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力推TPP,原來是為自己跨國公司的利益服務
國際貿易規則歷來是國家間利益博弈的結果。
近年來,代表著上一輪全球化的多哈談判受阻,世界貿易組織(WTO)在國際貿易體系的中心地位正在受到衝擊。
不久前,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舉行簽署儀式,各國爭取讓協定在2年內生效,成為最近二十多年來全球規模最大的一項貿易協定。然而,TPP的意義並非在於所形成的貿易和經濟體量,而在於它代表著全球貿易規則演變的開始,意味全球貿易規則博弈的升級。
當前,最需改變的是全球不公平的貿易規則體系,而由於制定規則者話語權的非對等性和規則適用對象的差異性,使得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得以借「公平貿易」之名行「特惠貿易」之實。
特別是以美國為主導的TPP協議很大程度上演變為為維護美國跨國公司利益,進而維護美國全球利益的一種新的制度安排。
TPP在談判過程中曾遭到多國民眾反對。圖為日本農民抗議本國政府加入TPP談判。 新華社
跨國公司利益被放在首位
對美國之於TPP的戰略意圖,奧巴馬曾坦白地表明:「TPP將使美國在與中國競爭中更具優勢,讓美國而非中國書寫21世紀規則」,可見,這種「規則之爭」的背後依舊是美國制度霸權的另類體現。
遠觀不如近看,TPP並非其所對外強調的那樣「公平、公正、透明」。由於TPP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高度保密,採取閉門談判的方式,很多核心內容及其細節並不為外界所知。
從已經解密的內容來看,實際上,TPP與以往自由貿易協議最大的區別不在於關稅水平的降低、合作程度的加深,也不代表著貿易更加便利化,而在於跨國公司對主權國家司法壁壘的破除。
《全球經濟系統的脆弱性》一書的作者哈克·拉斯姆斯就曾經指出,TPP代表著一個跨國公司政治制度走向重大的飛躍,跨國公司的經濟利益被放在首位。
繞開主權國司法約束
就本質而言,TPP等區域貿易協定是以WTO的例外為基礎,傾向於保護跨國公司的一種特惠貿易。
首先,在原有WTO框架內,涉及的是商品貨物在各協定國之間的自由(低關稅)流動,而跨國公司在某主權國家做生意,必須遵守主權國家的法律和仲裁,這對美國跨國公司形成了很大的主權壁壘約束。
為了繞開這些約束,TPP首次引入「投資者與國家間爭端解決機制」(ISDS條款),設計出一套獨立於WTO國家爭端解決機制以外的新程序。
根據ISDS條款,在TPP的框架內,規定主權國家法律必須服從TPP協定精神(打破主權國家壁壘,關稅近乎於零,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如果投資對象國的政府決策損害了外國投資者的權益,則投資者可以繞開該國的司法體系,直接向國際商業仲裁機構提交爭議,要求投資對象國政府賠償損失。
由此在TPP框架下可以對簽約國政府的法律與政策變化所帶來的損失要求賠償,這極大地擴張了跨國公司的福利和利益分配。
因此,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美國經濟也成為TPP協議中最大的受益者,可以說,相比較於以前的爭端解決機制,TPP的ISDS將跨國公司的權力推向了一個新高度。
為跨國經營建立利己新規
其次,全球價值鏈的出現和大規模擴展,要求國際貿易規則更多地滿足生產環節分布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價值鏈發展需要,減少貿易和投資的障礙。
然而,在全球價值鏈主導貿易新格局和規則變化的大背景下,被稱為「21世紀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的TPP卻更加強調原產地規則(以確認產品是否屬於TPP區域範圍內並給予優惠待遇)。
TPP最新文本中的「原產地規則」明確指出,其制訂的目的是「促進區域供應鏈、確保締約方而不是非締約方成為協定的生產者」,即在某一締約方生產。這些規定促進了成員間的生產和供應鏈整合,卻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與非成員國之間的經貿聯繫。
曾經就有美國學者研究表明,屬權原則下的進出口額與屬地原則相比,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出口額明顯降低。這種具有排他性與差別待遇的貿易體制原來屬於WTO架構下的例外安排,現在美國卻將其樹立為主導性、常態性的安排,等於全面侵蝕WTO的無歧視、普遍最惠國待遇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一直以來美國的全球政策都是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核心,美國一向標榜自己為自由貿易的楷模,但全球產業分工卻加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但又不能放棄自由貿易的大旗,於是近幾年,美國對國際貿易關係做大幅度的調整,提出的所謂「公平貿易」。意圖擴大本國壟斷產業在國際市場份額,使貿易增加值和利潤留在自己手中。
而另一方面,美國卻苛責別國實行不公平貿易做法,扭曲市場競爭。美國堅持認為,一些國家長期以來通過對國有企業提供補貼獲得不公平的競爭優勢。TPP對國有企業參與的市場行為首次進行了全面回應,要求成員國對國企進行私有化,並且完全遵守市場法則。
旨在讓經濟霸權得以為繼
有分析認為,美國利用TPP為其跨國公司「撐腰」的做法早在意料之中。
美國的全球政策和行為背後往往都與跨國公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跨國公司歷來都在美國經濟中佔有絕對主導地位,成為當今世界經濟政治體系中影響權力與利益分配關係、重塑體系結構的重要非國家行為體。
憑藉經濟霸權,美國的跨國公司得到了快速膨脹。反之,美國跨國公司的持續擴張也使得美國經濟霸權得以為繼。
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跨國公司的進化史就是一部美國資本主義演進的歷史。美國為跨國公司大開方便之門,給予其特權已經有很長的歷史。
為了確保美國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上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通過「超級301條款」和「特別301條款」,單方面向不符合「自由貿易」的東道國提出經濟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脅,或通過貿易談判迫使其開放本國市場。
可見,對於完全以本國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美國而言提出的所謂「公平貿易」是名義上更具合理性,但形式上卻更具隱蔽性,戰略上更具進攻性的「超貿易保護主義」。
「貿易不公」或愈演愈烈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跨國公司整體實力為世界各國之首,且在相關領域佔據壟斷性地位,通用汽車、通用電氣、蘋果、波音飛機、埃克森石油、IBM、微軟、Google、蘋果等美國大型跨國公司,其經濟實力可以高過巴基斯坦、秘魯、紐西蘭、阿爾及利亞、越南、科威特、古巴等國家。
特別是本世紀以來,國際分工越來越表現為相同產業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內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環節之間的多層次分工。國際分工的範圍和領域不斷擴大,逐漸由產業間分工發展為產業內分工,進而演進為產品內分工為主的國際分工體系。
以產品內部分工為基礎的中間投入品貿易稱為產品內貿易,從而形成了「全球價值鏈」體系。
隨著全球價值鏈體系的深入發展,以及全球範圍關稅減讓和運輸成本的降低,使得跨國公司將產品價值鏈分割為研發、設計、原材料與零部件生產、成品組裝、物流配送、市場營銷、售後服務等若干個獨立的環節,並將每個環節配置於全球範圍內能夠以最低成本完成生產的國家和地區,作為全球價值鏈主體的跨國公司地位也越來越突出,通過價值鏈全球布局,跨國公司整合了全球最優資源要素。
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蘋果的iPhone價值鏈。iPhone在美國完成產品設計後,由韓國LG、三星,美國博通、德州儀器,日本的AKM和歐洲意法半導體、中國台灣地區的鴻海等公司提供主要零部件,最後在中國富士康、英華達等公司進行組裝再出口給蘋果公司。
從利潤走向看,每台iPhone手機價值貢獻中,美、日、韓分別憑設計和技術獲得49.4%、34%和13%的利潤分成,而中國通過加工組裝所創造的價值僅為手機出廠價格的4%。由此可見,iPhone的銷售給美國經濟帶來的是貿易順差,而不是傳統研究方法所認為的那樣給美國經濟帶來了貿易逆差。
有觀點認為,未來,隨著TPP的「落地」,在美國跨國公司得到更多「特惠」後,類似現象或將愈演愈烈。(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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