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女兒建不插管俱樂部 倡導「尊嚴地死去」（下）
原標題 [生命最後的尊嚴]
羅點點團隊里的席修明是北京復興醫院的院長，他擔任ICU主任幾十年。他把自己的崗位稱作「生死橋頭」，稱ICU技術是一種「協助偷生術」。
這個從34歲就開始擔任醫院ICU主任的專家，23年後，卻當著記者的面，潑了ICU一盆子冷水。他說，他害怕ICU沒有人情味，害怕那種只有機器響的環境。ICU的發展，在勝利中卻迷失了方向。
他常提醒工作人員，一個微笑勝過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給機器旁的老人梳頭、擦身體，撫摸他們，哪怕病人已經沒有了意識。在台灣，老師會讓醫學生們到一間黑屋子裡，每個人躺進一個棺材，用手電筒的光，照亮遺書，慢慢地讀完，體會「死亡的滋味」。
「所以，醫學是個貴族的學科，是自然科學中最具人性的，又是人文科學中最具科學性的。」席修明拍拍他面前的字典般厚厚的《劍橋醫學史》，望著窗外的大樹，輕聲說。
這個一直與ICU打交道的大夫說，應該走出技術萬能的魔咒，因為機器意志永遠無法取代人性的甘泉。他早想好，如果自己快死了，堅決不住ICU。事實上，這也是國外一些醫生的選擇。有些同道專門在脖子上掛著「不要搶救」的銅牌，來避免這樣的結局。甚至還有醫生把這句話文在了身上。
死亡在這些醫生眼裡，就是油盡燈滅，再自然不過。正如《阿甘正傳》中阿甘的媽媽對阿甘悄悄說的：「別害怕，死是我們註定要去做的一件事。」也如哲學家蒙田所言：「給別人讓出空間，正如別人讓給你一樣。」
無論怎樣選擇都無解
文章開頭老許的兒子小許，不贊成「生命的尊嚴」這樣的提法。他還在電話里堅定地說：我一秒鐘都不願跟放棄父親生命的醫學博士陳作兵交往。
「那種人至少不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小許說。
父親老許被檢查出來是肺癌時，已經被醫生宣判是「晚期的晚期」了，已經發生了骨轉移和腦轉移，能掃描到的可見腫瘤26個。
當即，兒子小許就決定：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錢和每一秒鐘都留給父親。而老許也想「活著」。看到一隻梨，老許說：一千萬買一隻梨，我也吃不下了，以前不重視身體，太節省，要能多吃點兒梨就好了。
小許說，用盡全力挽救父親，是唯一能做的事兒。一個人連生命都快沒有了，「尊嚴、自由、快樂」這些矯情的字眼兒有什麼意義，「他不需要旅遊，只需要生命」。
他很清楚，父親會最後離開這個世界，無論做怎樣的選擇都是無解。他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積蓄，還租房到醫院附近陪伴。
化療葯是用進口的，還是國產的？這是一個選擇。採用怎樣的化療方案？又是一個選擇。要不要用最新的葯？還是要選擇。後來，癌細胞入侵了老許正常的血管壁，胸腔開始積水，肺就快要被液體淹沒了。老許接受了第一根管子，從鎖骨插進管，抽胸水。每天，那根管子都會抽出一斤粉紅色的液體。「100天，抽了100斤」。
也正是這根管子讓老許多活了100天。
可這根管子解決了憋氣問題，又帶進了空氣，又造成了氣胸。而且管子也帶進去新的細菌感染，老許正在朝一條不可逆的路上走。
父子倆覺得每一步都無可選擇，只有一起奮鬥。後來，老許疼得左躺不是，右躺不是，坐起來也難受，瘋狂地扭動身體。
到後來老許的脾氣也大了。有一次，兒子實在忍不住，說：「爸爸，你就不能堅強一些嗎？」可父親的回答讓他終身難忘，那句話讓他深刻理解了臨終病人的感受。父親說：「爸爸到這個程度了，堅強和不堅強有什麼區別？」
再後來，痰堵在了胸口，第二根管子從鼻子插進了肺。每天抽出黃黃的濃痰，直到「抽的速度趕不上癌細胞產生痰的速度了」。他的肺一點點變成灰白色，像被棉絮裹著。
進入ICU前的時刻，老許拉著兒子的手說：你們要照顧好自己。我覺得身體緊繃繃的，像被很多鐵絲把身體捆著，爸爸沒什麼文化，不知道什麼是遺言，也許這就是遺言吧。
先進的醫學設備和藥物讓這句話沒有變成老許的遺言。這位生命以「秒」計算的病人，最終挨過了那年的春節。除夕之夜，下著大雪，昏迷的老許醒來後，對家人說：過年了！我祝你們幸福！
父親走後，這句話陪伴了小許很多年。如果沒有搶救，他是得不到父親這句「祝福」的。
小許告訴記者，對癌症病人而言，沒有尊嚴，只有活著。連生命都快沒有了，何談尊嚴？如果空談尊嚴比生命更重要，哲學的意義在哪裡？哲學本該是回答生命的。
「父親留給我的東西太多了！」儘管「人財兩空」（花了幾十萬，還借了債），小許說，他絲毫不後悔當時的選擇。
如今，小許每次吃到梨，都會想起父親。他說，這場經歷，讓他知道「梨的味道不是甜的，也不是酸的，而是平靜的」。
陳作兵的生活卻很久不能平靜下來。很多癌症患者給陳作兵打電話，希望他能解答，究竟該怎樣做出選擇。但陳作兵堅持，那只是很個人的選擇。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羅點點豎起她的大拇指，說自己同樣很敬佩那些插著七八根管子，選擇與死神頑強抗爭的人，「好樣的！」
她說，生前預囑就是強調死亡的權利由本人做主，怎樣選擇沒有對錯，只要是自己的。
有一次羅點點去美國紐約，專門參觀了特魯多的塑像。這裡被稱作醫學的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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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魯多雕像[保存到相冊] |
特魯多的一生中，當醫生的日子還沒當病人的日子多。1837年，24歲的醫學院學生特魯多來到人煙稀少的撒拉納克湖畔等待死亡，他得了那個年代的不治之症肺結核。
遠離城市喧囂，他的身體慢慢好起來。奇怪的是，每當他在城裡住上一段時間，結核病就會複發，而一旦回到撒拉納克湖地區，又會恢復體力和心情。後來，他在湖畔創建了美國第一家專門的結核病療養院。他成了美國首位分離出結核桿菌的人，還創辦了一所結核病大學。當然，最終，他也死於肺結核。
如今一個多世紀過去了。看著雕像，最讓羅點點感動的是，蓋在特魯多下半身的那條毛毯。這條毯子讓特魯多的病人模樣顯露無疑，讓「醫生和病人沒有界限」。特魯多的墓碑上刻著他行醫生涯的座右銘：「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而這句話正是當下中國醫學界最缺少的。」羅點點感慨。
因為職業的關係，羅點點和她的朋友對「死亡是一種偉大的平等」這句高懸在北京八寶山骨灰堂門楣上的歌德的名言，有自己的理解。
王一方總講「死亡課」，他也想好了自己怎樣「下課」。他說，最後的時刻，他拒絕用機器延長生命，他會讓人給自己刮鬍子，用熱毛巾洗把臉，再擦點兒雪花膏，乾乾淨淨地離開，要「像老獾一樣，把禮物留給別人」。
ICU專家席修明說，他不會在ICU走，他要躺在一個乾淨的床上，一個人也沒有，安靜地對這個世界說會兒話，然後走，正如一隻螞蟻離開，一片樹葉落地。
見慣了死亡的劉端祺，沒打算把自己的死亡看做「特別的儀式」。他說，他不會浪費別人的時間，不會過度搶救，趕著誰來看我，就是誰；走了骨灰放在樹下，當肥料。「我一生很充實，我給自己打80分！」
羅點點也想好了最後的「生命的句號」。死後通過捐贈變成一副白骨，掛在一位高大漂亮的隨便什麼科醫生的衣帽架上，每天和他一起面對病人，穿他的衣服，還聽他用特別軟綿的口氣打招呼：「嗨！羅美麗！」
相比羅點點他們可以預見的自我做主的死亡，老許最後的生命卻身不由己地緊緊系在一根管子上了。
那年正月初三零點，老許的生命進入了最後的時刻。小許穿過空蕩蕩的走道找醫生，醫生決定再插吸痰管。醫生說他們的職責就是挽救生命，哪怕最後一秒鐘。
而這一次，一直很配合醫生的老許，再也不想做了。他用盡全力抓著大夫握著管子的手，使勁往外推。可醫生有力的手，準確迅速地把管子從他的鼻子穿進，直抵肺。
老許的預感是準確的，最後一管不是痰，而是鮮血。他最後一句話是：「拔掉管子！」一個多小時後，老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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