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訪談錄（一） 鄭曉龍：解密《渴望》神話

追憶九十年代剛剛過去不到10年，「九十年代」已經成為「歷史」了。因為有了「八十年代」這個「短暫、脆弱卻頗為特質、令人心動的浪漫年代」作參照，「九十年代」看上去要平凡得多——必需，卻乏善可陳。可能在一些思想者眼中，「九十年代」甚至是一個「粗鄙，充滿物慾，犬儒主義，保守而缺乏反省」的時代，但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由於我們是從那裡走來，從來沒有哪個時代與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氣質如此相近。「九十年代」其實並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平庸。至少與當下中國人經濟生活息息相關的諸多重要事物，都是在那個年代孕育、誕生並成長的。「九十年代」應該是一個精彩的10年，也同樣是豐富的10年，它的動人之處，恰恰在於看似波瀾不驚，回首卻滄海桑田。從這種意義上講，讓我們回首去梳理、傾聽、記錄那個時代的人和事，那些最貼近那個時代脈搏的人與事，趁著那段「歷史」仍然鮮活的時候，回望我們的來時路。九十年代訪談錄（一）：鄭曉龍：解密《渴望》神話本刊記者 古川1991年，一個名字感動了中國，她就是劉慧芳。《渴望》，一部轟動全國、感動千萬人的電視劇，被稱為中國電視劇發展歷史性轉折的里程碑，它創下的巔峰效應成為一個時代的神話。《渴望》通過講述兩對年青人複雜的愛情經歷，揭示了人們對愛情、親情、友情以及美好生活的渴望。中國人，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守在電視機旁，在眼淚和微笑中，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九十年代。鄭曉龍：《渴望》製片人。1984年至今，先後擔任北京電視藝術中心主管生產副主任、主任，在任期間曾策劃組織了多部在國內引起強烈轟動效應的電視劇：第一部長篇電視連續劇《四世同堂》、第一部長篇室內劇《渴望》、第一部電視系列劇《編輯部的故事》、第一部編年史風格的電視劇《一年又一年》等，在中國電視劇發展史上創下了一個又一個輝煌的「第一」，是中國電視劇事業的第一批拓荒人。牽手王朔《國家歷史》：您做第一部電視劇是什麼樣子？鄭曉龍：80年代中期，我們的爭論是電視劇要不要拍得好看。我們認為電視劇應該拍得好看，有好的故事。電視劇應該關注什麼？我們做《凱旋在子夜》是為了配合對越自衛反擊戰，拍《四世同堂》正好配合抗日戰爭40周年。電視劇的娛樂性、收視率都不是主要的考量標準。拍攝的東西是不是好看成為當時我們與一些同志討論的熱點。《國家歷史》：《渴望》是怎麼產生的？為什麼要選擇「講述百姓」的故事？鄭曉龍：《渴望》是我們中心生產模式的改變。電視劇記錄的技術方式與電影不一樣，一個是攝像、一個是攝影。光電技術的發展、化學與機械技術的發展，也促使我們要改變電視的生產模式。我們當時覺得在中國應該發展的是電視劇而不是電影。我們就想拍「室內劇」，這是我們自己發明的一個詞。室內劇能拍得好的是以家庭、倫理等內容為主的核心故事。所以當時《渴望》就從這個角度出發，開始組織劇本。我們講共產主義這棵參天大樹，搞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不可能栽種在貧瘠的土地上，必須是栽種在豐厚的、有營養的土地上。拍《渴望》這樣的劇是給廣大觀眾起到鬆土、加肥、施水的作用，改造土壤的作用。文藝作品的主題應該更多的是傳播真善美，鞭笞假醜惡。《渴望》就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來表達真善美和假醜惡的。它沒有更高的主旋律，而是講述普通老百姓的善良和美麗，與群眾特別近。《渴望》完了以後總結了「三貼近」：貼近生活、貼近百姓、貼近觀眾。《國家歷史》：《渴望》這種故事情節在當時的社會生活中是不是有真實的故事？鄭曉龍：那時文革剛剛結束不久，人的情感變化、人性變化，都是特別有傳奇性的。文革期間，像《渴望》這樣的故事非常普遍，完全是可能發生的。劉慧芳嫁給了王滬生，收養了王滬生姐姐的孩子，一直忍辱負重。她那樣一個普通女工人的善良、正直，都是感動我們的。但這個故事在社會中沒有特別突出的樣本，是我們編出來的。《國家歷史》：當時是怎麼與王朔合作的？鄭曉龍：我們要做這樣的電視劇，就找了幾個人一起來策劃。1989年初，在薊門飯店，我、李曉明、王朔、鄭萬龍，我們四個一塊聊，聊這個故事，拍什麼樣的故事好看，觀眾愛看，沒有外景。我們覺得拍一個女性的故事會好看，覺得男的大老爺們兒的故事沒什麼好看的。這個女性應該是30多歲，她一生最美麗的時候。善良、漂亮、為人正直、忍辱負重，把很多優點放在她身上，同時把很多災難也放在她身上。當時我們是這麼來策劃這個故事的。請李曉明回家去寫大綱，他寫了17萬字，然後回到薊門飯店。我們看了這個大綱，討論後，讓曉明回去在家裡寫劇本。大概半年後，他寫了50集的劇本。《國家歷史》：《渴望》究竟讓人們「渴望」什麼？作為製片人，您當時最想通過《渴望》獲得什麼，是金錢還是別的？鄭曉龍：渴望善良啊、美好啊、人性的復歸啊。我們想通過《渴望》的播出在全國產生比較大的影響。首先是好的社會效益，起到鬆土的作用。廣大人民群眾看到《渴望》，人們覺得心裡都有一種溫暖。慧芳那樣的善良，好人有好報。做一個好人、善良的人、誠實的人，這是對社會的貢獻。第二，我們想讓室內劇的製作方式，通過這個電視劇的播出，得到確定。一種生產方式要通過它的產品來得到確立。第三，想通過這個劇的播出，回收資金。我們花了102萬，還沒算攝影棚與劇本等其他方面的投資，實際只收回五十幾萬塊錢，我們賠了。當時電視劇基本沒有市場，各個電視台基本上是按一分鐘多少錢來買片，片價很低。電視台是壟斷的，沒有競爭，導致我們賠了錢。表達對社會奉獻的價值觀《國家歷史》：80年代有人倡導一種「自我設計」的人生觀，《渴望》表達了什麼樣的價值觀與人生觀？鄭曉龍：《渴望》表達的是對社會奉獻的價值觀，像慧芳一樣，而不是「自我設計」的價值觀。「自我設計」價值觀與人生觀不是在80年代，而是在90年代以後。《國家歷史》：《渴望》創造了什麼樣的神話？當時社會有什麼反響？你認為《渴望》是我們國家電視劇的經典嗎？鄭曉龍：神話就是萬人空巷，當時電視劇的播出景象就是萬人空巷，然後犯罪率下降。我記得《渴望》播出以後，公安部還組織了一次慶功會，把《渴望》劇組請去。在《渴望》播出的那段時間裡，全國犯罪率都下降，讓人感到一種溫暖與善良，對社會和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當然應該是經典，它代表一個時代。由於《渴望》的出現，室內劇的生產逐步開始。以前的電視劇外景拍攝比較多，還從來沒有人這樣做過。而且室內劇的拍攝成本低，50集只花了102萬。《國家歷史》：《渴望》首播時的萬人空巷，曾一度成為百姓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甚至收視率達到90.78%，你們當時是怎麼想的？鄭曉龍：我不知道90.78%是怎麼來的，所以我從來不敢說收視率。當時並沒有收視率的真正統計，都是估計的。會產生影響是肯定的，但產生這麼大的影響，是當時沒有想到的，出乎意料之外。而且我們拍攝時，並沒有想到後面的結果，會有多大榮譽，並沒有想那麼多。我記得拍完後，我們把劇組聚集在北戴河。在此期間，每個人，特別是導演、攝影、美術、燈光、化妝、道具都要寫一個總結，總結室內劇拍攝成功的經驗，室內劇拍攝是怎麼完成的。這在中國是一個創造，在以前沒有過，及時地總結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國家歷史》：如果《渴望》在80年代初或者21世紀初播出，你感覺又會有什麼效果？鄭曉龍：這完全是一個假說，根本不存在。有可能在80年代初根本就被槍斃了，那時思想還沒這麼解放，這種片子根本就不可能出爐。它是一個時代的產物，正好在那個時候，天時、地利、人和。我給你說個故事，在《渴望》之後，我們的《編輯部故事》差點就被斃了。如果21世紀初播放的話，可能也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因為畢竟是第一部嘛。《渴望》帶起來一批家庭倫理電視劇的出現。如果沒有《渴望》就沒有接下來這一批。但如果把《渴望》抽出來放在21世紀，也很難說。重拍《渴望》？《國家歷史》：有人覺得劉慧芳的結局不是很好，希望重拍《渴望》或者拍攝《渴望》續集，您是怎麼看的？鄭曉龍：這很好啊。前些年來重拍，我一點意見都沒有。前些年我們還策划了一個劇本叫《劉慧芳》，不叫《渴望》，寫劉慧芳在情感上的新經歷，但是後來沒拍。現在再拍可能就有點晚了。至於什麼時候重拍合適，這很難說，也許永遠沒有這樣的時機。《國家歷史》：17年過去了，今天如何看待《渴望》？鄭曉龍：今天來看《渴望》，仍然很多人願意看，仍然有很強的教育意義，它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國家歷史》：1993年，您執導的電視連續劇《北京人在紐約》，播出後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創收視率最高紀錄，獲得了很多大獎。為什麼要拍這樣的電視劇？鄭曉龍：我給你說，貼近時代也是我們中心的指導思想。這個很簡單，當時中國處於「出國潮」。都想出國，好像國外遍地是黃金，一出國就能夠醜小鴨變鳳凰了。可是實際上很多出國的人並不是這樣的。很多人並不真正了解國外，並不真正了解國外的生活，並不真正了解華人在國外的生活。我記得，當時國家廣電部部長艾知生說，《北京人在紐約》播出後，去美國辦簽證的人都減少了。這對出國潮是一種遏制，也反映出國是一種熱潮，反映了出國的人在國外的艱苦經歷，裡邊涉及到東西方文化碰撞，涉及到在美國的華人、在海外的華人生存現狀。同時這個片子還是一個「商戰+愛情」的故事，是中國「商戰+愛情」故事類片子的一個開創。《國家歷史》：《北京人在紐約》的故事情節是真實的嗎？鄭曉龍：有一些真實的影子，它原來是曹桂林寫的小說，我們用了小說里的情節，前四集與他小說比較接近，但第四集後就完全改了。他的小說是根據他自己的生活經歷來寫的，他本人也在美國開衣廠，最後破產。他與他女兒的關係特別緊張，因為文化上的差異。《國家歷史》：這部電視劇的拍攝是不是有來自上級部門的指示？鄭曉龍：完全沒有指示。我記得，這部小說好像是當時的北京電視台台長推薦給我們看，他說這部小說非常好。我看了以後很激動，覺得是非常好的體裁，而且在 「出國潮」正熱之時拍出來，對社會有非常好的指導意義。後來就與作者聯繫，我還去美國體驗了半年生活，然後回來修改劇本，尋找資金，組織拍攝。《國家歷史》：現在回想起來，這部電視劇是否與主旋律有關？鄭曉龍：這要看怎麼理解主旋律了。如果現在比較客觀、正確地來理解主旋律，那麼我覺得它也算是一種主旋律。儘管它裡邊並沒有講共產黨員、重大歷史事件、直接表現黨的歷史或政治上直接要求的東西，但是符合了時代的發展方向和脈搏，那也算是一種主旋律。只不過這種主旋律不被很多人承認而已。我們對主旋律應該理解得更寬更深刻一點，不能僅僅理解那麼一點。「90年代是社會進步的年代」《國家歷史》：上世紀90年代初的時代特點是什麼樣子？鄭曉龍：1976年粉碎四人幫以後，國家開始改革，解放思想，撥亂反正，一路走下來。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一直都處于思想解放高潮期。新的觀念與思想不斷出現，思想非常活躍，但是還有很多舊的東西在裡頭。當時社會開始出現萬元戶，深圳成為特區，很多人下海經商，國家開始鼓勵私有經濟的發展，思想上新舊交替碰撞比較激烈。在電視劇方面，電視劇應該是什麼樣子？電視劇生產又應該是什麼樣子？拍攝是什麼樣子？人們還爭論電視劇是不是商品？電視劇應不應該市場化？有很多人認為電視劇不是商品，不應該當作商品來考慮，這些都是當時的爭論。80年代的電視劇整體上還是注重宣傳的功能。電視劇的生產，基本上是為了表現黨的政策、理論。後來，電視台出了有線台與無線台的競爭，證明電視劇需要市場化，電視劇應該是商品。這導致電視劇迅速發展。《國家歷史》：如何看待整個90年代？鄭曉龍：讓我看待整個90年代？是社會進步發展的年代。儘管泥沙俱下，但總體來講，90年代還是比較好的。《國家歷史》：你覺得現在人們的價值取向、休閑娛樂方式相對於90年代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鄭曉龍：現在社會變得更多元化了，更加開放。但在解放思想的問題上，還不如90年代。我覺得要想社會真正進步，要真正考慮一下我們這個民族應該有什麼樣的精神面貌。現在有些人好像為了錢，任何事都可以做，一點禮義廉恥都沒有。社會非常現實化，理想主義已經變得毫無意義，（我）感覺很難過。在社會上，大家應不應該誠實，這是應該討論的問題。現在這個社會，應該是誠實的社會，應該鼓勵誠實這種道德規範。但在道德教育方面，我覺得我們中國存在非常大的問題。我們的體制上，人應該有一點德行，有一點理想。 H《渴望》年輕漂亮的女工劉慧芳面對兩個追求者遲疑不決。一個是車間付主任宋大成，一個是來廠勞動的大學畢業生王滬生。她渴望愛情，但是，前者有恩於她，後者身處困境，需要幫助，這使她左右為難。王滬生的姐姐王亞茹是個醫生，在送別未婚夫羅剛去幹校後，發覺已有身孕。她不顧羅剛的勸阻，偷偷生下一個女兒，取名羅丹。羅剛深夜突然返京，王亞茹驚喜中並未察覺他神色有異。羅剛帶著女兒悄然離去，留下一封信，告之他被通緝，生還無望，讓王亞茹忘掉他。劉慧芳和王滬生結了婚，劉對撿來的棄嬰萌發母愛，王不情願，只好勉強收留，起名劉小芳。一年後，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王東東。 深感失望的宋大成和劉慧芳的好友徐月娟結了婚，但對徐感情不深。劉慧芳在夜大與教師羅剛相識。偶然間，小芳的身世大白。恰在此時，王亞茹經過幾年鑽研，終於治癒了小芳相同的病症，生活再一次迫使劉慧芳作出抉擇。《北京人在紐約》這是一個經典的、關於北京人在紐約奮鬥與掙扎的生存故事。東西文化的碰撞引起的不只是疼痛、無助與彷徨。在家庭的分解與重組中，在婚外情的發生和發展中，在移民子女的教育及兩代人的觀念衝突中，這群懷著美國夢的北京人，事業與情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是第一部全面描寫赴美移民浪潮中北京人的故事。北京音樂家王啟明與妻子郭燕，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渴望，終於來到了神往已久的美國。然而，一切並不完全像他們想像中的一樣美好。通過奮鬥，王啟明終於成為一位富翁，但卻付出了巨大代價。妻子郭燕成為外國商人大衛的妻子，而大衛卻是王啟明最大的競爭對手。情感在複雜而微妙的衝突中發展，王啟明也找到了聰慧美貌的紅顏知已阿春，但是矛盾並不能得以很好的解決，女兒寧寧的到來，又在幾個人的生活中掀起軒然大波。寧寧不能理解父親王啟明與母親郭燕，更不能接受阿春。處身於美國的社會環境，她變得任性和反叛，以放縱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父母的怨恨。《北京人在紐約》折射出東西文化的差異，全景式展現北京人在紐約生存狀態，早在十年前就引起轟動，成為描寫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國人事業與情感歷程的經典之作。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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