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野中的山東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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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河邊的城鎮。

　　大運河山東段上的船隻。(資料片)　　 　　運河本身是一種物化的文化現象,但同時它也是區域文化的載體。就主流文化而言,它造就了文風昌盛,學術繁榮,就非主流文化而言,它促進了市民文學發展,民間藝術傳播,民間信仰多樣化及區域文化的交流。作為京杭大運河上一段特殊而又重要的河段,山東運河留下大量物質的和非物質的文化遺產,凝聚了更多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滄桑。　　運河通,書院興　　山東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古代文化教育事業最發達的區域,歷代書院興盛便是明證之一。元代以後,山東境內書院數量有明顯增加,好多著名書院如洙泗書院、泰山書院、尼山書院等,大都在運河流域。明朝中期以後山東書院發展更為迅速,新建書院達八十七所,修復前代書院九所,其中有四十二所在運河流經的區域。明朝後期,魯西地區書院紛紛建立,正是運河交通帶動文化交流和社會進步的突出表現。據統計,清代山東書院達213所,有86所分布在沿運河地區。書院數量多,既是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發展的結果,也是文化興盛的表現。　　談起產生於運河區域的文學特別是小說,人們首先會想到《金瓶梅》。其作者「蘭陵笑笑生」到底是誰,學界目前已考證出百人之多,但究竟是誰,仍舊莫衷一是。不過所論及的作者絕大多數出生或生活在運河區域這一點是肯定的。《金瓶梅》內容更是與運河密切相關:書中展示了臨清城市的繁華,可與當時其他書籍相印證；七八十處對臨清景物的描摹,在臨清地方志中大都可以找到真實的記述；特別是對臨清鈔關、娛樂業、服務業、運輸業的描繪,更說明作者對臨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通俗小說是市民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市民文學興起的先決條件是城市工商業繁榮,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明清運河暢通,推動了城市經濟發展,通俗小說的出現適應了這樣的需求,而《金瓶梅》顯然是其中的代表。運河帶來民間信仰多元化　　明朝開始,佛教和道教在山東呈現出由盛轉衰的趨勢,並逐漸向世俗化方向轉變,而雜糅三教教義的民間宗教蓬勃發展。隨著大運河區域南北文化交流融會逐日增強,許多異地神祗開始在山東運河區域傳播,融入了本地社會生活,使這個區域的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出現多元化特點。　　明代以前,山東地區的民間宗教以白蓮教、彌勒教及摩尼教為主。明代中期新教派開始出現,它們在教義、組織、儀式等方面都與此前的教派有明顯差異。成化年間,「無為教」在山東運河區域廣泛傳播,進入清代,各種名目的教派層出疊見,八卦教、清水教、天理教、離卦教、圓頓教、在理教、羅教、弘陽教、聞香教等等都在這個區域出現。明朝以前山東運河區域的民間信仰,除官府提倡的城隍、土地諸神之外,還有東嶽大帝和碧霞元君信仰。明朝大運河貫通後,民間信仰的對象,有水神、行業神、自然神,還有聖賢神,數量與日俱增。其中以金龍四大王為代表的水神崇拜和關公信仰最為普遍,成為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十分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蘇祿王墓見證中外交流　　明成祖建都北京後,鼓勵海外國家來京朝貢。這時,京杭運河全線暢通,前來朝貢的諸國使者,大都從東南沿海登陸,沿運河乘船北上,到達北京。在山東運河沿線,常年可見東南亞各國朝貢的船隻靠岸銷貨購物,各運河城市也都有東南亞各國的香料特產出售。　　在大運河岸邊的德州市郊,有一座明代外國國王的陵墓——蘇祿王墓,它是明清時期東南亞國家使團沿大運河往來的見證。蘇祿國位於菲律賓南部的蘇祿群島,永樂十五年(1417)八月,蘇祿國三王率領家屬、隨從三百四十餘人來北京朝貢。九月,使團沿運河南下回國。行至德州,東王病逝。明成祖聞訊,賜謚號「恭定」,按諸侯王葬製為其修建陵墓。按照中國禮俗,明成祖讓蘇祿東王的長子回國繼承王位,次子安都祿、三子溫哈刺及王妃、隨從等十餘人留在德州,守墓三年。三年過後,蘇祿王的兩個兒子及王妃等不願離去,後獲準定居德州,長期為蘇祿王守墓。他們死後也都葬在了蘇祿王墳墓旁。按照中國的姓氏習俗,安都祿的後裔改姓安,溫哈刺的後裔改姓溫,蘇祿王陵墓附近逐漸形成了安、溫二姓居住的村莊。　　明代日本與中國間的朝貢貿易很發達,這種貿易要經過朝廷批准,發給許可證明「勘合金牌」,所以也稱勘合貿易。據《漂海錄》記載,弘治年間,崔溥等人從寧波沿運河乘船北上,路過濟寧以南的魯橋鎮時,岸邊民眾誤認為他們是日本人,所以用日本語向他們打招呼。可見當時來往于山東運河沿線的日本人甚多。元代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曾經從北京出發沿大運河南下,在他的「遊記」中,記錄了很多山東運河沿線城市及運河區域的風土人情。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由南京乘船去北京,曾在山東運河區域的臨清、濟寧逗留,《利瑪竇中國札記》中也有不少山東運河城市的記載。西方人在運河區域的活動,傳播了西方宗教和價值觀念,但同時他們也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帶到了這裡,客觀上對運河區域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促進作用。橋閘、會館等文化遺迹燦若星辰　　千百年來,在運河開挖、修治、管理和使用過程中,由於自然環境和人文因素的雙重作用,在運河區域形成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文化長廊,積澱了豐富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山東運河開挖維護難度大,工程多,投入的管理人員多,商業發達,城市密集,因此文化遺產最為豐厚。就物質文化遺產而言,存世數百年的會通河河道堤防至今仍縱貫魯西大地,黃河以南濟寧、棗莊境內的運河,經改造後仍流淌不息,船隻南來北往；黃河以北的河道雖早已成為歷史遺迹,但許多地方仍保留完好,成為珍貴的明清文化遺存。　　建於成化年間的聊城北土橋閘,2010年進行了全面發掘,是目前大運河上被完整發掘的第一座船閘,2011年被評為全國文物考古十大新發現；張秋鎮附近的荊門上下閘,經過文物部門的修復,也基本恢復了明清時期的原貌；臨清鈔關雖已殘破不堪,但尚存儀門、正堂、穿廳、舍房近八十間,彌足珍貴；聊城山陝會館是全國保持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會館之一；南旺汶河入運水口處的分水龍王廟建築群,經維修後也成為重要的運河文化景點；濟寧古運河畔雄偉壯觀的太白樓,曾讓多少來往於運河的文人墨客駐足吟詠；濟寧以南的南四湖區,運河文化遺存更豐富；因元代建南陽閘而得名的南陽鎮,居湖中島上,莊嚴古樸的風格至今猶存；微山島附近的水上人家,還保留著傳統的節慶儀式和生活習俗；恢復重建的台兒庄古城,處處都可以看到運河文化的印痕……這些密如繁星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深深地嵌在古老的運河上,經過千百年的歷史磨礪,而今更加炫目生輝。　　(作者系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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