、參差不齊；正所謂「五里不同調、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風」，在不同人群之間，翻過一座山或渡過一條河，人們大概就無法聽懂對方的言語白話。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出現了伏羲畫卦、蒼頡造字（以不變應萬變、萬變不離其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書面表意語言——中文漢字。事實上，只有像中文那樣的表意文字能夠超越語音的轉瞬即逝的局限，穿越時空，形成可靠的歷史紀錄。

　　與表意文字不同，所謂的「表音文字」是一種語音現象；佛經中有一個概念叫做「言語道斷」，其中的「言語」就是這種語音現象——漂浮在虛空中難以為繼，因而「表音」不能傳播。換句話說，僅靠「表音」無緣於文字。

　　伏爾泰在18世紀下半期曾說，「五百年前的歐洲不存在文字」[〔見正刊注〕。]。斯賓格勒也持同樣見解，他還批評：把無文字的「古希臘」當作強烈依賴文字的歐美文明的源頭，是一種恥辱。[〔見正刊注〕。]

　　除非滿足一定的條件，字母表音文字在任何時空中都實難以立足。

　　（二）字母表音是書面語言的低級形式

　　在闡述字母表音文字如何產生之前，讓我們先來比較一下文字的價值和地位。

　　長期以來，人們聽信全盤西化的說教，把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奉為「高級文字」，而把中文漢字定性為近於原始性的「象形文字」。

　　然而，事實上從與中文漢字開始接觸的時代，歐洲的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就已認識到：漢字是蘊含義理和哲理的智慧文字，與埃及象形文字有著本質區別。[〔見正刊注〕。]

　　中文漢字具備了形、音、義完整的文字三要素，重心在「義」（表意），是完備的文字形態。因此弗朗西斯·培根說，漢字是「真正的字」，它所指示的是事物概念或自然本質。[〔見正刊注〕。]萊布尼茨也曾指出，漢語是「哲學語言」，是全人類的通用語言的典範。[〔見正刊注〕。]

　　《周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漢字是基於「形而下」，臻於「形而上」（道、道理：哲理性）的完備系統。相比之下，象形文字（視覺）和表音文字（聽覺）都是「形而下」（器、器官：生物學）的形態，屬於文字未成熟的階段。

　　借喻佛學「八識」：先看前六識（眼、耳、鼻、舌、身、意），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分別對應「眼識」（視覺）與「耳識」（聽覺）；而漢字則是「六識」的總和，其重心在「意識」（第六識）。不僅如此，漢字直通第七識（莫那識，即意根）和第八識（阿賴耶識、藏識）——「漢字密碼」之蘊藏無窮。

　　《文心雕龍》曰：「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作為人與自然和諧互動、有機平衡的結果，心靈產生了文字，文字產生了文明及文學等。結合佛學，真正的文字是本於「六識」之首（意、心靈→表意文字），而不是前幾識——單純的視覺（象形）或聽覺（表音）。

　　從這種整體思維來觀察，近代以前的西方並未曾有過真正的文字、文學和文明。在1500年之後，由於偶遇「天時地利」（鄭和遠航、聯通世界，提升了西東兩洋的地緣戰略地位），西方才接受到「東學西漸、中學西被」的影響，因而開始成為華夏的反面的子系。具體來講，一如歷史上的「蒙古征服、蒙古和平」，現代西方文明的各個方面都是寄生於中華文明而成長起來的，是其「矛盾體的對立面」（文明天敵）。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指出：西方優勢和美國霸權將會像歷史長河中的蒙古等軍事帝國那樣，轉瞬即逝、曇花一現。文明中心是「迂迴西洋、返回東亞」。

　　真正的文字必須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然而，單純的「象形」或「表音」都不能達到這一境界。相對而言，「表音」比「象形」還要低劣：「象形」是客觀的具象，可以表達零星或孤立的場面（能被外人接受，從而形成原始文字）；「表音」則是主觀的具象，只能表達狹隘或局部的聲音（不能被他者所理解和接受，因而難以形成書面語言文字）。

　　需要指出的是，奠定歐洲比較語言學基礎的一個如雷貫耳的名詞——「印歐語系」，實際上是英國殖民主義學者所偽造的概念，其目的在於「名正言順地」統治印度。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個騙局的始作俑者——東方學家、語言學家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年），在其鼓吹「印歐語系」的同時，還組織翻譯「把中國詩詞改變成為了英文的習慣用語」。[〔見正刊注〕。]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西方表音文字寄生於漢語的雅言「表意」。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現代印度所繼承的兩個具有正面意義的大英帝國遺產——英語及文官制度，實際上都是中國元素。前者我們將於下文詳述，後者（文官制度）先在這裡略為提及：兩次鴉片戰爭之間，英國開始模仿中國的這種久經考驗的成熟體制，先在東印度公司試點；1870年代在英國本土實行，1880年代普及到其餘歐美國家。[〔見正刊注〕。]

　　（三）西方表音文字的前世今生

　　依照成說，西方最早出現的字母是希臘字母，希臘字母來源於腓尼基字母，又經過義大利的埃特魯斯坎字母，從而形成拉丁字母，而拉丁字母又是的近代歐洲字母的嫡祖。另一方面，希臘字母又派生出斯拉夫字母，就是今天東歐諸字母體系的前身。如今的考古學，也不遺餘力地在西亞聖經故事的發生地尋根，旨在佐證腓尼基字母之源頭。

　　大約在18世紀前後，歐洲人開始了對字母的關注。伏爾泰說，「用字母表達思想的技術，大概是很晚以後才在亞洲的這個地區發明出來的。」[〔見正刊注〕。]這種說法代表了18世紀歐洲人對歐洲字母起源的見解。

　　然而，伏爾泰卻進一步聲稱：「認為腓尼基人發明字母的看法是很有見地的。我不敢肯定他們是在迦勒底人之前就已經發明了這樣的字母，然而他們的字母無疑是最完備和最有用的，因為他們有母音字母，而迦勒底人則沒有。我不認為埃及人曾把他們的文字和語言傳給其他民族。相反，腓尼基人卻把他們的語言和字母傳給了迦太基人，迦太基人把這些字母加以改變，後來又變成希臘的字母。」[〔見正刊注〕。]

　　這個腓尼基人為字母發明者的推斷則被當成了歷史事實。「希臘文字起源於腓尼基文字，現在幾乎是沒有疑義的了。」[〔見正刊注〕。]

　　伏爾泰說歐洲的字母起源於亞洲，大致不錯。但是，說古希臘字母來自腓尼基字母，則是一個雙重的虛構。古希臘文明出於虛構，我們已經辨明；其實就連腓尼基以及腓尼基字母又何嘗不是出於虛構呢？[〔見正刊注〕。]換句話說，不僅古希臘文明及古羅馬出於虛構，腓尼基的故事本身也沒有任何歷史依據。因而，腓尼基字母傳到希臘形成希臘字母之說，純屬子虛烏有。

　　按照今天的「常識」，大約在公元前14-13世紀，有一位名叫桑楚尼亞松（Sanchoniathon）的「腓尼基作家」，寫了一部《腓尼基》的歷史書；到公元1世紀，比布羅斯的斐羅（Philo of Byblos）把該書「翻譯」出來。

　　據《美索不達米亞-腓尼基諸神百科全書》披露：腓尼基的桑楚尼亞松是世界上最早的歷史學家，他曾在腓尼基的比布魯斯城（今沙烏地阿拉伯朱拜勒），寫下腓尼基神塔特斯（God Taautus）創世的知識和智慧；塔（God Tau），這個腓尼基神，受到神往來於天地之間的啟示，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字母表（腓尼基字母）。[〔見正刊注〕。]

　　實際上，桑楚尼亞松和腓尼基及其相關的「腓尼基字母」的傳說，都是在15世紀由安尼烏斯（Annius of Viterbo,1432-1502年）杜撰出來的；在17世紀初，被約瑟夫·斯卡利傑收進西方「正史」。[〔見正刊注〕。]

　　成說所聲稱的、中世紀拉丁文有千年傳承，以及有大量古希臘文獻被流傳下來的說法，實際上都缺乏事實依據。希臘文是歐洲東正教所使用的語言，而拉丁文則屬於西方天主教會所使用的語言，兩者的歷史都沒有通常所說的那麼悠久。

　　歐洲表音文字生成的物質條件是「四大發明」中的造紙術及印刷術。若非藉助於印刷術來鎖定和規範表音符號（字母），若非使用成本低廉的紙張在變動中保持它們（字母）的一致與穩定，歐洲各民族紛繁複雜的表音文字便無從產生；即使產生，很快就會發生紊亂、變成亂碼。尤其是印刷字體所要求的大寫字母形成「刻板印象」，有利於普遍辨識。相反，在沒有印刷版本規範的條件下，抄寫人員都以手寫傳抄文本，即使是中文也難免三豕涉河，魯魚帝虎，更何況是一個缺乏字形要素的語音記號，並且在不同的語言族群之間隔幾十代輾轉傳抄……。

圖：表音文字需要印刷術鎖定和規範它的符號（字母）。

　　在歐洲諸語言中以拉丁字母表為基礎的字母表大約有70種。這70種字母表同屬一個體系。現在還流傳著中世紀「拉丁文獨步千年」的神話。按照成說，在西歐「文字」歷史分期第一個時期（5-15世紀）的一千多年期間，拉丁文基本上被視為唯一文字。[〔見正刊注〕。]

　　這裡有兩個問題，第一，拉丁文的存在依託於羅馬帝國所統治的疆域範圍之內，如果羅馬帝國被證明並不存在，拉丁文的存在就成問題；第二，這一分期法以古希臘文明的存在為前提，而事實上古希臘文明出於虛構。

　　在大致同一個千年期間，一個真正的語文傳統在地中海東部及南部大規模展開，那就是阿拉伯語文的形成與擴張。除了中華文明之外，第一個使用紙張的文明是阿拉伯文明；第一部寫在紙張上的宗教經典為《古蘭經》。阿拉伯字母系統之所以得以廣泛傳播，得益於中國紙張的廣泛應用。正是紙張應用的普及，使得阿拉伯字母的標音文字得以固定及伊斯蘭教的概念可以被定義，這是其得以穿越時空廣泛傳播的物質條件。

　　問題在於，作為拉丁文使用地區的鄰居，阿拉伯人竟然對一個獨步千年的拉丁文的傳統毫不知情。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這個獨步千年的拉丁文傳統其實並不存在。

　　實際上，歐洲的字母體系與阿拉伯字母同屬一個系統。從出現的時間來看，歐洲字母應當晚於阿拉伯字母。歐洲對紙張及印刷術的需求晚於阿拉伯五百年，在阿拉伯向歐洲擴張的過程中接觸到了中國的造紙術與印刷術。正是在寫於紙張之上的阿拉伯字母的廣泛傳播影響下，才有了包括希臘字母、拉丁字母在內的歐洲字母。

　　歐洲的字母系統是由紙張及印刷術將其字音、字義固定下來的。而在利用「四大發明」造紙術及印刷術之前，在碎片化的歐洲原始族群之間，各種方言口語及手寫字母，則會隨時隨地發生變亂，不可能產生廣泛通行的字母表音文字。

　　（四）西方字母表音文字的誕生

　　根據帕夫洛夫斯基教授的研究，歐洲是在14世紀左右才開始有文字的（希臘文和拉丁文，都是宗教文字，而與「古代」希臘—羅馬無關）。[〔見正刊注〕。]來自中國的紙張記載了12-14世紀歐洲的口語。「早自12世紀起，拉丁語就不再是獨立存在的語言了；基督教世界同時擁有眾多語種的日常口語；大約從12世紀至14世紀，這些日常口語紛至沓來，競相綻放。早在印刷術產生之前，它們有的就被謄寫到了紙上，並爭先恐後地創建起各自的語言文學……」[〔見正刊注〕。]

　　人類學家H.S.張伯倫認為，西方文明是依靠紙的文明（our civilisation is of paper），而以前的歷史都是不真實的（儘管他從西方中心論出發，武斷地宣稱，是歐洲、而不是中國發明的造紙術）。[〔見正刊注〕。]尼爾·鮑得也說：

　　世界沒有紙那就是不真實的，猶如文明全然是紙糊的。……實際上，如果人們不用紙，……文明是不可能存在的；我這麼說，不是沒有道理的。如果沒有紙，文明的進步真得很慢，以致（20世紀）我們這一代人僅僅達到黑暗時代（中世紀）的水平。[〔見正刊注〕。]

　　從英語書面語言的歷史來看，例如人們至今關於莎士比亞的考證，僅發現的證據包括他的六個簽名；當時英語書面化的過程剛剛開始不久，作為「大文豪」，莎士比亞所留下的簽名不僅筆畫狼藉，而且每一次的名字拼寫都不一樣，以致單靠這些簽名不能辨認姓甚名誰。這也是手寫字母難以形成通用文字的真實寫照。莎士比亞本人究竟是文豪，還是文盲？後來所統計的16世紀英國文盲率是75%，只要有簽名的人就不在其列（如果按照讀和寫的標準，那就會高得多）。那麼，莎士比亞的「簽名」算不算呢？

　　應該說，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非常原始：從上到下所有的人都從不洗澡，據說這是千年習俗；所謂的國王和貴族實際上都是匪類土酋，經常舉辦「人肉宴」；當時的英國人對於紙張及印刷術都聞所未聞，在莎士比亞身後才出現造紙作坊；之後大半個世紀，英文才勉強開始寫作，再過大半個世紀才有了正規的英語詞典。英國及歐洲各國的朝代譜系和貴族系列以及「封建社會」並非「古已有之」。實際上這些都是在18—19世紀，按照被耶穌會士所介紹的中國歷史編造出來的「歷史故事」！

　　美國聖約翰大學教授布雷特·布拉克指出：「在印刷機與活字版被發明之前和在大量的便宜紙張被使用之前，字母是不可能出現的，完全意義上的文字更不可能。……。進而，還得等到在科學進步的曙光下，提供更多的技術幫助，字母系統的效應才會充分發揮。」[〔見正刊注〕。]

　　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歐文·方格也說：「在印刷編排字母構成書寫文字的基礎之前，……（歐洲）各地的方言土語都是不可能變成適合的文字的……。」[〔見正刊注〕。]

　　即使導入了中國紙張，也並不意味著問題的消解。例如，十五世紀操英語的英國人之間相互看不懂對方所寫的書面英文。

　　「在英語史界人們依然在爭論，10世紀、11世紀諾曼人入侵之前，英語究竟有多一致？但沒有疑義的是，當14、15世紀英語恢復使用的時候，……現存的文學作品通過其自身的各種特點，向我們展示了當時作家的語言辭彙的風格。那個時期，所有的作品都是手抄形式的，重要的文件都用拉丁語書寫，所以國內其它地區的人是否能讀懂一部作品，對作品本身而言或許並不重要。如果一部作品希望為各地的讀者所理解，那就會有人來改寫它的方言。就像《世界的運行者》的作者在改寫《聖母升天》時所作的一樣。

　　它由南部英語寫就，我已將其化為我們自己的語言---北部人的話語因為我們無法閱讀其它的英語（Cursor Mundi,Assumption of Our Lady,Ⅱ.51-4）

　　傑弗里·喬叟在14世紀80年代用倫敦英語創作了詩歌《特洛伊羅斯和克里希德》。在結尾處他寫道：我們所說、所寫的英語如此迥異，所以我祈求上帝，使我不致誤寫你，也不誤讀你，只因忽視語言差異。無論你在何地閱讀或歌唱，願你都能通曉，我這古語所含的意義。（Chaucer,Troilus and Criseide,v,Ⅱ.1793-9）」[〔見正刊注〕。]

　　這是表音文字的共同規律。「不僅僅是英語，同一時期內，西歐其他語種，特別是法語、西班牙語、德語等，至少在發音上與英語截然不同的語言，都經歷了幾乎相同的變化過程。」[〔見正刊注〕。]

　　近代前不久的高盧地區有一種大眾方言，所使用的就是拉丁語。這種方言口語，應該是天主教教會所使用的書面宗教語言——拉丁語的源頭；而不是相反：一種宗教學術語言變成了大眾口語方言。[〔見正刊注〕。]而「希臘語」也是一樣，雖然是東正教所使用的書面語言，據歐洲學者揭露，它原本是來源於一種阿拉伯語古代方言的西亞語言[〔見正刊注〕。]。

　　因此可以說，西方字母的起源與傳播並非如成說所講述的那樣：腓尼基字母→希臘字母→羅馬字母……；實際的流傳途徑應該是：阿拉伯→斯拉夫→東正教（希臘文）→基督教（拉丁文，以法國南部的一種方言口語為基礎）→近代歐洲諸語言。[〔見正刊注〕。]

　　（五）新生「文字」引發西方厄運

　　在普及中國紙張及印刷術的過程中，西方字母表音文字的生成經歷可謂一波三折：先是依靠「中國因素」（紙張與造紙術）而起，然而草創未久，已呈現病入膏肓之癥狀；幸虧經中國文化的「對症下藥」及「回天之術」，使其寄生於中文雅言之下從而逐漸獲得生機。

　　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有兩個先天絕症：1.附和聲音——「聲浪覆舟」；2.缺乏意涵——「言不及義」（借用《論語》中的成語）。下面先看後果，再談救治。

　　既然表音文字「附和聲音」，也就難免隨著語音的時空差異而變得混亂不堪。儘管如此，發生了兩樁與此相關的「怪事」：一是原本不可能出現的表音文字，因有「貴人相助」，終於「鐵樹開花」；一是它從開始就危機四伏、命懸一線，所幸「再遇貴人」得以起死回生。

　　如前所述，西方最早的文字是基督教的宗教文字（東正教希臘文、天主教拉丁文）。然而，基督教獲得文字之時，也是其神權社會解體之始。在中國文化的影響下，宗教失控，世俗勢力興起，從而發生人神火拚（宗教戰爭）。如果不是指南針把大部分的火藥能量從對內消耗轉向對外擴張，那麼，歐洲人相互間的自相殘殺就會導致自身的徹底毀滅。果真如此，就不會有後來的歐美文明和海洋霸權了。

　　與宗教文字相對立、隨後出現的世俗文字（歐洲各地的方言文字），像雨後春筍一般地群起而林立。然而不管是宗教文字，還是世俗文字，都不僅未能促進溝通與媾和，反而加劇誤解和武鬥；以致17世紀上半期，在宗教戰爭耗喪上千萬的人口之中，有相當大的比例可歸因於「語言危機」。哈佛大學教授安妮·凱莉指出：詞語的混亂反而製造新仇舊恨，因而「戰火愈演愈烈，那麼多人死於非命，卻都不知道為什麼，聽到了什麼？反正都是嫉妒和恐懼，殺人或被殺。怎樣才能『讓國民用耳朵來和解呢』？」[〔見正刊注〕。]

圖：17世紀的宗教迫害。

圖：17世紀的宗教戰爭（三十年戰爭）。

　　《墨子·尚同》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天下之亂也。」墨子這裡說的是雖然是中國古代的語言，然而，這段話有助於我們理解歐洲不同語言的人群之間，在不同時代通過一個語音現象來準確傳達思想的非現實性。沒有是非標準，缺乏共通言辭，就談不上講道理與相互諒解。於是我們見到了這樣的景象：在歐洲引進文字的過程中，除了惡語相向，就是大動干戈。

　　在17世紀的歐洲，新興的書面語言表音文字，不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面臨著夭折或難產的危險。首先是宗教語言和文字（希臘文與拉丁文）早已半死不活。批評家們抨擊拉丁語和希臘語，視其為「死亡的語言」。[〔見正刊注〕。]就是在義大利，拉丁語也是奄奄一息。[〔見正刊注〕。]

　　再看世俗的語言文字，以英語為例；它被五位代表人物宣布為「已死的語言」（fallen language），他們是培根、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威爾金斯（John Wilkins）、斯威夫特（Swift）和約翰遜（Samuel Johnson）。[〔見正刊注〕。]

　　正是這些有識之士，他們反觀本國語言文字之絕望，從中文那裡找到了拯救的希望。

　　亞利桑那大學教授克拉森闡述道：

　　對於中國，觀察者像英國人約翰·韋布（John Webb）所總結的那樣，她的歷史悠久、相對穩定和起伏繁榮，這都多少歸功於其語言文字的完美；……漢字能被稱之為「真正文字」，是合乎自然的理性語言，它有六個特點：簡易、簡潔、悠久、鮮活、概括性和表達適中。

　　17世紀的歐洲，學術高峰的標誌就是尋找「真正文字」，它反映了當時的歷史實情：宗教與政治的危機，語言與文字的改革。

　　《聖經》中上帝拆毀巴別塔的故事，象徵著宗教與政治的衝突、以及宗教改革與反改革的決裂。……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1623—1687年）概括道：英格蘭的宗教戰爭的原因之一是，語言文字的糟糕及其所造成的舉國誤解。假如人們對於「神」（God）、「天堂」（heaven）和「地獄」（hell）等概念，有著相同定義；那麼，宗教戰爭或許不會發生。

　　那時的歐洲，有眾多的像威廉·佩蒂這樣的學者、神學家和自然哲學家，他們試圖發現和設計一種通用語言，而使上述的致命誤解不再出現。

　　約翰·韋布宣稱他找到了這種通用語言，那就是漢語。他相信在巴別塔事件中，漢語幸免於難，安然長存。……反觀當時的歐洲，語言文字存在著濫用詞語……的問題，以及欺詐、敗壞和淫蕩（低俗、劣質）。……韋布強調漢語能夠適當的表達思想。[〔見正刊注〕。]

圖：按照西方傳奇，《聖經》之「巴別塔事件」打亂人類語言。

　　（六）中國文化——西方表音文字的救星

　　芝加哥大學教授索薩西說：「自從歐洲人開始知道中國的書寫文字，它就被當成完美文字的範式。」[〔見正刊注〕。]

　　現代早期的歐洲精英們——從培根到萊布尼茨——在其對照漢語時，都認識到了西方文字的兩個先天絕症（附和聲音、缺乏意涵）。針對第一個先天絕症（附和聲音、聲浪覆舟），他們希望、並且嘗試按照漢語模式，創造一種可以普遍通用的表意文字。波特教授指出：

　　整個時代，歐洲人都是在漢語這個最重要的外來式樣下，探索「替代語言」（指創造中國式的「通用語言」，以取代歐洲的宗教與方言文字）……。

　　「合理語言的理論」這個中心議題，左右著歐洲人與漢語的「有緣相會」，它產生了獨特的中文表達模式的綜合視野；非常奇妙，令人憧憬於那遙遠和美妙的語言王國。[〔見正刊注〕。]

圖：17世紀的歐洲精英（培根、威爾金斯、斯威夫特和萊布尼茨等）都希望、並且嘗試按照漢字模式，創造一種適合於他們自己的「表意文字」或「哲學文字」，從而取代那陷於「語言危機」的字母表音文字，但沒有成功。

　　顯然在歐洲，創造一種基於表意的通用語言（文字）、以取代它的基於方言的表音文字，這樣的做法是不切實際、因而不會成功，儘管萊布尼茨堅持到最後；[〔見正刊注〕。]但是，如此幾代人努力並沒有付之東流，其收穫都已匯聚到了相對成功的醫治第二個先天絕症之中。

　　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的第二個先天缺陷（缺乏意涵、「言不及義」），也就是不具有像漢字那樣的「表意功能」——不能自體「含義」和「定義」。前者已加劇宗教戰爭，後者使它變得難以緩解。最終多虧中國文化之「啟蒙」，而轉危為安（啟蒙運動：神的社會→人的社會），拯救了整個西方社會及其拼音文字。

　　如果要說18世紀以前的西方文字有其「含義」的話，那充其量也是很偏狹的語義。例如，其宗教文字不能表達、並且排斥有關「人」的內涵（人情、人智、人事等）；而世俗文字除了日常對話之外，則都是粗話俗話，不能表達「雅言」的涵義（高雅、高深、高尚等）。

　　「表音」意味著不能自體定義。培根為此痛心疾首，他用錢幣作比喻來啟示世人，即：每一個漢字都有固定的詞義，這就是價值，所以它們是大眾語言的「通貨」；而字母表音文字則好比不含價值的貨幣，僅憑發音乃強人所難，所以很難行之有效、通行無阻。[〔見正刊注〕。]

圖：弗朗西斯·培根。

　　舉例來說。如十六世紀「拉丁文」不能轉譯「哲學概念」。「讓我們試試把16世紀法語在表達中所沒有的大部分概念翻譯成拉丁語。「絕對」（Absolu）？拉丁文的absolutus意思是「結束」、「完成」，僅此而已，沒有哲學上的用法。「抽象」（Abstrait）？拉丁文的abstractus意思是「孤立」或者「心不在焉」。西塞羅無疑會提出一種「專門折磨人的玩意兒」（Quod cogitatione tantum percipitur）。這樣說也對，也不對。……對於「相對」（relatif）來說也是一樣，翻譯成pertinens ad？可能是另一個意思了，後期羅馬帝國及中世紀拉丁語中的relativus只有一種語法上的意義。」[〔見正刊注〕。]

　　既然字母表音文字不能「自體定義」，那就只能藉助於傳入歐洲的中國文化及其表意文字來彌補這個固有缺陷。正如加拿大英語教授尤金妮亞所言：在「中國風」的環境下，越來越多的英語辭彙是通過想像中國事物而被定義的。[〔見正刊注〕。]

　　沒有一個思想的模版，試圖單靠語音來表白思想的內涵是徒勞的。例如，對於「思想概念」的翻譯也是如此，其前提是掌握所翻譯「思想」的內容。沒有確定的定義和概念描述，要翻譯思想的內容同樣是不可能的。

　　「我們要注意的是，要想翻譯一種思想，你首先必須掌握它；而在這方面，掌握一種思想的標誌，就是字詞；在通俗法語中所沒有的字詞，你怎麼用拉丁語去表示呢？而且說到底，如果嚴格說，我們可以用一個長長的句子來表達「決定論」所表示的意思---好心的高爾澤（Goelzer）在他的《法語-拉丁語辭典》中便在努力這樣做---，那是因為我們，19世紀和20世紀的法國人，我們上過哲學課，我們的老師在把哲學的字詞傳達給我們的同時，也把這些字詞所表達的概念教給了我們。可是，16世紀的人既沒有讀過哲學業士，也沒有讀過數學業士，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通過解釋來翻譯這一概念，而且單靠他們自己的努力，「決定論」這個共有的、常用的，而且幾乎是通俗的概念，這個我們從十六歲的時候便毫不費力地知道了的概念，在他們來說卻是永遠得不出來的，因為這需要不止一個人的努力。」[〔見正刊注〕。]

　　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英語詞典》被譽為英語和其他歐洲語言的「里程牌」——「這本書影響了其他一切」（The book that influenced all others），它把文學品質通過詞典的形式呈現給了世界。[〔見正刊注〕。]

　　然而事實上，約翰遜之大功告成乃與「中國助緣」密切相關。按照巴羅爵士（Sir John Barrow,1764—1848年）的說法，那時「約翰遜博士腦子裡都是漢語」。[〔見正刊注〕。]戴維斯爵士進一步指出：《約翰遜詞典》中的幾萬個英語辭彙和成千上萬個漢字，所表示的都是同樣的意思。[〔見正刊注〕。]雖然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約翰遜掩蓋了英語「表意」（含義、定義）的中國源泉，但他的各種書稿不乏討論中國文化和語言，乃至說到如何「解碼漢語」。[〔見正刊注〕。]另外，中國學者范存忠寫過一部專著《約翰遜博士與中國文化》，涉及到了這方面的一些情況。

圖：約翰遜英語詞典。

　　（七）西方表音文字的表意內涵——中文雅言

　　如前所述，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自身無法「表意」——「含義」和「定義」。後者的問題已被解決，前者又怎麼辦呢？當然還是離不開中國文化。

　　近代以前的歐洲是「神的社會」，其關於「人的社會、人的文明」，它沒有什麼概念；所以它的文字幾乎不能表達人情、人智、人事等。而與此相對的世俗文字則囿於方言土語，文辭中缺乏高雅、高深、高尚等內涵。西方諸文字有待於大量融攝外來成分，主要是來自中國的精神文化及物質文化。其做法是，用中文雅言的內涵對錶音文字進行充實以及內容置換——用舊瓶裝新酒：表音形式是本土的，表意內容是外來的。主要表現為下列的「三管齊下」：

　　Ⅰ.從「中國風」吸收中國物質文化和視覺藝術——「高雅」詞義；

　　Ⅱ.從翻譯文本獲取中國「形而上」的哲學思想——「高深」詞義；

　　Ⅲ.得力於儒學把道德從「神本」變為「人本」——「高尚」詞義。

　　如果沒有如此的「雅言」（高雅、高深、高深），那麼，西方的字母表音文字就不可能書寫文學及哲學，也不可能成為民族性和國際性的「通用文字」。

　　美國范德堡大學教授克里斯托弗·約翰斯指出：在18世紀，「對上層英國人來說，他們所歸化的貴族版的『中國風』成為一種世界性的視覺語言，……從而使他們分享紳士的價值和品味。」[〔見正刊注〕。]

　　凡妮莎博士指出：「中國風，……一種多功能視覺語言被用來表達和顯示英國的商業精神。」[〔見正刊注〕。]斯洛博達教授則說：「『中國風』，一種中國式的視覺語言，……與塑造現代英國的文化力量是相關的。」[〔見正刊注〕。]日本學者內田啟一寫道：「西方人的研究表明，西方人巧妙地融入了中國傳統，……他們把中國人的認知和思維方式納入自己的學術之中，……採用和消化耶穌會士的翻譯。」[〔見正刊注〕。]這也就是奧布萊恩教授所說：「智者們希望在歐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國式的學術。」[〔見正刊注〕。]

　　關於中國文化（雅言）及其物質文化元素被融攝進入西方諸語言文字，英國諾丁漢大學傳媒學教授格拉德斯頓寫道：

　　在17—18世紀，中國和西方的交往、交流顯著加強……，它在歐洲內部導致了對中國物品的狂熱，延伸到模仿和產生中國視覺藝術的作品、建築、服裝、室內裝潢和園藝設計……。凡此，都涉及到如何解釋、說明高度抽象的中國視覺和文字資源，以及那些非特定組合的不同工藝和文體元素。進而，歐洲的「中國熱」又延伸到消化中國文化的思想和實踐中，以此作為法律、文學、政治和哲學的話語部分。[〔見正刊注〕。]

　　這也就是如大衛·波特所說的那樣：「中國書面文字的特性已經注入了現代歐洲的語言話語之中。」[〔見正刊注〕。]

　　通過「解碼漢字」來為歐洲的表意文字借取含義、借鑒定義。唐納德·拉赫教授說，早在17世紀，歐洲語言學家就致力於解碼漢語系統。[〔見正刊注〕。]

　　美國歷史學家芒傑利略寫道：

　　17世紀的歐洲人尋求通用語言，使他們迷戀上漢語。培根和其他的歐洲精英都認識到，作為這方面的模範，漢語的表意原則使它能夠超越地區和方言的多樣性。由於如此見解，漢語便成為正在熱議的通用語言的候選者。……德國找到「漢語密鑰」（ClavisSinica），說明赴華耶穌會士所提供的信息，已被歐洲知識界消化了。

　　關於通用語言的可能性的信念包括這樣一個前提，即全人類所有語言共享一個深層結構（深層表意）；一旦被辨明，不僅可以創造一種普遍理解的理想語言，而且（對歐洲人來說）還能破譯像漢語那樣的未知語言。[〔見正刊注〕。]

　　（八）西方文學是「漢字密碼」的展開

　　首先提出「漢字密碼」、並且說明它對於西方的文字和文藝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密歇根大學英語系主任大衛·波特；他在其所著《表意文字：現代早期歐洲的之密碼》中闡述了這一命題。

　　尤金妮亞教授指出：「中國性」（Chineseness）不僅規定英語自身，而且還在英語文學發展中發揮關鍵效應。[〔見正刊注〕。]

　　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西方文學都是「漢字密碼」（包括「表意、雅言」）的展開。幾乎全部的18世紀以前的「西方經典」，特別是荷馬、但丁、喬叟和莎士比亞等「歷史人物」的著作，都是在18—19世紀的「中國風、中國啟蒙」的影響下，被運用包含「雅言」（表意）的現代西方文字，改寫或重寫、編篡與編造出來的；而在之前，它們皆為15—17世紀的舊文字的產物，最多只是粗糙的材料，沒有任何文學價值：

　　17世紀的莎劇（作品）是「一堆垃圾（a heap of rubbish）」。[〔見正刊注〕。.]

　　《荷馬史詩》是野蠻、放蕩、原始、簡陋。[〔見正刊注〕。]

　　喬叟的詩歌「比最低的庸俗更粗俗」。[〔見正刊注〕。]

　　但丁作品是「未成品、不禮貌、語言粗俗」。[〔見正刊注〕。]

　　奠定歐美文學基礎的「五朵金花」，都是在18世紀被用「中國風」的審美和語言偽造出來的；它們是：現代版《荷馬史詩》、現代版莎士比亞作品、麥克弗森的《莪相》、霍勒斯·沃波爾的《奧特蘭托城堡》和托馬斯·珀西的《英詩輯古》。後者就像韓國首爾大學教授恩慶敏所指出的那樣：

　　托馬斯?珀西（Thomas Percy,1729—1811年）畢生致力於揭示那些鑲嵌在漢字中的「古代符號密碼」（ancient symbolic code）。珀西遵循培根、威爾金斯和約翰·韋布的教導：漢字是合理性、通用性和真實性。一方面，他重新估價字母文字，重視它與漢字的關聯；另一方面，他則大搞歪門邪道，即利用漢字的「原初純正、亘古傳承」這兩個特點，從中提取信息來偽造英國的「文學傳統」（包括喬叟的詩歌）——珀西首先寫了《中國事物彙編》和翻譯了《好逑傳》，再一邊參照它們、一邊解碼漢字，終於虛構出了在西方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中古英語詩歌遺產」（《英詩輯古》）。[〔見正刊注〕。]

　　恩慶敏教授2018年出版的著作（劍橋大學出版社）論證了英語文學是被中國文化及漢語開啟的。[〔見正刊注〕。]加上先前多位英美教授的研究，關於英國或西方之「中國源」的主題已經昭然若揭了。

　　（九）作為西方哲學語言的中文漢字

　　19世紀的德國曾是歐洲哲學及希臘哲學的重鎮，然而，在萊布尼茲的弟子沃爾夫之前，用德語表述哲學概念聞所未聞。作為德國哲學的開山祖師，沃爾夫正是由於堅持在哈勒大學裡講授中國哲學（宋明理學），並受到上千名各國學生的歡迎而被驅逐出境的。不料這一事件導致人們的熱議，從而使沃爾夫在德國一舉成名，中國哲學也因而成為顯學，不過卻被戴上了一頂「德國哲學」的帽子。[1721年，克里斯蒂安·沃爾夫發表《論中國的實踐哲學》演講。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是第一位用德語寫作哲學作品的德國哲學家，該演講於1721年7月12日他在就職哈勒大學校長的典禮儀式上發表。詳見董並生《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第476-48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1版。]

　　在原始意義上，也許日爾曼語言是英語之母；但在現代語言和文學上，則正好相反。主要是由於遠離「中國風、中國熱」（啟蒙運動），德文的成熟晚於英文大約半個世紀；而且催生德國文學「狂飆突進運動」（18世紀後期）的，大抵是被基於中國資料偽造的「英國古風」（《莪相》和《英詩輯古》）的影響所激發。

　　16世紀的德語，按照恩格斯的比喻說法，是一個三十年未清掃的牛圈、臭不可聞，充滿著髒話惡語；[〔見正刊注〕。]馬克思批評那時的「散文」粗俗不堪、平淡無味。[〔見正刊注〕。]甚至到18世紀，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嫌德語太低劣，寧願使用他國語言。[〔見正刊注〕。]

　　德語的「表意」（含義）也是源於漢語，雖然大部分是通過英語和法語間接攝入的。芒傑利略教授說：在歐洲「消化關於中國語言的信息」的過程中，「德國尋求『漢語密鑰』，……這是吸收中國信息的一部分，由此，……中國（文化）已滲透到了一潭死水的歐洲腹地」。[〔見正刊注〕。]

　　貝蒂娜和普爾蒂編著《中國與德國啟蒙》一書，寫道：

　　撇開萊布尼茨堅持尋求通用語言這個有關中國的話題，……除了中國概念作為德國唯心主義哲學的另一半，在歌德的「中國事物」中，體現了密碼式的純文學，它出現了支離破碎的中國想像，沿著多線的現代學科而裂變，中國喻義被用於各種對象和專業語言之中。……從歌德有關中國詩文的遺著來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被捲入如此交流之中。歌德改編的來自英語翻譯和評論的中國詩文，都已變成了他自己的語言，從而建立了互文轉換的鏈條；由此，漢語信息所表示的，不僅是特定的文化身份，而且是形成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普遍的知識模式。[〔見正刊注〕。.]

　　「表意」屬於「形而上」，它與哲學有關；那就是為什麼17世紀的歐洲精英稱：漢語是普適性和哲學性的（威爾金斯參照漢字設計「哲學語言」）[〔見正刊注〕。]。鑒於此，僅憑表音文字這一點就可以得出西方不可能有原創哲學的結論。西方哲學（包括古希臘哲學）都是「二」（主客兩分），它是「一」（一元合分）的異化；其活水源頭在何方，不言而喻。

圖：威爾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年）的論文《真正的字和哲學語言》（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在英國皇家學會被討論（1668年）。威爾金斯建議這種新的通用語言很適合自然哲學家使用。資料來源。[〔見正刊注〕。]

　　美國銀行家雜誌（1909年）宣布：「在許多世紀以前，中國就有了我們所謂的『現代思想』的古代知識庫，並且一直在實踐中。」[〔見正刊注〕。]

　　18世紀初的法國文獻學家、圖書館館長讓·哈爾端揭露，幾乎所有的希臘-羅馬的作者和著作都是在14世紀以後被偽造的。[〔見正刊注〕。]所謂的「文藝復興」，那是被19世紀的西方中心論宣揚出來的；就思想而已，其原本是：在東方的影響下，近代早期的義大利出現了神學的正面與反面的新觀念；其反面的被稱之為「人文主義」（神職學者），他們紛紛在陰暗角落裡，或殘垣斷壁中「發現」古代手稿，此乃希臘-羅馬及其典籍之由來。沒有文字的古代，哪裡可能有文獻的存在！而人文主義所偽造的這些手稿在「文字」上則是很糟糕的（18世紀以前的舊文字產生不了精品）所以後來都被改造、被「經典化」了。例如摩西·門德爾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年）對於柏拉圖的作品，是「半翻譯、半重寫」。[〔見正刊注〕。]

　　這就是說，西方哲學實際上也是「漢字密碼」的展開。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確認，「在萊布尼茨的規劃中，漢字模式的功能是作為西方哲學的基石。不少哲學家和詩人追隨萊布尼茨，而把漢字想像為宇宙密碼。」[〔見正刊注〕。]

　　是儒學（包括《易經》）開啟了德國哲學的。如果說作為這方面的先行者萊布尼茨，是使用拉丁文和法文引進中國哲學的；那麼，作為第一個使用德語的德國哲學家，沃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年）所講授和撰寫的，則是以中國哲學為主，從而「形成了德國哲學心靈與語言」。[（見正刊注）。]這就是說，德國哲學僅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其「表意」內涵則是中國的。

　　在德國哲學成長的過程中，可以說是爆炸式的「吞吐」華夏思想（吐出來的就變成了「德國哲學」），其哲學家們引進模式可以概括為「縱橫累進」：

　　就萊布尼茨的開闢功效來說，分為「奇正」：「正」是縱向傳遞：萊布尼茨→沃爾夫→→赫爾德→康德→黑格爾……；「奇」是橫向反饋，例如萊布尼茨啟迪了瑞典人斯威登堡，後者鑽研中國玄學，從而奠基了共濟會的理論，反過來又影響了包括康德、黑格爾在內的眾多歐美知識精英。除此之外，每一代德國哲學家又都從其他途徑擷取東方智慧，例如黑格爾赴巴黎向漢學家雷慕莎學習老子，從而形成其辯證邏輯體系。

　　波茲南大學的羅卡茲論文《中國是怎樣創造歐洲的》，其中寫道：

　　非宗教的啟蒙世俗主義誕生於儒家精神。……在17—18世紀，中國文化影響了歐洲世俗主義的出現與發展，這是西方啟蒙運動的顯著特徵。……重新詮釋儒學作為「一神教密碼」〔引者按：耶穌會士白晉說：「基督教的神秘已被預先包含在最古老中國文獻中。」[〔見正刊注〕。]「《易經》包含了全部的基督教的理智和啟示。」〕[〔見正刊注〕。]。……中國文化促成了歐洲哲學歷史的誕生。[〔見正刊注〕。]

　　（十）認識不到中文的真正價值，就不能徹底破除西方偽史

　　從現實狀況來看，形音義三位一體的表意文字，被實際上很低級的「聲音符號」所綁架和禁錮了（也包括中國人的文字信念）。現代的人們長期以來已被西方中心論的線性邏輯所誤導。

　　正如本文作者之一在《虛構的古希臘文明》一書前言所寫的那樣，只有真正理解了中文的特質，才能全面地認清西方虛構歷史的真實情況。該前言中這樣寫道：

　　古詩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對於當代西方人來說，由於沒有對真正的「文字」承載文獻功能的切身體會，因而對於十五世紀前後在歐洲被大量「炮製」出來的所謂「古文獻」缺乏一個參照物，就難以理解和接受其「全盤造假」的事實，或者甚至反過來懷疑起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真實性。

　　現代西方學者陶醉在從十九世紀開始出版的各種有關「古典學」及「東方學」浩如煙海的著作之中，單舉19世紀有關「近東」的著作，就有6萬本之多。[〔見正刊注〕。]

　　而西方「古典學」方面著作的數量一定大大多於西方的「東方學」著作之數量。然而，「19世紀的史學家們所討論的絕大多數問題，大多數是在18世紀設定的框架中進行。」[〔見正刊注〕。]問題不在「古典學」著作數量的多少，而在於其原始資料是「真」是「偽」；原始資料「既偽」，建立在「偽史料」基礎上的研究著作一定如滾雪球一般、滾得越大就離「真」越遠。

　　認識了漢字，並通過漢字了解中國歷史，了解中國從甲骨文、金文、竹簡帛書、刻石文字、宣紙麻紙的書寫材料載體，了解中國歷代的史官制度，了解各種文體：經疏注釋、諸子百家、詩詞歌賦、駢文散文、箴銘頌讚、論說詔策、章表記序等，了解了中國有各種類書、叢書，如《太平御覽》、《古今圖書集成》、《永樂大典》、《四庫全書》、《道藏》、《佛藏》等，了解了中國有歷代經籍志、藝文志，有大量的官私目錄，有版本校勘之學，字體有真草隸篆等等，數不勝數的古文獻產生與傳承的諸多條件。了解了這些中國文獻學常識之後，依此為參照系，拿來去與西方所謂的「古典文獻」對比一番，就容易發現原來在西方、這些古文獻賴以存在的條件一概沒有，既沒有文字的演變歷史，沒有歷史文獻制度，也沒有文獻的載體，有的只是從西亞、北非借來的一套「拼音字母」。再尋繹那些所謂西方「古文獻」的來歷，就會發現那不過像是在捕捉一個語音現象中的虛幻泡影。[〔見正刊注〕。]

　　「表意」是立體、深遠和無限的，「表音」是平面、膚淺和有限的。因此可以說：不認真搞懂中文、認識到中文漢字的真正價值，就不能徹底揭露西方偽史之底細；揭露了西方拼音文字之義涵的中國源頭，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質，才可能徹底截除西方偽史的根基。

　　原來西方的「原初」文學與哲學，並非由來於什麼古希臘的「民主大神」及古羅馬的「法制精神」，更不是什麼歐洲蠻族特殊的「自由精神」，以及植根於什麼基督教或新教倫理及資本主義精神。實際上，西方的「原初」文學與哲學都是襲取了中國文化片段、對中國文化進行割裂與曲解而形成的一個典型的「文明怪胎」。

　　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可能從根本上徹底破除西方中心論，從而推翻和解除無所不在的「西方中心論話語權」對中國文化的壓制與束縛。

　　哲學家德里達宣布：邏各斯主義的死亡，以「語音在場」為基礎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大廈必將倒塌；回到萊布尼茨解析漢字密碼、開創歐洲哲學的原點，進行大周期的「否定之否定」的飛躍。不久的將來，人們的記憶選擇會厭惡和告別不斷增加、疲於奔命的字母符號組合。思維的捷徑是「直道而行」——不假外物（不僅借用作為中間環節的表音字母）而直指意識、直達藏識；神交玄奧之高古，靈啟天地之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