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仇是一件高貴的事，但如果沒有法律的庇護呢？

07-27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在年輕一代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叛宣言下，暴力也獲得了某種合法性，贏得更多人的同情與諒解，昭然投映在銀幕之上。《邦妮與克萊德》（1967）吹響了新好萊塢的號角，也讓一對臭名昭彰的銀行大盜成了無數人心中的英雄。至於表現遭遇凌辱和欺壓奮起反抗的影片，更是替無數心懷不滿或是胸中憤懣的觀眾，打開了一扇情緒宣洩的窗口。

稻草狗

在這方面，暴力美學宗師薩姆·派金帕的《稻草狗》（1971），是一個重要的源頭。這部片名取材自老子《道德經》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作品，描寫了一個文質彬彬的教授，是如何在一步步突破道德底線的羞辱和侵犯下，於沉默中向施暴者發起瘋狂的反擊。暴徒先是把達斯汀·霍夫曼飾演的主人公的寵物貓弔死在了他家裡，而後更強暴了他的妻子，最終逼得忍無可忍的主人公大開殺戒，情節幾乎就是山東辱母案的翻版。

《稻草狗》後來最著名的一點，便是主人公奮起反抗後採用的極端暴力鏡頭，因其突然的爆發和無節制的宣洩，在那個年代令人不寒而慄。該片因此曾一度遭到刪減和禁映，但它也恰到好處地撕開了一個口子，讓人們關切這樣一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得不用極端的暴力來反抗加諸自身的暴力，前者是否可取？

不可饒恕

對這一兩難問題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的人不多，老牛仔伊斯特伍德是其中一個。他用自己的第一部奧斯卡獲獎作品的片名，給出了一個簡單直白的答案——《殺無赦》（1992，另一個常見的譯名是《不可饒恕》）。拍了大半輩子西部片的老牛仔，對於西部片中的美式價值觀可謂再熟悉不過，好人一槍撂倒壞人，是每一部西部片應有的結局。《殺無赦》的深刻在於，它不再像過去幾十年中的西部片那麼無腦直白地正邪對立，好人戰勝壞人，而是讓主人公自己成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壞人」，背負著殺人如麻的愧疚和負累。原本立誓不再舉槍的他，最終還是不得不在慘無人道的兇徒面前放下自己的誓言，用子彈伸張正義。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後來，老牛仔又拍攝了主題相似的《老爺車》（2008），把相同的道理放在現代都市背景下複述了一遍。一年之後，邁克爾·凱恩主演的《哈里·布朗》把這個道理又強調了一遍。

在好萊塢動作片里，警察總是不給力的姍姍來遲或毫無作為，懲凶除惡的任務就交給了一批「法外之徒」式的主人公——他們為人正派，身手了得，在親歷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被辱被綁甚至是被殺之後，毅然走上了復仇之路。他們比歹徒更機敏、更兇狠、更暴戾。而在最終他們手刃歹徒的高潮時，好像也替觀眾狠狠出了一口惡氣。類似的動作片數不勝數，《怒火救援》（2004）、《守法公民》（2009）、《疾速追殺》（2014）、《伸冤人》（2014）、《懲罰者》（2004），等等等等，以及近年來頗有口碑的《颶風營救》系列。在這些影片里，復仇是動機，但電影真正的目的，其實是兜售暴力——近半個世紀以來好萊塢招徠觀眾的不二法門，甚至比效力相當的色情來得更加有效。相較於色情，保守的觀眾和分級/審查機構對暴力總是寬容得多。

於是，我們在大銀幕小屏幕上被天花亂墜的暴力浸潤得對此近乎麻木，《稻草狗》中的暴力早已視同過家家般的家常便飯。並沒有太多人真的關心公正，公正只不過是人們宣洩自己心底的暴力因子時，一個最名正言順的幌子。

殺死比爾

所以，像昆汀這樣能在暴力中揉進更多新穎的美學和趣味，同時以顛覆性的敘事手法把老套的故事重新包裝出來時，他就成了新時期年輕人們心中的大師。《殺死比爾》（2003）和《被解救的姜戈》（2012）中的暴力復仇，就像是用血漿裝飾的盛大歌劇，與其說人們在享受復仇所帶來的正義得彰，不如說是在任腎上腺素刺激下盡情體驗cult視覺奇觀。

但依然會有人在嚴肅地探討暴力復仇（即便在正義的名下）的合理性問題。「好警察」和「壞警察」是一個好萊塢警匪片慣用的套路，前者往往堅持法律框架內的辦案規則調查取證、逮捕收押，而後者則始終有衝破法律死板的條條框框的衝動，因為他們深知，律師和條文有時會「保護」那些理應收到懲罰的壞人，而要想避免這樣的情況，只能由他們自己來背負私刑的原罪。某種程度而言，好萊塢最拿手的超級英雄電影里，有不少就屬於這樣的個例，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黑暗騎士」蝙蝠俠。畢生致力於打擊犯罪的他，自己最後就成了哥譚市最危險的罪犯。

水果硬糖

與此同時，在「女權主義」的旗幟下，另外一些曾遭受虐待或是侵犯的女性，也在銀幕上公然進行著私下的復仇。無論是大名鼎鼎的《狗鎮》（2002），還是稍顯小眾的《水果硬糖》（2005），其中的女主人公所採取的復仇手段，都遠非《末路狂花》（1991）中情急之下的情非得已。《狗鎮》中的格蕾絲（妮可·基德曼飾）把自己拋向了正義的對立面，用骯髒的手段毀滅了骯髒的敵人。而《水果硬糖》中的少女海莉（艾倫·佩吉飾），所採用的復仇方式就是赤裸裸的虐待，不僅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是比「其人」更加變態。法外復仇的正義性一再在這些作品裡引人思考，如果復仇的結果是受害者自己也墮入黑暗和不義，那麼復仇本身是否意味著正義，又是否值得？

值得玩味的是，在日本武士道的理念里，復仇是一件吻合道德的高貴的事。但倘若為惡的是武士的家主呢？在這種情況下，向家主復仇具有正當合理性，但同時也背下了不忠的罪名。在小林正樹兩部表現武士道的傑作《切腹》（1962）和《奪命劍》（1967）中，兩位主人公便陷入了此等兩難的困局：前者女婿的生命被名門望族無情踐踏，後者作為人的尊嚴一再被家主辱沒。在兩部影片中，兩位主人公都選擇了忠於武士道的形式進行高貴的復仇，而最終的結果便是，他們與他們的仇人，連同武士道本身，一同被毀滅。小林正樹想要說的是，如果一種法律和道德（比如武士道）罔顧個人的尊嚴與權利，那這種法律和道德也註定被埋入歷史的塵埃中。

切腹

面對暴力，是否應當以牙還牙，從來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簡單問題。人們理應捍衛自身不被侵犯，尊嚴不被踐踏，但防衛時是否可以不擇手段、不計代價，是另一個問題。

通常情況下，法律會為此劃定一個界限，定下一個「度」，但「度」的分寸，卻拿捏在具體每個人的手心。在那些法律普照不到的陰暗角落，就會有各種「私權」去彌補公權的空缺。正是因此，用自己的方式「主持正義」的教父才在社區擁有崇高的地位，蝙蝠俠才是腐敗叢生的哥譚市的希望和救贖，復仇的主人公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英雄。

沒有人會希望辱母案這樣的慘劇重演，為此我們最應當做的，就是確保法律不會因為權力的腐化而把受害者推向那些陰暗的角落，不要逼迫更多的於歡，去充當好萊塢電影里的「法外英雄」。我們尋求正義，首先得讓我們自己不至於站在不義的那一邊。

（原載於鳳凰網文化頻道「洞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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