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研究】李益斌：歐盟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關係研究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2016級國際關係方向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恐怖主義與反恐合作等

關鍵詞:難民； 恐怖主義歐盟； 線性回歸模型

內容提要

自2015年難民危機爆發以來，歐盟的恐怖襲擊明顯增加。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關係一直是各界討論的焦點，明確此問題的答案是解決歐盟當前困境的重要前提。本文以歐盟的恐怖襲擊次數為因變數,避難申請人數和其他社會、經濟、人口和軍事數據為自變數,利用SAS軟體進行相關性分析，將相關性較高的自變數納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以完成檢驗，最終只有避難申請人數通過檢驗。實驗結果表明，歐盟避難申請人數的增加確實會導致恐怖襲擊次數上升。難民中夾雜著國際恐怖分子，使得歐盟右翼極端主義抬頭和本土恐怖主義興起，間接導致歐盟的安全威脅升級。為解決難民危機造成的恐怖主義蔓延問題，歐盟加強了對難民的甄別與管控，強化了與周邊難民過境國的合作，但是最根本的措施是幫助動亂地區恢復與重建。因此，歐盟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難民政策與中東戰略。

2015年歐洲爆發了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機，此次危機肇始於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東和北非地區從此開始持續動蕩，而敘利亞內戰的升級更迫使大批難民逃往歐洲。隨著難民的不斷湧入，歐盟的安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為歐盟敲響了警鐘，混入難民潮的恐怖分子發動了此次襲擊，促使人們開始關注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關係。有人呼籲停止難民的准入，以確保自身安全；也有人拒絕將二者聯繫起來，其中就包括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這一爭論從歐盟到國家、從政黨到個人全面撕裂了歐洲。然而，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關係究竟幾何，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1相關文獻回顧

針對歐盟難民（或移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關係，學者們進行了激烈討論，大體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認為二者存在一定聯繫。美國學者加里·弗里曼（Gary P.Freeman）分析了歐洲移民與恐怖主義的關係，以英國、德國、法國和荷蘭為例，通過國家政策、移民社區和個人經濟地位進行分析，認為移民對恐怖襲擊的發生有影響，並且刺激了歐洲右翼勢力的進一步發展。英國學者埃里卡·S·布雷迪（Erika S. Brady）專門就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關係進行分析，其認為敘利亞危機確實導致了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的安全問題，人員流動導致了恐怖襲擊的增加，但是無法證實難民是否導致歐洲恐怖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的增多。該研究成果是基於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TD）等，並結合案例進行分析，具有一定的價值，但文章並未進行回歸建模，僅停留在數據描述階段。美國學者托馬斯·尼爾（Thomas Nail）認為，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襲擊之後就不能再把難民與恐怖主義分開來看，難民的遷徙影響了歐洲的安全。歐盟安全研究所的羅德里克·帕克斯（Roderick Parkes）則認為移民導致失業上升，失業人員更容易被招募成為恐怖主義分子。另外，有中國學者認為難民營中的青壯年由於生活經歷等原因極易產生不滿，因此成為極端組織重點招募的對象，大量的難民湧入潛藏著恐怖威脅，影響安全環境。還有學者認為，歐盟的難民政策、申根區的自由通行政策、成員國的反恐情報交流和歐盟集體安全機制都受到種種質疑和挑戰。而宋全成從國家、歐盟和國際關係等三維角度分析了難民危機的消極影響，認為難民危機一定程度上誘發了暴恐襲擊。除此之外，英國學者文森佐·博夫（Vincenzo Bove）用「空間滯後模型」(Spatial Lag Model）對1970年至2000年中145個國家的移民與恐怖主義的關係進行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認為移民的增加會導致恐怖主義的上升。

第二類，否認二者之間存在聯繫。聯合國《反恐中注意增進與保護人權和基本自由問題的特別報告》顯示，難民與恐怖主義並沒有直接聯繫，相反，如果對這些尋求庇護者進行隔離與限制，反而會刺激恐怖襲擊的發生。美國學者彼得·奧布萊恩（Peter O』Brien）質疑了穆斯林移民對歐洲的消極影響，也否認了「伊斯蘭教與西方」的衝突，認為歐洲穆斯林的問題只是歐洲內部治理問題。他同時駁斥了歐洲效仿美國對移民進行識別，對穆斯林人權進行踐踏的做法，強調歐洲在反恐方面缺乏共識，存在道德與實踐的矛盾。除此之外，德國總理默克爾也表示，將所有難民和恐怖分子聯繫起來是不正確的。

第三類，不置可否者。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德爾索（Christopher Deliso）將難民與恐怖主義並列為歐洲當前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但並未對二者的因果關係進行討論。美國國務院年度恐怖主義報告認為，部分恐怖分子從戰亂地區潛回歐洲策劃或發動恐怖襲擊，然而並未提及是否與難民有關，也未明確說明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關係。

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對歐洲10個國家進行了關於「難民是否會增加恐怖襲擊可能性」的民意調查。圖1的調查結果顯示，除法國和西班牙之外，其餘國家的民眾都普遍認為「難民會增加恐怖襲擊的可能性」。尤其是本次民調的中位數達到0.59，即近6成的歐洲人認為難民可能引發更多的恐怖襲擊。

圖1 歐洲主要國家民眾如何看待難民與恐怖襲擊的關係

數據來源：皮尤研究中心，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16/european-opinions-of-the-refugee-crisis-in-5-charts/?amp=1，訪問日期：2017-09-15.

總體而言，關於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關係的研究成果分歧較大，輿論對此問題的看法亦是如此。其中較多學者支持二者存在聯繫，但是對具體的關係闡述不明確，立論不清晰。此外，現有成果普遍缺乏定量建模，大部分成果在論證中採用歷史、案例和文獻研究法，對數據的解讀也僅停留在描述階段。其中，僅有的一篇建模類文章也沒有聚焦在歐盟層面，論證缺乏針對性。

2數據、方法與實驗結果

根據研究樣本的實際情況，本文採納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以下簡稱GTD）關於恐怖主義的定義和界定：「非國家行為者通過恐懼、脅迫或恐嚇等手段，實現政治、經濟、宗教或社會目標威脅或實際使用了非法武力和暴力的行為。」根據GTD的統計，樣本數據如下：

圖2 歐盟1998年-2016年恐怖襲擊數據（單位：次）

數據來源：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TD），http://www.start.umd.edu/gtd/，訪問日期：2017-09-12.

本次歐洲難民危機中進入歐盟的「難民」確切來說是避難申請者（Asylum-seeker），即「初步難民」，在分析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的關係時，應該以避難申請者作為樣本之一。因此，本文採納歐盟統計局官網關於避難申請者的數據作為自變數之一。一般來說，影響恐怖襲擊發生的因素很多，包括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變化、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失業率和軍事實力等。因此，本文擬引入世界銀行關於歐盟的1500餘組數據，並對數據進行預處理，通過精簡同類項等方法，篩選出與恐怖襲擊具有一定關係的66組數據，其中基本涵蓋了社會、經濟、人口和軍事等方面。通過將恐怖襲擊次數與相關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篩選出相關性較高的幾組數據進行進一步回歸。本文擬利用Pearson積差相關係數對變數之間的相關關係進行計算。SAS軟體相關性結果輸出如下：

表1 歐盟1998年-2016年恐怖襲擊次數與影響因素的相關性（部分）

來源：作者自製。

由表1可知，難民申請人數等數據的相關性較高，但是，積差相關係數只代表二者具有相關性，具體的相關關係還需要利用回歸模型進行再檢驗。回歸既可以用於探索和檢驗自變數與因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也可以基於自變數的取值變化來預測因變數的取值，還可以用於描述自變數與因變數的關係。在對多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時，本文擬引入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含有k個自變數的線性回歸模型可以寫為：

其中，T為樣本個數，y為因變數，x為自變數，u是誤差項。在建立回歸模型時，可能會面臨著很多自變數的取捨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採取逐步回歸方法（stepwise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STEPLS）利用各種統計準則篩選自變數。本文採用其中的逐步篩選法，即利用SAS軟體對各種自變數進行從單項到多項的隨機組合，對自變數進行逐一引入並篩選出符合統計檢驗的模型，以此更好的得出影響歐盟恐怖襲擊的真實影響因素。SAS軟體多元線性回歸實驗結果輸出如下：

從SAS軟體輸出的結果可知，恐怖襲擊次數僅與申請避難人數存在較明顯的線性關係，且模型通過了P值檢驗，殘差接近正態分布，模型擬合度較好，具備建模意義。從模型結果看，歐盟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並且隨著避難申請人數的增長，恐怖襲擊次數也相應增加。當然，由於統計數據樣本量的限制，本文跟據樣本數據的分布特點，僅選取線性模型進行估計，如果後期數據樣本豐富，不排除非線性模型（例如指數模型）的有效性。

3難民問題引發恐怖襲擊的原因探討

根據實驗結果，歐盟避難申請人數的上升會導致恐怖襲擊次數的增加。但是，這並非是將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直接等同起來，而應該客觀地分析難民湧入給歐盟安全帶來的消極影響。根據歐洲刑警組織（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Law Enforcement Cooperation）的年度報告，歐盟恐怖主義襲擊可分為：聖戰恐怖主義、民族分離恐怖主義、左翼和無政府恐怖主義、右翼恐怖主義和「獨狼」恐怖主義等。其中聖戰恐怖主義、右翼恐怖主義和「獨狼」恐怖主義直接或間接與難民問題有關。為何難民問題會刺激恐怖襲擊的發生，其中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索。

（一）難民中摻雜著恐怖分子

2015年難民危機以來，歐盟主要國家接二連三地發生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其中2015年11月13日的巴黎恐怖襲擊影響最為深遠，據信發動襲擊的恐怖分子正是通過混入難民隊伍而進入歐盟的。正如一名負責安全事務的歐盟官員所說，過去一年「伊斯蘭國」之所以能在歐洲大陸多次發動恐怖襲擊，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歐盟未能阻止其利用難民危機將恐怖分子送達歐洲。在此次難民危機中，德國是接收難民最多的國家，難民的首選避難地也是經濟最為發達、福利較高的德國。

圖3德國避難申請人數與恐怖襲擊次數

註：避難申請人數單位為萬人。數據來源：歐盟統計局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asylum-and-managed-migration/data/database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http://www.start.umd.edu/gtd/, 訪問日期：2017-09-15.

由圖3可知，德國避難申請人數和恐怖襲擊次數基本呈正相關，而2016年之所以恐怖襲擊次數下降，也正是基於歐盟加強了對難民的甄別和防範。此外,一些歐盟成員國的公民赴伊拉克和敘利亞參加「聖戰」，大約30%的人已經返回。以德國為例，據估計，自2012年以來，至少有880名德國公民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並加入了伊斯蘭極端主義團體,其中140人在敘利亞和伊拉剋死亡，而大約三分之一返回德國，政府一直在關注其是否會成為新的恐怖主義威脅。「伊斯蘭國」在潰敗前採取「化整為零」的策略，將一些恐怖分子包括從歐盟來參戰的「戰士」混入難民隊伍送進歐洲，伺機發動恐怖襲擊。因此，難民人數越多則越難以辨認真偽，給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機，使歐盟面臨著嚴重的安全威脅。

（二）難民的湧入凸顯了申根區的缺陷

申根區是由26個歐洲國家組成，進出這一區域需要經過邊境檢查,而區域內自由流動性較大。從武器走私到輸送恐怖分子，歐盟內部的邊檢缺失和自由流動都為恐怖襲擊提供了極大便利。但各國情報部卻各管一片，很難做到信息完全共享。正如《歐盟反恐戰略》中指出：「恐怖分子利用歐盟內部的開放性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大量難民的湧入破壞了申根系統的正常運作，而申根區也為難民在歐盟的自由流動提供了便利，從而增加了對恐怖分子防範和甄別工作的難度，使恐怖襲擊成功率得以提高。另一方面，難民數量的增加和流動性增強，牽制了歐盟國家相當的安保力量，使得恐怖分子有更多的可乘之機，這也是申根區帶給歐盟的反恐難題。雖然，歐盟部分國家已經開始進行邊界管控，但是依然無法有效地阻止難民湧入，也沒有制止大規模恐怖襲擊的發生。在可預見的未來，難民危機的影響會依然存在，「申根協定」如何進行調整，考驗著歐盟政治家的智慧。

（三）難民潮使得右翼極端勢力沉渣泛起

難民危機之前,歐洲「多元文化政策」已經失敗,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土著與移民、左派與右派等矛盾已經開始激化，而難民危機更是將這些矛盾推向了高潮。歐洲整體民意開始「右傾化」，右翼極端勢力抬頭，導致恐怖襲擊的次數進一步增加。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奧斯陸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恐怖襲擊事件，而此次事件的策劃者布雷維克就是歐洲右翼極端勢力的代表，他宣傳反對穆斯林移民，認為歐洲正在伊斯蘭化，自己的做法是在「拯救」歐洲。2015年難民危機以來，大量的穆斯林難民進入歐洲，更加刺激了右翼極端勢力的膨脹。以2015年和2016年德國為例，發動恐怖襲擊的總數為105次，未知襲擊策劃者為66次，剩餘的39次襲擊中，反移民和右翼極端組織共發動了14次，右翼新納粹極端組織發動了9次，佔到已知襲擊主體的近6成。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自由集團（Freital Group）和第三道路（The Third Way），反對外來移民和穆斯林是其主要宗旨之一。這些極端組織經常對難民和異見人士進行威脅與騷擾，成為歐洲的安全威脅之一。因此，雖然難民問題並非歐洲右翼恐怖襲擊的主要原因，卻是其中的重要誘因之一，難民數量的增加也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右翼恐怖襲擊次數的增加。

（四）難民潮加劇「文明衝突」，滋生了本土「獨狼」恐怖主義

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在移民問題上，歐洲人最為關切的是穆斯林移民」，「穆斯林社群，不論是德國的土耳其人還是法國的阿爾及利亞人，都沒有融入所在國的文化，而且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將來會如此」。正如亨廷頓所言，歐洲一直面臨著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對立的局面，這與歐洲各國普遍採取的「多元文化政策」息息相關。2010年以來，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開始紛紛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失敗。

表3歐洲民眾對「國家多樣化對該國影響」的看法

數據來源：皮尤研究中心，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6/09/16/european-opinions-of-the-refugee-crisis-in-5-charts/?amp=1，訪問日期：2017-09-15.

難民危機之後，皮尤研究中心就「國家在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多樣化是否對其更有利」進行民意調查，表3結果顯示，英國和法國民眾在此問題上的看法較為平衡，其他國家民眾普遍認為多樣化會使自己的國家變得更差。這表明，難民危機爆發後，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之間的對抗愈演愈烈。隨之而來的是本土、自發和獨狼式的恐怖襲擊次數不斷增加，歐盟產生的本土恐怖分子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很多人遠赴敘利亞等動亂地區參加「聖戰」。法國是歐盟國家中赴伊拉克和敘利亞人數最多的歐洲國家，雖然2016年人數在減少，但「獨狼」式襲擊可能會增加法國本土遭受攻擊的可能性。除法國外，英國、德國和北歐國家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例如2016年德國火車砍人案和法國尼斯卡車衝撞人群事件，其中的襲擊者都是單獨自發行動，並非直接授意于海外極端組織。因此穆斯林難民大量進入歐洲，加劇了「文明衝突」，本土式的恐怖襲擊次數隨之明顯增加。

（五）難民潮增加了歐盟經濟負擔，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

難民之所以將歐洲作為其首選避難地，主要是因為歐洲高度發達的經濟和社會福利水平。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報告，難民更願意前往類似德國這樣的國家以尋求自身的更大安全和利益保障。相應地，歐洲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認為，在最初兩年，歐盟每年至少應該為尋求庇護者提供人均15000歐元，以幫助他們覆蓋住房、醫療和教育成本。

圖4歐洲民眾認為難民增加本國負擔的調查

數據來源：皮尤研究中心，http://www.pewglobal.org/2016/07/11/europeans-fear-wave-of-refugees-will-mean-more-terrorism-fewer-jobs/， 訪問日期：2017-09-15.

圖4是皮尤研究中心對歐洲部分國家民眾關於「難民對國家負擔」的調查，結果顯示多數歐洲人認為「難民搶奪了就業崗位和福利，增加了國家的負擔」。正因如此，歐洲民眾對難民的態度逐漸變得消極，許多國家中右翼政黨的崛起正是這一態度的體現。而歐洲的右傾化也刺激了難民和穆斯林群體，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激化了伊斯蘭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分歧。因此，難民的湧入導致伊斯蘭極端主義和右翼極端勢力同時爆發，恐怖襲擊風險明顯增加。

總之，難民問題刺激恐怖襲擊次數的增加是合理的，也是複雜的。難民危機雖然不會直接衍生恐怖襲擊，但是卻給歐盟帶來了政治、文化、宗教和經濟等多方面的消極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恐怖襲擊的發生。因此，我們不僅應該批判將難民問題與恐怖襲擊對等的觀點，也必須避免完全將二者割裂開來，只有全面看待這個問題，才是正確認識之道。

4關於歐盟化解難民危機措施的幾點思考

根據實驗結果可知，難民問題會導致恐怖襲擊次數的增加，這其中包含了複雜的背景和原因。難民危機以來，歐盟在各個領域都遭受了極大的挑戰，也發現了許多問題。為此，歐盟進行了多方面調整，以期化解難民危機，減少恐怖襲擊的發生。事實上，歐盟所採取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還有需要進一步完善之處。

（一）從歐盟本身入手，加強難民身份甄別與管控

大量從動亂地區進入歐洲的難民中，不可避免地夾雜著一些恐怖分子。歐盟在難民甄別方面存在著嚴重漏洞，進而發生了類似巴黎恐怖襲擊等惡性事件。總的來說，難民甄別工作應該分為接收甄別和流動甄別兩方面。在接收甄別方面，《都柏林公約》（Dublin Regulation）是難民申請進入歐盟的指導性文件。在此次難民危機中，其缺點暴露無遺,各國政府在難民接收和分配方面沒有達成共識，導致難民無序進入歐洲,加大了甄別難度。為此，有人提出必須立刻開始建設單一的歐盟庇護和移民局(Asylum and Migration Agency)，並最終組建單一的歐盟邊防隊(Border Guard)。目前歐盟的庇護體系由28個獨立的庇護制度拼接而成，它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在決定誰有資格獲得庇護方面造成許多不一致結果，根本無法有效運行。而新機構將逐漸理順流程，並制定有效的遣返政策。在流動甄別方面，2015年巴黎恐怖襲擊迫使歐盟開始增加旅客信息共享，並通過了歐盟「旅客姓名記錄」（Passenger Name Record，PNR)系統以此來加強對歐盟內部流動人員的監控和甄別。因此，歐盟國家雖然無法阻擋大規模的難民潮，也無法隨意遣返難民，但是加強難民的甄別工作可以將一些恐怖襲擊扼殺在搖籃里，有效地維護難民自身的權利和歐盟的安全。

2011年中東和北非地區持續動蕩，大批難民逃往歐洲，對歐盟的邊界和申根區造成了巨大的衝擊。為此，部分申根區國家開始加強自己的邊界管控。比如，2011年7月，丹麥政府稱，為打擊非法移民和團伙犯罪將重啟邊境管控措施，加大海關監管力度；2011年德法兩國以重啟邊境管製為威脅，抗議義大利政府隨意給突尼西亞移民發放簽證；2015年11月巴黎恐襲之後，法國正式呼籲暫停「申根協定」，並要求加強對申根區內部的過境檢查。根據歐盟理事會2017年5月11日的決議，歐盟仍面臨「非常規移民」二次流動帶來的安全風險建議奧地利、丹麥、德國、挪威和瑞典延長對與其他申根國的邊界管制。

表6 申根國邊境管控（部分）

數據來源：https://ec.europa.eu/home-affairs/sites/homeaffairs/files/what-we-do/policies/borders-and-visas/schengen/reintroduction-border-control/docs/ms_notifications_-_reintroduction_of_border_control_en.pdf，訪問日期：2017-09-18.

然而，僅僅在內部進行邊界管控的效果是有限的，歐盟需要解決的是防止更多的難民無序湧入，這就要求希臘和義大利等歐盟「第一線」國家加強對外的邊境管控。2016年1月，歐盟向希臘提出限期3個月的邊界管控整改建議，以防止更多的難民和移民從希臘過境進入申根區，否則就考慮凍結其申根區國家的地位。對於希臘等國來說，歐債危機餘波未了，自身又面臨著嚴重的難民危機，加之歐盟其他國家對於接收難民並不熱心，導致大批難民滯留本國、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加強自身的邊境管控也勢在必行。因此，只有加強歐盟的整體邊界管控，同時在申根區內部進行部分限制，才能最有效地控制難民的湧入和自由流動，減少恐怖襲擊發生的概率。

（二）從周邊國家入手，加強與難民過境國的合作

根據GTD發布的恐怖襲擊數據，歐盟自2014年以來進入恐怖襲擊頻發期，而此時正值歐洲爆發難民危機。逃往歐洲的難民一般從陸路和水路兩個通道進入：陸路從土耳其進入申根區中的希臘，目標是更加富裕的德國、法國和北歐等；水路主要由利比亞通過義大利和西班牙進入歐盟，目的地是法國、英國和德國等。由此可見，土耳其和利比亞是難民進入歐盟的兩個重要過境國。

在遏制愈演愈烈的難民潮方面，土耳其對歐盟來說至關重要。2016年3月18日，土耳其與歐盟就難民問題達成協議,其主要原則包括：1、所有從土耳其入境希臘的非法難民將被遣返回土耳其，而每遣返一名難民，將參照聯合國相關標準，從土耳其安置另一名敘利亞難民進入歐盟境內；2、土耳其將採取必要措施防止新的難民進入歐盟的海路或陸路通道；3、歐盟成員國在自願基礎上適時向難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4、加快土耳其居民進入歐盟國家的簽證自由化進程；5、歐盟加快向土耳其發放30億歐元用於資助衛生、教育等難民相關項目，並於2018年年底前啟動額外的30億歐元資助資金；6、歐盟與土耳其共同努力以改善敘利亞的人道狀況等；7、土耳其將通過海岸警衛隊和警察加強安保措施。土耳其和歐盟都表達對這份協議的滿意之情，並稱之為「歷史性協議」。而聯合國難民署和國際特赦組織卻認為該協議違反了國際法。儘管各方表態不一，但是對歐盟來說，雖然其在經濟上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難民危機，從土耳其接收的交換難民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其身份的安全性，降低了恐怖分子進入歐盟的幾率。根據歐盟邊境與海岸警衛隊（Frontex）的報告，2016年3月，由於歐盟與土耳其的決議生效，到希臘的難民人數下降到26460人，低於2月份的一半。但與此同時從非洲海岸進入義大利的難民人數則從2月至3月翻了一番，在2016年3月達到近9600人次，而2015年3月僅為2283人次。因此，與利比亞等北非國家的合作也勢在必行。

自2011年卡扎菲政權倒台以來，利比亞新政府碌碌無為，地區安全形勢糟糕，人口流動和偷渡問題嚴重。「利比亞難民」的主體，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法移民，主要來自馬里、尼日、索馬利亞、厄利垂亞等國。他們大多通過利比亞南部幾乎開放的沙漠邊境前往地中海沿岸，等待機會跨越地中海前往歐洲。難民問題長期以來是利比亞政府與歐洲國家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在卡扎菲執政時期，利比亞政府也利用非法移民議題「要挾」歐洲。2014年下半年以來，利比亞分裂為由宗教勢力和世俗勢力支持的東、西兩大政治陣營。雙方在2015年均表態將加強海岸警衛隊巡邏，攔截、救助非法移民船，遏止難民潮。不過，雙方均對管控非法移民沒有長期投入的計劃，更多地是將其作為一種向國際社會索取援助的手段。為此，歐盟從多方面幫助利比亞進行難民防控，比如 2016年5月23日歐盟委員會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副手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指出，應利比亞政府的請求，歐盟將協助培訓利比亞海軍及海岸巡邏隊，並將其在相關地中海地區的巡邏任務延長一年。2017年1月25日歐盟委員會宣布，計划出資2億歐元幫助利比亞及其他北非國家加強邊境管控，從而「遏制」利比亞難民途經地中海流入歐洲。從目前管控效果來看，歐盟解決難民危機應該繼續加強與土耳其和利比亞等周邊難民過境國的合作。

（三）從難民來源國入手，恢復動亂地區的秩序

據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介紹，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間,從地中海海域入境歐盟的難民主要來自敘利亞（46.7％）、阿富汗（20.9％）和伊拉克（9.4％）。解決難民危機的根本出路就是恢復難民來源國的正常秩序，幫助難民重返家園，保障其安全與生存。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認為，「解決中東難民問題，首先需要加快敘利亞問題的政治解決進程，為難民回歸創造必要條件。動蕩和貧困是難民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徹底解決難民問題，還需要標本兼治，通過發展改善民生，為難民脫困營造必要的環境」。

美國和歐洲部分國家對難民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2011年開始的「阿拉伯之春」正是在歐美的力挺之下才演變成今天的亂局，尤其是敘利亞內戰和「伊斯蘭國」的肆虐，使得難民為求生存不得已離開家園。敘利亞危機的解決是歐洲難民危機徹底解決的關鍵。歐盟是國際上應對敘利亞危機的主要捐助者之一，已經為敘利亞及其鄰國黎巴嫩、約旦、伊拉克、土耳其和埃及的難民及其安置區籌集了94億歐元的援助。正如歐盟委員會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所言，歐盟願意為敘利亞解放區提供幫助，並繼續加強對其投資，在2018年春季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歐盟和國際社會將發起「布魯塞爾進程」（Brussels Process），竭力為敘利亞人民服務。由此可見，歐盟在解決敘利亞危機上具有強烈的意願，也採取了多種人道主義措施來救助敘利亞及其他國家的難民。

但是，敘利亞危機的解決僅依靠人道主義援助是遠遠不夠的，結束戰爭與政治和解才是根本之道。2017年3月4日歐盟外長會議通過了歐盟關於敘利亞問題的戰略，呼籲敘利亞各方根據聯合國安理會2254號決議確定的路線圖，推進敘利亞實現政治過渡，並最終結束戰爭。除此之外，歐盟關於敘利亞問題的戰略目標還包括：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2254號決議和日內瓦公報精神,促進敘利亞實現有意義的和包容性的過渡；通過及時有效的方式，重點解決敘利亞境內最脆弱的人道主義需求；保障敘利亞民間組織的發展，促進敘利亞的民主、人權和言論自由；歐盟及成員國將推動對戰爭罪的清算,以促進民族和解和過渡期的司法建設。莫蓋里尼還表示，敘利亞「不可能」恢復到戰爭前的狀態。

換言之，歐盟不會接受巴沙爾政權繼續存在。然而，敘利亞目前的局勢與歐盟的戰略相去甚遠：由於俄羅斯的支持，巴沙爾政權穩住了陣腳，在衝突中節節勝利，而由美國支持的反對派則始終處於一盤散沙的狀態，無法對政府軍形成有效威脅。在此背景下，美國開始調整自己的敘利亞戰略,在一些問題上與俄羅斯取得了一定的妥協。而歐盟則一直處於尷尬的位置，既無法主導敘利亞局勢進程，也沒有提出更多的建設性意見。正如一些學者所言，歐盟的敘利亞戰略是失敗的，歐盟的自我定位是錯誤的。這與歐盟當前注重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外交理念有關，也與歐盟無法有效地整合各國利益、形成統一的外交政策密切相關。歐盟需要調整自己在敘利亞危機中的失敗戰略，更須從此次失敗中獲得有益的經驗,為將來更好地應對外交危機提供幫助。除了敘利亞之外，伊拉克、阿富汗和部分非洲國家也是難民的來源國，歐盟必須以更加務實的姿態去處理相關問題，尋找符合自己利益的國際定位，更有效地維護世界和平與人權進步。

結 語

總而言之，歐盟面臨的難民危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恐怖襲擊的次數，但是難民問題並非直接導致恐怖襲擊，而是存在著較多複雜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恐怖襲擊的主體不僅包括伊斯蘭極端主義，也包括基督教極端主義，同時夾雜著民族分裂勢力，而在處理族群和難民問題上的失誤，也導致了歐盟恐怖主義的進一步蔓延。對內而言，申根協定的一些漏洞被恐怖分子所利用；對外而言，缺乏統一的邊界管控、參與和支持「阿拉伯之春」等造成大批難民流入歐洲，使歐盟自身面臨著重大的安全風險。以默克爾為代表的歐盟政治家需要重新審視自己的難民政策和中東戰略。在內政方面，應該加強歐盟邊界的統一管理，完善申根協定；在周邊外交方面，應該加強與周邊難民過境國的合作，共同努力，減少難民的無序湧入。而在根源上，歐盟需要重新尋找自己的定位，做國際社會的有益貢獻者，在聯合國框架之下切實履行自身的國際義務，與各國一道尋找合理可行的解決方案，維護中東地區的和平與穩定，重建難民的家園，從根本上解決難民問題，從而進一步改善歐盟本身的安全環境。（注釋略）

Th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Refugee Issue and Terrorist Attack

Li Yibin

abstract [Background / Objective] Since the refugee crisis in 2015, the number of terrorist attacks in the EU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fugee problem and the terrorist attack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iscussion in various sectors. It is clear tha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an important prerequisite for solving the current dilemma in the EU. [Method / Process] Taking the number of EU terrorist attacks as dependent variable, the number of refugee applicants and other social,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military data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SAS software was used to conduct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the more relevant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complete the test, the final number of asylum applications only through the test. [Results /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 show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asylum seekers in the EU does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errorist attacks. Inclu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ts among refugees has led to the rise of the right-wing extremists in the EU and the rise of local terrorism, which indirectly led to the escalation of security threats in the EU.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caused by the refugee crisis, the EU has stepped up the screening and control of refugees and strengthened cooperation with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where refugees are transit. However, the most fundamental measure is to help restore and rebuild the disturbed areas. Therefore, the EU needs to re-examine its own refugee policy and Middle East strategy.

文章來源：《德國研究》2017年04期；國關國政外交學人微信公眾號平台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