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六觀」說和文學作品的評析
1
對《文心雕龍》的研究，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顯學。向來，龍學的學者，在校勘、註解、詮釋等方面，用力至巨，成果非常豐美。龍學研究者也多能中肯地論述此書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楊明照說此書「是劉勰慘淡經營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國文學批評史上巍然屹立的高峰」，這已成為大家的共識。論者對《文心雕龍》的世界地位也有評述。魯迅說東方有劉彥和的《文心雕龍》，西方則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二者「為世楷式」。這可能是從中西比較角度對《文心雕龍》最早的推崇。馬白和卓支中等也在中西的透視上肯定它的卓越成就。曹順慶認為《詩學》、《文心雕龍》和印度的《舞論》，鼎足而立，為世界三大文論支柱。紀秋郎說它「可以放在世界文論的金字塔頂」〔1 〕。這些，我認為都不是誇大的言辭，因為《文心雕龍》實在偉大。作為「龍的傳人」，龍學學者的一個研究方向，應該是用宏觀或微觀的方法，通過中西的比較，向西方學術界說明《文心雕龍》在世界文論史上的地位。在這方面，龍學學者剛剛起步，走向長征的艱辛路程。我認為龍學學者的另一個取向，應該是把《文心雕龍》的理論，應用於古今中外文學作品的實際批評上。我並不在提倡復古，更不主張閉關自守，拒絕接受外國古代和現代的批評理論。我只是認為，《文心雕龍》的理論，可以古為今用，甚至中為洋用；至少，它的理論，可補一些西方理論的不足。退一步來說，我們這樣做，就可以表示外國的一些理論，中國的《文心雕龍》也有，且有實際應用的價值。能夠這樣，我們就不致那樣崇洋，那樣失掉我們中國的身份和特色。如果我們能充分說明《文心雕龍》的理論可應用於中外古今作品的實際批評，它的地位自然也進一步高升了。
真的，在當今的西方文論中，完全沒有我們中國的聲音。二十世紀是文評理論風起雲湧的時代，各種主張和主義，爭妍鬥麗，卻沒有一種是中國的。美國文化泰斗亞伯拉穆斯（M.H.Abrams）論述二十世紀的文論潮流和主義，列舉了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俄國形式主義、基型論、新批評、現象學、風格學、結構主義、女性主義、解構學、論述分析（discourseanalysis）、讀者反應論、接受理論、記號學、 言語行動理論、對話批評、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等將近二十種，卻沒有一種來自華夏之邦。〔2〕
亞氏列舉的最新一種，是「文化研究」，其中的一位理論家是薩依德（Edward Said ）， 是阿拉伯裔的美國學者。 他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和《文化與帝國主義》（Gulture and Imperialism）兩本書，在最近十多年間先後出版。他主張在西方霸權文化之外，另立名冊，另立名類；其「另類」（the Other）之說， 已在西方文論界建立了地位，不屬於西方文化的阿拉伯人，因此而分享了國際聲譽。儘管有多名華裔科學家得過諾貝爾獎，中國的作家卻無人得此殊榮（這說來話長，此處不能加以論述），中華的文評家也無人爭取到國際地位。九年前去世的劉若愚，著有《中國文學理論》一書，不過他做的是爬梳、歸納的功夫，是整理國故，而沒有推陳出新，針對當代西方文論界，提出新的術語或理論，希冀在西方爭得一席之位。〔3〕
《文心雕龍》體大慮周，是承先啟後的文論寶典。我國當代的學者，向它「取熔經意」，然後「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加以匯融「通變」之後，「自鑄偉辭」，我相信是可以有所建立的。以此向外國宣揚，成為一套有益於中外文學的理論或「主義」，我們的聲音就出現了。我們就此輸出了文化，爭取得席位。
近年我先後寫過幾篇論文，拿《文心雕龍》和亞里士多德《詩學》、衛禮克等《文學理論》二書作比較；又探討劉勰和「新批評學派」對結構的看法；又把《文心雕龍·辨騷》看作實際批評的一個雛型；此外，我對《知音》篇的「六觀」說特別感到興趣，曾經以「六觀」說作為評騭作品的一個理論體系，把它應用於當代文學作品的實際析評。〔5 〕現在這篇文章要探討的，仍然與六觀說有關。
2
中國傳統的文學批評，常常被視為印象式批評，缺乏系統，且籠統含糊。中國的傳統文評，自然不都是這樣的印象式的。《文心雕龍》是少數的例外之一，全書規模宏大，體系儼然。六觀說是全書大體系中一個小體系，它在實際衡量作品上，照顧周到，其理論極具實用價值；而且，千多年前的說法，到今天仍然適用。《知音》篇列舉了批評時要注意的六個方面如下：「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歷來對六觀中位體和奇正的解釋，頗不一致，其他則少歧義。這裡我綜合各種不同說法，並加以己見，更大膽地調整了原來六觀的次序，形成了一個「現代化」的六觀說〔6〕：
第一觀位體，就是觀作品的主題、體裁、形式、結構、整體風格；
第二觀事義，就是觀作品的題材，所寫的人事物等種種內容，包括用事、用典等；
第三觀置辭，就是觀作品的修辭手法；
第四觀宮商，就是觀作品的音樂性，如聲調、押韻、節奏等；
第五觀奇正，就是通過與同時代其他作品的比較，以觀該作品的手法和風格，是正統的，還是新奇的；
第六觀通變，就是通過與前代作品的比較，以觀該作品的表現，如何繼承與創新。
《知音》篇對於六觀，只舉出名稱，而不加解釋。不過，在《文心雕龍》其他篇章里，我們可以找到很多與六觀有關的文字：
一、《情采》篇論及情，即主題：《熔裁》、《附會》、《章句》諸篇論及結構；《定勢》論及整體風格；此外《文心雕龍》全書有二十篇左右論及各種詩文體裁。
二、《事類》篇論及用典、用事。
三、《章句》、《麗辭》、《比興》、《誇飾》、《練字》、《隱秀》、《指瑕》論及用字修辭。
四、《聲律》篇論及音樂性。
五、《定勢》、《辨騷》篇論及正統與新奇。
六、《通變》、《物色》、《辨騷》篇論及繼承與創新。
以上所舉篇名，只就其重要者而言，實際上不止這些。此外要說明的是，第二、三、四觀，可合成一大項目，以與第一觀對照。這個大項目就是局部、組成部份、局部肌理（local texture）， 以與第一觀的全體、整體大觀、全篇的邏輯結構（logical structure）對照。 劉勰論文，非常重視局部細節與作品整體的有機性配合；事實上，「置辭」與「事義」息息相關，而此二者，加上「宮商」，乃構成整篇作品的「位體」。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位體」影響了「事義」、「置辭」和「宮商」。第一至第四觀，乃就作品本身立論；第五觀奇正，六觀通變，則通過比較來評論該作品，用的是文學史或比較研究的方法。「奇正」與「通變」二者，分辨起來，頗不容易。也許大可不必強為劃分，就把它們當作比較、用透視的方法來衡量作品的整體風格和成就好了。
上述對「現代化」的六觀說的解釋，無疑加上了修飾增益的成分。（這些修飾增益，我認為是符合劉勰衡文的精神的。）不過，這個實際批評的架構，是否就因為有了修飾增益，而能滿足現代批評家的所有需要呢？卻又不盡然。例如，這個體系並不包括悲劇（tragedy）、 敘述手法（narrative methods）等概念，也沒有馬克思主義、 弗洛依德主義。我們只能說，劉勰不是先知，預測不到二十世紀的文論有這麼多的內容。不過，如果劉勰生於今世，他一定會說：「這並不能難倒我：悲劇這文類屬於位體的範圍，悲劇的思想則屬於事義；敘述手法嗎，應該隸屬於位體和置辭。至於馬克思、弗洛依德這些，不妨再加上浪漫主義等，也應該是事義的範疇的。」這樣說來，六觀說這個體系，就有足夠的空間來容納各種概念和理論了。
3
在目前的大學課堂里，文學系的教師講解文學作品時，用相當於六觀說的體系，來作分析和評論，我們會認為這做法理所當然。析評作品，本來就應該顧及體裁、主題、風格、結構、修辭、音樂性種種元素，也應該拿作品和其他作品比較。然而，我們不能把劉勰的六觀說視為「不過如此」，視為理所當然。須知道，那是形成於一千多年前，是在基本上缺乏嚴密體系的中國文學批評傳統里啊！六觀說的了不起，正在這裡。
六觀說是全面析評文學作品的一個體系，其實用價值不分古今，不限中外。下面，我將分析中國當代批評家的實際批評文章，指出他們評論時注意的項目，離不開六觀說的範疇，從而說明六觀說的重大而普遍的價值。我要強調的是，根據我的了解，他們大概並沒有受過六觀說的影響，甚至不認識六觀說。他們注意的項目，卻離不開六觀說的範疇，這隻說明冥冥中與六觀說的契合。他們的文章是：
（一）夏志清的《〈老殘遊記〉新論》
（二）劉若愚對《錦瑟》的析評
（三）余光中對張曉風《半局》的析評
（四）馬森的《中國現代舞台上的悲劇典範——論曹禺的〈雷雨〉》
（五）歐陽子對白先勇《冬夜》的析評
（六）樂黛雲的《論〈傷逝〉的思想和藝術》
（七）孫玉石對卞之琳《斷章》的析評
（八）李元洛對余光中《尋李白》的析評
（九）林以亮對西西《哨鹿》的析評
（十）梁錫華的《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
這十篇論文有其代表性，先說論文的作者。夏志清和劉若愚都是華裔的美國學者，後者已去世。「東夏西劉」，六、七十年代，他們在美國的中國文學研究中，各領風騷。余光中、馬森、歐陽子大致上是台灣的批評家，不過，歐陽子長期居住在美國。樂黛雲、孫玉石、李元洛是中國大陸的批評家、學者。林以亮、梁錫華基本上是香港的學者、批評家。這十位著名作者，其文學觀、批評手法，或多或少都受過西方文學的影響，夏志清和劉若愚所受影響特別深遠，不在話下。其次是受評的作品，以時代言，古今都有：《錦瑟》為古代作品，其餘則為現代。多選現代作品，目的是進一步顯示「古為今用」。以文類言，則詩有《錦瑟》、《斷章》、《尋李白》，散文有《紀念劉和珍君》、《半局》，小說有《老殘遊記》、《傷逝》、《冬夜》、《哨鹿》，戲劇有《雷雨》。這些作品，泰半都極為著名。以下根據詩、散文、小說、戲劇這個次序，略為介紹各篇論文的內容，分析它們涉及的文論概念和方法。
（1）劉若愚對《錦瑟》的析評。 這是劉氏英文譯著《李商隱詩》（The Poerty of Li Shang—yin，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1969 年）一書的片段。劉氏將此詩譯為英文，解釋此詩的有關典故（「事義」），介紹對此詩主題（「位體」）的五種說法。跟著他說：「上述種種解釋，沒有一種令人完全滿意。」接著他詳細分析此詩的用字（「置辭」）、涉及的望帝、莊周、滄海、藍田等等人、事、物（「事義」），最後指出它的主題（「位體」）是「人生如夢」，並拿它和英國詩人濟慈名詩《夜鶯頌》的末二行相提並論，以見人生之茫然惘然。以上是劉書頁51—57所述說的。此外，同書的頁207—210，還分析了它的象徵手法（「置辭」）和嚴謹結構（「位體」），結論是《錦瑟》情采兼備，是一首「偉大的詩」。劉氏這個結論，自然是通過比較後下的，雖然他沒有說李商隱怎樣「通」，怎樣「變」。
（2）孫玉石對《斷章》的析評。 這是孫氏《讀卞之琳的詩》一文的摘錄，收於黃維梁編的《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香港公開進修學院出版，1994年）。《斷章》是卞之琳的名作，只有四行，引錄如下：「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孫玉石析評時，先就「裝飾」和「相對」二義，論此詩的主旨（「位體」），然後詳析它的「置辭」和「事義」。他又指出：卞之琳鍾愛的《花間集》，內有馮延巳的《蝶戀花》，此詞有「獨立小橋風滿袖，平林新月人歸後」二句。《斷章》與這兩句有「多麼神似的聯繫啊！」而卞氏的「創造性吸收與轉化還到了不露痕迹的程度」。這裡所著力說明的「創造性吸收與轉化」，正是六觀說中的「通變」。
（3）李元洛對余光中詩《尋李白》的析評，有詳、略兩種版本，這裡取後者，是載於吳奔星主編的《中國新詩鑒賞大辭典》（江蘇文藝出版社，1988年）裡面的。李氏說：「《尋李白》這首詩，播揚著古典的盛唐的芬芳，洋溢著強烈的民族感和傳統歸屬感。」又說它「很講究美的結構的經營」，是一首「自由體詩」。這些是「位體」範疇的論述。按著李氏分析《尋李白》的內容，介紹它敘述的重點，說的是「事義」方面的問題。他又說「余光中詩的語言是精純的，一是密度高而彈性大，二是鍊字鍊句具有『新鮮』與『新奇』的美學效果」，然後從此詩的用字加以舉例證據。這無疑是「置辭」的範圍。上述李氏評語中有「新鮮」、「新奇」等詞，其觀念近於六觀說中的「奇正」。在這篇賞析文章的最後，李氏說：「『盛唐的芬芳，現代的佳構』，這就是余光中的也是當代中國新詩中的上品《尋李白》。」其中「盛唐」與「現代」並陳，是從「通變」的角度為這首詩定位了。
（4）梁錫華的《魯迅的〈記念劉和珍君〉》一文，也收錄於（2）提到的《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梁氏先指出，《記》文抒情以彩色濃厚，在魯迅散文中較為少見。這可說是「位體」方面的分辨：如用「奇正」概念，則可說此文為魯迅本身作品中之「奇」（「正」的是那些以議論為主的雜文——雜文是散文中的一類）。接著，梁氏介紹《記》文內容，此乃「事義」。他又說此文有一個「十分精警的明喻」，又「有不少平行句」，又有「兩極性詞語的對照」，這些論的都是「置辭」。梁氏此文用了不少篇幅，指出《記》文的若干字句「拖沓」、「不當」，有「語病」，有「西化劣句」。這些也屬於「置辭」的範圍。用《文心雕龍》的一個術語來說，梁氏在這裡做的是「指瑕」的工作；正如他說的，《記》文「不是無懈可擊的完美傑作」。梁氏還拿魯迅作品和冰心、徐志摩、郁達夫的一些悼文比較，指出《記》文的特色，他用的是相當於「奇正」的概念。
（5）余光中對張曉風《半局》的析評， 見於余氏的《亦秀亦豪的健筆》一文，這是余氏為張曉風散文集《你還沒有愛過》所寫的序。此文收於余著《分水嶺上》（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年）。《半局》寫的是人物，余氏說張曉風寫作時用了介於《史記》列傳和《世說新語》之間的筆法；說《半局》是「近年來散文的妙品」，它的「老到姿肆之處，魯迅也不過如此」。這裡所論，屬於「位體」、「通變」的範疇。余氏析評此文內容（「事義」），對其比喻、題目的用詞等，加以讚揚，論的正是「置辭」。余氏認為「半局」中的片段，「速度快，筆力強，一氣呵成」，這是可納入「宮商」方面的特點。又說此文受了「現代詩的啟示」，張曉風以詩為文，余氏注意的可說是文體的「奇正」問題了。
（6）夏志清的《〈老殘遊記〉新論》原為英文，由黃維梁中譯， 收於夏著《文學的前途》（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4年）中。此文頗長，達二萬字。夏氏評論的，包括下面這些：《老殘遊記》關懷中國命運，是抒情小說：它「結構鬆散，……情節與題材的完整性，兩皆缺乏」。這些議論，屬於「位體」。它和同時代的諷刺小說、譴責小說不同，作者「探究國家的現在與未來，所以，它可被稱為中國的第一本政治小說」。此處所論屬於「奇正」。這本小說和唐代杜甫的詩一樣，表現憂時感世之懷，作者也和杜甫「能摹擅寫」。作者劉鶚「和杜甫最為接近」。這裡所論，近於「通變」。夏氏又指出，《老殘遊記》寫哭泣，表達對國運消沉和樂觀兩種態度，寫「自由而和平的……桃花山中，也有虎嘯狼嗥」等等。這些自然是「事義」的範圍。夏氏還引錄小說中的片段，它們的特點是「精描細摹」，寫景與抒情都很精彩。這裡說的是「置辭」。
（7）樂黛雲的《論〈傷逝〉的思想和藝術》， 收於樂著《比較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一書中，樂氏花了很多篇幅析論魯迅這篇小說的主題、思想，探究涓生和子君悲劇的成因，這些乃屬於「位體」和「事義」的範圍。樂氏認為《傷逝》用的是獨特的手記形式，又剖析其結構，說明作者怎樣「把故事情節推向高潮，引向結局」。這些也屬於「位體」。至於魯迅如何「每一細節也都是力求用最簡煉的形象的語言表現出最豐富的內容」，這些意見，乃與「置辭」有關。樂氏說，《傷逝》「遠遠超出於同時代同類題材的所有作品」，這個評價，用的是「通變」「奇正」等比較概念而得到的結論。
（8）歐陽子對白先勇《冬夜》的析評。 歐陽子的《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台北，爾雅出版社，1976年）析評了《台北人》小說集裡面所有十四篇小說，其中一篇論文是《〈冬夜〉之對比反諷運用與小說氣氛釀造》。此文近二萬字，字數比短篇小說《冬夜》還要多。歐陽子指出，《冬夜》寫當代知識分子的困境，表達今非昔比的主題：從前有理想有朝氣，現在則妥協於現實，意氣消沉。論文中的「對比」、「反諷」二語，與主題有關，也與結構、人事物，以至修辭有關。歐陽子用顯微鏡式的細讀精析法，討論《冬夜》的遣辭、取材等局部細節，如何與作品的思想主題配合，如何使小說充滿著「惆悵無盡感傷綿綿的迷漫氣氛」。歐陽子的批評手法， 深受「新批評」（The New Criticism）的影響，她用的是從細節到全體的藝術性精析法。她分析的，不出「位體」、「事義」、「置辭」這幾個範疇。
（9）林以亮對西西《哨鹿》的析評。 林著《更上一層樓》（台北，九歌出版社，1987年）中的《像西西這樣的一位小說家》，綜論西西的小說，其中五千多字論及西西的長篇小說《哨鹿》。香港作家西西的這部小說，包含了兩個人物，兩個故事，一是乾隆皇帝及其盛大的狩獵之事，一是小人物阿木泰及其默默而生默默而死。林氏主要論《哨鹿》的結構（「位體」），指出西西在小說中交錯運用「傳統和現代兩種敘事技巧，……顯示出作者的匠心」。這個論點含有「通變」的意思在內。林氏認為《哨鹿》的「結構猶如一首交響曲，……整首樂曲有兩個主要旋律，一是乾隆的，明朗而響亮；……另一是阿木泰的，柔和而單純」。林氏以音樂為喻，因此巧妙而少有地反映「位體」以至「事義」、「置辭」和「宮商」結合在一起，成為一篇別開生面的論文，也使讀者嘗試體會《哨鹿》寫法上「奇正」之處。
（10）馬森的《中國現代舞台上的悲劇典範——論曹禺的〈雷雨〉》，也收在上述的《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一書中。馬氏先界定悲劇，指出《雷雨》「有意地模仿西方悲劇的形式和寫法」，他引述劇作者的話，說此劇寫的是「天地之間的『殘忍』」。這些乃屬於「位體」的範圍。馬氏指出，「這對宇宙殘忍的看法，無寧是來自道家」的「天地以萬物為芻狗」的觀念，「是西方的悲劇未曾涉及的」。所論近於「通變」。馬氏論述《雷雨》「事義」的筆墨最多，並探討劇中幾個主要人物的原型。馬氏指出，曹禺年輕時目睹耳聞父、兄、繼母等人的事情，後來在《雷雨》中把這些加以轉化，表現出來。這使人想起《文心雕龍》的「體性」說。《體性》篇說明作者才氣性情怎樣表現於作品；引而申之，作者的經歷自然也影響了作品的內容。
4
上面用了不少篇幅，介紹了十篇論文的內容，說明了一個事實：儘管論文篇幅長短不一，它們析評時重點每有不同，論文作者的文學品味未必一致，他們注意所及的項目，基本上離不開六觀的範圍。位體、事義、置辭是不可少的，奇正和通變也常有，倒是注意到宮商的卻很少。詩有音樂性，照理析詩時，音樂性——也就是宮商——是應該注意的，而這裡不然。這個現象並不等於說六觀中的宮商是多餘的，只能說在實際批評中，析論音樂性是吃力不討好的事，以至很多評論者都省略了。
上面對各篇論文的介紹，似乎有點機械化，似乎可以節省這許多篇幅，說一句「這十篇論文顧及的都離不開六觀的範疇」就行了。不然！因為非如此一一列舉鋪陳，就不能清楚而有力地說明這句話，就不能說明六觀說這個批評體系的重大意義。我還想舉出更多的論文，說明它們所注意的也離不開六觀說的範圍。限於篇幅而不能這樣做。無論如何，我相信任何批評家對作品的析評，都跳不出六觀說這個「六」指山。我們閱讀中國古代文論，發現在《文心雕龍》之前，沒有這樣一個多方面照顧的批評體系；之後，也好像沒有。批評是很難的事，《知音》篇開宗明義就說：「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又說：「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牆』也。」也因此，劉勰要建立一套力求客觀的批評標準，務使「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六觀說就是這樣來的，誠然面面俱到，既審視作品的字辭章句，也通覽整篇作品的主題、結構、風格，更比較該作品與其他眾多作品（劉勰強調「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的異同，這真是有微觀有宏觀，見樹又見林，顯微鏡與望遠鏡並用的批評體系。〔7 〕這在中國少有甚或沒有，在西方，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到十九世紀的諸批評名著，似乎也是少有甚或沒有的。此外，難得的是，劉勰有理論，還有實踐。《辨騷》篇就是以六觀說為精神基礎的實際批評佳例。這樣說來，六觀說還不重要，還不值得我們大力宣揚嗎？
上面我說明了中國當代批評家注意的，離不開六觀的範疇；我應該補充說西方當代的批評家也如此（至於證據，那就只好以後另文提出來了）。這正好支持了一個論點：心同理同，古今甚至中外皆然。錢鍾書在《談藝錄》的序中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洵為知言。劉勰在千多年前把衡文論詩應用的標準具體而周全地說出來，見解中庸而高明，可為後世普遍地使用，這自然是一項非凡的成就。《文心雕龍》的偉大，就因為它這類中庸而高明的見解，書中處處皆是。
在把六觀說應用於實際批評的時候，我們當然還可以用六觀說以外的詞語和概念，諸如神思、體性、時序、情采、比興、聲律等等，而且和西方古今的批評辭彙交互、比照地運用。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從事文學批評時，不應該由西方的東西專美——既然是「東西」，就應該有「西」又有「東」，不應該只有「西」而沒有「東」。把《文心雕龍》的文物出土，似乎是在復古；不過，在幾乎清一色西方是尚的時代，這樣的復古其實是在弘揚民族的優秀傳統。像《文心雕龍》這樣博大精深、有生命力的民族傳統，在我們的發揚推廣下，如果時勢有利，或可在國際的文論界佔一席位。《文心雕龍》裡面，等待我們向國際發揚的寶藏太豐富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競耀，千萬別忘記「遙遠東方」的這條《文心雕龍》，我們要讓它舞出矯健優雅的姿采。＊
註：
〔1〕楊明照、魯迅、馬白、卓支中、 曹順慶等人對《文心雕龍》的評價，可參看曹順慶編《文心同雕集》（成都出版社，1990年）中曹氏《從總體文學的角度來認識〈文心雕龍〉的民族特色及其理論價值》一文。
〔2〕亞氏編修的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至1993年， 已出了六版。出版者為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在第六版中，亞氏撰寫的″Moder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Criticism ″一文中，列舉了近二十種文論潮流和主義。
〔3〕劉著為英文，書名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The Unive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有中譯。 又：劉氏曾批評時下很多治文學理論的中國學者，說他們多親炙西方理論，對中國傳統文評則沒有認識。
〔4〕誠如牟世金、王運熙等所言，《文心雕龍》語言深奧， 不易理解，它涉及古代千多年的文學（張文勛等有專著，都把《文心雕龍》的部份篇章當作文學史來看待），因此要讀懂此書，殊為困難。我本人就有此感覺。牟氏語見其為馮春田《文心雕龍釋義》（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年）所寫序言；王氏語見其為張少康《文心雕龍初探》（齊魯書社，1987年）所寫序言。至於《文心雕龍》的一些術語，如「風骨」等，聚訟紛紜，也是龍學學者深感頭痛的事。「風骨」之諸義，可參看陳耀南《文心風骨群說辨疑》一文，此文收於《文心雕龍綜論》（台北，學生書局，1988年）一書中。
〔5〕筆者近年所撰諸文，篇目如下：
1.《精雕龍與精工瓮——劉勰和「新批評家」對結構的看法》，刊於《香港文學》1989年9月、10月號，又刊於台北《中外文學》1989 年12月號。
2.《美國的〈文心雕龍〉翻譯與研究》，刊於台北《漢學研究通訊》1991年3月出版。
3.《現代實際批評的雛型——〈文心雕龍·辨騷〉今讀》，刊於北京《中國文化》第5期，1991年12月出版。
4.《〈文心雕龍〉與西方文學理論》（講稿），刊於台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卷第一期，1992年3月出版。 又刊於上海《文藝理論研究》1992年第3期。
5.《重新發現中國古代文化的作用——用〈文心雕龍〉「六觀」法析評白先勇的〈骨灰〉》，刊於台北《中外文學》1992年11月號。
6.″The Carved Dragon and the Well Wrought Urn—Notes on the Concepts of Struture in Liu Hsieh and the New Critics, ″in Tamkang Review,1984.
7.″Rediscovering the Use of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ALook at Pai Hsien—yung"s"Ashes"Through Liu Hsieh"s"Six Points" Theory,″in Tamkang Review,1992.
8.″Wenxin Diaolong and Westerin Critical Theories,″in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Symposium (Smolenice Castle,June,1993),published by The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Bratislava,1994.
〔6〕《文心雕龍》雖然偉大，卻非無懈可擊。 其可訾議的原因，也許由原作本身造成，也許和版本不善有關。筆者這裡改動了六觀的次序，而王夢鷗更建議改動《文心雕龍》原書下編的次序，詳見王夢鷗編撰的《文心雕龍》（中國歷代經典寶庫之一）（台北，時報文化，1987年）。
〔7〕西方文論家如約翰遜（Samuel Johnson ）和弗萊（NorthropFrye）都有類似的比喻。
推薦閱讀：
※【雅賞】陳森水彩畫作品欣賞
※【轉載】王道良工筆花鳥作品欣賞
※【國畫】王蘭若作品精選集（2）
※40個中國古代著名人物及作品整理集
※改編成影視劇的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 長恨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