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和：談商鞅變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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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變法

商鞅的變法貌似急功近利，實則深沉久遠。廢井田、開阡陌只是急大秦帝國君王一時的耕戰之需，並非真願惠富於民；商鞅變法的危害性不在於當世的殘酷性，而在於影響後世的禁言封口令；商鞅變法影響中國歷史的，還有陰魂不散的株連制與戶籍制，他所配套的連坐法與戶籍法使統治鍥入民間，不僅夯實了專制的根基，管治了小民們的生老病死，且控制了百姓的左鄰右舍……

一

公元前362年的仲夏，一天，烈日炎炎，在通往秦都櫟陽的大道上，走來一位行色匆匆的中年男子，這西風古道上的陽光，對於他來說，簡直就是在輝炫著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

這位精力充沛的男子，就是日後在中國歷史上赫赫有名的商鞅（衛鞅）。

商鞅的變法影響中國歷史，因他的變法而形成的株連制與戶籍制陰魂不散，他所配套的戶籍法與連坐法使統治鍥入民間，不僅夯實了專制的根基，管治了小民的生老病死，且控制了百姓的左鄰右舍。

而此時，他還僅僅只是一位居人籬下的魏國中庶子。他在陽光下行走，他從魏國的都城大梁一路走來，由東向西，千里奔波，興緻昂然。牛車上的書牘竹簡，滿載著他的勃勃抱負、經世才學與文韜謀略，或許他現在還沒有想到要對世間蒼生負責，他在自己而立之年劃定的人生框景中，其行為方向，可能就是通過研習李悝《法經》的思想，而要謀劃一個有秩序有法度的專制帝國，來完成他的人生使命與歷史使命。當然，他一展雄才的迫不急待可能有些急功近利了。但是，在這個爭權逐利而紛紛擾擾的世界，現實的需要容不得他有絲毫的猶豫，他不可能像今天的商人通過廣告宣傳自我，他只能自己推銷自己。為了獲得最高層次的認可而達到人生的使命巔峰，他不可能深藏不露，一進函谷關，他就迫不急待了，一頭扎進八百里秦川，他要在這裡一匡天下，施展奇才，他甚至顧不得西風漸緊，衣衫飄拂，他因激動而顯得有些踉蹌了。

他為何行色匆匆，不顧一切地向秦國的都城櫟陽奔去？

原來，不久前因操勞成疾的秦國國君秦獻公因病辭世，21歲的年輕太子渠梁即位，是為秦孝公。這秦孝公，少年立志，別有抱負。但此時秦國與周圍各國關係緊張，秦孝公能否承續獻公的事業，實現自己的雄圖霸業，人們正拭目以待。

當初，在公元前384年，秦獻公廢除了實行三百多年的殉葬制度，在公元前375年又改革戶籍制度，將農民按五戶為一伍進行編製，這為日後商鞅變法的戶籍改革奠定了基礎。此外，秦獻公推行縣制，先後建立了櫟陽、藍田等縣，強化了秦國的中央集權。

改革使秦國逐漸強大，開疆拓土自然成為秦國的優先選項，秦獻公開始窺視富強的魏國的領土，公元前366年，魏惠王在武都（今陝西省華縣）築城，被秦國派兵破壞，為此，雙方兵戎相見，大打出手，秦軍在洛陰（今陝西省大荔）大敗魏軍，這一仗，大大鼓舞了秦國的士氣，這是自吳起鎮守河西以來，秦軍首次在河西的勝利。

繼而秦軍在公元前364年大舉進攻河東，並在石門（今山西省運城）擊敗魏軍。爾後少梁一戰，秦軍又勢如破竹，乘勝攻佔了龐城。

如此一來，魏國的河東地區已被秦、趙、韓三國包圍，只有上黨一線與國內連接。

而魏國的都城，正在河東。

魏惠王審時度勢，面對秦國虎視眈眈，他果斷將都城從安邑遷往大梁（今河南開封），從此魏國也稱為梁國，魏惠王也稱為梁惠王。

魏惠王的遷都，使秦軍不敢遠離關中，長途奔襲，於是，強大的魏國得以喘息。據此，魏惠王痛定思痛，他休養生息，養精蓄銳，使國力很快恢復。

此時，秦魏之間的爭霸格局已形成膠著狀態，一旦開戰，魏軍如西出，有可能突破秦軍的洛水防線，直逼涇渭地區，不僅新都櫟陽難保，舊都雍城也十分危險，因此，秦國的形勢依然岌岌可危。

就在此時，秦孝公登基，他環顧四周，他無法掩飾自己的勃勃野心，因而這個強大的生命即發出「求賢令」。他提出：「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

秦孝公這種招徠人才的標準：是要具有身懷富國強兵之策、滿腹經天緯地之術的飽學之士，而不需要門第顯貴的碌碌無為之輩和吹牛拍馬的諂媚之徒。

秦孝公開出的價碼極具誘惑。

商鞅要等待的，就是這樣的帝王。

所謂歷史奇人、曠世奇才，一定目光犀利，描準的就是機會，商鞅飽讀經書，牛車上拖載的箱籠中滿是書經文牘，這之間誰敢說運載承載的不是滿腹的經論、滿懷的韜略？

書籍竹簡與商鞅相伴而行。

商鞅要的是一展宏圖，他獻出的是計謀，獲得的是利益，不過他的利益太大，既要名又要利，這樣的大的題目，僅有文韜武略還不夠，還需要有運氣。不管怎樣，商鞅的題目太大，以至他在世時和身後都爭論不休，他影響深遠，毀譽參半。

但此時他滿懷希望，不顧一切，行色匆匆……

二

魏國的相國公叔痤是兩朝元老，他曾親自帶兵與秦國交戰，然而少梁一戰，公叔痤率兵與秦軍對壘，不幸兵敗被俘，戰後被秦國放回。

公叔痤被放回魏國後鬱鬱寡歡，悶悶不樂，畢竟年齡不饒人，一病不起。

對於這位兩朝重臣，魏惠王一直敬重有加，聽說公叔痤患病，便親往相府探望。

公叔痤病卧在床，魏惠王親自到府，他也不能起身了，可見，病得不輕。魏惠王見公叔痤病狀，知他來日不多，便俯下身來，拉住公叔痤的手說：「你從輔佐先王至今，為國操勞，數十載夙夜憂國，令我感佩。如今卧病不起，我為愛卿患病深感焦慮哦！」

公叔痤老淚縱橫：「老臣恐是油燈耗盡，不能為國效勞，為君分憂了」。他感激涕零地說：「以魏國強盛計，啟用奇才至關重要！」公叔痤此言好像是猜中了魏惠王的心思。其實，魏惠王前來探望也有想聽一聽他對繼任相國人選的看法，魏惠王趕緊接過公叔痤的話頭問：「愛卿可有人選？」

「老臣的中庶子衛鞅（即商鞅）,此人奇才，可堪大仼。」

這裡，公叔痤所說的中庶子，實際上相當於現在的秘書，即相國的侍從秘書。

「衛鞅？這是何人，寡人怎麼從未聽說過？」魏惠王一聽公叔痤說出衛鞅這樣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大失所望。

公叔痤一把抓住魏惠王的手：「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他熟讀先相國李悝的《法經》，了解魏國的各類典章規則，名為相國的中庶子，實質是下臣的主心骨，國家的大事，有很多都是他為下臣出謀劃策」。

「如是這般博學之士，為何寡人不知？」

「唉！下臣多次都想推薦，只是因一已之私，想留在身邊，為下臣謀劃，故影響了他的前程。這都是下臣的私心，他才呆在相府默默無聞，沒有名氣。但下臣可以向您保證，他有蓋世的才華，如果重用他，必成霸業。」

魏惠王沉默不語。

魏惠王內心在想，如此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怎能堪此大用，如啟用衛鞅，豈不讓天下恥笑。

公叔痤見魏惠王不語，知他不願啟用無名之人，嘆了一口氣，叫屋內的人全部退下。此時他壓低聲音向魏惠王說：「您如果不用他，乾脆把他殺了」。

「為什麼？」魏惠王大吃一驚。

「下臣的一生，有一大憾事，當年吳起離開魏國時，讓他負劍出走，活著離去。以後吳起到楚國，率楚軍橫斷河東，飲馬黃河，陷魏國於危亡之秋。而現在的衛鞅，他的能力不在吳起之下，對於這樣的人，您要就重用，如果不用，必殺之。否則為他國所用，後患無窮！」

公叔痤扔給了魏惠王一個難題，這題目竟如此決絕，要就用，要不用就殺，二者擇一，非此即彼，不符合國人的中庸之道。

魏惠王心想，老相國病重可能是在說胡話了。衛鞅一個小人物，哪能像相國所說的那樣有蓋世的才華？衛鞅怎堪比吳起？吳起來魏國之前，就在魯國為將，一戰大破齊軍，其聲名顯赫，魏國才不拘一格啟用吳起。而這衛鞅，除了今天聽說，也僅僅是公叔痤一人之言，並無實際的例證，怎能隨意啟用。至於不用則殺掉，無緣無故殺掉一位相國中庶子，世人會說濫殺無辜。況且，不用他，他能翻得起大浪？

的確，以身份待人，以名氣用人，在我國由來已久。春秋戰國時期，因各國競爭空前激烈，一旦形成強勢，稱王道寡，雄霸天下，俯視群雄；倘風雲變換，稍有不測，則王業衰微，國之將破。甚至祖業傾覆，土崩瓦解，陷入萬劫不復之悲慘景狀。因此招攬人才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故在招攬人才禮賢下士方面，各國都在各出奇招，不惜重金相聘，封官許願，甚至分土加爵。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的歷史，幾經沉浮，撇開大一統不談，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爭霸，戰爭頻出，兵禍連年，故人才輩出，有可能是存在決定需要，抑或是需要決定存在。更有一奇怪的歷史現象，這便是文氣與殺氣同在，文韜與武略之間，權謀運勝武力，正所謂陰謀詭計催生出國家的雄健與霸業；反之，赳赳武夫護衛之下的國度，多受其累。我在春秋戰國的歷史中，看到權謀天下的縱橫捭闔，可以說這一時期演繹出的權謀大戲，在這個世界的歷史上登峰造極，而謀劃強權專制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出場，應視為最精彩的篇章。

從出場的時間節點看，商鞅此人運氣不佳，或許是他沒有明白出場需要運作、渲染或鋪墊，他既沒有像後世的諸葛孔明那樣，在未出山之前，就在隆中營造聲勢，自比管仲、樂毅，以卧龍的名氣讓劉玄德三顧茅廬；他也不敢負氣出走，因為他沒遇見慧眼識才的肖何，不可能也沒有被「月下追韓信」的本錢；他口才雖好，但因急於求成而略顯啰嗦，沒有日後張儀一見秦惠文王便口吐蓮花，一語中的；他更不可能像他的前輩吳起那樣「殺妻求將」，一出場就充滿血腥。

眼下，商鞅（還叫衛鞅）既無名氣，又無地位，且無身份，更無爵位。即令有一位識才的公叔痤，也是二流伯樂，蓋因私心太重，將他遮遮掩掩，藏於肘腋，等到臨終之際才予以推薦，不僅為時晚矣，差點釀成殺身之禍。當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能是公叔痤感到對不住商鞅，他在魏惠王離開相府後，便差人喚商鞅來府。

實際上追溯血脈，商鞅也有高貴的成分，他是衛國公室的後代，因此，有史書叫他公孫鞅。只不過，落泊到魏國，在公叔痤門下擔任中庶子多年，已經養成謹言慎行的品性。

這時的商鞅，大約二十九歲，個高消瘦，公叔痤一見他便說：「國君剛剛來過，問我誰能繼任相國」。

他向商鞅看了一眼，見商鞅面無表情，便說

「我向他推薦了你」。

商鞅面無喜色，只是拱了拱手表示感謝。

「唉！國君沒有採納我的意見」。

他看了看商鞅，商鞅仍無表情。

公叔痤嘆了一口氣，他看著商鞅說：「我向他推薦你，說你的才能超過吳起，他還是沒有同意。」說到這裡，公叔痤坐起來，撐著身子說：「我說，如果不重用你，乾脆把你殺掉」。

商鞅聽到這裡，眼光閃爍了一下，旋即恢復如常。

公叔痤感慨萬端，抬著頭望著屋頂嘆了一聲：「你在我府上兢兢業業，為我出謀劃策，我人之將死，其言不善哦！沒有給你一個錦繡前程，反而將你陷於險境。但是，我這也是處於無奈，因我是魏國兩朝相國，國君待我恩重如山，我只能站在魏國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以我觀察，你的才能舉世無雙，如國君不用你，早晚你必為他國所用，對於魏國來說，是個災難」。

「既如此，大人何必告訴我？」

公叔痤說：「從魏國的國家利益考量，我建議國君殺你；於私交而言，你畢竟跟我多年，我不忍心哦，你快走吧！」

商鞅搖了搖頭。

「你不走？你難道在這裡受死嗎？」

「國君不會殺我。」商鞅平靜地說：「他既然不聽你的推薦，必不在意我，怎會殺我？他可能很快就將我忘掉了。」

公叔痤瞪大眼睛，看著商鞅。

這就是二者的區別，魏國在啟用公叔痤期間，公叔痤業績平平，因而，在與秦國的交鋒中，喪權失地。而這商鞅平靜如水，料事如神，已然超越公叔痤。果然，魏惠王在公叔痤死後，忙於政事，很快就將此事忘掉。

商鞅在魏國的命運，也與後世很多知識分子的命運大抵相同，沒有名氣，沒有身份，沒有地位，要想攀上高枝，一展雄姿，難啊！即令是魏惠王這樣的君王也難免俗，居然以身份、名氣看人，錯過了商鞅。實際在戰國七雄中，魏惠王不是英主也算雄主，公叔痤死後，他勵精圖治，通過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魏國走出低谷。遷都不久，魏惠王迎來了他事業上的第一個高潮，在他的強勢逼臨下，魯、宋、衛、韓四國國君聯袂到魏國大梁朝覲魏惠王，承認他的中原霸主地位。

如果說商鞅的不幸在於他沒有身份、沒有地位，這是國之傳統，幾千年來亘古不變，以身份和名氣待人，看偏了多少英雄好漢，埋沒了多少才俊豪傑。但商鞅不幸之中的大幸，就在於他所處的時代。在中國的歷史上，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與民國時期，這是人才輩出的時代，特別是春秋戰國，各國的競爭已經達到白熱化程度，為維護王權霸業，誰都願意招攬英才，這就為商鞅這類奇才提供了機會，真是「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商鞅就在魏惠王不知不覺中離開了魏國，魏惠王日後將為此付出沉重代價。但此時，魏惠王毫無知覺，他已經成為中原一霸，他正春風得意……

三

商鞅到了秦國。

商鞅的出場，頗具戲劇性，否則，惜墨如金的司馬遷不會渲染商君四次出場的景像。

此刻，競爭者無計其數，各國辯士奇才也紛紛西行，沖著秦孝公的《求賢令》奔來。一時，秦國的都城，豪傑奇才，粉墨登場，各顯神通，競爭無比激烈。

商鞅的成功與否，關乎他的政治前途，也可以說千年的道行在此一舉，這一次，商鞅可以說是使上吃奶的勁，他費盡心思……

且來看司馬遷如何評說。

商鞅第一次得以求見孝公，太史公曰：「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

從《史記·商君列傳》的上述記載，可看出商鞅到秦國後，還是攀上孝公的親信景監的，至於怎樣認識景監不得而知，但有一點可以說明，商鞅與當今一些知識分子恃才傲物不同，他還是懂得打通關節的，他通過關係得以求見孝公，最起碼求見孝公的目的是達到了。只不過，商鞅方法不當，他誇誇其淡，大淡帝道之治，秦孝公一邊聽一邊打瞌睡，把商鞅打發走後，孝公對景臣大為光火：「你的客人是一個大言欺人的傢伙，這種人怎麼能使用呢！」話到這份上，從一般情形看，商鞅的政治生命在秦國幾乎被判死刑。殊不知，春秋戰國與大一統畢竟不同，求賢若渴仍是各國君王的當務之急。經商鞅一再解釋，強調自己並沒有大言欺人，而是向孝公喋喋不休地講述堯、舜的治國方法，看來這種帝道之術遠水不解近渴，引起孝公反感，如能再給機會，改變講述的內容，可能孝公會採納。據此，景監又一次懇求孝公召見商鞅，隨之第二次見面，商鞅把治國之道即禹、湯、文武之治說得暢達淋漓，仍然不合孝公之意。

怎麼辦呢？

景監給他出主意：「什麼帝道王道，孝公現在不感興趣，他要解決當下的棘手問題。你既不要誇大其辭，顯示你的口才好；也不要故弄玄虛，展示你的謀略權術。你就向對我這樣，老老實實、實實在在地說些解決當下問題的方法，就行了。那些信口開河的說教免了，就按我說的辦，情真意切地說明問題，這是你最後一次機會了。」

商鞅第三次得見孝公。

太史公這樣記錄：「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得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司馬遷寥寥數語，把商鞅與孝公的這一次見面刻畫得栩栩如生，商鞅在闡述帝道王道之術失敗之後，他在這次會談中，以霸道點題，切中要害，下藥之猛，對於治療秦國當前之弊，一語中的，擊穿了孝公的靶心。孝公急於求成，雙方一拍即合。再次見面，商鞅用藥無以復加，以霸道之術強勢治國之道說中孝公心坎，商鞅與孝公徹夜長談，孝公完全聽迷了。按司馬遷所說，這秦孝公聽得出神，竟用手肘習慣性地去撐席前的小几，卻撲空摔倒在商鞅面前。司馬遷只一句「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便將孝公傾聽商鞅所述的景像活脫脫地展現出來，是那樣生動！那樣活靈活現！什麼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什麼宣室求賢訪作臣的詩句都不及這句話的形像比喻讓人極富想像，秦孝公聽得痴迷的神態，以及撲空摔倒的尷尬都讓人忍俊不禁。佩服！太史公用筆之精妙，關鍵時刻，一句話，一個動作，讓讀者心領神會。

其實，商鞅表述的，是一位身陷亂世心比天高的扭麴生命對社會的索取，他的這些陰謀權術與霸道之治如罡風陣陣，煽起了秦孝公內心之中雄霸天下的連天烽火。不可否認，商鞅胸中的謀略八卦應是他多年苦學修鍊的積澱，但他從帝道之術轉向王道之治，旋即掀起霸道之火，完全是察言觀色的投其所好。

司馬遷對商鞅與秦孝公的四次會面，作了層層鋪敘，商鞅由帝道轉王道，進而趨霸道，再談治國。在這裡，司馬遷並無對帝道、王道、霸道與治國作進一步評估分析，但後世之人則因商鞅的變法催生了大秦帝國的崛起，而對商鞅贊多貶少。

歷史上的事有時也說不清楚，有相當多的人也不贊同商鞅的變法，認為商鞅與秦孝公，兩個急於求成的男人湊到一起，為了追求權力的最大化，竟然相互激勵，甚至不顧一切，管他陰謀與陽謀，管他王道與霸道，只要成功，行賄、欺騙、殺戮、厚黑，一切的一切，都只為成功，哪管權謀還是八卦，兵家還是法家？為了追逐功利，一切為我所用。

思想是人想出來的，國王為了自己的利益，他把這利益稱為「國家利益」，而權臣為了討好君上，謀取自己的利益，便偏離了為社會大眾思慮的方向。先秦時期的法家，就講究為國王謀劃的法術勢，說直白一點，就是如何獲得更多更大的權力以及如何玩好權力遊戲。由於權力乃天下公器，且是撒旦與上帝共舞的遊戲，當然具有無窮的誘惑與樂趣！

池田大作說：「權力天然具有反民眾的特性，人類必須永遠警惕罪惡的權力！」

但是，權力除了使君主與大臣獲得擺布他人命運的無窮樂趣外，還有自身享受不盡的利益，因此一念之間，就會走火入魔。誤認為將民眾呼來喚去，只要讓他們吃得飽，就可以讓他們為自己做牛做馬，並且還幻想讓自己的子孫也享受這樣的待遇直至千秋萬代。事實果真如此嗎？爾後承續商鞅之法的秦二世「其亡也忽焉」。

但此時，商鞅為報秦孝公的知遇之恩，他哪管這些，他振振有詞：「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有這樣一個蠻橫的前提，商鞅的結論令人錯愕。「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先勝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制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這些赤裸裸的勝民、制民理論在《商君書》中比比皆是，令人不寒而慄！

這也可能是商鞅以後作法自斃的因果，或許也是法家輸給儒家的一個緣由吧！

說這話可能有些牽強，商鞅所做的一切也不能說是法家做的一切，何況這時商鞅正大獲全勝，他迎來了自己的歷史，他粉墨登場了，他要大展雄圖，至於法家倡行的嚴刑峻法是否對孔子的寬厚與仁義有所衝撞，這些，於商鞅而言，他真的顧不了這些，他只要君王高興，就行了。

四

商鞅一頭撲進功利主義的懷抱，他知道以農耕為生的小民要的就是眼前，誰去管萬世，誰去過千秋？他大手一揮，一根木柱豎立在城牆下，在櫟陽城的南門，一根三丈長的木頭靠著城牆，旁邊的牆上張貼了一張告示，意思是說有誰能將這根木頭搬到北門，賞金十兩。一時，圍觀者甚眾，人頭涌動。原來商鞅要找一個人，一個搬得動這根木頭的人。在圍觀的數千人中，誰搬不動呢？看來，新來的領導在變著法子消遣百姓，大家都這樣想，搬這根木頭，從南門到北門，太過容易，十個銅錢都划算，怎麼可能賞金十兩？

一上午就過去了，圍觀的人來了一撥走了一撥，又來一撥。

到了下午，有官吏奉商鞅之命，在告示上加了一個「五」字，即賞五十兩黃金啊！

有個農民工，看了半天，見眾人都不搬動這根木頭，他這人，有點二愣子的脾氣，於是就鼓起勇氣，在大家的嘲笑中扛起了木頭。他想，管他的，就算被耍了，也沒有虧什麼，反正力氣在自己的身上。

這真是一支奇怪的隊伍，一個人扛著木頭在前走，數千圍觀的人跟著他走，浩浩蕩蕩。

看來，圍觀看熱鬧，是傳統，有基因遺傳。因此，有人說我們其實是一直活在春秋戰國，那些秦漢、魏晉、隋唐、宋明的傳統有很多就源起於這裡，以致到菜市口看殺人、到廣場上看公捕公審大會的熱鬧都不能說與這傳統無關。

這農民工很快就將木頭扛到了北門，商鞅在城樓上等候，他在一群官吏的前呼後擁之下來到北門城樓下。

「這根木頭，是你搬來的，從南門樓過來的？」商鞅指了指木頭問。

農民工小夥子有點不好意思，紅著臉，靦腆地點了點頭。

圍觀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們比這農民工二愣子更著急，人們踮著腳，張大嘴，伸長脖子，等著看笑話。

商鞅微笑著看了看大家，他一揮手，立即有衛兵端著盤子過來，到這搬木頭的傻小子面前，商鞅將盤子邊的紅布揭開，金燦燦的五十兩黃金元寶就在盤了里，金光燦燦。

這一天史書好像記載是公元前359年的一天，也巧，這天陽光燦爛，五十兩黃金在陽光的投射下，光芒刺眼，圍觀的眾人都有點睜不開眼。

搬運這根木頭的農民工傻小子差點暈倒。

這是商鞅宣法立威之舉，有人說法家不過是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天空中升起的一顆星，這點光亮正是在周室衰微之際發生的，商鞅帶著朝氣，凜然而立於歷史的舞台，他要由邊緣向中心過渡，他的出場充滿著文氣與殺氣，也只有在秦國，在這個阻力最小的空間，為商鞅這位變法者提供了發揮勇氣與才智的舞台。

事實上，商鞅的立木賞金，取信於民，也是從吳起那裡學來的。

據《韓非子》載，吳起在河西任郡守期間，秦國有一哨所臨近魏國邊境，該哨所的守軍時常襲擊魏國的百姓，但還不值得徵調部隊去攻打該哨所。於是吳起就在北門外放了一根車轅，下令說：「誰把車轅搬到南門，就賞賜他上等田地，上等住宅。」起初沒有人相信，也沒有去搬運，最終有一人把這車轅搬到南門，吳起立即獎賞。不久，吳起又在東門放一石紅豆，並下令說：「誰把紅豆搬運到西門，賞賜如前。」百姓們爭先恐後，搶著朝前去搬。爾後吳起順勢下令：「明天攻打秦軍哨所，衝鋒在前者，任命為大夫，賞賜上等田地和住宅」。第二天，百姓們奮勇爭先，一涌而上，很快就把小小的哨所攻佔了。

吳起的故事，說明了讀書的重要性，更說明信息的重要性，商鞅飽讀史書，了解的信息自然比一般布衣多。因此，他能出奇招，出奇制勝。這就是說，商鞅博覽群籍，環顧四周，審時度勢，他能在瞬息萬變的戰國爭霸中搶得先機，形成強勢。因此，商鞅能夠大顯身手，一展奇才。這些都是商鞅窺視高人、學習先賢、借鏡前輩、厚積薄發的結果。

商鞅的變法，體現了戰國時期累積和爆發的精神力量。這種精神力量形成的強勢與極具濃烈軍事色彩的大秦帝國結合，其強大的氣場正通過剽悍的秦風席捲群雄，商鞅在波瀾起伏的戰國爭霸浪潮中順勢而上，以變法者的無畏粉墨登場了。

他大刀闊斧地進行變法，他成為大秦帝國崛起的奠基人。

商鞅自幼好刑名之學，又在魏國為官，他受李悝、吳起的影響較大，決心將三晉的變法措施如法炮製於秦，然而，在《史記·商君列傳》中，商鞅初入秦都，四次謁見孝公，分別以帝道、王道、霸道、強國之術說服孝公，結果孝公對帝道王道的仁政與長久之計不感興趣，卻對霸道與強國興緻盎然。最終，孝公被商鞅壯懷激烈的雄辯與才氣打動，於公元前356年拜商鞅為左庶長，行變法大計。

商鞅躊躇滿志，他頒布的第一條法令——《懇草令》就是沖著農戶、農業與農田的「三農」而來，看來對「三農」的重視古已有之，綿延千年。現代人並不一定比古人聰明，或許是學習古人的也未可知。有人說，用現代法制的眼光看商鞅的《懇草令》，應屬於行政法的範疇，有人說是經濟法的內容。實際上《懇草令》除了行政命令外，也有刑法的處罰措施。因此，從法制史層面講，屬於諸法合體、刑民不分的綜合性法令。

本來，農民種田，天經地義，無須國王操勞。但商鞅的計謀在於不僅要將農民捆綁在田地，甚至還要綁架他們的思想。在商鞅看來，不讓農戶們有其他想法，必須斷取經商與學文的路徑，這樣農民們除了努力開荒為國家多納糧稅外，只能埋頭勞作了。

商鞅認為，對國家的穩定造成威脅的就是習文與經商。

商鞅從農民的可貴之處看到了愚昧，他深知農人們一旦有了知識，他們也會像他（指商鞅自己）這樣遊說於各國，必不甘心耕田勞作，「知識越多越反動」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必須改變秦國重視習文的傳統，將做學問的知識分子徹底排除在政權之外，不讓他們在秦國講學，不讓他們有活路。這樣農民們就不願意去做有學問的知識分子，習文與做學問就不吃香了。

有鑒於此，商鞅特別警惕秦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為消除這些影響，商鞅命令秦地的官吏焚燒儒家的經典如《詩》、《書》等著作竹簡。可以說，商鞅雖然沒有直接坑儒，但焚書他是秦始皇的先輩，誰又敢說焚書禁言的秦始皇乃至後世的統治者們，不是商鞅的徒子徒孫呢？

非但如此，商鞅還下令取締了農民們的一切娛樂活動，他要讓農民「意一而氣不淫」，一心一意，一門心思地將全部身心投入到農業之上。

他害怕商業，他認為商人唯利所圖，利欲熏心。加之商業需要流通，不易管治。因此，商鞅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嚴格的人口戶籍管理制度，他禁止秦國的百姓自由遷徒，甚至連走親戚、逃荒都要經官府批准。旅客住店，要有當地官吏出具的證明，否則，店主與客人一併處罰。

商鞅可以說是重農抑商的先驅，他對商人、商業的打擊與抑制無以復加。在他主政時期，秦國「商無得糴，農無得糶」。糧食與銷售完全由官府把持。

當然，商鞅的變法特別是重農抑商的措施，對秦國農業的豐盛還是取到吹糠見米的作用。當時，「秦與東方各國之社會情況所不同者，則東方各國（除楚之外）有地狹人稠之象，秦則為地曠人稀之地。東方之農民，除困於賦役之負擔外，兼有耕地不敷分配之苦……商鞅見秦之農戶太少，曠地太多，其始則用化大農戶為小農戶之策。獎勵小農戶家庭之獨立，以圖農戶之增加」（見，李劍農著《中國古代經濟史稿》（上）第144頁，武漢大學出版社）。

商鞅為了增強秦國國力，他在《懇草令》中公布了一些獎勵措施。規定，生產糧食布帛多的農戶家庭，可以免除徭役。他還推行鐵制耕具，有利於小農戶獨立耕作，「故其毅然將領邑制之農村形式破毀，就一切領邑之封域界線平夷之，闢為多數小農場，分給各獨立之小農戶」（見《中國古代經濟史稿》（上）第145頁，武漢大學出版社）。由於農戶不足，在破除封邑制之後，又強力開荒，加之地曠之稀，勞動力嚴重欠缺，商鞅又誘使三晉之民入秦。人口的增加，不僅勞力大增，也為日後強軍增添兵力。

商鞅的這些急功近利的變法措施，與儒家施仁政而安近懷遠的長久之策相比，確乎效果明顯。

《懇草令》實施幾年後，在商鞅的強力推行下，效果已然顯現。秦國地大物博，荒地眾多，經強制開發，大片的荒地變成農田，農作物產量也大幅提高，國家的糧庫里堆滿了糧食，農人們也衣食無憂，正所謂「家給人足，鄉邑大治」。加之，貴族的封邑制被打破，貴族的權力受到極大抑制；知識分子無用武之地，被強趕離去；商人們無利可圖，受到打擊。因此，農人們獲得平均主義層面的心理平衡，「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對滿足的農戶此時感到商鞅的變法帶來了看得見的利益，至於那些知識分子夸夸其談的言論自由與農人們實在沒有太過直接的干係。因此農人們忘了人類的本質；即上天所賦給人最重要的就是「吃飯與說話」——這兩項天賦的權利。但是，人們往往只注意「吃飽」的權利而忘記了「說話」的權利。農戶們亦如此，吃飽了，就敲羅打鼓地來給商鞅送萬民傘。

商鞅很得意，問他們：「新法怎樣」？

「很好，很好！左庶長的新法非常好」！

「真的這樣好嗎？」商鞅微笑中掠過一絲輕易不易察覺的陰冷。「那當初，你們為何要反對呢？」

眾人不好意思，沒有回答。

「當初，你們上告、反對我，我沒有反駁，是因為新法還需要時間才能見成效，我忍住了。現在新法的成果已經顯現，你們又來表揚了，但我要回獎你們的是，讓你們去戍邊服兵役」。

眾人瞪大眼睛，不解地問：「這是為何？」

此時，商鞅臉上的笑容已經消失，他鐵青著臉說：「國家大事豈是你等農人議論的，對於國家的法律法令，你等只能執行，怎能隨意批評反對。律令法條，好與不好，輪不到你們妄加評說。做得不好，不需要你們指手畫腳；做得好，也輪不到你們來歌功頌德。你們只能做自己份內的事，好好地做好農活，不該管的事不要管，不該看的不要看，不該說的不要說，管住你們的嘴，莫談國事，乖乖地幹活，服勞役或服兵役才是你們份內的事」。

從此，農人們誰敢議論官府？誰敢議論官人？誰敢議論官府的法令？誰又敢議論國事？

當然，從古至今，因吹牛拍馬、歌功頌德倒霉的大有人在，但商鞅此舉，造成國人噤若寒蟬，失去了言論自由、議論國事的權利。商鞅的禁言，為歷代統治者仿效，應為中國歷史上最為卑劣的惡果範式。奇怪的是，人們並不會因討好官府被關押被殺頭而放棄加快拍馬屁的步伐。於國人而言，大唱官府讚歌倒霉的比之批評者畢竟要少；而溜須拍馬獲利的比之批評者畢竟要多得多！因此，從古至今，歌功頌德，樂此不疲。人們前仆後繼，對官吏的讚頌無以復加，對官府的場域趨之若鶩。

五

有人說商鞅變法之後中國沒有法，只有律，實際上商鞅的變「法」為「律」還是「法」，只不過中國古代的「法」，怎樣與「律」結合，怎樣與「刑」區分，確乎困難。按照著名的法制史學家田濤先生說，「所謂商鞅變『法』為『律』，其實商鞅是將春秋戰國時期分散在各國的法，變成以秦律為統一藍本的法律而已。」（見《法律文化三人談》6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可見，無論是「法」先還是「律」後，抑或是「律」先「刑」後，在這裡，商鞅制定農業、農戶與農田的「三農」法令，概屬嚴刑峻法一類，也因此被後人稱為變法為律了。更直接一點地說，變法為刑了。

從今天的視角看，商鞅的變法是圍繞著怎樣使泰國能在與六國的競爭格局中脫穎而出展開的，為了一遂秦孝公雄霸天下的心愿，商鞅變法中即使是獎勵農桑，鼓勵農作，也是向著軍事化國家的目標邁進，而軍事化的形成將取決於專制的集權與集中。

如果說《懇草令》還有開荒拓土、勸耕農桑、發展農業的功效；那麼為了達到實行專制集權的目的，戶籍法、連坐法的頒行就是典型的惡法範例了。

所謂戶籍法，就是在秦獻公制定的按五戶為一伍的制度基礎上，進行全國性的統一編製，並在這之間實行相互告發和同罪連坐的株連制度。

所謂連坐法，這是戶籍法的配套法。概言之，是指一人犯法，全家同罪，鄰居受牽連。對罪行知情不報者，或藏匿罪犯者，處以腰斬之刑，全家財產充公。如有人向官府告發並舉報，可以免罪，甚至還能立功重賞。

連坐法公布後，人人自危，連坐法以及以後衍生出的保甲法，都使人不寒而慄！該法株連之廣，造成鄰里鄉親，相互猜疑，彼此告發，使人人都處於緊張、恐懼的狀態，甚至互相為敵。這，大大有利於統治。因此，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將戶籍法、連坐法奉為圭臬。

商鞅在學習李悝《法經》時，把重點集中到刑法方面，因而他有喜好刑罰之名。他在推行嚴厲刑罰方面登峰造極，他主張輕罪重刑。商鞅認為，如果對輕罪者處予重刑，那麼國人就不敢犯重罪。

商鞅輕罪重刑主要表現在：

如偷盜牛馬者，死刑。

又如一步超過六尺者重罰。

而在街巷倒垃圾者，要施於黥刑。

可見，商鞅推行的新法是何等的嚴厲！

雖然商鞅變法達到了為秦國「富國強兵」的目的，似乎國家財力也充盈了，但民眾並沒有真正得到多少實惠。站在專制集權的角度看問題，商鞅對秦國有功績。但是，商鞅通過嚴厲的酷刑，強化了君王的絕對統治權力，他剝奪了民眾的言論自由，將秦國的百姓置於奴役的地位，變成只能吃飯會做活的牛馬，使全國處於恐懼之中。人們彼此猜忌，相互檢舉，犯法連坐，人人驚恐。商鞅焚書禁言，使人們敢怒不敢言。其法令之嚴厲，即不論平民，抑或大臣、將軍，只要不從王令者，「死罪不赦，刑及三族」。在商鞅嚴厲的刑罰中，輕輒鞭韃、抽筋、割鼻、黥面；重輒砍頭、腰斬、剝皮、下油鍋、五馬分屍，等等，輕罪重罰古今罕見。

一次商鞅為鎮壓對新法不滿的人，在渭水邊一天就殺了700多人，鮮血把整個渭河染紅，「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於丘山」。

在如此嚴厲的刑法處罰下，史書上說秦國一度出現「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的景狀，這良好的社會表相的代價之大，是用多少人頭，多少鮮血換來的？

由上可知，商鞅對刑法十分重視，可以說他繼受了李悝《法經》的大部分內容，並改名為《秦律》，謂之秦律六篇。即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和具律。並在原《法經》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史記·商君列傳》中記：「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者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甚至「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而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劉向《新序》）。可見這些均是商鞅的首創。這裡，商鞅不是將《法經》簡簡單單地改為《秦律》，僅僅只是對法律名稱的改變。商鞅的嚴峻刑法，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因為凡是「私鬥者」，皆被科處刑罰。而公戰者，可以軍功受爵。經過商鞅大刀闊斧地改革，秦國的國力、軍力大振。

於是，商鞅對韓國發動了一次進攻，他小試牛刀，便大敗韓軍於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

但，這並不能說明變法之功績，因為，三晉之中，韓國最為弱小，本來就不堪秦國一擊。

秦孝公與商鞅真正需要的是擊潰魏國。

秘書出身的人就不同，有忍性，有定力。商鞅能夠拿捏時機，尋找機會。

他在等待，氣定神閑，靜若處子，他在等待關鍵的一擊，他要讓魏惠王追悔莫及。

然而，此長並不一定彼消，魏國也在變，而且變得更強大！魏國從來就不缺青年才俊，一位名叫龐涓的青年將領進入了人們的視線，在魏惠王的慧眼相識下，龐涓得到重用，登台拜將之後，龐涓率魏軍南征北戰，攻城掠寨，神出鬼沒，所向披靡，其勢之猛，其勁之強，堪比吳起，遠勝公叔痤。

魏惠王志得意滿。

他派龐涓率八萬大軍進攻趙國，而且還號令魯、宋、衛等小國出兵相助。

龐涓統領八萬大軍，挾連戰連捷之威力，很快便兵臨邯鄲城下。

靜若處子，動若脫兔，商鞅突然出兵，其勁道若迅雷之勢，魏軍在沒有明白是什麼一回事的情況下就吃了敗仗，商鞅一舉殲滅魏軍七千多人，並搶佔了少梁。

魏惠王大吃一驚，開始對這位公叔痤推薦的名不見經傳的中庶子刮目相看。商鞅此戰，捷報飛傳秦國，舉國歡騰，商鞅升任大良造（相當於國君的副手，一國的第二把交椅）。此時的商鞅，他看過兵書，不會躺在功勞簿上睡覺，他要乘勝前行，他不敢有絲毫的懈怠。

商鞅馬不停蹄，他率秦軍精銳，席捲河東，在魏軍還未回過神來之際，他再度出手，一舉攻克了魏國舊都安邑。

於是，秦國遷都咸陽。

商鞅或許比後世的軍事家們更明白，戰爭的真正勝負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經濟、政治的實力。因此，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仍是商鞅追逐的目標。他深知，他的政治生命乃至政治前途在於變法，秦孝公亦如此，在這一點上，商鞅的運氣還在於秦孝公力排眾議，給予他堅定支持。

這裡，需要補充一下，商鞅偷襲魏國得手，那魏惠王與戰將龐涓也不是省油的燈，何況魏國的舊都安邑被秦軍拿下，面子上也過不去，如何忍得下這口氣？

平心而論，如果秦魏兩軍相峙對陣，龐涓在軍事上的才能還是要高出商鞅一籌。商鞅的專長與才華在政治方面，但龐涓運氣不佳，他在攻打邯鄲時，被兵法家孫臏橫插一扛，結果兵敗被俘。因此，商鞅趁虛而入，進入河東將魏國舊都安邑收入囊中，使秦國走出關中，雄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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