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身份轉變與霸道王道邏輯

07-28

中國國家身份轉變與霸道王道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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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國家身份實際上經歷了幾次轉變

1949年建國以後，毛主席時代的中國的國家身份屬於現有的國際秩序的挑戰者，國家對外戰略既談不上王道，也談不上霸道，新中國作為一個國家被國際社會接納認可，靠的就是不斷地挑戰現有的秩序受益者、建設者和維護者，在國際外交的舞台，通過國家能力的展示以宣示自身的存在，換取國際承認和外交生存空間，騰挪於美蘇兩霸之間，同時還要兼顧國內的發展建設，對周邊地區的安全問題持積極進取的態度，如西南的印度和東北亞的朝鮮半島，保持一定的外部張力以推動國內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改造，對內通過持續的政治運動，以瓦解舊勢力和利益集團的出現，鞏固新生政權。

1978年以後，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帶領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中國的發展戰略從自立轉變為自強，把發展作為第一要務，一切的國內國際的工作都服務於經濟建設和民生改善。逐步開啟的市場化改革的步伐釋放了中國13億人民對財富創造的巨大熱情。中國的國家身份從世界秩序和規則的挑戰者，轉變成了現有國際秩序和貿易規則的擁護者和利用者，開始了大踏步地追趕世界的步伐。經過將近40年的長足的發展，世界人民心目中的文明進步的西方世界與專制落後的中國，以及文明——野蠻、先進——落後二元對立建立起來的這一基本印象，已經漸漸失去現實依據，無論是世界還是中國都必須去適應中國的國家身份的轉變。

2017年，廈門的金磚峰會中國第三個國家身份轉變的標誌。既然「大象無法繼續再躲在樹後」，那就選擇勇敢地走向前台，承擔起大國應有的國際責任和義務。現有的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和貿易規則不僅僅制約著中國未來的發展，同樣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桎梏，以金磚組織平台為基礎，建立的一系列配套金融貿易機制和體系，一套以中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與貿易規則已經初具規模。

隨著中國國家身份的改變，導致中國的領導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與新興經濟體的領導人是完全不一樣。崛起之中的大國面對國際問題的出發點是基於「我們該怎麼做」（what shall I do），是該行「王道」還是「霸道」；至於其他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金磚國家組織成員國，考慮問題的出發點是「我們能做什麼」（ what can I do），如何利用現有的規則和條件，為國家的發展爭取現實利益。

「王道」還是「霸道」

國家與國家之間是競爭的關係，對於小國來說，發展與周邊大國的關係是最優先、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一個小國不可能會選擇長期交惡於周邊大國和世界性大國，這也是為什麼小國或者是區域性大國都選擇加入多變國家組織的原因。這一關係的實質決定了如果中國的崛起沒有給其他國家帶來好處，註定不會有一個國家會支持和樂見中國的崛起，反之亦然。

日本的學者把2010年以後的中國發展進程稱之為超級大國化。所謂的超級大國化指的是中國不僅僅在經濟上，而是在幾乎全部領域都迅速跟上世界的先進水平，包括國防、高新科技、生物醫療等領域。台灣的中科院政治學者朱雲漢指出美國必須要面對在諸多領域的領先地位在不遠的將來將會被中國取代這一現實。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中國統治階級歷來的治理哲學濃縮為一句話是「儒外法里」。對內嚴刑峻法，對外近悅遠來，推己及人。國家的崛起必然改變世界格局，世界格局的改變必然導致現有的國際規範發生改變，必然有的國家利益受損，也會有國家受益。

對於中國的崛起，利益受損的一方主要來自於發達經濟體。我們的鄰邦日本他們的看法頗有代表性：「中國的崛起如果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的話，那將是日中兩國共同利益所在，日本人會增加對中國的羨慕和讚賞，不會感到反感和敵意，2010年後的狀況完全不同，中國的軍事實力取得長足增長，對於中國的軍事膨脹，日本很擔憂」（「走東方的王道還是西方的霸道」——專訪日本防衛大學校長五百旗頭真，參考消息，2011年1月6日）。可見西方的知識界還未完全走出「中國崩潰論」，又深陷於「中國威脅論」與「利益相關論」矛盾之間。

對於世界來說，中國的崛起是本世紀最大的事件。在歐美日等政客官方外交辭令里，都聲稱歡迎一個崛起的中國。他們的內心是否真正歡迎，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現實是他們雖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的崛起，但對於中國的發展態勢無能為力，這是西方國家政客的普遍心態。當然國際上也有一些支持中國崛起的力量，這些力量來自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

國內常常有人說美國的外交是遵循霸道邏輯。回顧美國的外交史，一直以來美國走的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交替的外交思路。庚子賠款之後，美國是列強中唯一的一個國家向積貧積弱的中國返還了一部分清政府的賠款，用於在舊中國建立與西方接軌的醫療和教育機構，美國也是唯一的一個西方國家，對日俄在中國東北的暴行發出譴責的聲音一個國家，美國早期的蒙羅主義以及二戰中的對華援助，還是後來大西洋憲章制定，都可以看到在不涉及美國國家重大現實利益的前提下，美國基於基督教文明的理想主義的人文關懷。客觀地說在近代史里，美國是西方列強中相對對中國最溫和、最仁慈的，給予的援助最多一個西方國家。因此，完完全全地把美國的外交政策歸咎於霸道是不全面也是不客觀的，至少在美國國家實力不斷地成長的過程中，美國相對於舊秩序的建立和維護者英國，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體現出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一面。雖然基督教思想的博愛與儒家王道思想的仁愛有著很大的差別。

發展還是硬道理

發展是這個時代的主題，鄧公這個對上世紀80年代後的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的論述至今仍然有著現實意義。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發展可以使整個社會處於流動狀態，經濟的增長帶來人口的流動，人口流動和財富生產和分配帶來社會階層流動，生產力的進步推動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發展是人類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主線。社會在動態中易於尋找新的利益平衡點，動態的社會結構相對於固化的社會結構易於化解社會問題與矛盾，從而實現社會整體的帕累托改進。香港和台灣為什麼這些年來經濟持續發展，但是社會出現了民粹化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階級的固化，急需推動社會變革

發展產生新的問題，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的解決問題中前進的，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大動力是經濟增長。對此馬克思一言中的：任何一種政治行為的後面，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經濟邏輯（摘自馬恩全集第二十卷）。有些結構性矛盾，即使不能通過發展來直接化解，但是因為發展導致博弈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博弈條件發生變化，導致矛盾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為矛盾的化解提供轉圜和機遇。

首先必須區分了什麼是主要矛盾，什麼是次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和發展，規定和影響著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矛盾的本質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只有充分認識到矛盾本身，我們才有可能尋找到解決矛盾的出路和辦法。

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廣大發展中國家迫切的發展需要與現有的國際秩序和貿易規則之間的矛盾。一個處於發展停滯的國家是無法長期維持自身政權的穩定的，環顧世界分離主義勢力抬頭、政治不穩的地區，都是發展停滯的地區。發展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已經不僅僅是改善生活水平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維護自身國家政治穩定的需要。因此，發展中國家急需通過尋求發展來擺脫目前的困境。發展就是硬道理，鄧公上個世紀80年代的這句話仍然沒有過時。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發展仍然是解決自身一系列問題的前提的前提，答案中的答案，這也是金磚國家組織建立的初衷。

上文提到，金磚國家的未來取決於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金磚國家組織以及相應的體系的逐漸健全，使得中美關係將會發生質的變化。中美之間國與國的競爭和互動，將會轉變成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和貿易體系與中國主導的體系之間的競爭和互動，一個發達經濟體集團與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的互動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