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衡哲：她是第一位女留學生，第一位女教授，第一位女作家

一個現代女性的縮影

文 | 譚山山

上海外灘碼頭上「中國號」汽笛響起，送別的人揮舞著手臂，凝望著自己的親友，有的甚至發出嚶嚶哭聲，而這條船上裝著一批特殊的客人——第一批獲得清華獎學金的九名女留學生，這天是1914年8月15日。

留學生之中，有個女孩與眾不同：只有她沒有哭泣的母親或其他親人來送行。因為她受不了跟母親離別的場面，早早就跟家人說不要送別。這個女孩，就是有著諸多「第一」頭銜的陳衡哲：第一批赴美留學的女留學生的一員、「五四新文學的第一位女作家」、中國第一位女教授。這一年，她24歲。「世上的人對於命運有三種態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

父母之外，對陳衡哲早年生活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她的姑母，一個是她的三舅。三舅常常對她說，世上的人對於命運有三種態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她三舅希望她有造命的態度，也相信她能創造自己的命運。她確實是這麼做的，也做到了。

對命運的第一次抗爭，是她7歲時拒絕纏足。她很幸運，當時社會上已經有開明人士抨擊纏足的陋習，而她的父母從來不強迫孩子做任何事，讓她得以保持一雙天足（不過家裡有客人時她還是下意識地把這雙「船腳」藏在桌腳或椅子後面）。

她的第二次抗爭，則是13歲時離開父母，打算去廣州上西式醫學院。她為什麼這麼執著於上學，跟她十一二歲對梁啟超、譚嗣同的崇拜有關：梁啟超的思想讓她年輕的頭腦興奮不已，譚嗣同的生平則讓她熱血沸騰。她曾經想當個穿白袍、騎白馬、舉著白旗，帶著戰士們衝鋒陷陣的中國式貞德，但梁譚二人的榜樣力量讓她最終確定了知性發展的人生道路。要實現這個志向，就必須接受教育，以獲取必要的知識和訓練。

於是，在13歲的這一年，也就是1903年，陳衡哲獨自一人坐上了現代化的蒸汽船，前往廣州。其時，雖然已經出現了各種新式學堂，但女子教育尚未納入教育系統——陳衡哲想上能接受西式知識訓練的女子學校，除了她不喜歡的醫學院，似乎也沒有太多選擇。

因為年紀太小，陳衡哲在廣州沒被醫學院錄取，最後入讀上海一所中英女子醫學院。這所學校除了為她打下紮實的英文基礎，其他一無所獲。

接著，17歲，陳衡哲迎來了人生又一個挑戰：她父親讓她回成都，家裡有一門親事在等著她。她堅決反對，表示自己「永遠不結婚」——她的不婚主張直到去美國留學，遇到日後的人生伴侶任鴻雋後才有所改變。即便如此，她也是和任鴻雋做了4年朋友才答應和他結婚的。

她曾感慨：「一個女子的天才，若是逸出了家庭範圍之外，則她的唯一出路只有獨身主義。不幸獨身主義亦是一種違反人情的制度，可作為例外，不可作為常態。」

父女倆的對峙，以她暈倒、父親軟化告終。她父親答應不再提起她的婚事，還開玩笑說要在衙門後面給她造個尼姑庵。在成都待了一年後，她再次孤身上路，去常熟的姑媽家借住，等待一個未知的機會。

「中國的整個國民生活也將因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發生巨變。」

在常熟，陳衡哲首先要面對的是經濟上的窘迫。她父親說，如果她繼續上學，就每年給她60塊錢，否則一切她自己負責。上海那個醫學院她是不想再去上了，但她也不想向最敬重的三舅求救（當時她三舅因丁憂在老家常州守喪）。她害怕三舅質疑她：「什麼？你的人生就是這樣嗎？全面失敗，沒有未來？」親人的信任和關心反而讓她不敢訴說自己的失敗。在姑母家，她經歷了1911年辛亥革命帶來的亢奮期。她把自己定位為「旁觀者」，「在舉國皆狂的時期，我卻不知不覺地長成了一個頭腦冷靜、不報任何幻想的女子」。

1913年冬天，經姑母介紹，她在常熟鄉下當起了家庭教師，教國文、算術和基礎英語，月薪20塊，其中的10塊拿來替返鄉的父母支付房租。她經常憂鬱地自問：我這樣活著到底為什麼？這種生活和父母包辦的婚姻生活有什麼兩樣？轉機在1914年來臨。5月的一天，陳衡哲在報上看到了清華學校（即清華大學的前身）招募首批十名赴美女留學生的消息。這次招考沒有學歷要求，只需滿足「體質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訂婚，年在二十三歲以內」條件的女孩皆可報考，通過考試的話，就能獲得獎學金去美國學習5年。姑母支持她去參加這個考試：「要是不成功只有我知道；要是你成功了，那全世界都會知道！你有什麼好擔心的呢？」

當時一共有41人報名。筆試持續一周，每天上午考三門課，下午考兩門。考試的科目中，有一半是陳衡哲從來沒學過的，比如英國歷史、美國歷史、幾何、三角、大代數等。她有投機取巧的時候，比如考美國歷史時的一道題目：「安德魯·傑克遜為什麼被彈劾？」她回答「因為他違反了憲法」，而且覺得自己這樣回答十分聰明。後來她得知，她的美國歷史不及格，那些含糊其辭的回答都沒有得分。大部分時候，她回答自己知道的東西，不知道的就不回答。那些她完全沒學過的科目，她留下這些字——「從來沒學過這個科目」，然後交了白卷。負責招生的人告訴她，這個舉動給他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陳衡哲和其他八位女生啟程前往美國之時，一戰已經爆發，歐洲戰火熊熊。在自傳中她這樣寫道：「耐人尋味的是，當整個世界將要被這場巨大的軍事衝突改變時，中國的整個國民生活也將因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發生巨變。這是因為，和過去政府派到西方國家的很多年輕男子和特使不同，這些年輕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國家去建立政治或軍事方面的關係的。她們被委派去學習西方國家的文化。這種對文化的腔調培養了日後許多美麗的友情，最終在人們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種戰爭的政治領域，為一種無形但強大的聯盟的建立撒下了種子。」「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站在你和社會的中間，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一位天才女子。」

來到美國後，陳衡哲首先進入位於紐約州的普特南女子中學學習。那時的留美學界有兩件大事，一是白話文學運動，一是科學救國運動。兩大運動的提倡者分別是胡適和任鴻雋，也就是日後與她關係最密切的兩個男人。不過彼時陳衡哲對他們倆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1915年秋，陳衡哲以Sophia Hung-cheChen的名字入讀瓦薩女子大學，專修西洋歷史，兼修西洋文學。她的大學生活，在她1917年發表的白話小說《一日》中有所反映：好奇的美國女生問同宿舍來自中國的張女士，「中國的房子是怎樣的？也有桌子嗎？我聽見人說中國人吃飯、睡覺、讀書、寫字，是都在地上的，確嗎？」

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認為，中國最早的現代白話小說應該是陳衡哲這篇《一日》，而不是以往公認的魯迅的《狂人日記》。證據是胡適為陳衡哲作品集《小雨點》寫的序言中提及：「當我們還在討論新文學問題的時候，莎菲卻已開始用白話做文學了。《一日》便是文學革命討論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

《狂人日記》發表於1918年，《一日》則發表於1917年，只是，一則《一日》發表在《留美學生季報》上，國內乏人看到；二則《一日》比較稚嫩，「差不多不算是一篇小說」（任鴻雋語），故而第一篇白話小說的名頭，落在了《狂人日記》上。任鴻雋和陳衡哲相識，即緣於《留美學生季報》。在《五十自述》中，任鴻雋回憶自己如何被陳衡哲的才情折服：「余讀陳女士之文而識其名，蓋自前一年余主編《留美學生季報》得陳女士投稿始。當時女士所為文曰《來因女士傳》……文詞斐然，在國內已不數覯，求之國外女同學中尤為難得。余心儀既久，1916年夏與陳女士遇於伊薩卡，遂一見如故，愛慕之情與日俱深，四年之後乃訂終身之約焉。」以任鴻雋為開端，陳衡哲結識了在美國的胡適、楊杏佛，以及在國內的蔡元培、朱希祖等風雲人物。其中，胡適更視陳衡哲為平生知己。唐德剛在《胡適雜憶》里說，陳衡哲是胡適提倡「詩國革命」、「文學改良」的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靈感），「所以新文學、新詩、新文字，尋根究底，功在莎菲」。這話雖然言過其實（在陳衡哲尚未跟胡適通信之前，胡適早已試寫白話詩了），不過，任鴻雋、楊杏佛等人都反對胡適搞文學改良，陳衡哲卻積極響應他，也是事實。

1920年，陳衡哲學成歸國。這一年，她成為北京大學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國第一位女教授），並與任鴻雋成婚。能讓抱定獨身主義的她改變主意，與任鴻雋的這一表白不無關係：「你是不容易與一般的社會妥協的。我希望能做一個屏風，站在你和社會的中間，為中國來供奉和培養一位天才女子。」陳衡哲在當時學界的地位之高，從今聖嘆所著《新文學家回想錄》中所舉的一個例子可見一斑：她曾被西南聯大請去做講座，頭兩排留給教授們坐，但來的教授太多，就連姚從吾、雷海宗等幾位名教授都只能站在台角聽。講完後教授們紛紛上前向她握手致敬，有叫她「老大姐」的，有叫她「陳先生」的，但沒有人叫她「任太太」——雖然此時她已辭去教職多年。

【文章轉載自新周刊】

投稿：wenyizhigu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