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市場的異化讓中國社會充斥憤怒情緒

憤怒感是轉型的孿生物

近年來，中國社會的憤怒感逐漸上升，這既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摩擦，也表現為規模不等的社會衝突事件。

社會的憤怒感高漲，是轉型社會共有的特點。英國在19世紀中葉狄更斯的時代，美國在19世紀下半葉的「鍍金時代」，社會整體上都很憤怒。

大凡一個國家，快速進入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社會結構必然劇烈調整，新的社會階層產生，原來的精英階層衰落，或趨於邊緣化。

在社會結構的調整中，一定會涉及大量的利益調整。在這個過程中，利益和成本的分配在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均勻，在分配中處於有利地位的階層，就上升成為精英階層；處於不利地位的階層，還有被迫承擔巨大成本的階層，就急劇衰落。

所以，民眾對這種時代的感覺，就是狄更斯所謂的「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壞的時代」，那些自覺處於「最好的時代」的人，不會刻意發出表示滿意的聲音；那些自覺處於「最壞的時代」的人，卻會盡量大聲抗議，於是強烈的憤怒感就成為時代的主要聲音。

在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中，社會轉型被壓縮到一兩代人之間。民眾脫離了原來的生活方式，進入全新的生活方式，在心理上需要有一個調適的過程。同時，現代社會的信息流動量很大，大量負面的信息被報道，這也增加了民眾的迷茫和焦慮。從傳播上看，負面信息很容易被社會大眾接受，與社會大眾的認知互相強化。

社會的這種憤怒感總會尋找指責對象。在西方國家的轉型過程中，貴族的落伍、商人的狡詐、資本的冷酷、市場的無序，是主要的鞭笞對象。而在當下中國，政府權力很大，指責權力腐敗就容易獲得贊同。在此氛圍中，所有現存的問題都容易指向體制問題，也很容易得出簡單的結論，認為體制問題解決了，一切社會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這種觀點掩蓋了很多複雜的現實問題，但由於其對象唯一、邏輯直接、結論明確，在輿論中就有巨大的傳播和影響力。集中承受了社會憤怒情緒的各級政府，由此背負了巨大的壓力。

在市場化的轉型中，安全感的下降也刺激了社會的憤怒感。市場經濟促進了物質水平的改善，在經濟上的匱乏得到緩解後，民眾開始懷念起計劃經濟時代的安全感。

在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體制下，民眾沒有太大的自由，物質上也很匱乏，但安全感是有保證的。要在經濟上重返計劃經濟時代的主張，大部分人都不會接受，但是計劃經濟時代的觀念會一直有影響。在市場經濟中，食品不安全、環境不安全、經濟不安全都有可能成為威脅。並且，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滲透，財產關係深入到各個角落，人際關係、家庭關係也趨於不穩定，基於夫妻關係的核心家庭穩定性也在下降。婚姻關係中的財產糾紛被大量報道，進一步導致了不安全感的泛濫。

然而，儘管社會的憤怒情緒似乎遍地燎原，卻無法以此準確衡量民眾的政治意願，也不會轉換為實際的行動。因為在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民眾的實際經濟、社會地位在迅速變動，但其對於社會秩序、道德的認知，是自幼形成的，且很難改變。儘管這些觀念並不和目前經濟、社會狀況相適應，卻依舊主導著人們的價值規範。

中國在一兩代人之間快速轉型，這一問題就顯得更加突出。事實上，很多轉型時期的受益者，對當下的現實也十分不滿，但如果與轉型前對比，其對當下的滿意度又是很高的。這一現象，普遍存在於當前中國的社會中。由此可見，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當下高漲的憤怒感會逐漸獲得某種程度的消解。

市場的異化VS.社會的反抗

在現代社會中，憤怒感不僅與快速轉型有關，還可追溯到市場化的現代經濟體系，尤其是市場的異化作用。

在所有制和市場的關係中，市場是更為根本的力量。事實上，市場經濟不僅是一種資源配置手段，也會自動尋找與之相適應的所有制形式。各種形式的公有制，都必須向以個人為單位的所有制讓步。因為公有制會導致交易發生摩擦，成本上升；而個人所有制可以減少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原來模糊的公有制都逐步私有化，這不是偶然的。

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希望維持共同體的最後一個單位家庭，保持家庭關係的穩定性；希望維持權力的公有性，禁止權力尋租；希望維持人類情感的獨立性，不讓市場侵蝕友誼和價值觀。但是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友誼、人際關係事實上都可以交換。只要能在市場上交換，就會出現價格，就可以用來兌現，某種形式的私有化就不可避免。因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具有經濟屬性，很難建立起純粹的信任關係。

當然，作為一種本能，人類要頑強地保持某些領域不被私有化，但這種努力收效甚微。即使是價值領域，照樣會出現私有化趨勢。傳統社會的知識訴求是「文以載道」，但在現代社會，知識是有產權的。這意味著市場化的原則進入了知識和價值領域，所有知識都被按照市場原則進行改造，知識分子的獨立地位也出現動搖，再難獲得普遍的信任。

在市場經濟中，利己主義、機會主義是不受譴責的，但是損人利己是被禁止的。如果市場公開承認利己主義是基本動力，就只能依靠法律來防止損人利己。但是，在法律約束的背後，道德依據已經消失了。法律的宗旨只是讓利己主義的交易能維持下去，以合理的利己主義保證長期利益最大化。

從歷史上看，道德一般都和某種利他意識和自我剋制有關係。這種利他可能指向任何一個共同體，比如家庭、部族、國家乃至全人類。「克己復禮」是所有道德的核心，古代宗教無不有這個特點。但是，「克己復禮」能成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原則嗎？顯然是不可能了。所以，市場經濟中的法律，只是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邊界約定，而無關道德。

在西方近代的市場化過程中，馬克思就發現人的異化是不可避免的。當市場把人都變成冷冰冰的交易主體，進而向所有領域侵入時，人類自身也不可忍受了。人類希望有穩定的家庭、人際關係，保持權力和思想的獨立性。當道德領域遭到衝擊之後，對道德領域的訴求就蓬勃發展起來，但這只是一種訴求，而不可能在社會生活的實踐中大規模復活，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共同體的存在，是道德存在的先決條件。而高度私有化的現代社會，只能依靠法律來確定所有利己主體之間的邊界，維持社會秩序。所以嚴復把小密爾的《自由論》，翻譯成《群己權界論》。東西方都經歷了這個過程，市場經濟的發展將瓦解一切溫情脈脈的田園詩關係。但這箇舊世界被粉碎後，人類又難以忍受，所以會有各種頑強的抗議，這是人類最深層的精神抗議。

市場經濟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也是每時每刻改造人類社會的手段。與此同時，人類的抗議和憤怒感也會一直繼續下去。在市場經濟中，這種矛盾會一直持續下去。

當然，現代社會可能會出現許多新的志願者共同體，互相抱團取暖，但這種共同體都比較鬆弛。重建共同體就是通過某種活動，將利己的主體集合起來。在美國這個高度市場化的國家，這種志願者團體就特別多。而在中國，農民工被捲入市場進入城市後，也不是被肢解成一盤散沙，農村裡的禮俗人情關係也同時進入城市，甚至得到強化。所以農民工不是一個一個進城的，而是一網一網進城的。

這種雙向運動，在世界歷史上多次出現。市場經濟不止是資源配置的手段，還每時每刻在改造社會。但是面對市場對社會的侵蝕，人類總會堅持頑強的抗議，過度的市場化一定會引起反向的社會運動。

中國迄今為止都是大規模的市場化單向運動，反向的社會運動才剛剛開始發展，而社會的憤怒感是這一過程的晴雨表。

（本文系根據對作者的採訪整理）