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一個觀察真實世界的客觀派學者（下）

【經濟發展表面上看起來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實際上背後是結構的不斷變動。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提高收入，中間目標是提高產業結構，切入點是提高要素稟賦結構】

□特約作者 周子勛

經濟學要改變世界上85%的人的命運

林毅夫表示，在剛提出新結構經濟學時，常在國內外的各種論壇上倡導要回歸到亞當·斯密，但這並不是說要回歸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提出的理論主張，而是回歸到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實際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標題中已經把他的研究方法講得非常清楚了，也就是「對國家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探索」。

林毅夫說，我們作為經濟學家追求的是什麼？我們希望自己在學術上多發表一些文章，能夠安身立命；但是更希望我們的研究不僅能夠幫助人們認識世界，而且還可以幫助人們改造世界。從後一點來講，實際上，經濟學做的還非常欠缺。因為從亞當·斯密到現在，即使經濟學有那麼大的發展，有那麼多人拿到諾貝爾獎成為大師，但是我們知道，世界上85%的人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現有的經濟學對改造這85%的人的命運基本上沒有幫助，而且還可能起反作用。人們常講的一個笑話是：「最有破壞力的人是誰？就是經濟學家」。我希望我們作為經濟學家所追求的目標，不僅是多發表論文得到晉陞，還要讓經濟學真正能夠改變世界這85%的人的命運。通過我們去觀察真實世界的現象，了解現象背後的原因，從自己的了解來幫助別人了解。

就以發展經濟學為例，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為了發展中國家的戰後重建，以及新擺脫殖民統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需要，而從現代經濟學中獨立出來的一個新的子學科。當時提出的理論被稱為「結構主義」，是第一波發展經濟學理論。這一理論建立在人們對發達國家發展模式的觀察基礎上——發展中國家因為缺乏發達國家先進的產業和技術，導致勞動生產力和收入水平低，認為發展中國家要率先發展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密集的先進產業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主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採用進口替代戰略，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先進產業。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均採取了上述發展戰略，但卻發現，在這些產業建立起來後，經濟發展停滯，危機不斷，與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結構主義」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第一次實踐失效了。

到20世紀70年代以後，發展經濟學的主流理論為新自由主義所取代，進入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原因是發達國家有現代化、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發展中國家則存在大量的政府干預，企業國有，政府對價格進行扭曲，直接資源配置，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行為等，導致經濟發展績效差。因此給出政策建議：把國有企業私有化，價格市場化，資源自由化，政府的責任是維持宏觀穩定，維持財政預算的平衡。然而推行的結果是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迷失的二十年，經濟增長率比改革前還低，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再次擴大。

成功經濟體的五大特徵

世界銀行的一個研究表明，在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後，繼續進入到高收入行列。這兩個經濟體，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中國大陸有望在2020年前後，成為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高收入的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或者是石油生產國，本來距高收入經濟體的差距就不大。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也就是說，即使有像世界銀行這樣的一個國際發展機構的幫助，又有金融資源來支撐根據理論所制定的政策，還有許多發展中國家很多在美國留學後回去推動他們國家發展的精英人才，但是，效果非常差。有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二戰以來，一直沒有擺脫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沒有真正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進行反思的根本原因所在。由2008年諾獎獲得者邁克爾.斯賓塞和羅伯特·索羅領銜，二十幾位發展中國家既懂經濟又有實踐經驗的官員參與的增長委員會出版的《增長報告》，對二戰以後13個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速度、持續25年或更長時間高速增長經濟體成功原因的研究發現，這些成功的經濟體有五個特徵：一是它們都是開放經濟；二是宏觀經濟都比較穩定，不經常出現危機；三是都具有高儲蓄和高投資；四是都有有效的市場；五是都有一個積極有為的政府。這五大特徵跟過去主流理論的政策框架都不太一樣，因為它既有市場，也有政府。這個報告發表以後引起了很多關注，這本書非常強調結構變遷，認為經濟發展表面上看起來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實際上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背後是結構的不斷變動。

「上述五大特徵是成功的要素，但是如何成功並沒有藥方。中國人常講葯的用量不對，補藥可以變成毒藥，如果只有藥材沒有藥方，政策執行者怎麼去遵循？所以，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來講，還遠遠不足，還要繼續反思，新結構經濟學則是這種反思的結果。」林毅夫表示，作為經濟學者，遇到問題時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美國的學術界在不斷地根據現實狀況的變化提出新的理論，而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國內很多學者把自己留學時讀的那本書當作「真經」，沒有考慮是否在國內適用的問題，而且，國外的「經」都已經變了，他卻還信奉原來那本「經」。

「當然，必須聲明的是，我是客觀派，不是樂觀派，也不是悲觀派。大家都拿現有的根據發達國家理想條件下的理論去套，都覺得中國和這些理論所描述的理想狀況相距甚遠，問題很多，又不按這些理論所開的藥方去解決問題，所以很悲觀。很多問題我了解，也覺得需要有解決的辦法，但必須要知道問題產生的原因才能對症下藥。如果不了解，可能會出現好心幹壞事的現象。」林毅夫說。

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具有現實意義

「一個現象只要可以用一個內部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就代表它可以用無數多的內部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所以，不能滿足學到的理論或是提出的理論能夠解釋現象，更重要的是理論必須能夠改造世界，這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論，也是學習理論或是提出理論的目的。」林毅夫說，新結構經濟學對中國來說具有現實意義。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在有效的市場中，政府必須發揮有為的作用，來克服在經濟轉型升級中的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

林毅夫表示，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不管基礎設施和制度環境多麼糟糕，企業都有追求利潤的動機。只要政府能夠採取務實的政策，利用可動員的有限資源和施政能力，設立工業園或經濟特區，為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供足夠好的、局部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降低內外資民營企業生產、營銷的交易費用，否則任何發展中國家都可以立馬把微觀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踏上快速的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的結構轉型和動態增長之路，而不必像新自由主義所主張的那樣必須等所有的制度都建設好了，再來由市場自發的力量推動經濟發展。

以中國為例，1979年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時，中國的營商環境差，基礎設施落後，投資環境糟糕。中國並沒有按照華盛頓共識的思路，把上述問題在全國範圍內解決好來坐等各種新的產業在市場競爭中自發的湧現。相反，中國各級政府動員其有限的資源和能力建立了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從全國的角度來看，各項營商環境的指標很差，但是在特區和園區內，基礎設施的瓶頸得以緩解，營商環境也變得富有競爭力。

中國在轉型初期雖然勞動力成本很低，但是中國缺乏技術和管理的知識，不能利用這個優勢生產具有合格質量可以出口到國際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克服這個瓶頸限制，中國各個地區、各級政府積極地招商引資，鼓勵國外具有技術和管理經驗、又有國際買家信心的外資企業到經濟特區和工業園區來投資設廠。

採取這種務實的辦法，中國迅速發展起勞動密集型的輕工業，成為了世界工廠。在局部地區取得的成功為政府改善其他地方的基礎設施和消除扭曲提供了資源和條件。

而這種務實的發展思路和做法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同樣適用。林毅夫說，為了驗證新結構經濟學的政策適用性，2011年世界銀行委託了一項名為《非洲輕工業》的研究項目。該項研究發現，衣索比亞製鞋業的工資只有中國同行業工資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越南同行業的一半。衣索比亞的勞動生產率大約為中國的70%，與越南大體相當。勞動成本大約佔中國製鞋業總成本的四分之一，因此衣索比亞在製鞋業上很有競爭力。但是2010年，中國的製鞋業僱傭了1900萬工人，越南有120萬，而衣索比亞只有區區8000人。

2011年3月，林毅夫帶著研究成果到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拜會了當時的總理梅萊斯·澤納維，告知這項研究的發現，並介紹了中國建立工業園區，創造局部有利的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以「築巢引鳳」，以及政府一把手親自招商引資、增加投資者信心，來發展具有比較優勢、可以迅速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經驗。同年8月，梅萊斯利用到深圳參加大運會的機會，親自邀請中國的製鞋廠商去衣索比亞投資。華堅鞋業是國內生產出口中高檔女鞋的一家大型生產廠商，受此邀請，2011年10月由老闆張華榮帶隊到亞的斯亞貝巴考察，當場決定投資，並招募了86名當地工人到國內培訓，3個月後便在當地附近的東方工業園開設了鞋廠。從最初的550個工人，到2013年12月華堅僱傭的工人已經達到3500人。

產業政策想要成功的秘訣

「思路決定出路！」林毅夫毫不隱晦地指出，按新結構經濟學的主張，只要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能夠務實地利用其有限的資源和施政能力創造局部有利的條件以支持內、外資企業利用該國的要素稟賦，發展該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那麼，每個國家都能夠迅速創造出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都有可能告別過去的命運，開啟一個新的充滿活力的發展和脫貧的一章。

當然，在林毅夫看來，產業政策要成功，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講，就是要幫助企業進入到一個要素生產成本比較低的行業，也就是從要素稟賦結構來看是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林毅夫把像中國這樣的中等發達國家的產業劃分為五大類。

第一類是追趕型產業。這類產業跟國際上發達國家的產業還有差距。以中國為例，中國是按照聯合國的標準唯一一個各種產業部類都齊全的國家，但是中國相同行業的勞動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代表技術和附加值的水平比較低。中國的產業實際上還是在追趕的階段。

第二類是領先型產業。有些產業發達國家已經失掉比較優勢而退出，我們的產業在國際上已經處於領先或接近領先地位，比如白色家電行業、摩托車等產業。

第三類是我們已經失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這部分產業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有能力、有創新的企業轉型到「微笑曲線」兩端做品牌、產品開發、渠道管理，附加價值較高。另一種是像20世紀60年代以後日本和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的部分企業一樣，利用技術、管理、市場渠道的優勢，把產業轉移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地方創造「第二春」，把GDP變成GNP。

第四類是彎道超車型產業。其特性是人力資本需求高、研發周期短，中國人力資本跟國外比較起來差距小，而且，中國有國內市場大的優勢，在這類產業上可以直接和外國競爭。信息、通訊產業的軟體、手機等屬於這一產業。這種產業可以實現彎道超車，有先發優勢。

第五類是戰略型產業，其研發周期長、人力金融物資成本投入高的產業，比如航天、製藥等。這類產業中，關係國家安全和長遠發展，需要在國內自己發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政府需要給予保護性補貼。

這五大類產業所需要的產業政策是不一樣的。對發達國家來講，技術水平與產業發展已經在世界前沿，創新必然是發明。作為發展中國家，彎道超車類型產業可以發揮先發優勢，其他則需要發揮後發優勢，加強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