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先鋒文學並未終結

謝有順：先鋒文學並未終結 分類：小說論壇 2006-02-27 12:21 閱讀(8)評論(0) 先鋒文學並未終結——答友人問　　問：現在很多人又開始談論先鋒文學了，請問，你是如何定義文學意義上的「先鋒」、「自由」等概念的？　　答：「先鋒」和「自由」，描述的都是一種精神狀態，一種心靈氣質，它是開放的，前進的，變動的，也是一直在否定自己的，你很難用一個固定的概念來定義它。按照慣常的理解，所謂的先鋒，肯定是站在時代前列的人，是先行者，代表著一種前衛的姿態，這當然是對的，但在今天這個視先鋒、反叛、前衛、另類為時髦的時代，「先鋒」和「媚俗」之間其實只有一牆之隔。很多人以為，砸爛一切、標新立異就是先鋒，這顯然是誤解。按照一個叫菲利浦·拉夫的西方學者的看法，這種「自我放縱和不顧一切代價地標新立異」的做法，恰恰是偽先鋒的「職業癖性」。而法國荒誕派劇作家歐仁·尤奈斯庫則說，真正的先鋒「應當是藝術和文化的一種先驅的現象……應當是一種前風格，是先知，是一種變化的方向。」而在我看來，所謂先鋒的這個「變化的方向」，既可以是前進的，也可以是後退的，重要的是，它的變化總是和現有的主流藝術價值處在不同的方向——先鋒拒絕接受主流價值的領導，它最本質的特點是，自己領導自己。如丹尼爾·貝爾所說，先鋒只「存在於對流行方式的反抗中，它是對正統秩序的永不衰竭的憤怒攻擊」。因此，所謂先鋒，其實就是精神的自由舒展，它是沒有邊界的——任何的邊界一旦形成，先鋒就必須從中突圍，以尋找新的生長和創造的空間。所以，真正的先鋒一直在途中，他不會停止；他雖然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出發，但永遠也無處抵達。　　問：按這理解，你覺得誰還是當下的先鋒？　　答：「先鋒」這個說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界開始使用的時候，它是有具體指稱的，也有一個代表作家群，如馬原、莫言、余華、格非、蘇童、葉兆言、北村等人，但在今天，再用這個說法將一些作家圈在其中，已經毫無意義。與其將先鋒理解為一些具體的人，還不如將先鋒理解為是一種創造精神——真正的創造者，都可以視為是今日的先鋒，因為創造就意味著變化，就意味著開闢新的視野和空間。比如莫言，近二十年的寫作，就一直在創造新的文學景觀，他恣肆的想像力從未衰竭；比如格非，沉寂了近十年後，《作家》雜誌2004年第6期發表了他的新作《人面桃花》（單行本由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這部長篇小說，無論在語言和敘事的考究上，還是在探討時代的精神秘密上，都達到了其他中國作家所難以企及的高度；又比如，福建的青年小說家陳希我，他在處理現代人所面臨的新的精神困境上，給我們提供了嶄新的視角——這樣的作家還有不少，他們當然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鋒了。對於他們來說，先鋒絕不是一個標新立異的姿態，而是腳踏實地的創造。所以，「創造」才是當下先鋒的主題詞。　　問：你不久前在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先鋒就是自由》一書，收錄了你自己寫於1999年的同名文章，五六年過去了，你依舊把它定為新書的書名，這說明你的某些觀點沒變，為什麼？　　答：「先鋒就是自由」其實是尤奈斯庫的話，我借來做了書名。我在1999年寫的這篇文章中，已經明確區分了形式先鋒和精神先鋒之間的差異，而那個時候，文學界還有不少人，只要一說到「先鋒」，首先想到的還是語言和形式意義上的前衛姿態。這是有局限的。其實，形式革命不僅是一次美學革命，更是一場內心的革命。如果我們認為形式革命不是起源於內心的變化的話，那我們就根本無從區別什麼是真正的革命，什麼是惡作劇和嘩眾取寵。在我們這個充滿獵奇心理而且盲目追「新」的時代，對純粹技術層面上的藝術「革命」保持警惕是必要的，因為技術容易模仿，惟有內心的體驗和對存在的理解是難以模仿的。相比於在形式上玩點小花樣，我一直以來都更重視觀察一個作家的內心體驗挺進到了哪種程度。這個觀點到現在我還堅持。　　問：你怎麼看待當年的先鋒在今天的寫作狀況？按你當年的標準，他們還是先鋒嗎？　　答：對於一個真正的作家來說，區別這種假想的文學身份其實並沒有多大意義。據我所知，那些當年的先鋒派代表人物，像余華、格非等人，多年來都拒絕接受「先鋒」這頂桂冠。確實，沒有作家是帶著標籤寫作的。寫作對作家來說，是一次語言和想像的個人旅行，和任何的理論概括無關。批評家為了闡釋和分析的方便，才用了「先鋒」這樣的說法，但這個說法和其他理論概念一樣，並不值得迷信。格非前一段在和我的一次對話中說：中國作家在經過了許多年「怎麼寫」的訓練之後，應重新考慮「寫什麼」這一問題。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轉變。先鋒文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只有獨一的問題需要解決：怎麼寫。那時的口號是，寫什麼並不這樣，重要的是怎麼寫。這種看法在當時是先鋒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文學沉迷於題材和思想之中，很需要來一次徹底的解放，使文學得以回到藝術的本體。現在，當「怎麼寫」成了一種常識，重新關注「寫什麼」，又何嘗不是一種先鋒性的發現？可見，所謂的先鋒，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從主流價值里出走——只有確保自己在主流價值里的不成功，他才能一直處於發現和創造之中。　　問：那你覺得現在的先鋒作家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什麼？　　答：先鋒作家所面臨的問題，其實就是當代文學所面臨的問題。並沒有一個特別的問題，需要先鋒作家去單獨解決。而說到文學在當下所面臨的境遇，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那就是每個作家都需要警惕消費文化里最為庸俗的一面對自己的侵蝕。文學雖然不能拒絕消費，但文學畢竟需要連於一個精神核心；寫作如果蔑視這個精神核心對它的統攝，那就很容易臣服於利益交換。除了媚俗，甚至還會因為一些低級的利益訴求而熱衷於瘋狂的炒作——這樣的事情，在當下的文學界已經見怪不怪了。你要想成為先鋒嗎？那就得拒絕和消費文化合唱，因為消費文化正是今天的主流價值，你只有確保自己在裡面不成功，你才能繼續前行。但我知道這很難，這對大多數人來說，都是一種苛求。而這正是我想說的：大多數的人意見，對文學常常是無效的，作為一種創造的文學，它永遠只站在少數人這邊。當大多數人都在複製慾望和經驗的時候，你是否有勇氣獨自離開？當大多數人都在渴望成功的時候，你是否願意在世界的另一端獨自享受自己的「不成功」？當你這樣想的時候，你或許已經走在創造的途中了——需要強調的是，在任何時候，創造都是先鋒獨一的使命。　　問：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先鋒小說曾經在文壇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然而這種強勢卻如曇花一現，許多當時有名的先鋒作家都逐漸減產，有的則改變了寫作風格，你認為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答：先鋒小說對當代文壇的影響是深遠的，並非如你所說是「曇花一現」。儘管一些先鋒作家的確減產或轉型了，但這只是寫作節奏的調整、寫作風格的變化，實屬正常。作為一個群體的先鋒小說也許已經解散，但它的藝術遺產卻進入了當代小說寫作的每一個環節——你只要留意現在的年輕一代的寫作，就會發現，先鋒小說家所創造的話語方式、敘事模式、意義空間，以及他們對世界圖景的描述和想像，都一直深深影響著新的寫作者。余華從來是年輕小說家最敬佩的作家之一，格非的語言造詣和敘事才華至今無人可比，即便是葉兆言，他的那份勤奮和功力，也非一般作家可以望其項背。至於有些先鋒作家寫不出更有創造性的新作，那隻能歸結於他個人才能的局限，而和一個寫作流派的興衰關係不大。　　問：隨著先鋒小說家的減產、停筆，是不是意味著這種個人化的寫作方式，不為讀者和整個社會文化環境所接納？　　答：任何優秀的作品，其實都是個人化寫作的結果。不為讀者和整個社會文化環境所接納的，恰恰是那種公共化的寫作。只有個人的，才是創造的。只是，在個人化寫作成了一句口號、甚至一個商標的時候，我們要學會區別何為創造性的「個人」，何為用新的公共性假冒的「個人」，只有這樣，真實的、有創造性的「個人」才不會被淹沒在一片語言的喧囂之中。而且，即便是真正的個人化寫作，也要看這種個人化通往的是哪一個語言夢想，哪一片精神領地。先鋒小說當年的絢麗，正是因為他們每一個都是獨特而創造的個人，而且這樣的個人接續上的恰恰是世界文學的偉大傳統。　　問：那麼我們可不可以說先鋒小說其實一直都存在著，只不過它不再是像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樣異軍突起而引人注目？　　答：我從不贊成把先鋒文學簡化成幾條理論法則，或者把它簡化成幾個代表性作家，其實，先鋒是一種精神，「先鋒就是自由」。如果我們這樣理解先鋒的精神實質，就會在當下文學界發現許多正在生長的、從未枯竭的先鋒性因素，它已經內在到了許多作家的寫作血液之中。現在文壇流行的許多類型化寫作（官場、反腐、小資、殘酷青春等），其實背叛的恰恰是先鋒那種反叛和自由的特徵，因此，在今天重新強調一種先鋒寫作的意義，對當代文壇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問：和格非以前的作品比，他的新作《人面桃花》還能稱作先鋒嗎？你覺得他的這部作品有了怎樣的變化？　　答：格非的《人面桃花》我讀完之後非常震撼。這無疑是一部重要的小說。許多人或許都看到了，當代小說正進入一個日益膚淺和粗糙的寫作狂歡時代：長篇小說的數量在劇增，寫作的難度在消失，缺乏基本藝術訓練的寫作者正在憑藉媒體炒作獲取利益——小說的品質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惡化。《人面桃花》讓我們重溫了一個寫作者的虔誠，也讓我們重新領會了語言和夢想的清脆質地。它是堅韌的，敏銳的，優雅的，精緻的，更重要的，它是寬廣和深邃的。格非在這部小說中，試圖清理那個特殊歷史時期一代中國人內心那種烏托邦情結，以及這種烏托邦衝動付出實踐之後所面臨的一系列難題和困境。這種沉重的問題意識，以及辨析這些問題的智慧和勇氣，正是一個優秀作家所必須具備的眼光和稟賦。「要成為人，就意味著要有烏托邦，因為烏托邦植根於人的存在本身。」「沒有烏托邦的人總是沉淪於現在之中；沒有烏托邦的文化總是被束縛在現在之中，並且會迅速地倒退到過去之中，因為現在只有處於過去和未來的張力之中才會充滿活力。」——神學家蒂利希的話，從另一個角度證實了格非所關注的問題的重要性。當歷史正在進入一個實利時代，懷想和追問一個遠逝的夢想（夢想正是另一種形式的烏托邦），這對於重新思索中國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出路，有著不容忽視的價值和意義。有意思的是，格非並沒有在小說中沉湎於烏托邦的玄想之中，而是處處表露出渴望回到個人生活的真實圖景中的衝動。小說中的陸侃、張季元、陸秀米等人物，他們都不是革命或烏托邦的符號代碼，而是一個個真實的人，他們擁有自己獨特的生活邊界和個人經驗——而個體經驗作為私人生活中一個小小的傳統，正是一部小說不可或缺的血肉構成。就像秀米最後所發覺的，「原來，這些最最平常的瑣事在記憶中竟然那樣的親切可感，不容辯駁。一件事會牽出另一件事，無窮無盡，深不可測。而且，她並不知道，哪一個細小的片刻會觸動她的柔軟的心房，讓她臉紅氣喘，淚水漣漣。」夢想的旅行終止之時，生活本身那細碎的真實就顯得越發的彌足珍貴。從這個角度說，《人面桃花》描述了中國人在那一歷史時期的整體性失敗，但它卻為個人如何獲得幸福和慰藉敞開了一條細小的抵達路徑。如果要說變化，我以為，格非的這種變化具有標誌性的意義——而且，這部作品在我看來，仍然深具先鋒精神。　　問：就你的視野而言，你覺得，還有哪些作家在2004年的表現，體現著這樣一種內在的變化？　　答：我想特別提及另一部重要作品，那就是北村的長篇小說《憤怒》（團結出版社2004年版）。我們都知道，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北村的小說寫作，就一直堅持形式探索和精神追問的姿態，而被視為中國先鋒文學的代表性作家。這些年來，北村一直在尋求寫作的突破和創新，他先後出版了《玻璃》、《望著你》等長篇小說，但坦率地說，都沒有寫好。儘管北村試圖在探究一個重要的精神問題，但他由於過早渴望精神結果在他的作品中顯形，以致他的小說正在失去敘事的耐心——沒有敘事耐心，語言的粗糙自不待言，就連故事的邏輯也破綻百出；沒有敘事的精心建構，小說就不會有說服力。現在看來，說服力是對於小說寫作而言，是多麼重要的事情啊！秘魯小說家略薩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一書中說：「為了讓小說具有說服力，就必須講出故事來，以便最大限度的利用包含在事件和人物中的生活經驗，並且努力給讀者傳達一個幻想：針對現實世界應該自己當家做主。當小說中發生的一切讓我們感覺這是根據小說內部結構的運行而不是外部某個意志的強加命令發生的，我們越是覺得小說更加獨立自主了，它的說服力就越大。當一部小說給我們的印象是它已經自給自足、已經從真正的現實里解放出來、自身已經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的時候，那它就已經擁有最大的說服力了。於是，它就能夠吸引讀者了，能夠讓讀者相信講述的故事了；優秀的小說、偉大的小說似乎不是給我們講述故事，更確切地說，是通過它們具有的說服力讓我們體驗和分享故事。」——略薩的話，對許多中國作家來說，具有警示性的意義，因為現在的作家都太不注重說服力了。令我意外的是，北村這部《憤怒》，有著和他過去的小說完全不同的面貌——它無論在敘事的耐心、故事的完整，還是在精神的說服力上，都有了很大的進步。《憤怒》基本克服了北村過去小說中的不足，從而為中國文學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精神維度。在中國，除了北村，似乎還沒有別的人，能這樣思考存在的難題，這樣面對中國的現實，並塑造出這樣具有人性光輝的人物來。《憤怒》直指時代的「惡」與「罪」，它講述了一個貧困的農家子弟，在被迫闖入城市謀生的過程中經歷的苦難與挫折。這部小說以罕見的力度，探討了在當代社會堅硬的現實下所隱藏的巨大悲劇——弱勢者的生存困境。同時，作者還穿越這些現實的表象，進一步追問了罪與愛、權柄與公正、義與順服、墮落與救贖等重要的精神命題。　　這在中國作家的寫作中是不多見的。長期以來，由於市場和消費力量的驅動，中國的小說寫作，大多局限於慾望和情愛，即便是嚴肅的作家，也難免為了迎合這個時代的消費口味和審美風尚，放棄自己一度堅持的內心立場。消費文化造就了小說敘事的轉向，出版界到處瀰漫著情愛傳奇的艷俗氣息。一邊是破敗灰暗、道德淪喪、哀告無助的生存景象，一邊是遊戲現實、快樂閑適、漠視苦難的文學寫作，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奇異景觀：文學書寫與苦難現實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並非說，文學只能書寫現實、只能表達苦難，但是，總得有作家站出來承擔來自現實的心靈重壓，並追問現實苦難的根源，以及我們可能有的精神出路。《憤怒》就是在這個背景里出現的令人震撼的作品。它向我們證實了一個作家關注苦難的良知，同時也向我們證實了一個作家逼問存在的能力。《憤怒》呈現出了當下那些觸目驚心的罪惡蔓延的現實，同時又以一個作家的同情和悲憫體察了這種現實底下還可能有的心靈光輝——通過《憤怒》所塑造的李百義這個人物，讓我們看到，事關公正、自由、愛與拯救這些命題，它的解決方案並不在人類自身，因為人都有罪，哪怕像李百義這樣的「好人」，在內心的聚光燈下，也無法掩飾自己曾經有過的罪惡和不義。他需要光來照亮自己，需要神聖的力量來拯救自己。所以，蘇格拉底曾說，沒有經過審視和內省的生活不值得過；而《憤怒》所表達的，正是一種「經過審視和內省的生活」，這種反省的力量，在這部小說的下半部，表現得尤其強烈，因為北村所要給出的，並不是現實性的膚淺答案，而是一種永恆性的喟嘆：誰沒有罪？誰能救我們脫離罪的奴役？——這裡的罪，並非一些行為的罪，而是指罪的品質、罪的性情。這的確是我們不能忽略的精神難題。今天，當我們都讀膩了作家們編造的慾望故事的時候，閱讀《憤怒》，無疑將喚醒我們內心的不安，同時也將給我們一種新的眼光，來正視自身當下的現實處境和精神處境。　　問：你的意思是說，當下還能被稱為先鋒作家的，像格非、北村等人，都是比較注重作品的精神性變化的？這樣的作家在當代還有哪些呢？　　答：精神肯定是文學變化最為重要的核心詞。不回答精神問題的作家，不可能在這個時代獲得影響讀者的力量。現在看來，那些細小的、技術性的變化，顯然已經無法改變文學低迷的事實，真正的文學革命，必須重獲一種「文學整體觀」，以期在敘事和精神上，都建立起新的、廣闊的視野。遺憾的是，當代文學界的大多數作家，都已經不在整體的維度上思考問題了，他們更多的是關心具體的細節，比如一部作品的印數和反響——這種寫作上的鼠目寸光正在統治著整個文壇。這個時候，如果有作家仍然執著於存在，執著於時代精神的辨析，那必然就是先鋒的了。至於你問到，還有哪些作家正在進行著這種精神探索，我至少還可以提到李洱和陳希我這兩位作家。我新近剛讀了《石榴樹上結櫻桃》（江蘇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和《抓癢》（刊於《作家》雜誌2004年4期）這兩個長篇小說，很喜歡，一部幽默、現實，一部尖銳、陰鬱，但都觸及到了當代人的某種精神痼疾——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看似在寫鄉村中國的權力爭奪，但在他的敘事理想中，無疑是要重新建構起一種日常性的敘事風格，它是具象的，細節的，瑣碎的，敘事的展開也是嚴密而不動聲色的，然而，在平靜的下面，一直潛藏著一條中國式的精神河流，裡面那種紛擾和鬥爭，映照出的正是鄉村社會的根本困境：一種無法救治的權力癖和精神陰冷，造就了基層中國的破敗景象。李洱的寫作方式是寫實的，但他能在高度的寫實中出示關於鄉村中國的整體性寓言，這是不同凡響的。而陳希我的《抓癢》，則通過一種寓言的方式來寫實，並證明了他在書寫當代生活真相上的出色能力。在這個長篇里，通過嵇康和樂果這對夫妻貌似幸福美滿、其實冷漠貧乏的生活悖論，陳希我拷問了肉身的沉重、靈魂的痛楚、存在的疾病等問題。《抓癢》為小說疏離表層經驗、深度介入當代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它以變態喻示常態的匱乏，以反常呈現正常的尷尬，把卑微黑暗的經驗推向一種極致——在陳希我的審視下，生活獲得了存在的重量；在他所洞見的生存之「癢」中，生存尊嚴的恢復與生存恥辱意識的建立，是密切關聯的。當陳希我把一堆我們難以面對的潮濕經驗帶到我們面前，並告訴我們這也是生活的真實時，我們該如何面對他這種殘酷而銳利的發現？——儘管類似的閱讀是令人不快的，但你必須承認，當代中國有這樣一批作家在審視自身的生存境遇，就表明文學還沒有完全失去對現實和精神的發言能力。　　問：那麼，這些變化是不是先鋒一代試圖打破尷尬局面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能否帶給先鋒小說家們新的活力？　　答：很難說幾個作家的寫作變化，能夠激發一代人的寫作活力，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真正的寫作，應該勇敢地向語言和心靈的腹地進發，而非妥協於市場、印數、版稅等消費指標。應該有更多的作家，被偉大的寫作理想所召喚，惟有這樣，他的寫作才不至於被時間迅速吞噬。福樓拜曾說，「寫作是一種生活方式」，這話被無數當代作家所認同，但如何使這種生活方式更好地接近文學、更好地傳承文學的核心精神，則要求作家要有一種文學抱負。——「文學抱負」是略薩喜歡用的詞，他認為「獻身文學的抱負和求取名利是完全不同的」。也許，在這個有太多主流價值能保證作家走向世俗成功的時代，所謂的「文學抱負」，大概就是一種先鋒精神。先鋒是一種自由、獨立、創造的精神，同時也是一種「文學抱負」，因為它總是渴望在現有的秩序中出走，以尋找到新的創造精神和寫作激情。就此而言，在任何時代，先鋒文學都不會終結，除非一切的「文學抱負」均已死亡。我記得略薩在《給青年小說家的信》中談及「文學抱負」時，將它同「反抗精神」一詞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說：「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應該堅決、徹底和深入，永遠保持這樣的行動熱情——如同堂吉訶德那樣挺起長矛沖向風車，即用敏銳和短暫的虛構天地通過幻想的方式來代替這個經過生活體驗的具體和客觀的世界。但是，儘管這樣的行動是幻想性質的，是通過主觀、想像、非歷史的方式進行的，可是最終會在現實世界裡，即有血有肉的人們的生活里，產生長期的精神效果。」「關於現實生活的這種懷疑態度，即文學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學抱負存在的理由，決定了文學能夠給我們提供關於特定時代的惟一的證據。」——略薩自己就從未放棄反抗和懷疑，也從未喪失自己的文學抱負，所以，他的創造力至今沒有衰竭的跡象，他還行走在許多作家的前面，這樣的作家何嘗不是先鋒的？因此，假如我們放開眼界，就會明白，所謂的先鋒，其實就是反抗和懷疑的化身，是創造精神和文學抱負的美妙結合，離開了這個起點，別說先鋒文學，就連文學本身都將不復存在。——由此，我們可以說，先鋒性是文學創造中永恆而根本的命運，它看起來是孤獨的，但又是任何時候都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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