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紘：從靈境衚衕七號走出的紅色銀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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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紘，1914年生於福州，2009年卒於香港。溥儀老師陳寶琛嫡孫。1935年燕京大學畢業，1944年入英國劍橋大學研究生院深造。1949年任福建省銀行香港分行經理，其間保護銀行資產，率眾秘密起義，並在新中國成立後於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

福建歷來有「四大家族」之說：陳、林、王、翁。每一家族子嗣繁衍根深葉茂，家族之間聯姻頻頻，盤根錯節關關相系，所以，我們的舅舅特別多，四大姓的都有。但是，唯有陳紘，是媽媽的同胞弟弟，我們唯一的親舅舅。

陳寶琛故居，福州

陳寶琛舊居，北京靈境衚衕七號（現為三十三號），部分已拆除

媽媽和舅舅的父親在陳太傅（陳寶琛）膝下排行第二，二爺尋歡離家出走，那時，我媽媽三歲，舅舅一歲半，自此，外婆一個人含辛茹苦地撫養一雙兒女。他們跟隨陳太傅遠離家鄉客居北京，之後很少再回福建。媽媽和舅舅姐弟二人相濡以沫，勝於手足。

溥儀與老師陳寶琛（右）、朱益藩（左）

外婆是林則徐的外孫女，書香門第出身，酷愛讀書，讀得有點書獃氣。她不是精於世故的能幹人，因為忠厚，太傅將家交與二奶奶（外婆）打點。北京城的名門，偌大的幾十口之家，上有帝師公公、公公的原配夫人和數位姨太太，叔子、姑爺各有奇招，還有十位小姑子！

大宅門裡，走動的同好、近親遠戚、趕飯的……絡繹不絕；興風作浪，大有人在。外婆認準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她大智若愚。姑子們報復嫂子的管束，將漂亮女同學帶到家裡，看似來為她們做功課，背地接近二爺。最終，建外宅，生兒育女，外婆一輩子守活寡！

媽媽是陳太傅的長孫女，心直口快，沒人敢惹。舅舅則不然，將他們母親受的欺辱，記在心裡；埋頭讀書，立志要讓母親揚眉吐氣。

陳紘姐弟與母親吳綏如合影（1920年）

是夜，靈境衚衕七號大院終於安靜。外婆屋裡的孤燈下，自印本「家訓」打開著，外婆在教舅舅背誦：「忠孝只嘉名非愚無以盡實際，聰明原守正方不入歧途。」「忠孝儉勤治國齊家無二理，經史子集修身養性在其中。」這是陳寶琛為紘孫題寫的曾祖父陳若霖的遺訓（陳若霖為清朝乾隆年間刑部尚書）。對此幼教，舅舅一生實踐之。

為人民政府緩解燃眉之急

我們見到舅舅時，他已經從英國劍橋大學留學歸來，住在上海我們家。1947年我們還不到上學年齡，每天清晨等著舅舅起床，他會把我們抱著坐到窗台上，藏在窗帘裡面，讓媽媽找不到，我們就忍不住地笑，笑啊……此時想起來，彷彿還觸摸得到那抖動的窗帘、縫隙間鑽出的一陣陣童稚笑聲。

他帶回來好多書，還有好玩的立體封面的相冊，精緻得讓人看不夠，全裝在一個鐵箱子里。2009年6月他去世前，突然問起那口鐵箱子的所在，說裡面有他在英國讀書時寫的論文手稿。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時候，他才有空閑一件件撿拾起過去歲月的細節，回憶、品味。

陳紘燕京大學畢業照（1935年）

他一生於金融界叱吒風雲。1949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金融戰線激烈較量，他帶領福建省銀行香港分行同仁秘密起義，保護福建省銀行的外匯資源。按照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指示，以此創辦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舅舅被任命為副總經理，由此，第一面五星紅旗在香港土地上冉冉升起，迎風飄揚。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對此嘉勉：這是「加入人民民主事業的壯舉」。

20世紀50年代初，新中國遭遇西方的經濟封鎖，物資極度匱乏，舅舅利用福建省銀行香港分行的資金和人才，成立私商名義的香港豐成貿易公司，並在廈門等地設立分公司，在周邊國家和地區大量購進大米、麵粉、布匹、肥料等奇缺物資，趁黑夜繞過國民黨軍艦和港英稽查船艦的封鎖，將物資運進福建，緩解燃眉之急。

福建是華僑之鄉，僑匯是眾多僑眷的生活來源。解放初期，僑匯斷絕，僑眷生活陷入困境。舅舅通過掌握的銀行關係積極聯繫各僑匯批轉局，代為轉駁成功，解救眾僑眷脫離困境，又為人民政府贏得急需的外匯。

因一系列搶救性舉措的有效實施，舅舅被評選為第一屆全國勞動模範，1950年到北京參加全國勞模大會和新中國建國一周年慶典，並在中南海受到毛澤東等國家領導人接見。這在當時是十分榮耀的經歷，外婆高興啊，她一激動就說不出話來，仰頭看著高大的兒子，重複著一個字：好，好，好……

1959年，周恩來接見海外銀保機構總經理

（左二為陳紘）

「我要為我的國家工作到最後」

回到香港以後，據有關情報透露，台灣國民黨特務擬在香港金融界暗殺兩個人，一個是中國銀行的鄭鐵如，另一個便是陳紘。有關方面考慮到他的安危，要將他調到廣州中國銀行工作。他考慮到南洋商業銀行正是初創時期，許多工作有待開發，便置個人安危於度外，毅然留在香港。他給母親的家書卻總是一封又一封地報「平安」。

1966年，他被調任香港中國銀行高級副總經理職務（總經理由北京委派），上面要求他加強對國際金融市場套換外匯工作的領導，儘力爭取匯價合理，及時購得足夠的英鎊，以滿足國家對外支付的需要。時值「文化大革命」爆發，中資銀行業務幾近停頓，大有坐吃山空的危機。舅舅臨危受命，憂心忡忡。

當時歐洲各國為求匯率穩定，曾定出彼此之間匯價比例，但又准許在一定幅度內上調或下調。舅舅仔細研究了這個原則，認為這個可試做風險不大的套利業務。總行同意他的分析和主張，通過與兄弟行的聯手，在買賣馬克的業務中，為香港中行賺取了可觀的利潤。

1969年，外婆病了，舅舅趕回北京。病床上的外婆見到兒子，兩眼放光！不久，目光黯淡，老人家陷入昏迷。外婆生命垂危，舅舅日夜守護。那時沒有電視機、電話，了解新聞只能聽廣播。忽然有一天清晨，舅舅幾乎是從椅子上跳起來，急匆匆對我媽媽說：「姐姐，你把媽的東西收拾一下，她的後事拜託了。我今天必須趕回去！」後來提起此事，舅舅說幸虧他趕回去，當時國際匯率發生波動，遲誤的話，國家損失可就大了！

「文革」之後，香港中行的業務蓬勃發展，舅舅的工作忙碌得不可開交，最多時一天出席11個酒會，他卻是滴酒不沾。香港維多利亞港灣矗立的中國銀行大廈和北京長安街上的中國銀行大廈，均由他出面邀請貝聿銘大師主持設計。為此，舅舅多次赴美，他以貝大師的父親曾是中國銀行前輩之淵源，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苦口婆心，終於取得貝大師的認可，為中國銀行設計建造了這兩座具有紀念碑意義的建築。其間，有外國的銀行、公司想以高薪聘請他，「多謝，我要為我的國家工作到最後。」

中國銀行（香港）大廈

位於北京的中國銀行總部大廈

外婆生前常對我說：「你們舅母節省得很，還給舅舅縫補睡衣呢。」確實，中資銀行工資不高，而他們要負擔很多人的生活，香港一個家，北京一個家，他們三個孩子，我們兄妹三人，六個孩子一視同仁。1959年我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舅舅寫信質問媽媽：「為什麼同意她去？我們家幾輩人都沒有演戲的！」媽媽向他解釋，這是孩子上大學的唯一機會。

很快，我收到舅舅寄來的郵包，是美國最專業的戲劇油彩，能將對演員皮膚的損傷降到最低。這是舅舅的愛心呵護。事後，舅母告訴我，那些油彩好貴。

舅舅經常教導晚輩：能夠幫助人是好事，世上沒有give and take，只有give and give，不要期求回報。寫到此，舅舅和外婆的音容舉止浮現眼前：外婆樂善好施，遠近聞名，凡上門者有求，沒有空著手離開的，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母子同心同道，舅舅則儘力保證母親資助親朋的可能。

1982年6月15日，陳紘（左二）等17名香港知名人士赴京參加鄧小平主持的香港問題座談會

他生前常說：「沒有你們舅母，我活不到今天。」他們相濡以沫60年，文字難以描述舅母對他的無微不至。一度，舅母因直腸癌手術住院，放置她枕邊的卻是舅舅每日服用的葯筐子。清晨，舅舅去銀行上班之前先到醫院，服下舅母為他準備的葯——舅母只放心自己的準確。

舅舅在英國上學的時候得過肺結核，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被德國封鎖，沒有藥物，他大量吃蒜，居然痊癒了。20世紀60年代以後，他為了增強體質，每天清晨必去游泳，在淺水灣，寒暑風雨皆無阻，鍛煉意志，還可以結識朋友。舅舅交往很多高層的朋友，這很正常，他還和諸多工友做朋友，這可就難得了。

香港鄉村俱樂部餐廳的一位服務員就是舅舅游泳的朋友。只要我們去香港，舅舅總會帶我們到那裡吃飯，我們看著他們一同漸漸老去。記得他們最後一次見面，對方說：「陳先生，今天是我最後一天上班，明天就可以休息了。」那時，舅舅走路已經顫顫巍巍。他離開座位，扶著桌子，過去和他握手，緊緊地握手。舅舅去世後，依照他生前的意思：逝世不發訃告，不開追悼會，骨灰撒入大海。一切恩恩怨怨，隨波逐流，一了百了。

晚年陳紘

鄉村俱樂部，舅母和晚輩依然時常到這裡來。客廳前面是一片海，舅舅最喜歡的。表弟對我說：「想念他時，我們就到這裡來，我們在這裡講話，他聽得見。」

外婆的骨灰葬於北京萬安公墓，這是陳氏家族在北京的墓地。舅舅凡到北京公幹，必去萬安公墓，為外婆墓地除草。他帶頭示範，子女晚輩效仿。最後一次，他拒絕攙扶，吃力地彎下身去，拔下最後一把草，在母親墓碑前跪下身去，老淚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